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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以其内涵丰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精美的玉石器、神秘的青铜面具、设计精巧的青铜神树、夯土建筑而成的古城墙……所有这些无一不向人们展示着一个独特的古蜀国文化的遗存。三星堆文化代表了古蜀国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它后来的发展走向如何？这是人们在惊叹之余另一个关心的问题。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天赐王国（修订版）》从叙述金沙遗址的发现开始写起，追溯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以及由三星堆文物的归属所引发的种种纠葛，书中引用资料丰富翔实，叙事生动、引人入胜。作者岳南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内容简介
平静的月亮湾突现玉器坑，燕氏家人深夜挖宝。成都街头天机泄露，灿烂珍宝在滚滚红尘中升降沉浮，一扇锈迹斑斑、充满了诱惑与希望的神秘之门即将开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广汉县发现器物埋葬坑，挖出大量玉石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一角。三星堆遗址真正大规模发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内涵丰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向人们展示着一个独特的古蜀国文化的遗存。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天赐王国（修订版）》叙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发现、发掘始末以及近年来与三星堆文化密切相关的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其中数部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两百余万册。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内页插图
目录
序一历史的影像（邹衡）序二“三星堆事件”的全景报告（林向）
序章宝匣崩裂
第一章 一醒惊天下
月亮湾的发现
天机泄露
陶旅长的阴谋
第二章 漫长的寻觅
美国人插手发掘
郭沫若东京来信
冯汉骥的预言
悲情时代
第三章 新的起飞
位卑未敢忘忧国
三星堆的首次发掘
航空考古
古城初露
第四章 地裂天惊
国家文物局来人
发现一号坑
“金腰带”横空出世
争夺文物大交锋
第五章 五洲震荡
二号坑再现人寰
一件珍宝神秘失踪
硝烟再起
第六章 史影里的蜀国
专家云集三星堆
开国何茫然
杜宇化鹃之谜
古蜀国覆亡真相
第七章 坑中珍宝之谜
是人是兽难分晓
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
通天神树
是神坛还是帽子
海贝何处觅故乡
车轮、盾牌颇思量
权力的魔杖
第八章 在迷雾中穿行
祭祀坑之说的出笼
两坑应是火葬墓
亡国灭族之坑
不祥宝器掩埋坑
第九章 三星堆城破之谜
宝墩、鱼凫城的发现
蜀亡的另一种版本
蜀人大迁徙
第十章 金沙金沙
沙中觅珍宝
大象来源之谜
出土卜甲与龟城的传说
血脉总相连
末章悲回风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诸于世”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面独吞。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中给予协调。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手中。川大师生见大势已去，于无奈中将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关重要的资料交了出去。
……
前言/序言
历史的影像2003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岳南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亚运村来到北京大学我的寓所，将他的新著《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商务版书名《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下同）书稿示余，并请为其书序。我当时虽有些含糊地答应下来，但还是告之待看完全部书稿后再做最后定夺。岳南走后，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翻完了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于是决定写出下面几段文字，与大家共享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带给我们的香甜与酸涩。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应该说还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
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文。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我曾这样说过：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
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约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由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揭开了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果的公诸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一点看法。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的话。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地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记》的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网。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它们能够这样的偶尔一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状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本《漫记》把许多耳闻目见的各种琐事，也都记进去，并不限于考古方面。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兴趣。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专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授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电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掩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发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诸于世。而且是如何进一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文物史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发挥它能够鼓舞和激励现代人类的最大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现在，从岳南新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及此前创作的同类作品中，我感到已经找到了知音和盟军，并看到了实现以上远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宣示与流传而言，可以说纪实文学当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形式，从事精神文化建设的文学家和记者朋友们在这块天地里也将大有作为。可以说，摆在我案头的《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这块丰沃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献。
