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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推荐全国*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下一个30年，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突破口在哪里？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集体建言：
改革蓝图已经绘就，*关键的问题凸显——
如何突破利益藩篱对改革的拘绊？如何让改革举措落地？如何推进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内容简介
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30多年前，经济特区、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市场经济……中国找到改革突破口，经济从此一路昂扬。历经30年，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面对改革关键与核心的问题，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集体建言——如何突破利益藩篱对改革的拘绊？如何让改革举措从空中落到实处？如何有效反腐？如何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个人的机会又在哪里？
从国企改革到反腐斗争，从改革的突破口到具体的落实方式，从土地的城镇“神化”到人的城镇化，改革在哪个领域，以何种方式，能够取得何等意义上的突破和推进，各路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直指改革本质，就大家*关心的户籍改革、金融改革、投资趋势和机会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和指点，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分析和设计。
唯有读懂中国改革，才能更好地把脉时局、改变命运。
作者简介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 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目录
代 序 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 / 吴敬琏·V第一章 中国改革的方向
改革不能回避的7个问题 / 吴敬琏·3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 周其仁·10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大的风险 / 郑永年·32
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 高尚全·37
第二章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深化经济改革，坚持市场出清原则 / 夏斌·47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 管清友·53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 韦森·66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 陈道富·70
中国经济六大趋势及其投资机会 / 李稻葵·78
第三章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推动
市场效率的道德基础 / 厉以宁·87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推动 / 姚洋·93
交给市场的事政府就不要多管 / 成思危·97
市场、政府与法治 / 张维迎·105
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不能忽略纠错机制 / 张军·112
第四章 在市场的平台上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关系 / 厉以宁·127
国资改革路线图 / 陈清泰·130
没有市场平台，国企改革是改不出来的 / 周其仁·141
国企民营化过程是民权自由化过程 / 张文魁·148
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严重 / 张维迎·155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与城镇化
城镇化战略应当明晰的12个问题 / 夏斌·163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 吴敬琏·173
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 / 华生·182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 许小年·196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出路 / 刘守英·204
第六章 资本市场是改革突破口
资本市场是改革突破口 / 周其仁·221
金融改革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核心 / 黄益平·225
金融改革发展中的套利 / 何佳·234
中国金融的深度变革与互联网金融 / 吴晓求·241
第七章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反腐治本之策 / 吴敬琏、马国川·263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 郑永年·277
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 / 刘胜军·284
修正权力异化的制度性改革 / 竹立家·288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 郑永年·294
第八章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 / 孙立平·303
国家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提 / 任剑涛·320
第二次改革与公共治理变革 / 汪玉凯·330
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 竹立家·345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 郑永年·357
法制改革的逻辑 / 季卫东·370
精彩书摘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这个题目的直接回答，为什么还要改革，就是改革没有完。从制度变化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还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栋楼，样子是有了，但在一些关键的部位还没有弄懂，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不改行不行？改了30多年，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难度很大，干脆不改了，能不能应付得下去？
第三个层次是讨论一下如何进一步改，会面临哪些问题。这个主要是说改革的逻辑。
先讲讲怎么来看现在这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改革持续时间已经蛮长的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计划经济也没有搞这么长时间，1958年有点乱，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20年，20年形成的体制改了30多年，还在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值得反思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我从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当中分别谈谈，为什么这30多年的改革还是未完成的工程。先讲农用地，这是中国改革*早发生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内蒙古等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生变革，从原来的集体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单一生产为主的单一体制，这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可能还早一点。按道理说，从观念上这已经没有太大争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有当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果已经写进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这套流程的基本生产制度。
