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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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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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07060
版次:1
商品编码:10617730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九州书系:钱穆先生著作系列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1-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9
字数:323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目录

自序
刘向歆父子年谱
两汉博士家法考
孔子与春秋
周官著作时代考

前言/序言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 作者:钱穆 导读 钱穆先生,《国学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其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先生的《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乃是其毕生学术思想之结晶,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则堪称是全集中极为重要的一卷,它以史论结合、辨析精审的笔法,深入剖析了中国学术史上影响至巨的两汉经学,特别是今古文两大经学传统的源流、发展、争论及其历史意义。本书新校本的问世,不仅是对钱穆先生学术成就的致敬,更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一次深入而细致的回溯与重审。 内容概述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钱穆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汉代经学,尤其是对“今文”与“古文”两大经学流派的兴起、发展、演变及其相互间的论辩,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一、 汉代经学的历史背景与学术生态 钱穆先生首先为我们勾勒了汉代经学的历史图景。他指出,秦统一后,焚书坑儒,独尊法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传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汉初,文化凋零,经典散佚,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个真空。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思想以其温和、包容的特质,逐渐复兴,并最终成为汉代官方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形成: 先生详细论述了董仲舒等人的贡献,如何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谶纬之学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适应统治需要、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的思想体系。这种“独尊”并非是对其他学派的彻底排斥,而是一种政治上的确立,一种学术上的导向。 经学成为大学问: 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巩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与研究,即“经学”,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博士弟子、太学等机构应运而生,汇聚了大量的学者,专门从事经义的传授与考订。经学研究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二、 今古文经学之分流与争鸣 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对“今文”与“古文”两大经学传统的深入剖析。钱穆先生认为,这两大传统的划分,并非仅仅是文字形体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治学精神、思想倾向,以及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角度。 今文经学的源流与特征: 钱穆先生追溯了今文经学的早期传承,指出其主要承袭自战国时期秦火未及的儒者。今文经学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核心,其传授以口传为主,后逐渐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春秋》为例: 先生着重分析了今文《春秋》学。他指出,今文《春秋》学强调“文王之道,在于《春秋》”,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中蕴含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政治理想与治国之道。例如,对于《春秋》中的“绝笔”之法,今文家往往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这是圣人寄寓褒贬,以示教化。 今文经学的政治关怀: 钱穆先生强调,今文经学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其研究与阐释,常常与当世的政治制度、社会改革、君臣关系等紧密联系。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是今文经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鲜明体现。 古文经学的兴起与论辩: 钱穆先生详细阐述了古文经学的崛起。他指出,古文经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汉代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王莽篡henius、东汉复辟后,学术上对今文经学一家独大的反思与修正。 《左传》的地位: 先生认为,《左传》是古文经学的重要代表,其对《春秋》的详细解释,史事翔实,论证严密,与今文经学疏略的微言大义形成鲜明对比。古文家认为,《左传》的史事,正是《春秋》的本意所在,而今文家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后人强加的曲解。 文字之争的背后: 钱穆先生深刻指出,今古文的争论,不仅仅是文字记录方式的差异(隶书与先秦的蝌蚪文、篆书等),更重要的是其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家重义理,重政治,重口传,而古文家则重史实,重考据,重文字本身。 学术观点的对立: 先生引述了大量史料,生动地展现了今古文家之间的激烈论辩。例如,关于《尚书》中篇章的真伪,《周礼》的性质,甚至关于孔子思想的根本精神,双方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三、 钱穆先生的批判性评价 在梳理了两汉经学的流变之后,钱穆先生并未止步于简单的史实陈述,而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富有启发性的评价。 今文经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钱穆先生肯定了今文经学在汉代学术复兴中的开创性作用,以及其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化、社会化的贡献。但是,他也指出,今文经学在追求“微言大义”的过程中,有时容易陷入牵强附会,脱离原典的史实与语境,甚至掺入谶纬迷信,这对其学术的严谨性造成了损害。 古文经学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先生高度评价了古文经学在考据、史事、文字上的严谨态度,认为其对恢复经典的本来面貌、促进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也认为,古文家有时过于注重文字与考据,而忽略了经义的形而上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 “文、史、哲”的统一与辩证: 钱穆先生通过对今古文经学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学术中“文字学”、“史学”、“哲学”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认为,真正的治学,应当能够融会贯通,既能体察文字之精微,又能把握史事之脉络,更能体悟哲学之幽深。今古文的争论,正是这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 对后世学术的影响: 钱穆先生着重探讨了两汉经学对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无论是今文经学的政治人文关怀,还是古文经学的考据精神,都为后来的历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宝贵的财富。 四、 新校本的意义 本书“新校本”的推出,更增添了其学术价值。这意味着经过更详尽、更严谨的校勘,对原文中的讹误、脱漏进行了修正,并可能附有更完善的注疏、参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精准、可靠的阅读文本。 文字的精确性: 新校本意味着对钱穆先生原著文本的忠实呈现,尽可能还原其最原始、最准确的表述,减少因传抄、印刷等环节造成的误差。 学术研究的便利: 完善的校勘与注释,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钱穆先生的论证思路,不必花费过多精力在文本辨析上,从而能更专注于思想内容的探讨。 传承与发扬: 新校本的出版,是对钱穆先生学术遗产的又一次精心整理与传播,它使得这一重要著作能够以更优良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其学术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与发扬。 结语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不仅是一部关于汉代经学的学术著作,更是钱穆先生对中国学术精神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阐发。他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精微的辨析能力,为我们揭示了两汉经学背后复杂的学术生态,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两汉经学的具体内容与争论,更能领略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治学精神,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热爱与独特洞见。这本书是每一个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可错过的佳作。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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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这套书,光是书名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对中国文化稍有涉猎的人心生敬意。我虽然算不上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者,但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尤其是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精神根基的经典解读,抱有极大的兴趣。两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经学的发展无疑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演变。而“今文”与“古文”的争论,更是其中一个极具看点的话题。钱穆先生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历史视野。我非常期待,他如何能够以其独到的视角,将两汉时期纷繁复杂的经学流派,尤其是今古文之间的脉络梳理得清晰明了,并且进行“平议”,找出其中的精要与是非。