从这部作品的谋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异宝及有关事件、人物为主轴，以古蜀国故地、黄帝子孙诞生的摇篮——岷山附近这块圣土上的历史为素地，并配以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风情，聚合而成为一个有历史关联与传承相继的文化丛体，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视野宏阔、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全景式长轴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作者极具文学功力地刻画了三星堆（月亮湾）玉器的最早发现人燕道诚父子，以及后来的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外国学者的形象，特别是对郑德坤、冯汉骥、王家祜、林向、马继贤、王有鹏、赵殿增、敖天照和年轻的陈德安、陈显丹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所做出的贡献，饱含感情地给予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与此同时，作者还以辛辣的文笔，别开生面地描绘了大干世界无奇不有、无事不有、无事可以生非的众生影像。这个影像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表现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脸和做派无不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露出来，令人观之无不为之扼腕浩叹。当然，作者在一路铺陈刻画各色景观和人物表演之时，也不断进发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从作者在笔下倾吐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余年和金沙遗址发现三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最具开拓性和独创精神地描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并不算过誉。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读者若能细心品读，相信一定会获得良好助益和启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才真正相识的，当时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所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论证的五年多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相识相知并在心灵上有所沟通。其间陆续读过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写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好评如潮的《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复活的军团》等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让我感触良多。
通过交谈得知，岳南并不是学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艺学。但由于自小对历史、考古有很大的兴趣，加上后来在北京求学有了一些条件和机遇，他自1990年便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历史文物考古界，并试着地把历史文物考古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始写作，结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种走史学、考古学、文学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来的精神作品，被国内外评论界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学”，而岳南和与他合著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为中国开“考古文学”先河的第一批作家。从他初次尝试到现在已逾十几年，现仍在考古与历史这个园地和这方沃土里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并一直笔耕不辍。从岳南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与矢志不移的创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来看，我得到一个体会，即古人所说的学贵有继，学贵有恒，学贵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为人，必须有志，必须是一个有志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事业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结出丰硕的成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出一番大辉煌来，这部作品的出版，或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证和权威诠释吧。
2004年2月8日
【简介】邹衡（1927—2005年），湖南省澧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后作为北大即将成立的考古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攻读考古学副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学习与研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参加、主持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涧沟、龟台寺，洛阳南王湾、东千沟，山东省临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山西省天马一曲村，陕西省扶风壹家堡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主要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另有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天马一曲村》等。其中《天马一曲村》获美国华盛顿沙可乐、佛利尔国立艺术馆及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评选的东亚艺术史最佳著作“岛田奖”。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的叙事手法实在让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拥有着一种将冰冷的历史碎片重新塑造成鲜活画卷的魔力。读起来，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阅读一本讲述遥远过去的书籍，而更像是一个亲历者，亲身踏入了那个充满未知与辉煌的时代。文字的雕琢极为精妙，时而如涓涓细流般细腻入微地勾勒出日常生活的点滴，让人感受到古人的烟火气；时而又骤然转为磅礴大气，仿佛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宏大历史的脉络与冲突。特别是在描绘那些关键性的考古发现场景时，那种悬念的层层递进，逻辑的步步推演，完全抓住了读者的心。每一次“揭开谜底”的过程，都伴随着作者对考古学方法论的深入浅出的讲解，既满足了我们对“探秘”的好奇心，又提升了我们对科学考察的认知。这种将知识性、故事性和观赏性完美融合的叙事技巧，在同类题材中是极其罕见的，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忘怀，仿佛脑海中依然回荡着那些遥远的回响。
评分从结构布局来看，这部作品展现了高超的组织能力。全书的章节安排并非简单的线性时间推进，而是采用了主题式和区域式的巧妙穿插，使得不同时期的信息能够相互映照、相互补充，从而构建出一个更具立体感的历史图景。每当一个核心议题展开时，作者总能迅速地定位到最关键的考古现场或实物证据，然后以清晰的逻辑链条将这些分散的线索串联起来，最终导向一个有力的新解释或总结。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组织，反而更贴合我们大脑对复杂信息进行整合和记忆的自然规律，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疲劳感。对于那些渴望从碎片化的信息中提炼出整体脉络的读者来说，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不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份精心编排的、导向终极洞见的知识地图。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它成功地激发了我对“我们从何而来”这一终极问题的探索欲。作者并没有将考古学仅仅视为对过去文物的罗列和鉴定，而是将其视为理解人类集体心智和文明演化轨迹的钥匙。书中对于某些仪式性遗迹的解读，以及对早期社会权力结构的推测，都充满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它促使我反思，在今天的技术飞速发展之下，我们是否正在失去某些与土地、与祖先、与自然环境之间原本存在的深刻联结。这种由史及人、由物及理的探讨，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科普范畴。它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下的“在场感”，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更触摸到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情感与挣扎，这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和文化滋养。