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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作者在复旦大学师从韦森教授,在北京大学师从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四位诺奖得主,受过正统的经济学训练,却有着批判性的眼光,敢于向传统经济学理念及方法发出挑战,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值得所有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学习借鉴。
《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面向普通读者,讲理论深入浅出,并结合当前多个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内容简介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创建的一套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被称为“发展经济学3.0版”,在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实界引起高度关注。《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作者王勇教授是林毅夫教授的得意门生和重要合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与政策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更是一种研究和实践方法,从北京大学到芝加哥大学再回到北京大学,作为这一理论和方法的见证者、发展者、实践者,作者以“局内人”的视角对新结构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实践等进行了深入、独到、通俗的讲解,并结合对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等近年来重要热点问题的探讨,给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版”的分析与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作者简介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始成员之一、学术副主任、经济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师从罗杰·迈尔森、加里· 贝克尔、拉尔斯·彼得·汉森、罗伯特·卢卡斯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曾任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亚洲开发银行与美联储咨询专家。应邀在IMF、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联储、亚开行与韩国金融研究所等政策机构介绍自己的研究和政策建议,曾经承担中财办等机构委托的多项政策研究课题。曾获香港科大商学院Franklin教学奖。著有《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与林毅夫、付才辉合著)。
精彩书评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界青年学者王勇经多年深入思考,在参与学界的各种讨论中形成的优秀学术成果。我相信,展读本书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经济学话题,两百年来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也在不断演变,王勇教授的思考独辟蹊径、令人深思。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
自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提出以来,迅速成为经济学界一个讨论的焦点。王勇教授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副主任,经历了新结构经济学这十来年的成长历程。本书凝结了他与合作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十年前经济学的上空好像只有几朵浮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光芒照耀着我们;2008年金融危机一声惊雷,经济学的上空突然乌云密布,我们仔细打量,原来一直照亮着我们的只是房间里的一盏油灯,冲出这明亮的房间,我们看到了黑暗,看到了乌云,也看到了深邃的天空。对世界的理解总是螺旋式上升的,推进我们理解的是新的问题,而提出问题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王勇教授的这本书集中在经济学界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争论方面,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正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朗朗乾坤间的这几朵乌云。这几朵乌云说不定会引导我们推开那座老房子的大门,迎来对真实世界理解的飞跃!
——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王勇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培养出来的我国新一代经济学人之一。这部著作汇集了王勇对林毅夫教授所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较全面和具体的理论解释,同时,也包含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独立思考,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见解独到,文笔优美,通俗易懂,值得深入阅读。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老师试图对经济增长文献与发展经济学做一个全面拓展的尝试。我对林老师的勃勃雄心及能把一个想法很快转化成北大一个实体中心的贯彻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勇博士是林老师忠诚的追随者、重要的经济理论合作者,更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学术骨干。林老师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阐述在国内引起了不少争议,其中包括与田国强老师、张维迎老师的多次争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到底是什么内涵?是不是具备可被证伪的科学性?如果有的话,有没有历史上的支持依据?有没有好的实证分析?与“有限政府”的提法是什么关系?两者相比哪一个更好?关于这些问题,王勇近来孜孜不倦地做了很多阐述,多半收在这个集子里。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们翻一翻这个集子就可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快速了解。我为王勇的执着与勤奋点个赞。希望有机会看到王博士更多的相关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从而把这一领域的理解提高一个层次。
——魏尚进,哥伦比亚商学院讲座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通过这本书,读者会看到受过严格西方经济学训练但却具备自己批判性的头脑,是如何使得王勇区别于一大批受训于美国一流高校的学者的。他对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具有独到的眼光和独立思考,这些独到的眼光和思考充分反映在这本书里,而且必然会继续反映在王勇未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中。
——文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座教授,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王勇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界的优秀青年学者,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和推广。本书收集了近年来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成果,深度和广度兼备,值得每位对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我国产业政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
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很难处理结构问题,王勇博士追随林毅夫教授,结合中国经济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很多有创见的思考,本书值得一读。
——袁志刚,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王勇教授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优秀学者。本书阐明了他对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产业政策的深刻见解,而这正是新结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目录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导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立论:核心概念与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
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 反思与感悟
以“常无”的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评林毅夫教授《本体与常无》
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反思
对“斯德哥尔摩陈述”的感评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
解读世界银行《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
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漫谈“产业政策”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产业政策吗?
产业政策大讨论:企业家、法治与产业政策
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崇明岛产业发展之忧乐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我见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改革含义
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国有企业的命运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沉浮逻辑与结构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正名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宏观经济
有为政府与中国宏观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率到底有多少
为何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吸收量是印度的九倍?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巨额成本是否为合理的政府财政支出?
