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著名企业家 冯仑 及其领导的世界未来联合顶针智库，倾力打造！冯仑本人承诺不遗余力的宣传！
2.新加坡有75%的华人，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也是一党执政的威权国家。但新加坡的社会矛盾烈度远低于中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
3. 跨越文化和宗教，看新加坡多元族群如何和谐并存！
内容简介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并存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互动必然会缔造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新加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本稿从历史背景、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法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机制，展示了多元族群社会如何实现“善治”。
作者简介
范磊，法学博士，现供职于山东政法学院，是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受聘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同时还是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理事、山东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新加坡政治、公共外交、比较政治、立法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在《东南亚研究》、《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南洋问题研究》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并为《联合早报》撰写时评。主持和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山东省法学会研究项目等十多项课题。
精彩书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 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
—— 冯仑
目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新加坡：族群问题开启的新国家 / 001
第一节 多元的开端：历史从这里起航 / 002
第二节 从乱到治：风雨之后现彩虹 / 013
第三节 族群和谐：多元新加坡的标签 / 037
第二章 政者正也：平等公正的和谐路 / 047
第一节 任人唯贤：人才没有族群边界 / 048
第二节 集选区制度：“抱团取暖”的选举制度 / 060
第三节 基层组织：多元族群社会的“贴心人” / 071
第四节 亲疏有度：族群视野中的外交政策 / 086
第三章 经邦济世：自力更生也要族际互助 / 097
第一节 能力与饭碗：职业技能的力量 / 098
第二节 恒产恒心：巩固族群和谐的物质基础 / 109
第四章 化成天下：文化里的自在乾坤 / 117
第一节 有教无类：教育制度改革促进族群和谐 / 118
第二节 不仅仅是纽带：语言政策与认同培育 / 124
第三节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 / 135
第四节 共同价值观：新加坡人的共有规范 / 157
第五章 国民融合：完整的沙拉碗 / 175
第一节 族际交流：跨族群情感的养成场域 / 176
第二节 和衷共济：跨族群互动助融合 / 195
第六章 宗教和谐：信仰的桥梁是无缝的 / 211
第一节 政策引领宗教和谐：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 212
第二节 制度推动宗教和谐：法律的规约与自治架构 / 221
结 论 / 241
图表索引 / 256
参考文献 / 257
精彩书摘
第一节 任人唯贤：人才没有族群边界
一、政治竞争中的贤者优先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经典的台词道出了一个基本道理，其实不仅仅是21世纪，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优秀的人才总是承担着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角色。随着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持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体现为对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才很自然地充当了其中的先锋队。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各国对于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而国家内部对于人才的培养与团队建设也提上了相比以往更为突出的位置，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家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要想巩固执政地位，既要建立强大的有竞争力和凝聚力的领导层，又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团队做支撑。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自成立以来就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发展的基本战略，自立党以来该党就一直秉承任人唯贤的精英政治理念。该理念认为“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只要五年，新加坡就会垮台……就会被解体”，“我们必须有一批具有良好品行、品格高尚及令人信服的人才来当政，新加坡才能成功”。行动党政府利用执政优势所掌握的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几乎垄断了人才培养和遴选的渠道，以主动邀请和游说的方式延揽社会精英，将其纳入到行动党阵营，通过这种方式给行动党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治理团队。李显龙也曾经说过：“我们要使人民行动党在国家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就必须建立一支获得人民支持的有凝聚力和能干的核心队伍。”?
