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邓 小 平 讲 话 实 录
（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
中央级专业出版机构红旗出版社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特别献礼 重点图书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新高度
从伟人言语中回顾奋斗历程
再现改革发展的辉煌岁月
妙语连珠、针砭时弊
谈吐从容、大国气度
国家建设、军队国防、民生要务、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干部选拔、党建思想
本书用翔实的语言记述了邓小平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讲话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精彩而充满智慧的讲话实录，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补充了大量的背景资料，让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某项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进一步领略领袖人物的睿智与风采。
内容简介：
《邓小平讲话实录》一书共分为三卷：
《会谈卷》主要记录了1964年到1986年间邓小平会见外国元首和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内容，谈话涉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政策、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
《会议卷》记录了邓小平在1938年到1987年参加的有关会议，对每次会议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文稿中还记录了邓小平在会议中所作的重要讲话、对一些政策问题的阐述、处理民生要务的方法和态度，等等。
《演讲卷》记录了邓小平从1943年到1988年的历次重要讲话。内容涉及国家建设、干部选拔、军队国防、财政、教育、党内思想等诸多方面。
内容试读：
《会谈卷》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主题进行了谈话。
1978年1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为新时代的政策和目标。邓小平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随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一次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修正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提高的标准，并明确要提高经济水平，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
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就中国未来的规划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就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定位，把本来很抽象的社会经济目标形象具体化，使这一现代化的目标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同时，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标准，将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各国进行比照，有较好的参考性，可以依照对照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共产党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针对“小康”目标的阐述，邓小平进行了形象贴切的解说，它既是“四个现代化*低目标”，又可以让人民“日子好过”，使“社会存在的问题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国情，并不盲目冒进，他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认为把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轻易实现目标并*越目标。同时，邓小平强
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邓小平指出，“小康”的现代化，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可行目标，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
邓小平这次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后，又对这个目标作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思索，进一步明确小康目标。1980年6、7月间，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7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地算账。我对这件事*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了实现目标，邓小平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精心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
在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邓小平对实现远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认为先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随后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他说：“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
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国情，随后于1987年，创造性地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具体要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由最初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就此，邓小平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
《会议卷》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3日）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以后，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212位负责人首先就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认识了“文革”的错误后，党中央和整个中国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同年12月13日，经过前期的酝酿，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就此为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
思想解放，是推动中国今后一切发展的前提。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此外，当时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在邓小平看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的规则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此外，人们还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邓小平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978年的中国，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经济管理体制、领导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以更多的自主权。当时*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有了自主权，接下来就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等个人的民主权利，从这点上必须加强法制。
邓小平郑重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1975年，邓小平在推动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提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管理上加强责任制。三年后，他仍然强调这个问题。当时，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在具体如何实施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2.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3.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先富带动后富的认知，在邓小平看来是为了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速地富裕起来。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文革”期间，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邓小平认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演讲卷》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
（1961年11月23日）
1961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听取了冶金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其后他作了一番关于要大批提拔年轻技术干部的讲话。
对年轻技术干部的需要，源自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想要振兴百业，于是便学习苏联的经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便制定了“五年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是*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一个“五年计划”从开始实施，到完成计划规定任务只用了四年时间，1956年就宣布提前完成。这一结果给当时的人们极大的信心。所以，当*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一年，即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量时，人民的生活便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新中国进入下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进入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尝到了*一个“五年计划”甜头的人们，开始变得冒进。当时，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地追求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只凭着一番热血冒进。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跃进”时期，看起来处处凯歌，却处处都埋下了危机。此时，“一五计划”的不足之处也显露了出来，即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生产步伐，继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1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再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1960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所未有地紧张。
突出的民生问题，也凸显了当时各种工作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这不由得让邓小平深思。自解放以来，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并不少，但这些技术人员却没有发挥*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盲目地生产，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这种人才的浪费，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推动盲目生产。邓小平觉得，要制止单有热血没有正确观念的工作现象，不能仅仅靠一道行政命令，让更多有学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才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命令的缺失，方可即时纠正错误。就此，他在听取冶金工业规划报告时，提出了他关于年轻技术干部的任用想法。
对于技术人员的现状，邓小平首先表示了不满：“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仅仅是用心的问题，更是眼界的问题。如果这批有知识的年轻技术人员，没有到领导的位置，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拧几个螺丝钉，画好几张设计图。对全局把握的缺失，让他们没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无法成为工业进程的枢纽，而仅仅是几颗螺丝钉。这种大材小用，人才的低效率化，必将放缓工业化进程，并让工业化进程多走弯路。
他不满地说：“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
技术干部为什么会“窝工”？*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得不到重视。在重视政治超过重视技术的情况下，这些技术干部即便被放在了干部的岗位上，也没有发言的权力，久而久之，便懈怠了。
就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要大量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并把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他说：“这次提拔工程师，不是个别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国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要经过精选、评议。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师，不一定都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新提的工程师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无非一个人增加几十元工资。”
这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方式，极为大胆。在当时极“左”思想严重的情况下，提出“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的条件，可以说相当宽泛，这就为更多的技术人员提供了上升空间。而这种技术干部组成的宽泛性，其实也是在降低绝对*威的力量，希望能就此听到更多的声音。当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让他更多地看重这些潜在技术干部们促进工业化进程的能力。
这次讲话对技术人才，尤其是对冶金行业的技术人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这些工业产业中的骨干力量提供了一个可施展的平台，保证了工业产业中的技术力量。
在邓小平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倡议下，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同志牵头负责，具体工作则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为主，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几个有关部门参加，共同进行。
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经历两次大的修改，分别于1961年11月和1963年10月上报中央。1963年年底，教育部接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同志打来的电话说，学位条例草案已经邓小平同志审阅同意，并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当时大家感到非常振奋。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又开始抬头并泛滥，搞学位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未能进入国家立法程序，被束之高阁。但这次学位条例起草工作，和*一次林枫同志主持的学位条例起草工作，为以后重新起草学位条例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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