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公裏村莊：新鄉土中國的區域觀察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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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賀雪峰十年田野研究成果
《*後一公裏村莊》是當代著名三農問題專傢、著名社會學者賀雪峰教授經過10年調查，深入全國韆餘村莊後的全新著作，縴毫畢現地展現中國農村。

全景性鄉村區域文化調查
本書首次從區域差異的視角審視中國鄉村，引用大量一手的真實案例，分析中國鄉村社會所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徵，特彆是對農民收入與社會分層的關係等問題進行瞭全麵和詳盡的探討。書中所論及的問題反映瞭中國鄉村*迫切需要被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於緻力於研究鄉村發展問題的學者，以及對村莊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內容簡介

中國農村正在經曆*的巨變，這種巨變還會持續若乾年。這是中國一百多年持續進行的現代化*終在農村地域上的體現。延續數韆年的穩定村莊結構，因為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傢庭收入越來越依賴村莊以外的城市工商業收入而發生變化。村莊空心化，建立在傢庭以上的村莊基本社會結構如宗族、門子等傢庭聯閤體受到衝擊，傢庭結構本身也處在變化之中。農民價值與意義世界的變化，傳宗接代觀念受到衝擊，為什麼活，活著要乾什麼，現在成瞭問題。

“*後一公裏”既是賀雪峰田野治學理念與方法的體現，也是他研究的重要鄉村治理現象。作者曆經十年，身體力行深入中國鄉村地區，運用大量一手的真實案例，分析中國鄉村社會明顯的區域特徵。記錄瞭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齣現的現象和問題: 村莊類型、鄉村政治、熟人社會、高價彩禮、鄉村生活秩序的構建、農民收入與鄉村社會分層的關係等。通過對村民個體、傢庭及鄉村社會組織等多層麵的鄉村調查，呈現齣當下中國鄉村內在的生存狀態，並在村莊治理這樣一個宏大而又緊迫的命題下，深入探討瞭如何重塑國傢與農民之間的關係。

作者簡介

賀雪峰，長江學者，著名三農問題專傢，現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鄉村基層民主和鄉村建設理論研究。研究方嚮：鄉村治理，鄉村建設，農村社會學，政治社會學。

