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代(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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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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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88986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846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特种纸
页数:37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美国主流媒体中国100年现代史

《纽约时报》版文化大革命十年文献

《时代》版朝鲜战争中美交战记录

《华盛顿邮报》版中美建交秘史

《纽约客》版邓小平的改革

《新闻周刊》版蒋介石兴衰故事

《生活》版中国百年影像记忆

一个中国 两种表达

一本各自表述的美国国家立场的中国实录

忠实记录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一百年意见书

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图书版的《参考消息》

《时代》周刊围观中国的“政治技术内幕”

中国人了解现代百年史的“全政治内参”

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八年,六大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中国人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刻录中国的方式与观察。


内容简介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中国时代(卷二)》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

了解他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进而引发多层面更深入的思考。为此,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中国时代(卷二)》美国人撰写的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对我们认识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有着积极意义!

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八年,六本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中国人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刻录中国的方式与观察。


作者简介

编者简介:

师永刚,曾从军十五载,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等二十多本。另有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解密凤凰》、研究《读者》杂志的《解密读者》、研究花花公子杂志的《兔子先生》与美国《时代》周刊的传记《中国时代》等。


目录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图传 
1977—1978年 邓小平曲折复出
1979年  中国的新长征
1980年  清扫阴霾
1981年  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1982年  通向世界之门
1983—1984年 中国的精神污染
1985年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1986—1987年 《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
1988年  蒋经国后的两岸
1989年  变化中的中国
1990年  不完全的解冻期
1991年  必须面对的移民潮和污染
1982年  正在崛起的巨人
1993—1994年 下一个超级大国
1995—1996年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1997—1998年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1999年(A)  现代化中国军队
1999年(B)  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1999年(C) 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2000年(A)  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2000年(B)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后记: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精彩书摘

邓小平曲折复出

1977-1978年

邓小平有望复出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立即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大字报。

1977年1月中旬,在香港有谣传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任命为总理。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 国际歌 》。不一会儿,整个广场似乎都被大字报( 几乎永远是政策变化的预兆 )覆盖了,它传递着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我们要求立即让邓小平出任总理;不要再让8亿人民等待;邓小平当总理,周总理可以含笑九泉。”

邓小平的复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他已经两次在批斗中幸免下来。60年代,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开始从“大跃进”立场上退缩,倾向于进行温和的经济改革。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但邓仍然没有露面。自从邓再次露面以后,华的唯一公开的活动就是与来访的洪都拉斯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7月北京的新华社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重新起用73岁的邓小平,恢复他的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职务。同时,公报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被从党内清除出去,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的归来也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不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具有戏剧性的起起落落。

邓小平的复出( 人们期待已久 )被蒙上神秘复杂的色彩。他官复原职的第一个信号是出现在1977年7月下旬,当时北京的一张大字报突然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张40英尺长的大字报写在黄色的纸上,醒目的黑字呼吁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官复原职。然而,当天夜里,大字报被清除了,所有的信息痕迹都被从墙上刮了下去。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推测,大字报是一些邓小平的狂热支持者为加快其重新掌权而进行的尝试。然而,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今年春天曾在北京和广州出现的大字报还曾宣称邓小平被任命为总理,后来证明都是假信息。然而,在第一张大字报消失后的第二天,又有几份类似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外国驻京记者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响遍大街小巷,估计那是在进行游行的彩排,准备庆祝邓小平的复出。

早些时候,100多万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沿着冒热气的街道,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仅仅在15个月前,有人还曾在这里猛烈抨击过邓的“反革命背叛”行为。由于受邓复出的鼓舞,他们挥动着数千面旗帜,打镲敲鼓吹喇叭,燃放爆竹和烟花。在上海,有50万人走出来庆祝。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新领导层的影片剪辑。在华国锋的右边坐着邓小平,在华的左边是78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政策的支持态度。

虽然邓是毛长征时期的老战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与毛主席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但邓不同意毛1958年搞大跃进的做法,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后果更加明显。在“大跃进”的后期,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行了一个为恢复经济的农业改革计划。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邓称 “为达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可以千方百计,哪种形式能够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两年以后,邓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为防止科学院受到冲击,邓于1975年宣称:“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研究白菜和大豆的。”他很实际地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能做贡献,让他们工作远远强于让他们闲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邓小平还提出全中国的工业都要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邓还主张对“一部分工人”采取提高工资和其他刺激措施,提高生活水平。他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蔬菜和肉类,工业生产怎么能够正常进行?”他说:“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它否定差异的存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 纽约时报 》的文章表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已经成了华盛顿—北京关系一个可靠的晴雨表。当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外交联系更紧密时,就会有许多台湾人申请获得美国居住权。如今这一活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

