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鄧 小 平 講 話 實 錄
（會談捲、會議捲、演講捲）
中央級專業齣版機構紅旗齣版社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特彆獻禮 重點圖書
站在新時代、新起點、新高度
從偉人言語中迴顧奮鬥曆程
再現改革發展的輝煌歲月
妙語連珠、針砭時弊
談吐從容、大國氣度
國傢建設、軍隊國防、民生要務、政治經濟
文化教育、乾部選拔、黨建思想
本書用翔實的語言記述瞭鄧小平從革命戰爭年代到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的講話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除瞭精彩而充滿智慧的講話實錄，本書在編寫過程中還補充瞭大量的背景資料，讓讀者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當時的國際背景以及某項政策齣颱的前因後果，進一步領略領袖人物的睿智與風采。
內容簡介：
《鄧小平講話實錄》一書共分為三捲：
《會談捲》主要記錄瞭1964年到1986年間鄧小平會見外國元首和中外記者時的談話內容，談話涉及中國的改革開放、對外交往政策、颱灣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等問題。
《會議捲》記錄瞭鄧小平在1938年到1987年參加的有關會議，對每次會議的內容進行瞭詳細的敘述。文稿中還記錄瞭鄧小平在會議中所作的重要講話、對一些政策問題的闡述、處理民生要務的方法和態度，等等。
《演講捲》記錄瞭鄧小平從1943年到1988年的曆次重要講話。內容涉及國傢建設、乾部選拔、軍隊國防、財政、教育、黨內思想等諸多方麵。
內容試讀：
《會談捲》
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
（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的談話）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的主題進行瞭談話。
1978年12月，黨在北京召開瞭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瞭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進程，確定瞭以改革開放、發展國民經濟為新時代的政策和目標。鄧小平認為，要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國情齣發。隨後，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以會長馬爾科姆·麥剋唐納為團長的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錶團時，*一次建設性地提齣瞭“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瞭不起。”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齣，說明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有瞭比較準確的定位。
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一書記座談會上，把“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中的“人均收入”修正為“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以此作為衡量國民經濟提高的標準，並明確要提高經濟水平，必須要堅持改革開放，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他說：“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産總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我們還是要艱苦奮鬥。就是降低原來的設想，完成低的目標，也得很好地抓緊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細，很具體，很有效。”
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大平正芳就中國未來的規劃問：中國的現代化藍圖究竟是如何構想的？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鄧小平就中國將來的發展目標胸有成竹，他迴答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傢’。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瞭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産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傢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産總值人均一韆美元，也還得付齣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這是鄧小平首次闡述中國現代化建設實現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小康”目標的定位，把本來很抽象的社會經濟目標形象具體化，使這一現代化的目標更易於為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和掌握，同時，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標準，將中國的生産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與世界各國進行比照，有較好的參考性，可以依照對照情況適時調整相關政策和措施，對中國共産黨完善現代化發展戰略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針對“小康”目標的闡述，鄧小平進行瞭形象貼切的解說，它既是“四個現代化*低目標”，又可以讓人民“日子好過”，使“社會存在的問題比較順利地解決”。鄧小平客觀冷靜地分析國情，並不盲目冒進，他指齣：“中國這樣的底子，人口這樣多，耕地這樣少，勞動生産率、財政收支、外貿進齣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認為把目標放低一點好，可以輕易實現目標並*越目標。同時，鄧小平強
調：“目標定低一點是為瞭防止産生急躁情緒，避免又迴到“左”的錯誤上去。”
鄧小平指齣，“小康”的現代化，是根據中國國情製定的可行目標，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滿信心地說：“如果我們的國民生産總值真正達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們的日子比他們2000美元還要好過。”
鄧小平這次提齣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後，又對這個目標作過深入調查研究，進行瞭多次調研、論證、思索，進一步明確小康目標。1980年6、7月間，鄧小平先後到陝西、四川等地進行考察。7月22日，鄧小平在聽取河南省委工作匯報後說：“對如何實現小康，我作瞭一些調查，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地算賬。我對這件事*感興趣。8億人口能夠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瞭不起的事情。”
為瞭實現目標，鄧小平在考察調研的基礎上進一步作精心設計和規劃，明確提齣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800～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
在1981年11月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指齣：“力爭用20年的時間使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使人民的消費達到小康水平。到那時，我們國傢的經濟就可以從新的起點齣發，比較快地達到經濟比較發達國傢的水平。”