目錄

導　讀 中國鄉村正經曆*的巨變
一、鄉村社會
二、傢庭與養老
三、社會分層
四、低保與扶貧
五、藉貸與保險
六、農業治理
七、信訪製度

精彩書摘

一
彩禮性質的區域差異

廣東英德市農民羅觀林，1982 年結婚，嶽父要 1000 元彩禮，正好羅觀林妹妹齣嫁，要來 900 元彩禮，他便送齣 900 元彩禮，將妻子娶瞭迴來。羅觀林說，1982 年，農村很窮，不要說 1000 元，就是 30 元的彩禮他也拿不齣來。一般人結婚要齣彩禮，都是全村人幫助湊錢纔拿得齣。有一傢女兒齣嫁，非要 2000 元彩禮，男方隻能嚮全村人藉錢，全村人所有現錢都拿齣來纔湊夠彩禮將媳婦娶瞭迴來。不過，娶迴來的媳婦受到全村人的敵視，認為她害苦瞭大傢。這個媳婦在巨大壓力下不久就自殺瞭。
10 年前，羅觀林的兒子娶媳婦，女兒齣嫁，彩禮水平都在 6000—8000 元。我們調研的 2016 年 3 月，當地彩禮一般在 1 萬—2 萬元。1982 年，農村基層公務員每月收入在 30 元左右，900 元就相當於農村公務員 30 個月的收入。2016 年，英德縣鄉鎮乾部的工資收入大概為每月 6000 元，1 萬～ 2 萬元彩禮隻相當於農村公務員 3 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以農村公務員工資為參照，英德農村彩禮水平下降為從前的十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羅觀林的經曆並非個案，而是在華南農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20 世紀 80 年代初，華南農村彩禮可能沒有 900 元這麼高，但也不會低太多。當前華南農村彩禮卻普遍不高。改革開放以來，華南農村的彩禮呈現齣大幅度下降的趨勢。
改革開放之初，華北農村彩禮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甚至沒有彩禮一說。最近 10 年，華北農村的彩禮水平急劇上升。10 年前，華北地區彩禮 2 萬～ 3 萬元已很普遍，到現在，華北很多地區農村的彩禮早已超過10 萬元，甚至高到 10 萬～ 20 萬元的也很普遍。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華北農村的彩禮基本上是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快速地增長。為什麼不同地區彩禮變化會有如此的不同？區域差異也許是理解問題的一個視角。按我們的說法，華南農村多宗族性村莊，這些村莊大多是聚族而居的團結型村莊。團結型村莊對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各種力量具有一定的抵禦能力，經過宗族的抵製，外來力量大為減弱，對村民的改變程度因此降低。新中國很重要的一個理念是男女平等，婦女解放，自由戀愛，彩禮因其封建性質而被認為是不正確的，但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現代理念以及彩禮不正確的理念在華南農村並未受到徹底衝擊，分田到戶以後，嫁女兒就應當收迴女兒養育成本的觀念依然存在。所以，在華南農村，彩禮又稱為“奶漿錢”，是歸女方父母的，有人直接稱這是“賣女兒的錢”。而華北農村多為分裂型的小親族村莊，華北村莊內部一般都存在著若乾競爭性的結構，這種競爭性的結構往往試圖通過援引外來力量來強化己方，打擊對方。因此，新中國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很快就被引入村莊，帶有封建性質的彩禮因其不正確性被拋棄。改革開放之初，華北農村普遍沒有彩禮，這應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後來華北地區又齣現瞭彩禮，且彩禮數額很快地提高瞭呢？總體來講，中國農村存在男女性彆失衡問題，男多女少。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華北農村女孩不愁嫁，男孩錯過婚期就要打光棍。因此，女孩就有瞭選擇權。在男孩個人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女孩當然願意選傢庭條件更好的結婚。
相對有幾個兄弟的男孩傢庭，女方更願意選擇獨子傢庭，因為獨子傢庭就可以全部占有男方父母的傢産。有多個兒子的傢庭，父母要讓兒子娶到媳婦，比隻有一個兒子的傢庭更睏難。多子傢庭為瞭讓兒子成傢，就願意預先支付彩禮給女方，保證女方利益而娶到媳婦。大兒子結婚，父母為兒媳支付彩禮，二兒子結婚，父母再準備一份彩禮。三兒子到瞭結婚年齡，父母可能不僅拿不齣彩禮，而且負債纍纍，三兒子就有瞭打光棍的風險。這裏的彩禮是男方傢庭給兒媳婦的預付收入，而不是給到女方父母的。這是與華南農村彩禮的本質區彆。隻有一個兒子，未來媳婦要高額彩禮沒有意義，因為本來就是一傢人。兒子越多，未來兒媳婦越是要高額彩禮，因為彩禮是父母送給未來
媳婦的私産。男方傢裏兄弟多，造成女方要高額彩禮，就抬高瞭一個地區彩禮的水平，由此導緻即使隻有一個兒子，父母也得為未來兒媳婦備下一份達到地區平均水平的彩禮作為兒子媳婦小傢庭的私産。對於條件在一般水平之上的傢庭，彩禮不是大問題；對於條件較差的傢庭，彩禮壓力巨大，女方可能不隻是要彩禮，而且要在城裏買房，要車，甚至最好是“有車有房、父母雙亡”。對於多子傢庭，即使傢庭條件還不錯，也經不住女方及其傢人多次輪番地提齣條件，結果就是“生兩個兒子哭一場”“生三個兒子隻能骨瘦如柴”瞭。華北農村彩禮越來越高，是因為彩禮具有提前從父母那裏分割傢産的意味。顯然，華北農村，藉助女方在婚姻市場上的優勢，女方及她們的傢庭通過彩禮實現瞭利益的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華北彩禮持續上升反映齣來的是女方在婚姻市場上地位的持續提升。也就是說，婦女地位提高瞭。
有趣的是，改革開放以來華南農村彩禮水平實質上下降瞭，卻也反映齣華南女孩地位的上升。改革開放之初，華南宗族農村真正建立在自由戀愛基礎上的婚姻是很少的，父母對子女婚姻乾預很多。現在，華南農村的女孩也外齣打工，越來越多地選擇自由戀愛，父母對女兒的自由戀愛也樂觀其成，其中原因是：第一，傢庭條件比過去好瞭，不需要通過嫁女兒的彩禮來補貼傢用瞭；第二，男女平等的認識越來越普遍，爭要高額彩禮會降低女兒在婆傢的地位；第三，女兒自由戀愛瞭，父母要高額彩禮也越來越難瞭。因此，以補貼娘傢為特徵的華南農村的彩禮，隨著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和自由戀愛而越來越低瞭。
同樣的婦女地位上升，在華南農村與華北農村卻引起瞭彩禮一降一升的不同效應。
隨著跨省婚姻的普遍化，婚姻市場上男多女少的格局不再局限於一個地方，而會走嚮普遍化。華南農村也會齣現女孩少不愁嫁而男孩多娶不到媳婦的問題，從而可能齣現女孩嚮男方父母要彩禮，導緻彩禮數額越來越大的情況。這個時候的彩禮就不同於過去的“奶漿錢”，而變成瞭類似華北農村提前嚮子女分割父母的傢産。當前華南農村正在齣現這種彩禮上的微妙變化。
從我們對全國農村的區域劃分來看，除華南多為團結型的宗族村莊和華北多為分裂型的小宗族村莊以外，中部的長江流域多為分散型的原子化村莊。原子化村莊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婦女解放的徹底性。男女平等和自由戀愛成瞭真正的地方實踐，錶現之一就是長江流域的原子化村莊存在的男孩生育偏好最少。父母因此可能對兒子女兒同等看待。在性彆失衡、女方在婚姻市場占據優勢的情況下，女孩當然會藉此嚮男方要價，比如提高彩禮、買車買房等要求。與華北農村不同的是，中部原子化地區，女方嚮男方提齣瞭要求，比如彩禮，女方父母不僅不會要彩禮，而且會準備一份相當厚實的嫁妝，其價值可能與男方的彩禮不相上下。這樣，彩禮和嫁妝就變成瞭男女雙方父母為子女建立傢庭所提供的支持，這是雙方父母財産的代際轉移。在這個意義上，在中部地區，女孩也可以參與父母傢産的分割。農村彩禮在南中北農村的這種差異現在還顯著存在。有趣的是，無論不同地區的彩禮水平有多麼巨大的差異，它們都顯示瞭婦女地位的持續上升，也許還有自由戀愛的興起。

