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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作品,当代华文世界公认的国史经典著作之一,集严谨、独到、激情、朴实于一书,乃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通史佳作。
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台近几十年来为严谨的国史著作之一。书中独特思辨的史观,简洁朴实的语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令人耳目一新。本书是一部严谨独到、朴实优美的通史佳作。
本书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李定一教授的出发点,是要创作一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使读者可以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国史,以略尽国民之文化义务。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6年赴欧美研究,1953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赴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75年返台,任教于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著、译、编有《中国近代史》、《中美早期外交史》、《中美外交史》、《中国近代史论丛》(与吴相湘、包遵彭合辑)、《俄罗斯源流考》、《世界史纲》、《中华史纲》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第一编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
第一章 蒙昧时期
第一节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第二节 五帝——传说时期
第二章 三代——历史的肇始
第一节 夏代(前2183-前1752)
第二节 殷商(前1752-前1111)
第三节 西周(前1111-前770)
第三章 春秋时代(前770-前481)
第一节 霸政的兴起——齐桓公
第二节 霸政的发展
第三节 各国的变化
第四章 战国时代(前469-前221)
第一节 战国变法图强
第二节 诡谲的国际斗争
第三节 社会的激剧变动
第四节 孔子——民间讲学的创始者
第五节 百花齐放——诸子百家
第二编 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6)
第五章 “中华世界”的创始
第一节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
第二节 秦始皇时代(前221-前210)
第三节 对秦始皇的评论
第四节 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前202)
第六章 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
第一节 大一统局势的奠定——文景之治
第二节 武帝的兴革
第三节 中华世界的巩固
第四节 王莽兴起的背景
第五节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第七章 衰颓时期(25-220)
第一节 光武帝的政策
第二节 黯淡迷惘的士风
第三节 外戚宦官与名流
第四节 长期分裂的前奏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第一节 曹操的志事
第二节 三国的人物
第三节 三国鼎立
第四节 统一的幻梦——西晋
第九章 中华文化概述
第一节 农业情况
第二节 工商业发达
第三节 学术与科技
第三编 新陈代谢时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6-589)
第十章 大动乱局势(306-439)
第一节 西晋边境的情势
第二节 匈奴称雄时期(306-349)
第三节 羌族称雄时期——苻坚
第四节 北魏的统一
第十一章 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东晋
第一节 南渡后的政局
第二节 东晋的北伐
第三节 南朝的政局
第四节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第一节 孝文帝的华化
第二节 中原的分裂
第三节 新民族的旧文化
第四编 中华文化之定型——隋唐与两宋(589-1276)
第十三章 辉煌的唐代
第一节 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第二节 唐初的政局
第三节 由盛而衰的经过
第四节 唐代之衰亡
第五节 中华文化的广播
第十四章 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唐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唐代的文化
第十五章 国势式微时期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概况
第二节 宋代开国的政策
第三节 变法图强
第四节 南宋的苟安
第十六章 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宋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6-1842)
第十七章 元明两代之大势
第一节 蒙古人统治中国
第二节 明太祖开国政策
第三节 明初政局
第四节 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第五节 明成祖的海外发展
第六节 元明两代的文化
第七节 明代之衰亡
第十八章 大清帝国
第一节 一统中华
第二节 清初的统治
第三节 由盛而衰之历程
第四节 早期中外关系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
第六节 清代的文化
第六编 中华世界的没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
第十九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
第一节 鸦片走私问题
第二节 鸦片战争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第四节 大清帝国的解体
第二十章 全国大动乱
第一节 太平军的勃兴
第二节 太平军的政略
第三节 满汉政权的转移
第二十一章 自强运动
第一节 “师夷之长”的发端
第二节 基督教再度传播
第三节 自强运动的阻碍
第四节 第一次中日战争
第二十二章 救亡运动
第一节 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第二节 义和团
第三节 辛亥革命
第四节 国民革命之顿挫
精彩书摘
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差异,在这三种迥然不同的神话中,也可略窥端倪。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盘古的神话似乎便不是毫无意义了。(见第3页)
秦始皇顺天应人,为天下万世谋福利,大家理应歌颂他,拥戴他,但刚好相反,当世的人诟骂他为“暴秦”,后世的人更将他视为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秦始皇贻祸中国最深远的地方,是他为后世树立一个行法治便享国不久的恶劣先例,使得中国政治长久厉行人治,而且君主在行人治专制时还振振有辞!(见第91页)
汉武帝的“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政府不再用公帑去养不重视教化的“学人”而已,他决没有统制思想,压迫学术自由。董仲舒也从未作过如此之建议!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让他在中枢任职。(见第107页)
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有三个中心思想:(一)任何朝代都一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二)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见第124页)
中国农民三大敌人:兵祸、天灾、剥削。以兵祸最可怕……其次是天灾……至于剥削则是司空见惯。如果上述三个敌人同时出现,便是野心家利用农民铤而走险的时机。野心家多不是农民,只是利用农民。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为凝聚的力量。所谓的“农民起义”,再酿造成连年兵祸,为其他善良的农民带来悲惨的命运。遭大屠杀的仍是农民。兵祸天灾之后,人口减少,复员安定,若干年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便是历史上一治一乱中,中国农民命运的循环。(见第164页)
“五胡乱华”使浮在上层腐败不堪的魏晋文化,飘到南方去新生,沉淀在中下层的传统士人,在苦难的情况下,重振自后汉以来即被扬弃的儒术。不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华民族经过此次长时期的大动乱,各民族相互糅合,亦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见第231页)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看,他们是不负责任;从人道的观点看,他们是残忍。贾谊、董仲舒早已揭发其罪恶与黑暗。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作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达到“古昔未有也”的天堂。这是中国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为楷模的原因。(见第252页)
蒙古人征服欧亚其他地方,有如风卷残云,惟独征服中原,历时四十余年,耗竭人力最多。襄阳与钓鱼城等地的守将,能不使欧亚各地的将军们羞愧死?何况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积弱的时期。(见第337页)
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亲理庶政,故称君主专制。明君多有贤相,昏君则多权奸,但也有不少例外。废宰相后,皇帝个人直接总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对皇帝负责,故称君主独裁,与君主专制有别。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发生于(明)太祖十三年,自是不设宰相……从此皇帝直辖六部,即自兼宰相之意。清沿袭明制,君主独裁制在中国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见第343页)
