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读（增订本）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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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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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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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9408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9468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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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1.散文爱好者 2.喜欢文史阅读的读者 3.青年学子

作者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风貌。本书是畅销书《晴耕雨读》的增订本，本次修订删除了少许旧作，增补了近20篇新作。内容更加充实，主题更加集中。

内容简介

《晴耕雨读》（增订本）是一组干净耐看的读书随笔，其识见、态度、趣味、语言，呈现出高水准的均衡。历史碎片熠熠生辉，人文风景处处可见。作者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着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作者选取梁启超、顾颉刚、胡适、钱穆、沈从文、陈寅恪、张君劢、阿伦特、本雅明等人文学者，将中外古今的学问人生汇于一炉。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花开满目的道路。”

作者简介

张冠生，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学者，供职于民盟中央委员会。做过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深受费老先生田野调查的熏染。曾在《读书》《东方》《随笔》《天涯》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乡土先知》《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远古的纸草》《纸年轮》《过去的先生》《锦书来》等作品。

精彩书评

我的朋友里，冠生兄人有古风，文字功夫也好。他的文章纵贯古今，真可谓无话不谈，无所顾忌。
——沈昌文

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冠生先生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
——余世存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郑愁予

自序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 001
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顾颉刚聚书散书 / 003
钱穆著作作基石 / 007
梁启超痛责学界 / 011
陈寅恪清音独远 / 016
胡适的“不苟且” / 020
宋云彬的爽直 / 024
闻一多的书桌 / 028
李约瑟的馈赠 / 032
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 038
葛传槼：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 042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第一人 / 046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 051
储安平：慢慢实现理想 / 055
叶君健：改造“红宝书” / 059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 063
千家驹：期待真话蔚然成风 / 070
洪　业：“季世儒者” / 077
曾　琦：“退而著书立说” / 081
李　璜：翻开书，好好用功罢！ / 087
左舜生：在学论学，在政言政 / 094
张君劢：民国宪法之父 / 100
吴　晗：学术渐远，政治日近 / 106
沈钧儒：我是中国人 / 111
陶行知：一切从晓庄开始 / 119
孙伏园：中国副刊之父 / 125
丰子恺：不可思议的神迹 / 131
苏步青：东方数学明星 / 138
胡愈之：何须正本清源 / 146
顾　准：“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 153
费孝通：未了的心愿 / 157
江村八十年 / 162
整理费先生晚年谈话 / 176
真气灌注的百岁老人 / 182
百年清流 / 187
潘光旦逸事 / 192
诗书丧，犹有舌 / 203
下辑感谢所有的记忆
费正清的民国视角 / 211
美国的明恩溥和英国的苏慧廉 / 215
戴高乐：“重要的是两代以后人们的想法” / 219
高尔基的异端言行 / 223
法捷耶夫的绝命书 / 227
爱伦堡回避了什么 / 231
阳光般的阿伦特 / 235
本雅明的黑色笔记本 / 240
维特根斯坦的老套 / 244
伍尔夫为艾略特当排字工 / 248
普利策：“专咬特权的猎犬” / 252
海伦? 凯勒：人类世界里的神迹 / 256
博尔赫斯：“我总觉得二十世纪不那么美妙” / 260
萨尔茨曼：流亡书籍的庇护人 / 264
纳粹焚书之夜 / 268
苏联“黑皮书”事件始末 / 272
感谢所有的记忆 / 276
后记 / 280

精彩书摘

梁启超痛责学界
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 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 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因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 年2 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陈寅恪清音独远
“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一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 年30 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最后20 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 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 年，始于1949 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台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了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会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 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张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1950 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挡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一以贯之其学术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联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使某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 年》《傅雷的最后17 年》《梁漱溟的最后32 年》《陈独秀的最后15 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纯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