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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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邹谠 著,王宁,周先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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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9992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2022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东方编译所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71
字数:44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这本书中,既然邹谠教授的研究着眼于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失败之原因,那么,这本书对于我们当今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镜,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国面临的大国问题。

内容简介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系统研究了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十年间的中美关系,剖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他分析和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引用材料极为丰富,对每个问题、每个论点的论证和分析都细致严谨,将宏观的历史和微观的行动有机结合,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邹谠,1918年12月生于广州,广东大埔人。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及后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到1988年退休。邹谠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目录

译者的话/Ⅰ
序……汉斯·J.摩根索/Ⅲ
前言/Ⅴ
引言 追根寻源
第一章 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格局/3
第一部分 使中国成为大国
第二章 美国的观念与中国的现实/29
第三章 外交行动和军事战略/49
第四章 压力策略与有限地、但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75
第二部分 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
第五章 中国的权力之争和美国政策的影响/109
第六章 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美国的政治传统/146
第七章 雅尔塔协定与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194
第八章 赫尔利纲领逐步走向失败/234
第三部分 有限援助政策的局限性
第九章 马歇尔的对华政策——设计的过程与决策/279
第十章 马歇尔使命/321
第十一章 局部撤退、有限援助及放弃中国的决定(1947—1948年)/352
第十二章 摆脱和遏制(1949年1月—1950年6月)/395
第四部分 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第十三章 朝鲜战争及共产主义中国以强国姿态出现

前言/序言

  本书旨在剖析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国发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责任与权力是成正比的,而蒋曾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我们着手分析的途径之一就是视外交政策为假设、目的与手段的完整结构。然后从两个角度剖析这一结构:构成外交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假设和现实的一致性的程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一种外交政策由于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可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之间的合理次序被颠倒,如果基本的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正在出现的变化,那么即使是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仍然可能无助于国家的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例子,说明一种政策失败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一种外交政策格局中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我们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表现为有时是不愿意、有时是没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以达到政治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看来是不愿意又不能放弃无法达到的目标,从而在一件毫无成功希望的事情中陷入纠纷。不平衡的第一个方面在至1947年止的美国政策中极为清楚地显示出来,而第二个方面则于1947年至1950年6月这一时期赫然耸现。不愿诉诸武力和维护理想主义的目标是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两点使中国成为让美国陷入窘境的难题,迫使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由进到退的道路;正是这两点使美国毫无争取不断胜利的机会,相反地却扩大了美国最终失败的结果。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美国幻想的根源,她曾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共两党将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这样简要的解释听起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分析的严密性要求我们还要进一步澄清复杂事态的意义。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作者试图解释美国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或者干脆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一问题。这方面的剖析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她对远东事务的总方针的必然结果——她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及道义方面的考虑。本书明确探讨或含蓄提出了对行动步骤所作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当然是事后聪明,它们在当时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它们与制定实际政策的既定假设和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况且,谁也不能证明,另一套行动步骤就会成功地推进美国的理想和利益,而不会给她造成更大的损害。探讨或提出这些可供选择的假设主要是为了强调一点:如果曾经有一套不同设想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行动步骤。
  我们的分析暗示了一种信念,即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行动。第一种观点是我们可以从演员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行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即演员的假设和思想所导致的事件。因此,集中研究制定政策的假设对主要以叙事形式写成的著作来说是颇为有用的补充。
  第二种观点是,人类的行动及后果可以被理解为是复杂的“条件”的产物。演员的假设构成“条件”的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是“客观条件”。演员有可能完全了解这一条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条件”是完全不受演员控制的。在这一分析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家总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件,试图找出一种解释人类行动的模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的模式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她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诉诸武力、或者放弃她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不管演员本身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认为它是美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从第二种观点出发,人类的行动似乎经常遵循一条基本上由复杂的“条件”所决定的发展道路,而行动往往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发生的。