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有一种独特的古典韵味，却又完全不显得迂腐或晦涩。它成功地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与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之间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作者的文笔极为老练，遣词造句考究，充满了一种对历史文化发自内心的敬畏感。当我沉浸其中时，仿佛能闻到泥土与青铜器混合的独特气息，能想象出先民们在星空下劳作的剪影。更难得的是，作者在叙述中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既有学者的严谨，避免了过度主观的臆测，又不会让论证过程显得枯燥乏味。这种成熟的笔触，使得原本可能充满专业术语和复杂理论的内容，变得平易近人，让非专业背景的读者也能轻松领会其精髓。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学习”，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优雅的、充满智识愉悦的文化漫步。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资料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它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宏大叙事的简单复述上，而是深入挖掘了许多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略的角落。作者显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梳理和整合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证据——从地质学的变迁到人类学的器物分析，再到古文献的旁证，这种多维度的交叉验证体系，极大地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和严谨性。书中对某些特定文化遗存的解读，甚至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既有认知，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对早期文明的传统定论。尤其是那些关于环境变迁如何塑造早期社会结构的论述，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一张由自然与人文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对于热衷于深度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让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学会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历史认知框架。
评分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关东大地一场暴雨刚过，河东郡汾阴县雕上后土祠巫锦，忽然发现祠堂旁原有的一条小路上有个地方呈钩状陷了下去。出于好奇，锦拿了一把锄头照下陷的地方挖掘起来，想不到那锄头一落入泥坑，便砰然发出金属撞击的声响。锦先是一惊，继而想到莫非这地下有什么秘藏的宝贝？想到此处，一股热血涌入头顶，索性甩开膀子挖了下去。只一会儿工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长方形的金属铸造物。“果然有宝贝。”锦惊喜交加，更加起劲地挖掘起来。随着泥坑的不断加深扩大，整个铸造物的原形全面暴露——这是一件看上去极其古老的青铜大鼎，此鼎硕大异常，器腹如城墙般雄壮，整个造型厚重典雅、威严肃穆，周身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弘气势。见到此器，锦在一阵狂喜之后，又蓦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立即报告官府，否则，说不定会引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横祸。当地官吏闻讯，觉得此事颇为新奇，便跟着锦前来现场察看，果然看见一硕大青铜鼎静卧于泥坑之中。这地方官吏从未见过有如此精美、庞大的青铜鼎，隐约感到了什么，便决定派人飞马驰报河东郡太守。河东太守闻听此报，先是大惊，接着半信半疑地亲自带人前来观察。这河东太守本是儒生出身，对古物颇有钻研，一见大鼎便两眼放光，惊叹不已。待反复验看之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外人难以察觉的微笑。河东太守心中明白，鼎作为祭祀等用的礼器，在商周时期常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鼎是一种按照大小轻重来划分统治者权力、身份、等级的标志性器物，传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故才有了“问鼎中原”等成语。五年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于汾水河畔得一大鼎，认为是天降吉兆，将鼎迎于长安后，接连摆宴庆贺五日，并大赦天下，不久又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得鼎事件的纪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是以鼎为由头在皇帝面前拍马溜须者，自然是升官发财，各有所得，朝廷内外皆大欢喜。有了这个先例，河东太守不敢怠慢，除命当地官吏对此鼎严加看护外，立即回府写就奏章呈报汉武帝。汉武帝闻听汾阴又出一重鼎，龙心大悦，认为苍天又一次授意，福星高照，在证实确切无误后，便立即下诏，将鼎掘出，由河东太守亲自护送到京都长安设祠供奉。当鼎进入长安后，朝中群臣公卿认为又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了，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将此鼎誉为旷世珍宝、天下罕见之神品。更有阿谀奉承之徒如齐人公孙卿等，觉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视，便引经据典，较其他人更胜一筹地趁机进言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鹃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而后又借一个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迎道：“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齐人公孙卿等一番云遮雾罩的吹捧和花言巧语的谄媚，搞得汉武帝激情喷涌，热血沸腾，既然得宝鼎预示着兴旺发达，又可同上古时代的黄帝一样上泰山封禅，而上泰山封禅又可以得道成仙，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于是，汉武帝下令群臣公卿迅速制订封禅的礼仪，以备登泰山之用。封禅之事，不过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到底是什么样子，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己说不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因梦想得道成仙，曾到泰山封禅，据说因不明礼仪，结果到泰山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汉武帝又过了八十余年，这封禅的礼仪就更难以弄清了。但既然皇帝一心想要封禅成仙，齐人公孙卿等当然不能失去这个难得的讨好机会，很快按照古代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一套封禅礼仪和礼器。当汉武帝将这套礼仪、礼器出示给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人观看并征求意见时，司马谈等群儒却依据《尚书》、《周官》、《王制》等古典留下的线索，固执地认为齐人公孙卿等搞的那一套与古代不同，纯属胡闹，根本不能启用。当汉武帝问搞个啥样子才能合乎古礼并不算胡闹时；群儒们又言人人殊，难以作出一致的结论。齐人公孙卿等眼看好事行将流产，便攻击司马谈等群儒只知拘泥经典，不知因时制宜，于是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场激烈的礼仪之争。就在群儒与公孙卿之间吵吵嚷嚷、相互指责又各不相让之时，焦躁难耐的汉武帝一气之下，索性抛开公孙卿与司马谈两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与侍中奉车子侯等人去泰山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封禅大典。群儒公卿一看皇帝不辞而别，顿时目瞪口呆。11本收齐！
评分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边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评分1100米 ，南墙180米 ，西墙600米 ，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 ，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评分不错、很好，下次还来买。
评分很不错，看过南渡北归，再看岳南的作品
评分挺好的，很好的书
评分正版书，很好看的内容
评分京东快捷方便，搞活动价格优惠，京东的快递小哥也是在大热天奔波，感谢了！
评分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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