我设想,这本书不仅仅是提供知识,更是引导读者去思考,去理解那些古老的智慧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传承、被挑战、被演变的。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更深入地体会中国文化独有的深度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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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名,即便仅仅是读到,便已勾勒出一种厚重的学术气象。我并非经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鲜少涉足如此深入的古籍研究,但对钱穆先生其人其学,却一直心怀景仰。他的著作,总给人一种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亲切感,又兼具现代学人的严谨与洞见。翻开这本《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我首先被其繁体字的书写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更为古朴的学术场域。虽然尚未来得及细读内容,单是“今古文平议”这四个字,便足以激起我的好奇。两汉时期,正是经学流派纷呈,各家学说争鸣的关键时代,而“今文”与“古文”之争,更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钱穆先生究竟如何梳理这一复杂的脉络?他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学说进行“平议”?我期待的,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对思想渊源的探究,对学术演变的理解,以及对后世影响的评估。这本书,在我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扇通往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大门,等待我去一一开启,去感受其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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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窥见了《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影,便被其浓郁的学术氛围所萦绕。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那些影响深远的经学传统,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两汉时期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型期。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我虽有所耳闻,但总觉得碎片化,缺乏一个系统而深入的梳理。钱穆先生的名字,在任何一个对中国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心中,都代表着一种严谨、深刻的治学态度,以及一种将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卓越能力。因此,即便我可能还未能力及细读全书,光是知道有这样一本由钱穆先生亲笔撰写,又经过“新校本”修订的关于两汉经学今古文的著作,就已经让我充满了期待。我设想,这本书定会为我揭示出这场学术辩论的深层逻辑,不仅仅是文本上的考据,更是思想上的演变。它或许能帮助我理解,在那个时代,不同学派是如何解读经典,又如何用经学来建构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思想的根基是如何一步步被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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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书名,便有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感扑面而来。我非科班出身,对经学接触不多,但对钱穆先生的治学理念,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温厚理解,一直非常钦佩。这本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两汉经学”点出了历史的时代背景,“今古文平议”则直指学术的核心议题,而“新校本”则预示着更精校的阅读体验。我设想,这本书定然是一部梳理和评析两汉时期经学发展脉络的力作。我尤其好奇,在“今文”与“古文”的对峙中,钱穆先生将如何展现各家学说的立场、论证方式以及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他是否会揭示出这场争论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影响?我期待的,并非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能够通过作者的视角,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道统、治道的思考,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本书,在我心中,已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期待,一种对中国古代智慧的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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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购买《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新校本)》的初衷,源于我对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治学精神的深深认同。虽未细读,但仅从书名便可知其内容之扎实,主题之重要。两汉经学,尤其是今古文的演变,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其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我一直对历史上的学术争鸣充满好奇,因为我总觉得,思想的碰撞往往更能激发智慧的火花。钱穆先生的著作,总有一种化繁为简,拨云见日的魔力,他能够将看似晦涩的古籍,解读得既有学术深度,又不失其思想的生命力。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两汉时期学者们如何在经典的解读中,寄托家国情怀,如何在学说的辩驳中,确立社会伦理。我并非经学专家,但相信通过钱穆先生的引导,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以及那些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这本书,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次与中国古代思想灵魂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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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老先生的书是有打算收集的,这本书可以增加对两汉经学的发展和对儒学的复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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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经钱玄同之手,在民国后再次翻印,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也是古史辨下的产物。这两股思潮成为了二十年代北京学术的主流。傅斯年在法国说,顾颉刚要在史学称王。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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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着钱老先生的大名来的,好好读一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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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了,虽然是单本寄出,也没有什么弄坏!有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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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封顶入的,这次花了血本收了钱穆的书!(书还未看)! 1、概述   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2、简策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3、帛书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4、卷轴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5、活字印刷术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6、平版印刷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功能和作用   从书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了解,书籍逐渐的发展到轻便、历久,易于记载、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材料上,通过不断完善的技术方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流传和保存信息,具有宣告、阐述、贮存与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书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入20世纪,书籍已成为传播知识、科学技术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工具之一。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   历史来源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发展历史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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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的書是當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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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上所述: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形式。即文学是呈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童庆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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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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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着钱老先生的大名来的,好好读一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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