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离不开不谅“小恶”。所谓“小恶”就是大家常说的犯小毛病。“小恶”因其小而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不是有许多人对自己的小毛病不以为然吗?其实,我们常讲的自我批评,自我解剖就是指要重视解决“小恶”的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坚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应该看到“小”是相对的,“蚁穴”虽小,但久而久之,千里之堤可能毁于一旦;医生做手术,哪怕还有一点点病菌没消灭干净,也会引起溃烂,甚至危及生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小恶”不可小看。“小恶”不是凝固不变的,努力克服它、纠正它,它会愈来愈小,以至消失;放任它,忽视它,与其和平共处,它就会由小变大,成为祸患。平时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对什么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以致放松思想改造,慢慢滑向犯罪的深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刘备曾给儿子留下“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遗言,我们后人也应把它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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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心理学发展进入了“学科化”时代。一大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在我国高校致力于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很多人在各大学和研究所担任要职,其中唐钺和汪敬熙历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艾伟、陆志韦分别担任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郭任远在复旦大学创建心理学院并亲任院长。北大的心理学发展更是得到校长蔡元培的亲自扶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大齐于191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后来随着唐钺、孙国华、刘停放、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等一批著名留学心理学家的加入,专业教师阵容不断扩大,培养了诸多后备人才。到1924年,郭任远受聘于复旦大学,着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还向外国输送了一些心理学留学生。
评分当时,已有学者认识到挖掘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其中张耀祥可谓开此先河者,1940年他发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系统梳理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起源与发展,并对中国心理学发展提出几项建议。
评分我们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贪利则毁名,切记重名莫贪利。要处理好名和利的关系,做一个深明义理的人。在中外历史上重名轻利者不乏其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秉公无私”的屈原,“宁愿生命消失,只要声誉能够留存”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等,都有很强的名誉意识,并以此加强自己的品行修养,促进自我完善,使得后人钦佩并效仿。
评分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修养的自觉程度。因此,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不能仅看他表面上是否懂得了某种道德原则和规范,而最关键的还在于,他是否把这种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自觉地落实到行动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特别是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质,这点尤为重要。
评分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现过一次“教育测验运动”,规模很大。参与者认为,通过各种测验,可以解决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问题。至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出版或修订合乎标准的智力与人格测验约20种,教育测验50多种;廖世成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艾伟订正宾特纳智力测验;陆志韦与吴天民完成比纳智力量表的第二次修订等。
评分当时的很多心理学者希望用心理学解决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其中,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是心理学家潘菽,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德、美等国家的心理学搬来了事,而是研究我们自己要研究的问题,提倡研究中国实际需要的应用心理学。陈鹤琴、艾伟这两位留美学者也关注到这一点。1934年,艾伟在南京建立第一所学科心理实验学校——万青天才试验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又转移至大后方,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
评分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南高师阶段心理学系就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东南大学时期该校心理学系更是为全国最先进完备者,中央大学成立后,在艾伟、潘菽、萧孝嵘为首的留学心理学家的领导下,该校的心理学事业,尤其是教育心理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央大学成为众多留学心理学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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