  关于第三种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制定政策的假设和想法如果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那么政策是否在实际上是超越于演员的控制的?人们是否可以合理地争辩:演员——个人、政府或国家——是可以采纳一系列不同的假设的,是可以注重研究另外一组想法的?如果一系列不同的假设和想法占了优势,那么过去事态的发展是否也会不同?演员被合理地认为享有选择的自由与他们并不享有这种自由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哪些是可供演员选择的可能的行动方针?哪些是被客观环境所排除的行动方针?可能发生的事件与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人类无法驾驭的事件与由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而导致的事件之间的界限又是什么?作者并未试图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回答,虽然这些问题与本书所涉及的行动和政策有关。但是,即使是含蓄地提出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强调了占优势的假设和想法的控制性的作用,强调了由于人类对自己和环境的了解而强加于行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到通过对自己的了解而有意识地改变人类思想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扩大人类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范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人类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历史与命运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本书主要是以第二种观点加以阐述,但它必然是以第一种观点开始,以第三种观点提出建议的。对一个国家一种长时期的政策进行解释,正如本书在此所试图做到的那样,是担风险的工作,充其量作者只能做到洞察敏锐。而在一般情况下,他只能是貌似有理,因为他是从复杂的全局中选择一个因素作为分析的焦点的。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假设、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而这些都是由他的整个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分析的严密性可能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探索历史事件的意义、试图将外交政策看作是由互相联系的因素组成的结构,可以赋予历史事件比其本身实际享有的更多的连贯性与逻辑性。我们现在的态度和思维习惯也可能会妨碍我们全面了解另一个时代的舆论。全神贯注地学习过去的经验可能妨碍我们全面地认识美国官员是在何等困难的环境下和目标的限制下不辞辛苦地工作的。所有这些内在的人类智力上的局限性对当前的这一工作来说,都有着特别的严重性。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局限性进行全面的了解,能够避免一些易犯的错误。只要有必要,分析的严密性便让位于历史的复杂性;分析贯穿于整个对历史的叙述。因此,本著作既不完全属于政治科学的领域,也不完全属于历史的领域。它并不是一部严格地按年表的顺序而写的叙事历史著作,也不是一部仅仅由逻辑大纲主宰的纯分析性的著作。当论证一种分析需要叙述历史事件时,年代表便附在后面。当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某种观点时,作者采用了逻辑的顺序。因此,本著作处于政治科学和外交史重叠的边缘地区,分析和叙述是混为一体的。我们的希望是,如果它不能更多地增加我们对事实的了解的话,也能引起我们对政策的假设这一抽象领域的重视,使我们能更加敏锐地洞察我们的行动的明智或愚蠢,使我们汲取的教训系统化。我们的观察力,的确也是我们的偏见,也可能使我们注意到没有给予充分强调的全局的某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努力是否有价值要由别人判断。
  从珍珠港事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鸭绿江总攻势崩溃时期的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的杰出著作极大地便利了对美国政策的研究工作。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为我们提供了从珍珠港事件到马歇尔出使中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权威性的报道。查尔斯·F.罗曼纳斯与赖利·森德兰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军事历史三卷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活动的详情,并揭示了中国国内政治与抗日战争的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H.布雷德福·韦斯特菲尔德的《党派政治和外交政策》对国会的“中国帮”和杜鲁门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争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一争论曾经构成1946年至1950年的美国政策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作者完成了本书的研究工作之后,约翰·W.斯帕尼尔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和朝鲜战争》出版了。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前六个月这一章的初稿完成之后,艾伦·S.惠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出版了。斯帕尼尔的书对美国政策作了敏锐的分析。惠廷的书在已问世的有关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书中首屈一指。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经常与他们一致,但不总是这样。
  作者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所有公开发行的文件及其他与中国政策有关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的总数,加上无数篇文章和研究著作,是令人惊讶的。这种努力已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对隐藏在政策和行动后面的假设和想法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论证。作者也利用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美国政策的中国资料来源。缺乏取得资料的途径严重地限制了作者的这一努力。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努力也导致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引言是对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传统政策的一般性的阐述,它主要基于有关这一时期中各个阶段不计其数的研究著作。作者在脚注中对此表示了深厚的谢意。其中四部著作特别有帮助。它们是:赫伯特·菲斯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书中详细地阐述了1937年到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保罗·W.施罗德的《轴心国和日美关系,1941年》;书中对美国的传统的对华政策作了有趣的阐述。威廉·L.纽曼的论文《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亚洲政策》及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的《孤立和安全》,对美国政策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分析性的阐述。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看来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在学术、体裁和思想范围内,没有任何后来的著作可与之媲美。对于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由于客观原因,仅能查阅很少的原始资料。作者希望,对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作了略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的引言,将使我们在本书的分析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和历史的连贯性。