但是仔细去观察，农用地方面还有一些尾巴没有解决。什么尾巴没有解决呢？农民家庭人口变了以后，这个地要不要调整？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农民家庭人口在变，而且不同家庭人口变化趋势不一致，有的是儿子娶媳妇进来，有的是女儿要嫁出去，有的是老人家去世……所以有的家庭人口会增加，有的会减少。人口变动，土地要不要调整？调的话，所谓长期不变的承诺就落空了。长期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一个今天来看或者说从将来来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样转出去？好几亿人出去打工，农业土地应该可以通过转包形成较大的规模，转包需要签约，这个约算不算数？从期限来看，我们的改革已经很配套，一开始叫10年不变，之后逐渐改成15年不变、30年不变。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写了叫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的期限内，农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流转？是不是可以签约给别人去种？这些制度障碍没有变。签约不管用，这涉及人口变动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城里人不太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农村制度陷阱。
中国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农业文明，有文字记录以来，从来没有这个制度。一个家庭人口变了就要调地，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集体制度不能退出来，生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这块地的产物，老子的土地进了社，儿子就是社员，儿子的儿子也是社员。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贵州、遵义等地就做了不调地的试点，因为农民家庭不断调地影响农民投资土地。地固定后，人就会好好地在土地上投资，上农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改革试点，这个试点在当地虽然很困难，但是坚持下来了。2000年我专门回去看了一次，当年在湄潭做过调查，坚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家问增加人口多的农民家庭怎么办，现在来看，这个制度起到了一个作用，当地有几十万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口多了，劳动力就会往荒山荒坡努力垦荒，所以今天湄潭几十万亩荒山荒坡开发得蛮好的，当然也还是有出去经商的。
仔细看相关法律，比如说农村实行农民自治、村庄自治，镇上的政府*到乡镇这一级，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办。土地怎么承包，很多农民说我要调地，那就调，不是每年调也是隔几年调一次，所以农民在这个土地上还是双轨制。用湄潭这个办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家庭土地承包的边界是清晰的、长久的，有利于进一步订立市场化契约。还有一些误区，认为边界应该是变动的，能对进一步发展带来好处，但如果你是农民，敢不敢对土地进行投资？投资了，过两年村里说要重新调地，怎么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早改革的领域——农业用地里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集体用地一直存在制度歧视
农村、城市还有一种地叫建设用地，这个问题就很大。今天无论是上访还是其他刺激人感官的新闻，都跟卖地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你说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搞建设，这些土地就是专门用来搞建设的，这是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改革了30多年，这块地怎么利用还没有搞好？关键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没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原来的土地，包括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在那个时代，认为是不能随便改的，土地买卖、租赁，似乎要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1988年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制止土地流转的，但这样的规定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些矛盾。外商进来办厂，得拨一块地，可外商不是国有企业。所以当时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试验和调查，找了很多参照。*后一个办法是所有权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不能转让，但是使用权可以买卖、可以转让。
但是，全国人大在改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时，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后面又加了一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什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呢？没有讲。于是就有了两种地，一种是城市的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民的集体土地。从字面上来讲， 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的这个原则，表明两种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但是，当时里面写了一句话，叫可以依法转让。可以依的这个“法”当时还没有，宪法原则通过，然后组织起草，1990年才出台土地转让法的细则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城市国有土地怎么转让，而集体土地没有讲，也没有相应的立法。你到广东珠三角看实际情况，港商、台资、外资来的时候，既占了城市的国有土地，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集体的土地。佛山市南海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地都是农村用地，港商一来了就用。但是我们上层建筑给了法律空间的时候，仅仅给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没有给农村的土地转让提供框架。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这些年工业增长很快，城市扩张很快，已有的城市建设用地用完了，要扩大，怎么办？怎么扩大这个土地？我们改了30年，这一点没有改，就是征地。政府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农村集体用地。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比如商业，批块地建高尔夫球场、修栋写字楼、搞个商场、搞一批商品房，这都不是农业用途，是不是为了符合工业利益可以征地呢？没有很好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全部是用征地解决，这是强制性的，不是你愿意行、不愿意就不行，政府有权征，政府有权决定怎么赔偿。早年政府财力有限，为了有限的财力可以搞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搞公共设施，所以早年的立法是倾斜的，向城市倾斜。怎么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块农民的地，按不超过这块地过去三年原用途产生的收益平均值的20倍的标准来补偿，1999年的土地法就是这样，这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过20倍，按上限发给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这变成了什么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就可以一只手到农民那里去征地，另外一只手向市场竞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实不止财政，这块地还可以拿来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