虽然台湾岛内的生活依旧,但在这个250英里长、距大陆海岸线100英里远的岛内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紧张的迹象了。农民、出租车司机和商人们都会紧张地向美国的游客们询问关于卡特当局承认北京的时间表。许多大学也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提供翻译服务,这样台湾人就可以用英语向华盛顿政府说明他们的担忧。最近几个星期里,已经有大约142000封信函寄往白宫和国会。台湾的香烟上也不再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取而代之的是鼓舞民众士气的口号:“保持自尊、自强,临危不惊。”

当然,保持冷静并不意味着放弃。远非如此。他们已表示拒绝放弃其基本的原则立场——北京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蒋介石1949年逃离大陆后,在台北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已成了外交领域的以赛玛利( 译注:《 圣经 》中的人名,意为被遗弃的人 )。自从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让位于北京之后,共有39个国家已经和台北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迄今为止,只有23个国家还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重量级的国家也只有美国和坚定反共的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了。

最初,包括蒋介石的儿子、67岁的蒋经国先生在内的许多台湾领导人,都希望卡特总统搁置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关系的举动。他们指出,共产党政权还没有达到卡特总统的人权标准。但这一渺茫的希望已经破灭了,6月份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华盛顿政府决心加快与北京政府邦交恢复的进程——根本就没有提及台湾。

尽管如此,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仍旧保持相对低调。拥护台湾的人士已经尽力在许多市议会和州立法会通过决议,反对“以台湾利益为代价”和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现已在21个州的立法会通过了决议 )。台湾港口城市高雄的官员们与乔治亚州的普莱恩斯市发表姊妹城市宣言,并邀请莉莲小姐前来访问( 被她礼貌地回绝了 )。在华盛顿,因为“韩国门”丑闻,台湾的游说活动已经降温了。文化和经济的交往仍在继续。但是台湾驻华盛顿大使詹姆士C.H.申介绍说,因为“TONGSUN公园综合征”,国会议员已经停止了访问台湾。到该计划停止之前,约有30名国会议员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近200人已访问了台湾。

迄今为止,台湾的紧张还只是在外交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微型的工业强区。虽然,其人口只有1660万——仅为中国大陆的1/50,但是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在去年达到将近50亿美元,比中国大陆多出了14倍。台湾经济的迅猛增长——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10%——已经使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70亿美元。在1974—1975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期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盘旋升至40%,但从那以来台湾当局已经使其降到了3%以下。

一些国家虽然和台湾切断了官方联系,但是台湾注意通过建立准官方贸易和文化办事处的方式,与这些贸易伙伴保持了关系。这些“私下”关系中最重要的当属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与台湾之间所谓“交流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暂时请假”的外交部官员。1972年日本断绝了与台北政府关系并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前相比,现在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额还有所增长。

那么对于和美国断绝关系,台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紧张和担心呢?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放弃对台湾的防务承诺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北京政府更有恃无恐,将尽力通过以经济报复相威胁或军事行动把在台湾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们吓跑。“如果一些人被吓跑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对我们来说,其经济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台湾很可能具备了抵挡大陆军事进攻的能力。台湾空军拥有500架飞机,还配备了性能先进的美国F-5E歼击机,被认为是优越于大陆那些落后过时的飞行编队;另外,解放军也不具备使部队登陆台湾岛所需的两栖登陆舰。不过,如果美国决定断绝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可能会大大挫伤台湾人的士气。但是如果真是要断绝关系,在发生之前是无法知道台湾最终失去其最强大的盟国将对其造成多大的精神打击。