行动党的党员有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其中普通党员占绝大多数，约为95％左右，干部党员虽然比例较低，却个个都是党的骨干，也是参与国会选举和担任政府部长的议员的主要来源。在吸收和培养干部党员的程序方面，人民行动党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选拔制度。在每次大选之后，行动党会在全国各行业物色优秀候选人，然后主动邀请其加入行动党，再通过茶叙、面试、多次对话会、心理测试以及最高领导人见面会等多套程序，最终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便会成为未来干部党员的候选，并将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
黄根成前副总理曾经就此问题指出，人民行动党对人才的选拔主要看中是否具有4C，即能力（Capability）、品格（Character）、献身精神（Commitment）、同情心（Compassion）。张思乐议员也指出：“人民行动党目前的党员都非常优秀，这是与行动党的党员选拔机制有关的。行动党任人唯贤的原则始终未变，李光耀时代涌现出的吴庆瑞、拉惹勒南等优秀人才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行动党吸收了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加入，他们大多都在知名的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医务机构等担任过管理岗位，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比较能胜任政府中的诸多高效率工作。比如，我本人曾经在多家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对我如今在政府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借鉴。”?而新加坡注重精英政治、坚持遵循任人唯贤原则的原因，张思乐认为主要是“新加坡国家很小，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都没有大国那样的先天优势，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注重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只有这样，人民行动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面对国内反对党的压力时保持优势，强于对手，赢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这也是新加坡领导人的一个共识，李光耀曾经说过，美国人如果选错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危及国家存亡，因为他们是大国，有各种资源，当优秀的新领导人上台以后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新加坡作为小国却不允许犯错，如果新加坡被缺乏治国经验和优秀人才的政党来治理，难保国家会陷入困境，以致“永远不会有机会收拾残局，然后重新开始”。所以，新加坡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制度，让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确保国家发展的方向与效率。
除了任人唯贤之外，人民行动党也非常注重领导人和行动党自身队伍的更新换代，亦即在保持队伍的专业化之外，还要确保队伍的年轻化。比如虽然李光耀1990年才辞去总理职务，但是行动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寻找接班人的事宜，并最终在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历练之后，于1990年将国家交给年轻的领导人吴作栋，实现了领导人的第一次更替。而2004年李显龙执掌政权则将这种领导人轮替方式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权力移交奠定了良性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让选民和社会对执政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竞争和国内压力的持续提升也要求行动党自身必须寻求变革并加强人才队伍更新，吸收更多的青年人来补充新鲜血液，增强活力。2013年年初榜鹅东补选时参选的许宝琨医生就是人民行动党选拔的一位优秀的新生代，虽然竞选失利，但是李显龙总理仍然对他在补选中的表现表达了认可：“我有意在未来的选举派他（许宝琨）上场，以让他成为我的团队的一分子，为新加坡服务。”?承担年轻党员培养和挖掘工作的是行动党的青年团（YP），以及为此成立的一些委员会和社团等。也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注意延揽优秀人才，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给反对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社会精英都被行动党的资源优势所吸引，成为执政阵营的重要力量。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民众对反对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目前也有一些优秀人才选择了反对党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如榜鹅东补选前后就有多位高层次人才加入了工人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吴佩松副教授。但是相比行动党而言，目前反对党的人才队伍建设还不能与之相抗衡。
行动党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强调吸收精英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组织团结，因为有深刻的历史教训。1961年人民行动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13名激进的左翼亲共议员因为和李光耀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政见分歧，最终选择退出人民行动党，并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成立初期，其实力非同小可，原来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而且23名组织秘书中的19名也退出行动党，?此事件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大伤元气。行动党的分裂也曾让吴庆瑞失去自信：“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没有输掉与共产主义分子的斗争，却被他们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击垮。”此后，人民行动党加强了党员队伍建设，完善了政党的制度建设，通过有效的措施避免党内分裂，增强凝聚力，最终实现了党内的高度统一，这是行动党日后可以所向披靡并可以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
在选拔优秀人才的过程中，行动党坚持族群平等的原则。这与它自立党以来就坚持标榜自己的多元族群政党属性密切相关。由于华族党员和领导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它在早期曾经被其他族群的极端分子攻击为是华人政党，但是行动党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多元族群属性的坚守。而且在发展中一直坚持吸收各族群的优秀人才加入政党，以确保能更好地代表各族群的利益诉求。从早期的拉惹勒南、巴克、奥斯曼渥等建国领袖，到如今的国会议长哈莉玛，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以及雅国、维文、尚穆根、英兰妮、再努丁等等多位优秀的政府部长和议员，都是来自少数族群。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于多元族群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既坚持了多元化原则，又确保了人才队伍的质量，广纳各族群的优秀人才为国家所用。
