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外国文学(2017.4)》是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以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广泛关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学,重点介绍国外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评理论的趋势和动向,为国内学者提供研究借鉴,展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提供深入钻研和新的探索,同时坚持文学特色,追求开阔的视野、准确简洁、自然清新的文风,致力于营造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目录
评论
《苏菲·伯克利小姐的经历》:书信体、哥特美学与“美德有报”的政治寓言
寻找英伦的神话:《霍华德庄园》中的“英国问题”和国民性
毕晓普巴西主题旅行诗歌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解读
内德·凯利传说的当代阐释:《凯特妹妹》与《凯利帮真史》的比较分析
《历史人物》中的人与历史
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
被忽略的现代主义诗人斯托勒
理论
西方文论关键词:中性
西方文论关键词:身份伪装叙事
论柏拉图《伊安篇》中的技术诗学
文化研究
文化即秩序:康拉德海洋故事的寓意
简·奥斯汀影视改编研究路径及热点评析
解读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伊斯坦布尔街道
《威弗利》的仪式书写与苏格兰文化记忆重塑
书评
《莎士比亚的文化资本》评介与思考
评巴尔默的《拼接断编残简》
访谈
希利斯·米勒访谈录
精彩书摘
《外国文学(2017.4)》:
二、“帝国反写”
“帝国反写”的概念最初由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于1982年提出,指的是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表达自身立场的方式对帝国中心做出回应或反驳(8)。1989年,澳大利亚学者阿什克罗夫特(BillAshcrofi)等人在后殖民文学批评论著《帝国反写:后殖民文学中的理论与实践》中对该理念作了进一步引申和发展。该书分析了后殖民文本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指出其构成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和文学的激进批判。阿什克罗夫特等人认为,非洲诸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诸国、印度、新西兰、南太平洋岛国等国家的文学中存在着共性,那就是“其现今的形式均脱胎于该国被殖民的经历,通过突出其与帝国权力之间的张力、强调其与帝国中心的假定之间的差异而彰显自身”(2)。本文涉及的两个文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后殖民维度。与英帝国殖民当局的官方文本中将内德等人刻画成“野兽”或“疯子”的做法不同,这两部作品均对内德早年的遭遇充满同情,对其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命运表示叹惋。
《凯特妹妹》中,凯利一家深受殖民统治阶层的工具——警察——的排挤和迫害。凯利家的男性,与其他贫穷却桀骜不驯的丛林汉一样,是警察的眼中钉,动辄被处以重罚,甚至被投入监狱。书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男人们的牢狱生活,却清楚地点明了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本人及家中的女性造成的创伤。小说开始于凯特十二岁那年,内德刚出狱,一家人正要展开新生活。然而,表面的平静下却充斥着不祥的预兆:凯特年仅十四岁的哥哥吉姆,因被指控偷牛判入狱三年;而她的大姐安妮遭到当地一名警察的始乱终弃,生下私生女后悲惨地死去。为防止内德一怒之下犯下谋杀罪,家里的女人设法向他隐瞒安妮的真正死因。