二
老年人的退養
按當前社會養老保障製度，一個就業者到瞭 60 歲就應當退休，過起拿退休金的生活。當前中國社會保障製度還存在城鄉差異，城市居民的退休金比較高，每月最低也有上韆元。農村基本養老保險金，當前大多為每月 70 元。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若能參加社會養老保險，連續繳納 15 年社會養老保險且所在企業也同時繳納應擔部分，那麼他到60 歲時就可能拿到每月上韆元的養老金。

傢有一老是一寶

上海市前幾年推齣頗有特色的“鎮保”，即凡是退齣承包土地的農戶，到 60 歲就可以每月領到 1500 元左右的“鎮保”。蘇州也推齣類似的失地農民保險，農民到瞭 60 歲每月可以領到 810 元養老金。一般農業地區的農民，到瞭 60 歲每月可以領到 70 元的養老金，與過去一分錢沒有相比，還是很不錯的。這當然是最低保險，農民自己一分錢都不用交。若之前自行繳納瞭養老保險，這個保險金額就可以提高。從無到有，農村老年人如今每月都有一筆現金收入。雖然數額不大，意義卻很重大，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瞭農村老年人普遍“有飯吃，無錢花”的問題。因此，有些農村的老年人也說“新農保是半個兒子”。
僅靠新農保肯定是不夠的。農村老年人仍然要依靠傢庭養老這種傳統的養老方式。養兒防老，古已有之。中國人一直是靠傢庭來養老的。新中國成立之後，沒有兒子的老人則通過“五保戶”製度由集體和國傢來養老。
靠兒子的傢庭養老與國傢製度性養老有很大差異，主要在於傢庭是一個共産單位，成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老年人身體很好的時候，他們不能說自己已經 60 歲瞭，應該退休瞭，所以就不再勞動瞭，就該兒子養著。一般情況下，農村老年人隻要身體好，甚至隻要能動，就會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種田、種菜養豬、撈魚摸蝦。當前中國農村普遍齣現半工半耕的傢庭結構，年輕人外齣務工，年老父母在傢務農，他們的勞動收入足以養活自己，還可以支持子女。農村老年人都有土地，還有庭院等空間，他們的勞動力可以與土地結閤起來形成産齣，這些産齣不僅可以養老，而且可以有所積蓄。機械化和電力的普及，使農業生産不再是重體力勞動，年齡大的老年人也可以從事農業生産。從這個意義上講，除瞭傢庭養老以外，每傢農戶都有的承包地，以及住房的庭院空間也為農民提供瞭養老保障。農村老年人隻要能動，就可以從事力所能及的農業生産，就有能力自己養活自己。隻有當年事已高且不再有勞動能力時，他們纔需要子女贍養。一般情況下，農村老年人從喪失勞動能力到去世的時間都不會很長，所以，贍養父母對農村子女來說並沒有很大的壓力。反倒是超過 60歲的老年人普遍從事農業生産，可以為農民傢庭提供農業收入，因此他們就不是負擔，而是財富。所以農村也有這樣一說：“傢有一老是一寶”。
相對來講，宗族地區的農村老年人，尤其是客傢男性比較懶散，他們到瞭 60 歲，或子女結婚瞭，就開始改變心態當起老年人，退休瞭。在廣東清遠和江西贛州客傢地區調研發現，這些地區的老年人普遍比中西部地區老年人更悠閑，更逍遙。客傢農村的老年人認為，既然子女已經成傢，就應該由他們來承擔傢庭重任，子女就應該贍養好父母，父母完成瞭人生任務，剩下的就是享受人生的休閑退養時光瞭。在客傢宗族地區，老年人普遍地位較高，且較少從事農業生産，這與宗族地區存在強有力的結構性力量有關。並且，這個結構性力量的話語是有利於老年人的，是為老年人在傢庭中擁有較高地位說話的。客傢宗族地區的老年人和年輕人都認為，子女成傢瞭父母就應當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齣來，子女贍養且養好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子女養好父母的這種天經地義，在原子化程度很高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可能就是完全反過來的。在兩湖平原，村莊中的輿論是老年父母應當多為子女考慮，年輕人在社會上立足真是不容易，所以，父母隻要能勞動，就一定要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為子女提供更多積蓄。若父母年齡大瞭，生瞭重病，不能動瞭，也韆萬不可以拖纍子女。一個癱瘓在床的老年人竟然不自殺，那一定是老糊塗瞭。這樣一種明顯偏嚮年輕人的輿論，當然也有結構性的力量在支撐，隻是這個結構性力量太不利於老年人瞭。

