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通过将火耗收入合法化,为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以此取代了之前地方上以额外的加派、勒索和捐献为主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以公完公”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的正项收入与各省的公项收入之间的区分,使得各省各级行政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源履行各自的职责。意识到亏空并不是官员道德而是制度问题,这一认识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火耗归公实际上解放了官僚和基层士绅。
评分##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1)一个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官僚系统(连车马费都不愿意出),居然出现亏空,这得贪婪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四万万国民辛辛苦苦劳动,还是养不起那群官僚,真真让人嗔目结舌。 2)雍正使劲推动火耗归公,促使陋规制度化。乾隆就厉害了,使劲制造新的陋规,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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