《南京条约》以后四年间中外所订的条约,都是应该平等,而实质上却极不平等的条约。英国因战争得胜,获得了按照他们的国际法上的国交平等;而中国却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些“国际法”的缘故,承受了知识上不平等所加与的损害。(见第446页)
湘军与淮军都是应运而生的新势力,这种新力量酝酿形成后,便开始创造新局面。这批新崭露头角的汉人成为清末的砥柱中流,满人的实际政权由是而转入汉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种族主义虽只是号召口号,但它的影响却成全了汉人势力复苏。(见第492页)
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戊戌政变不是因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达成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却把保持政权当作了目的。(见第543页)
……
《风云变幻: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史》 本书导言 本书旨在深度剖析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经历的深刻而曲折的转型历程。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叙事,我们着重探讨一系列核心议题:传统王朝体系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构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步展开、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定位。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政治事件罗列,而是一部关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民众生活变迁的宏大史诗。 第一编:旧制度的黄昏与冲击 (约1840-1911) 第一章:天朝体系的裂痕 本章聚焦于鸦片战争如何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对既有“天朝上国”世界观的致命冲击。我们详细考察了清廷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初期反应——从“以夷制夷”的权宜之计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模仿。重点分析了早期传教士活动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认知结构的影响,以及白银外流与地方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何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性推手。 第二章:自救与困境:洋务运动的得失 洋务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尝试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本章深入剖析了以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实干家们在创建新式军队、建立近代工业(军工、民用企业)上的努力与成就。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内在的局限性:依赖官督商办的体制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发挥;技术引进的“两张皮”现象(只学技术,不触及制度);以及在甲午战争中暴露出的体制性脆弱,证明了单纯的技术引进无法挽救腐朽的统治结构。 第三章:士人的觉醒与激进化的思潮 随着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知识精英阶层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本章探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理论构建上的重大突破,他们如何尝试在儒家传统与西方民主思想之间架设桥梁,以及百日维新的失败如何使温和改革的道路彻底中断。同时,对早期革命思想(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酝酿及其在海外的传播进行了细致梳理,展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内在逻辑推演。 第四章:社会底层的反抗与动员 历史并非只由精英书写。本章将视角投向了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动员基础、其对儒家正统的颠覆性尝试,以及它对地方权力结构造成的永久性破坏。随后,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从民间信仰、反教情绪到“扶清灭洋”口号的复杂演变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揭示了面对外部压力时,民间社会内部的极端反应机制。 第二编:共和的试验与裂痕 (约1912-1927) 第五章:帝制的终结与共和的脆弱开端 辛亥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本章分析了革命党人如何成功动员新军和留学生群体,以及武昌起义后,清政府的迅速瓦解。重点讨论了“共和”理念在精英阶层中的初步接受度,以及袁世凯上台后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与权力重构。 第六章:军阀割据与地方重心的转移 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是中央权威衰落与地方实力派崛起的必然结果。本章细致描绘了北洋军阀集团的派系林立、权力争夺,以及他们如何利用地方资源进行军事扩张。在这一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特别是“一战”期间的短暂繁荣,为后来的社会变革积蓄了经济力量。 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思想的“五四”风暴 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转折点,它标志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进入知识分子的核心议程。本章深入探讨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理纲常的彻底批判,白话文的普及如何重塑了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我们分析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如何从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推崇,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为日后政治格局的转变埋下伏笔。 第八章:国民革命的兴起与整合尝试 本章聚焦于孙中山在经历了早期失败后,如何采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详细梳理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下,以工农运动为核心的政治动员如何迅速突破传统精英的活动范围,将革命的主战场延伸至社会中下层。北伐战争的进程,不仅是军事上的统一,更是现代国家观念在不同区域的初步渗透。 第三编:革命的深入与国家形态的重塑 (约1927-1949) 第九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与内在矛盾 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其统治的实质是复杂的。本章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如币制改革、黄金法案的推行)、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现代化努力。同时,重点剖析了其统治的结构性弱点:地方派系关系的制衡、与地方士绅的复杂互动、金融资本与官僚资本的交织,以及其未能有效解决的土地问题。 第十章:乡村的困境与革命的土壤 “谁来领导中国?”的答案最终指向了广大的农村。本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农村的佃农经济结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通过分析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的实践,揭示了革命的组织能力是如何扎根于对农民实际利益诉求的精准回应之中。 第十一章:民族危机的全面爆发与全民抗战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本章侧重于分析国民政府在战略上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得失,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如何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抗日战争的八年,不仅是军事上的消耗战,更是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重塑的关键十年。 第十二章:战争的遗产与最终决断 抗战胜利并未带来和平。本章探讨了战后中国在国际地位提升的表象下,国内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政治谈判的破裂,以及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部署上的最后摊牌。分析了国民党在政治动员、经济管理和军队士气上的全面失势,为1949年政权的更替奠定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结语: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本书最后总结了近百年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遗产——一个被摧毁的旧秩序,一个未能完全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模式,以及一个在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双重驱动下,最终走向激进变革的社会结构。这些历史经验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复杂性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