再苦再纍心中留

上海農村老年人 60 歲退休，每月可以拿到 1500 元的“鎮保”，夫妻兩口人，每月就有 3000 元養老金，再加上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在庭院種蔬菜，生活成本很低，每月養老金就有很大的節餘。盡管如此，上海農村老年人也是隻要能動，就會想方設法打零工。在上海正規就業要交“三險一金”，超過 60 歲的老人已經領瞭“鎮保”，當然就不需要繳“三險一金 ” 瞭，所以這些老年人主要是非正規就業，比如去村辦企業上班，工資都是現金結算。上海農業需要雇傭季節性勞動力，工資為每天 80 元，也是現金結算，上海農村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是這些季節性勞動力的絕對主力。上海農村老年人之所以 60 歲以後還從事各種非正規就業來獲得收入，主要是想幫襯子女。
前不久在蘇州農村調研，發現當地超過 60 歲的老年人除瞭每月領取 810 元的養老金外，幾乎都在想方設法賺錢，根本沒有年齡大瞭該退養休息的概念。在調研的望亭鎮，超過 60 歲的老年人每年所獲收入普遍比年輕人要高，同時兼三份工作也絕非個彆現象，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較為典型的是早上 4 點起床當清潔工，8 點正式上班，晚上當保
安，甚至 70 多歲瞭也要到工廠做工。在傢照顧孫輩的老年人也可以做各種手工活，比如摺锡紙一年收入 7 萬元。蘇州農村的老年人隻要能動，就一刻也停不下來。蘇州農村發達的工商業也為老年人提供瞭遠多於中西部農村老年人的就業與收入機會。這樣一來，一對老年夫婦一年收10 萬元以上並不是難事，一對年輕夫妻卻很難有 10 萬元的年收入。總體來講，在蘇州農村，農民的收入主要來自務工。蘇州本地年輕人要與外來農民工競爭，工資收入就不可能太高，但他們的消費遠高於外來農民工。尤其是本地年輕人之間存在著攀比心理，最典型的就是買車和衣著消費，買房子也是大筆開支。江蘇省計劃生育十分徹底，一對夫妻隻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得到嚴格執行，蘇州農村年輕人都是獨生子女。他們的中産階級生活水平僅靠自己的收入當然是無法維持的，他們的父母，甚至爺爺奶奶都要通過廣泛存在的各種獲利機會來獲得收入。正是通過代際剝削，年輕人纔可以過上與收入不相稱的中産階級化瞭的生活。
代際剝削中，最典型的是婚禮期間的彩禮與叫禮。望亭鎮年輕人結婚，男方父母要齣高額彩禮，這當然是歸新婚小夫妻的。此外，結婚的年輕人還會得到長輩送的“叫禮”，即在婚禮上開口叫人所獲得的禮金。叫禮很昂貴，且男女雙方親友都要齣叫禮，一場婚禮下來，雙方親友所送叫禮就有二三十萬元。叫禮以及彩禮都是長輩對晚輩的資金轉移，是典型的代際剝削。在蘇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更多的獲利機會導緻老年人全天候地工作，以至於一個人同時做三份工作成為普遍現象。這些老年人顯然不是在為自己的養老而奔忙，而是在為保衛傢庭榮譽、保衛自己的尊嚴而努力奮鬥。
相對來講，中西部地區的農業具有季節性特徵，農閑時間長。所以，雖然當地的老年人隻要能動就會勞動，但他們大部分時間還是農閑，基本上是與村莊裏的熟人一起聊天打麻將。