二、族群平等是政治参与的黏合剂
人民行动党政府深知政治领域确保族群平等的重要性。政治领域所涉及的权力分配与政治参与是极易引发族群动员、煽动族群情绪的重要舞台，也是能否化解族群张力的关键，所以在政治领域的利益平衡中，人民行动党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最大的功劳其实是成功地将多元族群主义付诸实行。”最终，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具体的治理与施政进程中实施和演绎了一种有效的多元族群主义模式，既强调族群平等，又注重任人唯贤，并将其制度化而延续下来。
由于“人民行动党党员有75%是华人，因此被认为是代表华人利益的政党”，但是在其执政以后，并没有为此而为华人族群争取特殊的利益，而是将新加坡各族群的福祉作为出发点，以社会整体为依托，制定照顾新加坡人整体利益的政策，凸显了其作为多元族群社会公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该党的党章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开放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分语言与宗教，并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李光耀也曾指出：“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也得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为了避免华人的族群沙文主义和照顾少数族群的族群情绪，以及缩小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差距，政府不论是在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在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对少数族群给予一定的照顾。新加坡宪法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利益，……马来人是新加坡的原住民，政府应在承认他们的特殊地位方面负起责任，相应地政府有责任保护、保障、支持、培养和促进马来人的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人的语言。”
1970年，为了平衡少数族群在多个层面的利益诉求，确保立法程序中尽可能地保证少数族群合法权益的实现，新加坡成立了“少数族群权利总统理事会”（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理事会主席和成员人选由总统在听取内阁的建议后委任，以此来维护和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政府向国会提交新法案之前，都须交由理事会审查，并向总统做出报告，以确保各项法案的内容不会损害或影响少数族群的权利。理事会由一名主席、最多十名永久成员，以及最多十名其他成员组成。除了主席和永久成员为终身任命外，其他成员任期为三年。少数族群权利总统理事会现有17名成员，由大法官陈锡强（Chan Sek Keong）担任主席，永久成员包括李显龙、李光耀、吴作栋、奥斯曼渥（Tuan Haji Othman bin Wok）、丹那巴南（Suppiah Dhanabalan）以及尚穆根（K Shanmugam）。同时，理事会也向总统建议担任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理事的人选，以及向总统提名马来族社群委员会和印度族及其他少数族群社群委员会的人选。为了平衡各族群发展与参与公共事务而成立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RCC）、社区发展理事会（CDC）等组织，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为各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障。
吸收少数族群精英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是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组织上凝聚了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使其成为团结多元族群的重要纽带和灵魂。但是，由于不同的族群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造成部分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出现高级人才短缺的情况，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适当降低门槛广纳少数族群精英，另一方面则通过提升少数族群的教育水平来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并鼓励他们参政。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比例中，华人67.2%，马来人19.8%，印度人9.8%，其他族群3.2%。而当时各族群的人口比例则是华人76.2%，马来人15%，印度人7%，其他种族2%，清晰展现了政府对于少数族群参政的支持力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更是加大了对少数族群精英参与政治的扶持，在部长和副总理中，少数族群的比例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比如现任国会议长哈莉玛（Halimah Yacob）、副
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外交部部长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环境与水源部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通讯与新闻部部长雅国（Yaacob Ibrahim）等，都是少数族群的优秀代表；在新加坡历任七位总统中，就有四位来自少数族群，分别为第一任总统尤索夫（Encik Yusof Bin Ishak）、第二任总统薛尔思（Benjamin Henry Sheares）、第三任总统蒂凡那（Chengara Veetil Devan Nair）以及第六任总统纳丹（Sellapan Rama Nathan）；截至2014年12月份的99位议员中，有25位是少数族群议员，比例与人口比例基本相符。
对于华人族群来说，自然希望执政的政党可以更倾向于本族群，将其打造成带有典型华人族群色彩的政党。但是人民行动党自诞生起就一直将自己视作是一个多元族群政党，积极抵制和反对华人族群沙文主义的倾向，并努力寻求与马来社群的合作。为此专门成立了马来事务局，负责马来族党员的具体工作，积极争取马来社群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支持并认可行动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在执政初期，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个基层支部中，不同族群的党员比例与新加坡总人口中的族群比例基本保持一致（表2.1、表2.2）。但是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分裂造成华人党员大量脱党，所以出现华人比例明显下降的情况，而少数族群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在行动党党员中所占的比例有了相应的提高。最初，这成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一个惯例，即必须保证少数族群的声音，以保障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族群沙文主义和族群歧视等现象出现。而其所采取的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创设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机制，为不同族群通过这一竞争机制进入政坛发出本族群的声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同时鉴于少数族群的弱势地位，所采取的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政策也尽可能地保障了这一选拔机制的公平性。