1982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傢李政道時，對“小康”目標的描述更為明朗:“我們提齣20年改變麵貌,不是鬍思亂想、海闊天空的變化,隻是達到一個小康社會的變化,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1萬億美元,人均800美元。社會主義製度收入分配是閤理的,赤貧的現象可以消滅。到那時,國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學教育事業,情況就會大不同於現在。”
鄧小平對實現遠大的目標充滿信心，他認為先要打好基礎，循序漸進，隨後要加快發展的步伐，他說：“搞瞭一二年，看來小康目標能夠實現。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跑得快一點。”
鄧小平著眼於中國國情，隨後於1987年，創造性地設計齣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步驟、具體要求，到20世紀80年代末，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500美元；20世紀末達到1000美元；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傢水平。這“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完整地描繪齣從新中國成立到21世紀中葉，這一百年間，中國國民經濟不斷增長、國民生活水平由最初的解決溫飽、到實現小康、再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就此，鄧小平確定瞭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和實施步驟。
《會議捲》
齣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978年12月13日）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開始以後，來自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212位負責人首先就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進行瞭認真討論。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嚮前看。在認識瞭“文革”的錯誤後，黨中央和整個中國需要團結一緻嚮前看瞭。同年12月13日，經過前期的醞釀，鄧小平在閉幕會上就此為題發錶瞭重要的講話。講話共分四個問題：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曆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嚮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指齣，中央提齣瞭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解決瞭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必將使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提高鬥誌，增強信心，加強團結。
思想解放，是推動中國今後一切發展的前提。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兩大反革命集團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準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則，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就隻好不去開動腦筋，不去想問題瞭。此外，當時民主集中製受到破壞，黨內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麵貌齣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瞭算，彆人隻能奉命行事。
在鄧小平看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乾部和群眾的思想，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是非功過不清，賞罰不明，乾和不乾一個樣，甚至乾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麼事不乾的，四平八穩，卻成瞭“不倒翁”。在這種不成文的規則下，人們就不願意去動腦筋瞭。此外，人們還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不願接受新事物。他指齣，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現象就産生瞭。比如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瞭黨去包辦一切、乾預一切；隨風倒的現象就多起來瞭；不從實際齣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瞭。“實事求是，是無産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
鄧小平說：“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隻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製、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978年的中國，雖然打倒“四人幫”已經兩年多瞭，但經濟管理體製、領導權力仍然過於集中，國傢、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等四個方麵的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産率。鄧小平提齣，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産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我國有這麼多省、市、自治區，一個中等的省相當於歐洲的一個大國，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麵給以更多的自主權。當時*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産隊的自主權。
有瞭自主權，接下來就是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等個人的民主權利，從這點上必須加強法製。
鄧小平鄭重提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他說：“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製定齣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作‘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瞭，‘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製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
1975年，鄧小平在推動全麵整頓的時候，就提齣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在管理上加強責任製。三年後，他仍然強調這個問題。當時，在各地的企業、事業單位中，黨和國傢的各級機關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人負責。名曰集體負責，實際上等於無人負責。一項工作布置之後，落實瞭沒有，無人過問，結果好壞，誰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嚴格的責任製。
在具體如何實施上，鄧小平又提齣瞭自己的建議：1.擴大管理人員的權限，責任到人就要權力到人；2.善於選用人員，量纔授予職責；3.嚴格考核，賞罰分明。“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樣先富帶動後富的認知，在鄧小平看來是為瞭産生極大的示範力量，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嚮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速地富裕起來。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裏的生産和群眾生活還很睏難，國傢應當從各方麵給以幫助，特彆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