“詩意”的迴歸

“珠三角”農村地區，絕大部分土地上都蓋瞭廠房，因此農民可以從集體收入中獲得較多分紅，而且，幾乎每個農戶都建瞭麵積很大的房子齣租，每年可以獲得不低的租金收入。集體分紅和租金收入，再加上就業收入，“珠三角”農戶的收入水平並不低。相比之下，望亭鎮的農民隻有微乎其微的集體分紅，自傢住房齣租收入也很少。“珠三角”的老年人因為有租金收入和分紅，到瞭 60 歲就很少再去工作，而更願意含飴弄孫，每天喝早茶，過快樂的老年退養生活。“珠三角”的年輕人與蘇州年輕人一樣，也麵臨與外地農民工競爭工作崗位的睏境，不過，“珠三角”的年輕人似乎很難像蘇州年輕人那樣剝削父母。甚至按人頭均分的集體分紅，以及齣租傢庭住房所獲的租金，年輕人通常也不會嚮父母要迴自己那一份，因為集體分紅是以戶為單位直接分給戶主的，而戶主是雖然退休但仍然掌握財權的父母。傢庭住房是父母所建，租金當然也由父母掌握著。也許，正是依靠著租金收入，“珠三角”的老年人纔享受到真正的退養與休閑時光。

當前中國農村的情況十分復雜。農村老年人狀況如何？他們能安度晚年嗎？國傢如何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保障？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認真的討論。不理解當前中國農村老年人的生存狀況，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有針對性的政策，來保障農村老年人的生活。

前言/序言

導讀丨中國鄉村正經曆*的巨變(節選）農民進城後的鄉村存在問題

在中國農村的巨變中，最顯著的一點是幾乎所有農村青壯年都進城務工經商，生活的主要收入來自城市，主要生活場所也轉移到瞭城市。這種變化是農民選擇的結果，一方麵城市有瞭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麵體製改革為農民提供瞭進城的保障。農民進城，中國農村一直以來存在的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農民收入持續提高，農村貧睏大幅度減少。在這個意義上，農民進城是農民的選擇，也是他們改善福利的途徑之一。農民進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動的。同時，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農民進城往往隻是傢庭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而不是全傢進城，因為全傢進城的成本太高，農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撐整個傢庭在城市的體麵生活。農民選擇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傢計模式。當前中國大約70%的農民傢庭選擇瞭這樣一種“半工半耕”的傢計模式，這種傢計模式可以讓農民傢庭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這樣農民傢庭每年都有經濟上的節餘。有節餘的日子纔是比較好過的日子。同時，這種“半工半耕”傢計模式下必然會齣現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造成農村空心化，之前維係農民基本生産生活秩序的社會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
農民進城，對農民傢庭來說當然是利大於弊，對村莊生産生活秩序則是弊大於利。國傢自200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嚮農村轉移支付，不僅為農村的最弱勢群體提供瞭低保和睏難救助，而且為農民建立瞭相對完善的新農閤、新農保支持，從而為農民提供瞭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緩解瞭農村中的絕對貧睏。國傢支農資金還為農民提供瞭大量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正在快速改善。
國傢投入解決瞭農村存在的一部分問題，但國傢投入不是萬能的，國傢不可能為所有人提供全麵完善的公共服務，很多公共服務還要依靠農民自己解決。這就是國傢無力解決的從國傢投入到農民需求之間“最後一公裏”的問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普遍存在的“最後一公裏”問題並不是工程問題，更不是國傢投入的問題，而是農民組織問題，即這些與農民生産生活基本條件密切相關的事務必須要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比如國傢不可能為每一個農戶打掃他們門前的“生活垃圾”。在維持村莊基本生産生活秩序的傳統力量已經弱化甚至解體，而國傢行政力量又無力來接替時，農村社會就齣現瞭各種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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