1963年选举之前，马来人聚居的新加坡南部岛屿曾经是巫统的传统票仓，但是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以后开始将这些选区作为此后大选的努力方向，在这些岛屿内部推行一系列的利民、惠民政策，推动了岛屿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的改善，从而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一方面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另一方面则吸收了大量的马来人新党员加入”。最终在1963年大选中赢得了这些岛屿所在选区的大多数选票，进而引发新加坡巫统的不满，成为1964年族群暴乱的重要导因。
政府意识到，在二战以后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东南亚各族群的族群意识觉醒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追逐已经成为各族群实现不断膨胀的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而基于此由族群精英煽动的族群动员机制，则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直接原因。要避免这一情况，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让普通民众习得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对族群精英权力诉求的协调来缓和族群情绪，并将适度的制度威权体制与代议民主相结合，以此来维护族群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在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就是如何让选票的力量与族群和谐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对各族群提供更多的利好，保障民生可以在更好的条件下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吸收族群精英成为执政党的一分子，让不同族群的优秀人才都成为政府治理的当事人。
所以在政治层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确保族群平等，避免多数族群的沙文主义倾向，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国会立法、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制定相关政治制度、发展基层组织等形式在政治领域实现对少数族群利益的维护，化解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其中集选区制度（GRC）是典型代表。
集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推出的多名候选人组成的团队，每个团队至少要有一名非华裔的少数族群参选者，以此保障作为少数族群的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在国会中的议席比例，该制度在1988年6月的大选中正式实施。设立集选区制度的目的旨在照顾少数族群，有助于少数族群获得更高的胜选机会进入国会，是新加坡在政治领域追求族群平等、确保政治权力分配、各族群利益均沾的重要举措。而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威权的存在，也有效地约束了不同族群的行为，确保了国家不会因为劣质的民主体制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与冲突中。
李光耀还曾举例称亚非的一些国家虽然鼓吹所谓的民主，但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生凋敝的不堪情况，并指出“一个国家，假如政治上、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或迟或早，该政权都是会垮台的”?。最终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制度威权和议会民主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新加坡多元族群的政治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不同族群之间即使对相同的政治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也会借助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化解，从而有效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出现。
前言/序言
族群和谐：人类的共同追求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他们相信，除了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哈洛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
如果通过自媒体抱怨自己的邻居婚礼太吵，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可能也就是抱怨者发发牢骚，或者还会得到网友的安慰，事后见了邻居也不见得就会翻脸。假使这种牢骚满腹用词过于激烈，充其量也就是引来网友的更多吐槽，同样七嘴八舌地激烈议论一番，又或者也不排除邻居知道了会来道歉的可能性，最终一般也会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得以妥善解决。可是，2012年的新加坡却有幕，但是新加坡族群和谐大局中的不和谐音符并不会完全消除。
2014年8月初，就又发生了马来族男子针对华人葬礼发表歧视性言论的事情，再次引发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担忧。而此前在2011年2月，一名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员在个人面簿上传了马来幼稚园儿童乘搭校车的照片后，发表涉嫌族群歧视言论，最终受到了行动党和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该团员向所有人道歉并宣布退党。
上述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为世界所称道，但是这种族群和谐的实现正如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并非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且影响族群和谐的不稳定因子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2009年7月，李显龙在参加静山民众俱乐部的种族和谐日活动时就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但是“必须了解，族群和谐是我们辛苦创造出来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官方语言，就连普通的民众心中也已经刻写下了这样的理念。笔者的一位新加坡华族朋友目前在一家马来文化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他就曾经告诉笔者：“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是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开创的，现在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依然要努力维护好，并要在将来将这份和谐交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多元族群社会发展的典范，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多元族群国家来说，要想妥善处理其国家内部的族群议题以实现消弭族群冲突、建构族群和谐的目标并不容易。就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同的族群托庇于同一的政治共同体，由于族群异质性消融的不完全性，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权力博弈、规范调适、认同困境和文化角力等都会成为多元族群国家不可避免的常态性存在。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不同族群之间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维度的结构性张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族群和谐与包容共存，使有着较大差异性的人类共同体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全世界，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宿命。