中国的收入税亟需调整
新结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体验”经济政策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后记
前言/序言
序一
林毅夫
我2012年从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国工作后,倡导的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了国内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让我深受鼓舞。
发展经济学是因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满足许多新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的方式直接配置资源,发展发达国家当时拥有的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遵循这种政策建议的国家在早期取得了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增长后,经济便普遍陷入了停滞状态,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便开始反思结构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由此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按“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的改革措施,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其结果却是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增长速度较之前缓慢,危机发生较之前还更为频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少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济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重点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并利用工资优势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实行这种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将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它们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成为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20世纪8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等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式的双轨制,即对原有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传统的、受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准入,并设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因势利导促其发展。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这种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这些国家却在转型中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迄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而实现成功发展的。少数取得稳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以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自身的成败经验来总结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则需与之适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状况各异。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较为稀缺,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是既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将发生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任何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该经济体在此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在那个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不了解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误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不起来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在这类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才能建立起来并继续生存。所以,结构主义强调的市场失灵,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为何不能发展壮大的误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扭曲,是政府为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存在的。若取消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进而引发失业和动荡,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同时,一些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是国防产业的基础。为避免社会动荡和损害国防安全,转型中国家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取消保护补贴后,实施隐蔽的保护补贴,但其效率更低。新结构经济学为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何成功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给予原来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有助于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放开对原先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逐渐获得了自生能力,当传统部门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时,再取消保护补贴,就可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经济取得稳定、快速、包容发展的最佳途径。企业会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随着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必须随着产业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协调等市场失灵问题。
发展中国家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足,但是,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只能针对所要发展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也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才能发挥“有为政府”所应该有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尚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产业政策的失败而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政府所要支持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这些产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长期的保护补贴,这就导致了资源错配,滋生了寻租和腐败行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因势利导使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产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同行业中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在国际竞争中,由于电力、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总成本太高而缺乏竞争力。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环境等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给予先行企业一定的激励以补偿其外部性,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诞生不久,已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界青年学者王勇经多年深入思考,在参与学界的各种讨论中形成的优秀学术成果。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地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观点及政策内涵,有助于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看待新结构经济学;第二,提出了对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产业政策的深刻见解,并指出经济学家们应果断抛弃“产业政策究竟应不应该要”的意识形态纠缠,着力研究如何帮助制定和执行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第三,总结了各类有限政府的不同内涵,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界定,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与“改革”内涵,分析了“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主要区别,澄清了一些学者对“有为政府”的误解;第四,分享了作者对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独到思考,并结合有关经济专题,展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我相信,展读此书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广大读者大有裨益。希望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关注中国实践,注重理论创新,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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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韦森
王勇教授出版第一本文集,盛情约我作序,自欣然应允。多年来,王勇既是我一生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中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为他的新书作序,我们都觉得是义不容辞和当为的事情。
1998年,我从悉尼大学留学归国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所教的第一门课程就是96级世界经济系的“比较经济学”,王勇即是我所教课程的第一拨学生。从国外留学加盟复旦大学后,我最早在国内开始试讲“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而不是国内乃至国际上一些大学都开设多年的“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讲授的主要内容,是哈耶克的经济社会思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那时在国际上才刚刚开始出现的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前沿进展,因而课程的内容也比较富有思辨性且艰涩难懂。在我的课堂上,我尝试采取开放式的教学手段,在每堂课后,总是鼓励同学们把自己的所学、所悟,写成短文交给我批改,下次上课时再带给他们,因此同学们在每次上我的课时,就比较活跃和兴奋。无论是课堂上的提问,还是所写的对制度经济学理论乃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短文(期末并不计入最终考试分数),我发现王勇是提问题最多、最尖锐和深刻,且一学期写作论文短文最多的学生。那时我也发现,他英语、数学和中文功底都极好。我当时就感觉到,且多年来一直相信,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
由于我那时才刚回国,还是单身,学校临时安排我住在杨浦区凉城一间只有29平方米的教师公寓中。课后,我常常邀请一些我所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我的蜗居陋室聊天,并经常给他们炒土豆丝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小菜。大家一起吃饭,偶尔也喝几盅小酒(很少)。那一学期,王勇是来我家次数最多的同学之一,且我们师徒常常聊到深夜。和同学们海阔天空地聊经济学动态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体制及制度的演变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我那一学期的讲课稿,随即也就变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其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尽管是我在国外多年思考的结果,但很多也是在与96级世界经济系的同学们以及我那学期所教的一个研究生班同学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并不断加深的。
学期结束后,王勇来到我家,征求我对他下学期选课的意见和建议,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说:“你要在将来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到数学系去选课吧!”并建议他,若有可能,再选修一些高级微观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课程(那时我们经济学院还有点开不大出来),要学主流、主流再主流。又一个学期结束了,王勇又来我家问我,最后一个学年选什么课,记得我当时建议他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去数学系听课。
一年半后,王勇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便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和职业选择,我又几乎不假思索地告诉他,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读研究生,并为他向林毅夫教授和中心的老师写了强烈推荐的信。
2000年,王勇以优异的成绩直升进入CCER后,师从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和当时中心诸多国内外著名的大牌经济学家(许多都是我一生的好友),这更进一步打下了他现代经济学的坚实基础。同时,他继续选修了不少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级课程,并在200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CCER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自CCER硕士毕业后,林毅夫教授和我都同时建议他到美国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几乎一致强烈主张他去芝加哥大学这一当代经济学思想最前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经济学教育重镇读书(尽管美国另外的非常著名的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和更优厚的条件)。在充分征求了毅夫教授、CCER的其他老师和我的意见后,2003年王勇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当代经济学最严格、最艰苦无疑也是最前沿的理论训练。
到芝加哥大学求学后,王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资格考试价格理论第一名(Martin and Margaret Lee奖),主攻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经济学方向。曾担任Gary Becker教授与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助教。博士二年级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的倒逼机制,指导老师为Robert E. Lucas,并且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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