前言/序言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的中国观念,

傲慢或者偏见,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

关于选择美国的几本主流媒体作为对中国现代历史记录的补充的想定。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本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大航海时代的遗产:从威尼斯到马尼拉的贸易网络》 引言:海风与黄金的交织 本书聚焦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人类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航海时代。这不是一部单纯关于远洋航行的编年史,而是深入剖析支撑这一宏大叙事背后的经济脉络、社会变迁与文化碰撞的深度研究。我们不再仅仅关注那些史诗般的探险故事,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不见的丝线,它们如何将地球上遥远的角落编织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网络。从地中海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到东方新兴的贸易枢纽马尼拉,本书旨在揭示连接这些节点的复杂系统,以及这种连接如何永久性地重塑了世界格局。 第一章:地中海的黄昏与大西洋的黎明 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新航路之前,地中海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凭借其垄断地位,控制着香料、丝绸和奢侈品向欧洲腹地的输送。本章详细考察了威尼斯共和国在香料贸易中的精妙运营——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欧洲本土的清关、定价与分销机制。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旧的贸易路线开始动摇。我们探讨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的历史性意义,它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突破,更是对既有经济秩序的颠覆。新航线的开辟,使得欧洲的经济重心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向西欧沿海转移,大西洋沿岸的新兴港口如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后来的阿姆斯特丹,逐渐取代了威尼斯在贸易链顶端的地位。 第二章:白银的全球之旅:美洲矿脉与亚洲市场 大航海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贵金属的空前流通,尤其是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本章集中论述了“波托西时刻”——西班牙通过殖民美洲获得的巨大财富如何驱动了全球经济的运转。 我们详细分析了西班牙人建立的“卡拉帕特” (Carrera de Indias) 航线,即连接塞维利亚(后来的加的斯)、墨西哥韦拉克鲁斯以及秘鲁卡亚俄的固定航线。这些白银不仅用于资助欧洲的战争和王室开支,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为了欧洲弥补对亚洲贸易逆差的关键货币。 随后,我们将视角转向亚洲。在明清时期,中国对白银有着几乎无限的需求,用于赋税和商品交易。本章深入探讨了白银如何通过菲律宾马尼拉这一关键节点,跨越太平洋,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银-货”交换。马尼拉大帆船贸易(Manila Galleon Trade)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它连接了墨西哥城与马尼拉,将中国丝绸、瓷器等运往美洲,再用美洲白银换取亚洲的商品。这一贸易网络是早期全球化最直接的体现。 第三章:东方商品的异化:香料、丝绸与新世界的替代品 欧洲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是驱动航海探险的根本动力。本章细致梳理了关键商品的贸易路径及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香料战争: 探讨了葡萄牙人如何以武力建立其在印度洋的商业帝国,控制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的产地与运输。荷兰东印度公司(VOC)随后如何取代葡萄牙人,并在印尼群岛推行残暴的垄断政策,尤其是在香料群岛(Maluku Islands)的血腥统治。这些香料不仅改变了欧洲的烹饪习惯,也成为国家财富和政治权力的象征。 丝绸与瓷器: 分析了中国精美丝绸和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这些“中国制造”如何成为欧洲贵族身份的象征,以及欧洲人试图模仿和取代这些手工艺品的努力(例如,德国的迈森瓷器)。这种文化渗透与经济竞争,构成了东西方互动复杂的一面。 新世界的馈赠与冲击: 航海时代也带来了生物物种的大交换。本章讨论了马铃薯、烟草、玉米等新世界作物对欧洲、非洲和亚洲农业生产和人口结构产生的长期影响。这些看似微小的作物,实际上是重塑全球农业地理的无形力量。 第四章:港口、公司与国家:贸易工具的进化 大航海时代的贸易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了传统商人的能力范围。本章聚焦于新型商业组织的出现——特许贸易公司。 我们将重点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和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运作模式。这些公司不再仅仅是商人的联合体,它们被授予了发行股票、签订条约、拥有军队甚至宣战的权力。它们实质上成为了“国家机器的延伸”,以股份制资本驱动的扩张模式,代表了商业组织形态的巨大飞跃。我们考察了VOC在亚洲建立的殖民据点,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它们如何成为跨洋贸易的指挥中心和行政中枢。 这些公司的扩张也伴随着对主权和法律体系的挑战。本章探讨了它们如何在异域建立起一套服务于贸易利益的半自治管理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如何与当地的政治结构发生摩擦与融合。 第五章:贸易网络的阴影:奴隶制与三角贸易 任何关于大航海时代经济体系的讨论,都不能回避其最黑暗的组成部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本章以严肃的态度审视了“三角贸易”的运作机制。 我们详细分析了“中间航程”(Middle Passage)的残酷性,以及被贩卖的非洲人口如何成为美洲种植园经济(糖、烟草、棉花)的劳动力基础。这种强制劳动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对非洲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塑造了美洲大陆的种族和社会阶层结构。本书认为,如果没有奴隶贸易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由美洲白银驱动的亚洲贸易体系也无法以同样的速度扩张。 结论:一个全球互联的开端 《大航海时代的遗产》总结了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全球贸易网络从区域性连接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过程。这次联系是不可逆的,它奠定了现代世界经济的基础。威尼斯商人精心维护的区域垄断被远洋航线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白银为润滑剂,以贸易公司为执行者的跨洋体系。虽然这个时代充满了财富的创造和技术的进步,但也深深烙印着剥削、殖民和非人化的暴力。理解这些复杂的交织,是理解我们今日世界经济秩序的起点。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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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冲击,在于它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传统叙事的固有认知。很多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定论”,在这本书里遭到了相当有力的反驳或至少是细致的修正。作者的笔锋犀利而不失克制,他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通过引入新的视角和未被充分关注的细节,构建了一个更具层次感和多维度的历史图景。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某个社会阶层兴衰的那部分,作者深入挖掘了他们内部的分化和矛盾,揭示出“同质性”背后的巨大差异。这种对群体内部复杂性的关注,让历史人物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充满内在冲突的个体。阅读此书,就像是爬上了一个更高的山头,看到了此前被浓雾遮蔽的广阔地带,视野豁然开朗。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会让你对很多已经形成定论的观点产生怀疑,需要你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但这恰恰也是一本好书的价值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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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挺有意思的书,虽然我还没完全读完,但从前几章看,作者对历史脉络的梳理非常细腻。