换言之，族群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出现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得以凝结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族群接触之后，对立与冲突、依赖与合作、同化与融合等多种行为态势都会接踵而至。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态的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的主权国家都属于多元族群国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彼此之间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人口流动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综观当今国际社会，不难发现由单一族群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毋庸置疑，多元族群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成为当代乃至今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据早些时候的统计显示，当今国际社会的所有主权国家中，“由单一族群或者语言共同体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不会超过12个。在这样多元的世界体系中强调族群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行为，将是逆潮流而动的”。在如此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区分族群与国家、族群与民族、族群与种族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族群看起来还是一个新概念”?，而当前族群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大众词语了。族群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既可以有政治、经济属性，也可以是文化群体，同时还可能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因素密切相关。与其相对应，种族则是对人类群体的自然区分，不与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这些变量产生交互影响，而只有进一步被区分为民族和族群以后才会有相交关系。一般意义上而言，民族指的则是基于政治因素建构起来的国家层面的人类共同体，是运用国家力量对其他次国家共同体进行国家认同均质化以后而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等相对应；而那些受到社会认可或者排斥的次国家层面人类共同体如果无法上升到国家民族地位，又会基于彼此各异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要素而有了清晰的群体认同，并被人为建构出相应的边界，完成这一过程，这些不同的群体就又可以被界定为“族群”了。
由此可见，族群可以被视作构成民族的基础，又或者是民族发生分化或者碎片化之后会生成的结果。而综合来看，“在外延上族群则成为远比种族概念宽广的人类群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群体（如海外华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一般意义上也被划归到族群的范畴。二战时期美国就曾用族群概念来指称那些信奉新教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等非英裔白人群体。?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族群＞族体＞民族＞种族。比如种族按照肤色有黑人、黄人和白人等区区几种划分，数量划分是最少的，而同一种族所包含的族群数量却并非是简单的数字可以表达的。正是这种特点，族群作为边界范围最小的类别，将是民族和种族等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的构成单位，所以其应用范围也就更广。
随着世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即使不同的族群在国家框架下培育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以后，族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符号并不会消失，“不同的人类群体正在对本群体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培育着更加深刻的感情，或者说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呼唤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当前的族群研究中，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语与现实。但是有人却指出“族群”概念产生自西方话语体系，要慎重应用；而“民族”概念来自苏联，符合社会主义语境。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学术研究是不严谨的，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中性的世界性语言，它将在多元的语境中持续调适自己，在认同与排斥中培养自身的生命力，“族群概念将长期是一场不平等的权力对话”。对话中，概念的普适性将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很多文献中与族群同时使用甚至经常混用的还有种族（race）概念。如果将概念抽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的话，不妨把民族看作政治概念，族群是文化概念，而相应的种族则是一个生理概念。种族的数量在这几个概念体系中是最少的，目前人类主要有三大种族，分别是白种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虽然每一个种族还会有具体的亚种族划分，但是这种分类标准已经基本表达了人类种群的生理特征，主要以肤色、身体结构等生理性差异进行区分，同时会与血统、遗传基因等直接相关，“一个种族……的成员即使不被他们自己也会被其他人认为在身体上是与众不同的”。