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 一、 时代背景:战火纷飞中的复杂博弈 本书的叙事聚焦于一个动荡而关键的十年,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是中国命运的急剧转折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严峻考验的十年。在此之前,美国与中国长期保持着一种非正式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列强的角逐,美国以其独特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传教士带来的文化影响,在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中国被纳入了反法西斯同盟的阵营,中美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 然而,这种合作的表象之下,却涌动着复杂而深刻的暗流。二战的硝烟不仅席卷了世界,也催生了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剧变。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效率以及与共产党力量的较量,始终是美国观察中国的重要维度。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动员和抗日战争中的实际贡献,力量日益壮大,成为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们,无论是白宫的总统、国务院的官员,还是驻华使团的使节,都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他们需要平衡盟友支持、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考量以及对未来中国走向的判断。当时的中国,既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冷战前夕意识形态对抗的潜在焦点。美国的决策者们,在信息不对称、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局限性下,步步为营,却又屡屡失算。 二、 战略困境:联盟、援助与期望的落差 在1941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美国的对华战略核心在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将其视为对抗日本侵略的盟友。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目标是加强中国战区,牵制日军,并期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稳定、亲美的中国。杜鲁门总统的“中国政策”及其后续的“司徒雷登报告”,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寄予的厚望,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然而,援助的有效性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低效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使得美国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训练,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提升,许多援助物资也未能真正抵达前线,而是流入了黑市或被官员私用。 更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们对中国内战的复杂性以及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存在着严重的误判。他们往往从冷战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国民党视为“民主”的代表,而将共产党视为“共产主义”的扩张。这种简单化的视角,未能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在农民中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的现实。 战后,随着日本投降,美国试图扮演“和平调解者”的角色,推动国共两方的联合政府。马歇尔使华的努力,便是这种尝试的代表。然而,由于双方的根本性矛盾和互不信任,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全然中立(尽管表面上如此),马歇尔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标志着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陷入了战略困境,其希望通过援助和调解来塑造一个亲美中国的努力,开始走向幻灭。 三、 决策失误:信息壁垒与认知偏差 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信息获取的局限性和认知偏差。身处万里之外的美国决策者,很难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顾问们虽然身处一线,但他们的报告和建议,也受到信息来源、个人立场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 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意图时,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低估。许多报告将共产党描绘成苏联的傀儡,而忽视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失去民心的问题,美国官方的报告也常常有所保留,这既有出于维护盟友关系的考虑,也有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过度担忧。 此外,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也对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的阴影笼罩下,反共情绪高涨,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公众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全球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这种“输掉中国”的恐惧,导致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加倾向于强硬的立场,反而疏远了与中国民间及进步力量的联系。 “中国通”的失势,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和政治有深入了解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在决策层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较深的官员,他们的判断往往更加简单化和片面。这种信息壁垒和认知偏差,使得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四、 历史遗产:深远的影响与反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政策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地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外交上,“失去中国”成为了美国外交史上的一大痛点,也引发了美国国内长达数十年的政治争论。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如何对待新中国,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长期面对的难题。 在国内政治上,“中国问题”成为了麦卡锡主义的温床,许多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官员和学者受到了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对中国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它意味着一个拥有巨大人口和战略纵深的国家,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这加剧了冷战的紧张态势,并促使美国在亚洲采取更加积极的干预政策,例如朝鲜战争的爆发,便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提醒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理解一个国家的深层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至关重要。仅仅依靠军事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判断,而忽视了当地人民的意愿和历史潮流,注定会走向失败。同时,信息畅通、认知客观以及战略的灵活性,也是制定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本书的修订,正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视角下,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十年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反思,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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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乍一听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几个字本身就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冲突与失落的故事,让我在翻开它之前就充满了好奇。