三年后吉姆被释放,但牢狱生活摧毁了他对未来的期盼。由于不能适应正常生活,他故意设计使自己再度被捕,母亲和姐妹们因为他的自毁举动而深受伤害。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再度怀孕了。“这将是她第十二次生产。约翰尼还在吃奶,小玛丽虚弱的肺似乎撑不过这个冬天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母亲已经埋葬了太多的孩子。当那具小棺材被放在马车上拖走时,她甚至都没有哭泣”(14)。凯特最小的哥哥丹因受诬陷入狱,即使原告作伪证的事实后来被戳穿,警察也没有提前释放他。刑满出狱后,丹长久地沉浸在悲愤中难以自拔。“那段日子,他严厉而尖刻,短暂的监禁后他对任何人都充满怨恨,总是在思考他遭遇的不公……看起来他几乎要爱上他的不幸了。他还不到十六岁”(19)。丹的愤慨和痛苦母亲感同身受:“那几个月,她真的变得像个老妇人了。她曾经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瘦小身体,现在变得萎缩,因此撇开大肚子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干瘪老太”(15)。更棘手的事很快接踵而至,这次是内德及其继父乔治的逮捕令的下达。由于丹等人及时通风报信,两人得以躲过警察的抓捕。但从此,凯利一家不得不向在贫穷中相守的生活彻底告别。
贝德福德选择从凯特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丛林往事,体现了她挖掘殖民地底层民众、尤其是受阶级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底层女性的故事的强烈意愿。实际上,凯特在凯利帮的传说中占据的位置很微妙。在民间传说中她曾被描述成一位骑术高明的女英雄,多次与警察斗智斗勇,为凯利帮传递了大量信息,运送了大批给养。但同时,关于她的谣言和非议也为数可观。在内德的传记和小说中,凯特的在场地位甚至常常被她己出嫁的姐姐玛吉·斯凯林恩取代,这其中无疑有殖民当局文化审查机构运作的痕迹。根据官方记载,凯特唯一一次确定无疑的在场是1878年4月15日作为男性欲望的被动对象出现;“凯特被辱”是后来所有灾难性事件的源头,但侮辱她的只是一个警察中的败类。贝德福德对这样的托辞显然不屑一顾,《凯特妹妹》中该事件被改写成母亲为保护无辜的丹把前来执行公务的警察赶走,从而引发他们的报复。小说披露了殖民统治阶层的鹰犬警察界的贪婪和堕落,也刻画了他们横行乡里、欺压底层民众的行径,从而揭示了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才是导致凯利帮走上不归路的罪魁祸首。
凯特的印迹在殖民历史上被大量抹除,恰恰证明她的存在曾令殖民当局惶恐不安。《凯特妹妹》中重新演绎了一小段“后凯利帮时代”的历史:内德等人死后,凯特曾将凯利帮的故事以滑稽戏的形式搬上舞台。她的表演曾引起短暂轰动,但观众中积蓄的反政府情绪引起了警方的深切担忧,因此表演在任何地方都很快被禁止,尽管在凯特看来这只是一个寻找自己生存意义的方式:“我喜欢这样一一鼓掌和大笑。那让我感觉自己是个……人物……好像我又活过来了一样”(68)。同样地,她与凯利帮的密切关联使得殖民当局的文化机构不遗余力地将其从凯利帮相关文字中抹去。这一针对殖民地底层女性的“绞杀”行动,后来在努力将内德塑造成民族英雄的澳大利亚男性文化精英处得到积极响应。贝德福德对男性民族文化精英与殖民政府之间共谋的行为也展开了驳斥。小说中,凯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揭示了丛林女性“牺牲者中的牺牲者”的边缘地位,从而间接消解了内德等人的英雄光环,因为他们不但无法保护身边的女性,还将自身的不幸转嫁到她们身上。
与侧重揭露殖民统治后果的《凯特妹妹》不同,《凯利帮真史》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19世纪的殖民统治阶层对殖民地居民的压迫和控制,以及受压制的一方展开的抗争,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文化上的自我定义话语权的争夺上。《凯利帮真史》中,内德的叙述揭示了殖民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的侮辱、欺骗、迫害和诋毁。内德本是个正直善良、品行端正的少年,警察奥尼尔恶意散布的谣言造成他与父亲的隔阂,并间接导致内德父亲过早离世。迫于生计,母亲将内德交给丛林强盗哈里·鲍威尔。无论老哈里如何威逼利诱,内德都坚持回自己贫瘠的农场去做农活。老哈里不曾善待他,内德却宁愿坐牢也不愿泄露其行踪。然而,他的姨夫杰克·劳埃德却为了赏金出卖了哈里。为逃避乡邻的责罚,他不遗余力地散布谎言,将罪名栽赃给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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