正如族群概念不单纯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也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样，种族本身除却生理性的属性之外，还有着其他更多特定的内涵，在该层面上不论是否存在生理属性上的事实，“种族往往与文化建构交织在一起”?。比如南非曾经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种族问题与政治议题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美国黑人以及亚裔人群为了能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样也是种族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例子。同一个种族因为生活的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等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没有白人民族，也没有黄人族群、黑人族群这样的划分，多个族群构成一个民族古已有之，多个种族构成一个国家也已成常态，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元族群和多元种族的大熔炉，而“新加坡民族”（有着“新加坡人”同一认同的人类群体）内部包含着四大族群，四大族群则又分属不同的种族。随着人类社会全球性流动的不断加强以及族际通婚的增长，未来关于民族、族群、种族等不同类别的属性解读会更加复杂多样。
然而，对于不同的族群而言，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都已经形成了有着本族群独特群体属性的价值规范，有持续追求的族群利益，有长期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等等，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较为清晰的异质性的。如果将多元族群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类的话，一般可以存在三种力量运动形式，即斥力、张力与合力，相应地表现为三种关系状态，即冲突、竞争与合作，具体表现出来即是：斥力→冲突；张力→竞争；合力→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人类自有了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这三种关系形态就已经贯穿其中了。
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就此终结，和平、和谐与稳定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常态，长期以来遮蔽或压抑在冷战这个“大盖子”下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频繁的局部战争与暴力冲突逐渐隐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却被烙上了清晰的族群政治印记。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由宗教和族群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冲突与内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更多新的特点，诸如美国族群问题的抬头、缅甸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印巴冲突中族群与宗教问题的渗透、中东地区的族群冲突、南北苏丹兄弟族群之间的硝烟等等，都在威胁着当地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难以抹掉的伤疤，甚至在相对保守的联合王国也出现了苏格兰民族分离的势头。此外，世界上日益多元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也给不少国家的内部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族群与宗教、政治、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益密切和复杂。
综合来看，“国内族群冲突在当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中，其范围和程度早已超过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面对全球性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在寻找一条能有效地实现多元族群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地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治理路径，以期“文明的冲突”不会真实上演。重现到时代截面上的族群问题也早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的特例，而是成为世界各地多元族群国家所普遍面对的客观现实，这种导源于国家内部的事务在成为影响本国政治发展进程重要变量的同时，也已经跨越国家边界，成为地区性、世界性的棘手政治议题。
毫无疑问，族群暴力与冲突造成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人类从来都不会热衷于战争与暴力，毕竟和平与合作、和谐与稳定素来都是人类的向往。所以，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族群暴力与冲突，人类始终都在追寻化解暴力的路径，以期实现族群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有序运行。
值得欣慰的是，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只要国家治理得当，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比例还是要远远高于冲突与战争的比例，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论是历史上的古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唐帝国、元帝国等传统帝国，还是近代以来的英帝国、荷兰帝国、西班牙帝国等近代殖民帝国，这些国家单位要么拥有横跨多个大洲的领土，要么拥有数十个到上百个不同族群的人口，要么面临着来自域外不同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冲击，但是其统治得以有效实施、整个社会秩序相对成熟与稳定的时期，都是其疆域内各族群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并进而借助这种和平与和谐的发展来引领人类社会历史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潮流，这是历史的规律。
以当代美国为例，这个以外来移民为主体而生的多元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接纳了来自世界不同大洲和国家的不同种族、族群的移民，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的排斥移民运动，甚至制定过相应的排外法令，但是整体而言，包容而有活力的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其得以在近世逐渐获得“独步天下”的能力和实力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以“种族（族群、民族）大熔炉”而著称的国度，虽然面临着更加多元化的新移民的涌入，而且主流社会也对其族群或移民政策存在较多的争论，但是整个社会对族群和谐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即便是“9?11”事件发生以后，面对一触即发的国内族群冲突，很多的有识之士便自愿充当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减压阀，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主体对穆斯林社群的敌视，积极维护被视作“美国精神”的族群和谐。