一方面，城市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但另外一方面是很大程度上对不起农民。造成的很多矛盾都是源于制度性安排，*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是农民看着政府把他的农用地变成商业用地，看着地价涨起来，农民慢慢会理解这个现象，尤其是后进城市的农民率先被影响。他想，为什么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开始闹，开始要求提高补偿。当然，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调整，从原来不得高于20倍，后来变成30倍，再后来超过30倍的经国务院调整可以增加。征地这个定性的事情没有改变，始终没有允许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为要素拿出来，参加市场活动。而经济有这个需要，就冒出很多法律以外的边界现象，比如城中村，还有在集体土地盖一些设施搞农家乐，主要做城里人的生意。
第三条是争议非常大的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或长期租给城里人，现在一片乱象，我们的首都，离城没多远就可以看见周边的小产权房，我们从北京大学往郊区方向骑自行车，30分钟之内必有小产权房。
还有更敏感的一块，集体建设用地中有一块是农民的宅基地。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消费不应该搞公有制。宅基地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过去划分为消费资料，所以宅基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把这块地说成是集体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提出来的，毛主席*后修订，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规定农村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都是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这份文件后面的条文里又提到一点，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赠送。如果要买卖，找一个第三方做中间人，就可以签订契约，根据市价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转手的，房子和地连在一起，要转房子，底下的地就跟着走了，包括“文革”期间，农村很多房屋想转，贴一个房屋的转手合同，好像没有底下这块地。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层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烦，房屋转了，地怎么办？甲方知道没有地，都是悬空式的，我的房子卖给你，底下那块地怎么办？好的地方给你办过户，房子过了，土地也跟着过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烦，老乡就房子自由再买卖，底下那块地是封死的。这是过去的情形。
等到城市土地市场一起来，城市地价慢慢往上涨，那么那些靠近中心城市、靠近高地价地区的宅基地的相对价格就开始变化，就有人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而我们的法律架构不给这个反应提供空间，没有让这个反应顺着合法通道来完成，这就派生出很多概念问题。所以你说有多复杂，不就是一块地吗，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转用途。农业用地总有一些被拿来盖厂房、建城市，可是在我们的框架下，这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种粮食，目前为止的法律上定的都是只给农民自己做宅基地，哪家到年龄要一块，在农村谁不要谁吃亏。所以现在两亿多农民进城，宅基地还在发展。如果要占这块地办一个乡镇企业，只能农民自己搞企业，企业垮了，这块地能不能转出去，没有法律空间，*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地征为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入市。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怎么办？本来挺好的经济上的事情，因为土地升值，而升值这套架构没有完善处理里面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就变成了社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社会矛盾也因此出现，经常冒出来很多你看了就心里发紧的事件，动不动哪里就要点着，动不动到门口竖一面国旗。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中国老百姓在哪里竖国旗，哪里就是要涨价钱。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块地吗，不就是一个要素，怎么那么复杂？政府征来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现在来看的话，这得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低价拿到了地，他就不会好好配置，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发展，城市化得有个界限，城市不能无限扩张。产生的资源配置跟我们土地制度当中的“半拉子”工程有关，没有把所有的环节改到位，资源的取得本应以其稀缺程度来反应，现在还做不到这点。只要政府有魄力，敢动用手里面的硬家伙，就可以一大片拿下来用。现在城市大部分的地铁，耗资10亿元~15亿元，地铁修那么老远，地表上有脉冲式、蛙跳式的，农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发展，对我们管理社会都是很有特点的挑战。从根上看就是，改革有一些领域在推进，有一些领域迟迟没有推进。迟迟不推进，就很难说服我们的国民，国有土地有流转的权能，集体土地为什么就没有呢？在很多事情上，对农村的歧视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继续歧视下去，很多农民和他们的领头人物都不接受。
前言/序言
代 序
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
吴敬琏
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10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犹疑。
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另外，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设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合意的做法是更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过渡性经济体制，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好的时代，又是*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