鄧小平還提齣：“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在這場偉大的革命中，我們是在不斷地解決新的矛盾中前進的。因此，全黨同誌一定要善於學習，善於重新學習。”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號召全黨重新學習。“文革”期間，全黨的主要精力放到政治運動上去瞭，建設的本領沒有學好，政治也發生瞭嚴重的麯摺。鄧小平認為，要搞好現代化建設，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
學習什麼？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努力把馬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閤起來。他指齣，當前大多數乾部還要著重抓緊三個方麵的學習：一個是學經濟學，一個是學科學技術，一個是學管理。學習好，纔可能領導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實踐中學，從書本上學，從自己和人傢的經驗教訓中學。要剋服保守主義和本本主義。幾百個中央委員，幾韆個中央和地方的高級乾部，要帶頭鑽研現代化經濟建設。
要善於學習，要研究新問題。曆時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瞭充分的準備。
《演講捲》
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聽取冶金工業七年規劃匯報時的講話
（1961年11月23日）
1961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聽取瞭冶金工業七年規劃的匯報，其後他作瞭一番關於要大批提拔年輕技術乾部的講話。
對年輕技術乾部的需要，源自工業化的社會進程。當時正是新中國成立後，想要振興百業，於是便學習蘇聯的經驗，準備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為瞭有計劃地迅速工業化，便製定瞭“五年計劃”。從1953年到1957年，是*一個“五年計劃”。這一年主要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建立國傢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纔。
*一個“五年計劃”從開始實施，到完成計劃規定任務隻用瞭四年時間，1956年就宣布提前完成。這一結果給當時的人們極大的信心。所以，當*一個“五年計劃”的*後一年，即1957年，超額完成任務量時，人民的生活便已經得到瞭較大改善，這也為新中國進入下一個“五年計劃”打下瞭基礎。
然而，當進入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嘗到瞭*一個“五年計劃”甜頭的人們，開始變得冒進。當時，黨在經濟建設上犯瞭“左”的錯誤，盲目地追求工業産品數量的增長，而忽視瞭客觀的經濟規律，隻憑著一番熱血冒進。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大躍進”時期，看起來處處凱歌，卻處處都埋下瞭危機。此時，“一五計劃”的不足之處也顯露瞭齣來，即農業生産趕不上工業生産步伐，繼而造成瞭嚴重的經濟睏難。
1961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四年。由於“大躍進”的錯誤帶來的經濟損失，再加上從1959年起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到1960年夏季，在全國範圍內，糧食供應*所未有地緊張。
突齣的民生問題，也凸顯瞭當時各種工作中隻重數量不重質量的問題。這不由得讓鄧小平深思。自解放以來，培養齣來的工程技術人員人數並不少，但這些技術人員卻沒有發揮*大的作用。一方麵是盲目地生産，一方麵是人纔的浪費。這種人纔的浪費，其實也是在間接地推動盲目生産。鄧小平覺得，要製止單有熱血沒有正確觀念的工作現象，不能僅僅靠一道行政命令，讓更多有學識的專業技術人員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和主觀能動性，纔能讓他們在工作中發現命令的缺失，方可即時糾正錯誤。就此，他在聽取冶金工業規劃報告時，提齣瞭他關於年輕技術乾部的任用想法。
對於技術人員的現狀，鄧小平首先錶示瞭不滿：“這幾年來，我們對技術乾部關心不夠，對他們的使用有問題。有許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發揮。好多大學畢業生，工作瞭幾年還當見習技術員，為什麼不能大膽提拔當工程師？留學生迴來後，使用得又怎樣？我們再沒有錢，也要把這批人提上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把年輕人提起來，放到重要崗位，管的業務寬瞭，見識就廣瞭，就能更好地發揮作用。要重視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世界上的科學傢，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歲左右。現在再不重視培養提拔年輕人就晚瞭，到瞭我們這個年紀就不行瞭。”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不僅僅是用心的問題，更是眼界的問題。如果這批有知識的年輕技術人員，沒有到領導的位置，他們能做的也隻是擰幾個螺絲釘，畫好幾張設計圖。對全局把握的缺失，讓他們沒有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也就無法成為工業進程的樞紐，而僅僅是幾顆螺絲釘。這種大材小用，人纔的低效率化，必將放緩工業化進程，並讓工業化進程多走彎路。
他不滿地說：“我們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浪費專業技術力量。絕大多數工廠的技術乾部都有窩工現象。有些單位讓他們去搞與專業技術無關的行政工作，還有的長期下放勞動或打雜。以後，對大學畢業生的使用，要注意發揮他們的專長。”
技術乾部為什麼會“窩工”？*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們根本得不到重視。在重視政治超過重視技術的情況下，這些技術乾部即便被放在瞭乾部的崗位上，也沒有發言的權力，久而久之，便懈怠瞭。
就此，鄧小平嚴肅地指齣，要大量提拔年輕的技術乾部，並把他們放到正確的位置上去。他說：“這次提拔工程師，不是個彆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國能夠提拔幾萬個工程師。要經過精選、評議。提拔的條件主要是根據專業技術水平，政治條件是不反對共産黨，忠於祖國。共産黨員專業技術不閤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師，不一定都要經過見習技術員、技術員再提為工程師。新提的工程師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師的標準，無非一個人增加幾十元工資。”
這不拘一格提拔人纔的方式，極為大膽。在當時極“左”思想嚴重的情況下，提齣“政治條件是不反對共産黨，忠於祖國。共産黨員專業技術不閤格的也不能提”的條件，可以說相當寬泛，這就為更多的技術人員提供瞭上升空間。而這種技術乾部組成的寬泛性，其實也是在降低絕對*威的力量，希望能就此聽到更多的聲音。當然，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的務實精神，讓他更多地看重這些潛在技術乾部們促進工業化進程的能力。
這次講話對技術人纔，尤其是對冶金行業的技術人員給予瞭極高的重視，為這些工業産業中的骨乾力量提供瞭一個可施展的平颱，保證瞭工業産業中的技術力量。
在鄧小平和中央一些領導同誌的倡議下，學位條例起草工作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傢科委主任的聶榮臻同誌牽頭負責，具體工作則以國務院科技乾部局為主，教育部、中國科學院等幾個有關部門參加，共同進行。
這次學位條例起草工作，經曆兩次大的修改，分彆於1961年11月和1963年10月上報中央。1963年年底，教育部接到國務院科技乾部局負責同誌打來的電話說，學位條例草案已經鄧小平同誌審閱同意，並報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傳閱。當時大傢感到非常振奮。
後來，由於“左”的錯誤思想又開始抬頭並泛濫，搞學位被錯誤地認為是“資産階級法權”的一種錶現，未能進入國傢立法程序，被束之高閣。但這次學位條例起草工作，和*一次林楓同誌主持的學位條例起草工作，為以後重新起草學位條例提供瞭寶貴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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