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在经过了数个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原本历史文化就错综复杂且存在明显差异性的区域内，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据粗略统计，该地区约有400多个族群，而“出自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各不相同”?。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逐渐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从此各国又都面临着族群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统一与社会是否稳定的迫切议题。当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治理实践开始逐渐由中央核心区域向边缘地区拓展之时，原本松散而孤立的不同族群之间开始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框架下展开互动。很自然地，部分新生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并非完全认同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为此后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以致在冷战后逐渐成为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威胁，严重破坏了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比如印尼的亚齐、泰国的北大年等问题。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政治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固有的多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域气候和人种差异之外，还在于它曾受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殖民强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历经多次战争的影响和冲击，加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和航路枢纽，不断涌来的域外移民更加重了该地区族群的多元与多样，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也恰恰是这一鲜明特点，使东南亚地区各国成为族群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选择项，处于该区域中心位置的新加坡自然也不例外。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毫无腹地纵深和资源矿藏，面积仅有716.1平方公里，人口539.9万?，在地图上也只是一个“小红点”的存在。不过，虽然它有着有限的幅员、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是却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其先天条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它的存在与发展为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案例：国家虽小，却充斥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从其社区、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层面来看，新加坡人口中所包含的族群与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所具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国家在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治理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等等，都展示出族群政治发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现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安排和资源配置，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消解了族群冲突滋生的诸多根源，从而缓和了族群关系，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发生，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新加坡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和谐共荣的积极认同。各族群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上，透过政府的积极主导和族群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逐渐塑造出“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整体价值观。
新加坡在族群治理领域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多元族群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图像。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日趋多元化的潮流引领下，却并没有借助优质的多元化治理而将这个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整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类“桃源”。不过，不容置疑的是，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族群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唯一性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又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帝国及霸权体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多样性否定的基础上，所以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族群问题，冷战的结束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族群意识，族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议题。同样是多元族群社会，为什么有的国家族群冲突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而有的国家却族群和谐、政治稳定且经济繁荣？冲突的根源在哪里，和谐的动因又是什么？是否有普适性的族群治理模式来解决多元族群社会的族群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本书尝试通过对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的解读，增进读者对这个多元族群社会的认识的同时，也展开自己对如何实现人类的多元族群社会“善治”的思考。
用户评价
同为华人世界的新加坡，现代国家治理的借鉴思考，值得购买，京东快递小哥棒棒哒。
评分还行吧，可以看看～～～～～～
评分好书！！
评分满意
评分而人民行动党从弱小到壮大，其中的发展历程、几十年的一党独大的原因，经作者详尽讲述和挖掘出来，很受益。 中国如果有这么高效的政府，真实人民福祉
评分书还可以，基本满意。
评分和民众面对面交流，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解释政策，职责很重大而有意义。 作为一个基层人员，很喜欢这本书，论述严谨，材料详尽！
评分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很高效，很接地气，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很不错的一本书，值得偶们中国基层公务员借鉴。
评分虽然溢美了，但是辩证地看还是对基层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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