尤其是对某个特定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他没有陷入那种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人物侧写和事件的碎片,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权力运作方式的洞察力,那种旁观者的清醒和批判性的视角,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感。比如,书中对某个政治决策背后的利益考量,分析得鞭辟入里,既没有过度美化,也没有一味地指责,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审视,这种复杂性是很多同类作品所缺乏的。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对照着书中的论述,去思考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相似现象,感觉这本书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复盘,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下处境的一些底色。文字功底也很扎实,行文流畅自然,用词精准,但又不会显得过于晦涩难懂,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确实值得花时间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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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的感触,首先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史料的厚重感。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在案头工作上投入了多少心血,每一个论断背后似乎都站着一堆经过交叉验证的档案和文献。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很有匠心,它没有采取那种严格的编年体叙事,而是围绕几个核心的议题层层递进,使得历史的逻辑关系比单纯的时间序列更加清晰。我特别喜欢它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那几个章节,那种张力、博弈和微妙的妥协,被作者用一种近乎于戏剧冲突的手法展现了出来,让人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仿佛也在参与一场无声的角力。这种叙事技巧,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避免了纯粹的学术著作可能带来的枯燥感。而且,作者在引入新材料时,处理得非常自然,既没有生硬地打断叙事,也没有为了堆砌材料而堆砌,所有引用的细节都服务于他想要构建的整体论证框架。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来,带着批判性思维去阅读的精品,它提供的知识密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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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抱着怀疑态度的,毕竟这类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十有八九会沦为“人云亦云”的口水话。然而,这本书的出乎意料之处,在于它对“日常性”的关注。作者非常擅长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普通人在柴米油盐、婚丧嫁娶中的体验联系起来,用微观的视角去折射宏观的变动。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让历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将相的舞台,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的真实生活现场。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文化传播和思想接受过程的描述,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那些爆炸性的政治事件更具长远的意义。作者的文字,有时带着一种老派文人的韵味,遣词造句考究,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但同时又紧贴着严肃的学术研究,绝不卖弄清高。这本书无疑是近年来我读过的最具启发性的历史读物之一,它让历史重新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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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严谨性毋庸置疑,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的“问题意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发生了什么”,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这对于后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种强烈的驱动力贯穿始终,使得全书的论证过程充满了张力。特别是关于体制惯性与改革动力之间永恒的拉锯战的论述,分析得入木三分,让人思考良久。书中对某些关键历史节点的反复剖析,不同于教科书的简单定论,而是展示了多种可能性和内在的悖论。我甚至觉得,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历史,不如说是在探讨一种关于社会组织和人类决策的普遍规律。阅读体验是层层深入的,初读可能抓住一些表面的精彩论点,但再读几遍后,才会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精妙逻辑连接。它要求读者保持高度的专注,但所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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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爸爸在我之前阅读,他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本客观中立真实的书,我转发到这里。供后来阅读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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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看历史,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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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错!但包装真是差劲的不能再差劲了,就一个纸的大信封,我滴妈呀,这能算是包装吗?来的的时候包装都是破损的,里面的书也磨破了!懒得退!习惯好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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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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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知道过去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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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记录,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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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来得急看,但质量不错,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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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别人推荐才买的,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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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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