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被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了。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各级党政*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这一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样，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所谓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靠党政*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作“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
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实行法治是现代市场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市场化改革对建立法治的要求十分迫切。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来阅读它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展现出的对中国改革历程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深邃思考，都令人惊叹。第一部分对于改革的宏观梳理，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将那些关键节点、重要决策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博弈娓娓道来。我尤其被那些鲜活的案例所吸引，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史实，更是无数个体命运交织的缩影，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作者并没有回避改革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反而以一种近乎解剖学的精准，剖析了改革的动力、阻力以及那些充满智慧的应对之道。这种坦诚与深度，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因此收获了更丰厚的理解。那些关于制度设计、利益协调、意识形态演变等方面的论述，更是让我看到了改革背后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也让我对中国这艘巨轮的航行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改革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理解一个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的指南，其价值远超一般学术著作。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读”一本书，不如说是在“体验”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度访谈。作者的语言风格既有学者式的严谨，又不乏新闻记者的敏锐与生动。他能够将那些宏大的理论概念，转化为普通读者易于理解的生动故事和深刻洞见。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体制性障碍”的分析，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个别官员或某些政策，而是深入剖析了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那些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在这种张力中找到最佳平衡点的探讨，都让我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改革并非是简单的“向上看”或“向下看”，而是一个在复杂系统中寻找最佳“着力点”的过程。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改革的‘软’与‘硬’”的辩证统一，以及如何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评价体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启发，远不止于对中国改革的理解，更在于对创新与变革的普遍认知。作者在探讨“寻找改革突破口”时，所展现出的深刻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维，让我深受启发。他并非简单地罗列问题，而是着力于挖掘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考框架。我尤其被其中关于“从局部到整体”、“从局部经验推广到全局性改革”的论述所打动。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将改革的复杂性娓娓道来，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脉络和逻辑。书中对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实现“良性循环”的分析，都让我对改革的实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改革者，不仅要有锐意进取的勇气，更要有深谋远虑的智慧，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
评分这本书的厚重感和思想深度，让我一度觉得难以消化。作者在探讨改革的突破口时，并非停留在浅层面的政策建议，而是深入挖掘了改革背后的文化基因、历史惯性以及社会结构性因素。我尤其被其中关于“打破思维定势”和“重塑利益格局”的论述所吸引。作者以大量翔实的案例，展现了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那些勇敢的改革者是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开辟道路的。书中对于“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及如何“跳出历史陷阱”的讨论，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分析问题时的“多维视角”，他能够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交叉分析，从而呈现出改革的全景图。这本书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场孤立的行动，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
评分阅读此书的过程，仿佛经历了一场思想的“头脑风暴”。作者以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方式，引导读者去审视改革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诸如“打破藩篱”、“利益重塑”等一系列极具操作性的概念。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改革的边际效应递减”以及“如何激发新的增长点”的讨论。作者通过对不同时期改革策略的对比分析，揭示了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改革的重心和方法也需要随之调整。那些关于“关键少数”在改革中的作用，以及“群众路线”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论述，都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在探讨如何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时，作者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鼓励读者去独立思考，去从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这种开放式的探讨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我参与改革讨论的兴趣，也让我意识到，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探索、不断试错、螺旋上升的过程。书中对于“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如何最大化改革的红利，也提供了许多极具借鉴意义的视角。
评分正在阅读中，看看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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