1941-1950年,这个时间跨度更是精准地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想象着,在这十年间,美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所谓的“失败”,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和因素促成了这一切。我期待的是,作者能够深入剖析那段复杂的历史,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事件,更能挖掘出深层的原因。是政策失误?是战略短视?还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抑或是国际局势的变动,让原本的计划落空?这本书的修订本,也暗示了作者可能对原有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调整,这让我对内容更加期待。我希望能看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些被历史洪流掩埋的细节,以及那些在幕后操纵着大局的人物。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历史,更是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两个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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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这个书名时,脑海里立刻闪过无数关于那个时代的画面。一个超级大国,在那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东方国度,经历了怎样的“失败”?这本身就充满了悬念。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卷入二战,与中国成为盟友;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正式走向对抗。这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民族解放的关键时期;而对于美国来说,这十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期待这本书能像解剖刀一样,细致地剖析美国在华政策的每一个环节,从宏观的战略布局,到微观的个别事件。也许会涉及到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困境,也许会触及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内部运作,甚至可能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外交。这本书的“修订本”更是让我对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充满了信心,我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作者对过往研究的深化,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更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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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这个书名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概括,不如说是一声发人深省的诘问。它直接指向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在另一个国度,经历了一段不算辉煌的历程。这让我忍不住去思考,美国在那个时期,究竟是以何种心态,以何种目标,介入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的?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广,亦或是经济利益的驱动?1941年到1950年,这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迎来了解放战争的残酷。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美国的角色,必然是复杂而多维度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挖掘美国政策制定背后的逻辑,揭示那些不为人知的决策过程,甚至可能涉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派别斗争,以及情报机构的运作。修订本的出现,更暗示了作者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让我对书中的内容充满了期待,希望能看到一份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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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书名就足够吸引眼球了——“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这就像一句充满故事感的开场白,立刻勾起了我想要探究真相的欲望。我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战火纷飞,政治格局剧烈动荡。我想象着,作者在这本书里,会如何层层剥开美国在那十年间与中国复杂关系的脉络。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还是之后,随着战争走向的明朗,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又或者,书中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事件,比如赫尔利使华,或者马歇尔调停,来展现美国的外交困境和力不从心?“失败”这个词,总带着些许的沉重,它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失误,更可能包含着对中国人民意愿的误判,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忽视。我期待的是,作者能用扎实的史料,生动的人物刻画,来讲述这个“失败”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并非人力可以完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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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这本书,第一反应就是它似乎在挑战一些我们固有的历史认知。我们习惯于从胜利者的视角去审视历史,而这本书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将目光投向了“失败”。这本身就很有价值,因为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止于表面。1941年到1950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十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内战的爆发,以及新中国的成立,每一个事件都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我想象这本书会细致地梳理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演变,从最初的联盟与援助,到后来的支持国民党,再到最终的撤离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无数的决策、密谋、以及个人命运的起伏。我尤其好奇,在那些决策背后,是否存在着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或者情报机构的博弈?书中是否会披露一些当时的绝密档案,或者采访那些亲历者?“修订本”的字样,也让我对作者的学术严谨性有了更高的期待,或许它能够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颇之处,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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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很不错,值得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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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尽可能多的读者通过本书对机器学习有所了解,作者试图尽可能少地使用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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