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基礎（第6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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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約翰·迪利 著，張祖建 譯

齣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62768

版次：6

商品編碼：11106615

包裝：平裝

叢書名： 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2-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51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在《符號學基礎（第6版）》中，迪利先生討論瞭與符號和意指現象的抽象研究有關的問題，這兩者界定瞭符號學的範圍。他在係統的和曆史的視野中展開探索。與之相應，本書一方麵提供瞭基本問題的理論性介紹，另一方麵也是一項重要的學科史研究。

內容簡介

　　 這本《符號學基礎（第6版）》是迪利教授的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最初是作為一本大學教科書撰寫的，即本書前七章。自1990年第一版以來，連同讀者眼前的這個第六版，本書已經被譯成10種文字。每一版都有所修訂和擴展（參見本書各版序言）。這次，在英文和愛沙尼亞文雙語第五版的基礎上，迪利教授專門為第六版的中文版增寫瞭第十二章。本書從歐洲和北美兩個符號學傳統的區彆齣發，通過對哲學觀念論和實在論的批判和分析，論證瞭皮爾斯符號觀的閤理性和涵蓋幅度，並且為廣義的生命現象提齣瞭一個分類係統：從物理的、植物的、動物的指號過程，直到人類的指號過程。這樣的闡述通過指號作用把自然界、社會和文化各個層麵銜接起來，形成瞭一種綜閤性理論。

作者簡介

　　約翰·迪利是美國休斯敦市聖托馬斯大學的哲學教授、北美符號學派的重要理論傢，其研究方嚮和學術造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符號學的認識論基礎、符號學思想史、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皮爾斯手稿的整理刊行。他曾經擔任美國符號學會（SSA）2001年度會長，目前任該學會《美國符號學雜誌》 的執行主編。在國際符號學界，迪利教授也是一位活躍的學術策劃和組織者，長期任國際符號學會（IASS）理事。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迪利教授發錶瞭數十篇論文和10多部專著。

目錄

第一章 文學符號學與符號學說
第二章 符號學：是方法還是觀點
第三章 指號過程：符號學探索的課題
第三章 補篇詮釋項與作為符號的觀念
A．詮釋項
B．作為符號的觀念
第四章 符號：指號過程的介質
第四章 補篇再論存在的相關項和超越的相關項的基本區彆
第五章 動物符號學和人類符號學
A．經驗的內容
B．物種特有的客觀世界
C．物種特有的人類指號過程
D．符號在人類指號過程中的“常規性”一
E．批評是探索文本性
F．一切科學之母
G．作為指號過程的話語：一個模型
H．綜述
第六章 物理指號過程和植物指號過程
第六章 補篇物理指號過程如何使物理世界邁嚮生命
第七章 迴顧：符號學的曆史和理論
A．符號學理論
B．符號學曆史
C．術語糾正：符號論和符號學
第八章 前景：科學的新起點
A．作為意指對象的所指
B．對象和指號過程
C．符號學與現代性之分野
D．科學是人類指號過程的一種樣態
E．符號是對象的預設條件
F．結論
第九章 外部世界是一個準謬誤
A．非此即彼和不偏不倚
B．後現代性之蛋
C．雞蛋孵齣來瞭
D．邊界爭端
E．現實性也是一個詞
F．一個生物學規定不足的建模係統
G．後視鏡一瞥
H．案捲更新
第十章 符號學怎樣整閤人類的知識
A．符號學囊括人類知識
B．符號學與後現代的命運
第十一章 人類的定義
A．現代哲學的真髓
B．符號學革命
C．動物的實在論
D．關鍵的認識
E．人類的後現代定義
第十二章 為什麼符號動物需要發展一門符號倫理學
A．現代哲學的軟肋
B．指號過程的廣度
C．可能變成符號動物的動物
D．走齣現代思想的局限
E．通嚮後現代性的軌跡
F．符號學包含符號倫理學
G．新人文主義
H．小結
第十三章 從符號學到符號倫理學：符號作用縱覽
A．為什麼耽擱這麼久
B．符號在人類意識和自然當中的普遍性不易認識
C．語言溝通對於發展包括符號理論的一切科學的必要性
D．尋找符號的最廣泛意義
E．“使無效力的關係變得有效力”
F．地球指號過程的最前沿：符號倫理動物
區分曆史層次的參考文獻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六版作者序：緻中國讀者

　　我希望讀者一開始就瞭解與本書相關的三個要點：一是符號學和符號論的區彆；二是符號學探索的範圍；三是參考文獻如何區分曆史層次，以消除傳統格式的一個盲點,其根據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沒有人在去世後還能繼續寫作。
　　（一）將符號學與符號論等同的謬說
　　詞語承載著人類理解力的曆史。我們雖然發明瞭詞語，卻從未做到完全控製“詞語的含義”或“意指”。因為一個詞一經某人首次提齣，隨即不是成為無人理會的過眼煙雲，就是被接受和應用。然而，應用的方式永遠取決於語境，而語境總是不斷變化的。
　　因此，我們必須把設定的符號和慣用的符號區彆開來。前者是隻有人類語言溝通活動纔有的，而且是這種溝通活動的齣發點，是人類所特有的現象；後者是設定好的符號經過語言群體的運用所變成的東西——或遲或早，然而不可避免。經過設定的詞語是象徵性符號；正如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觀察到的，在使用過程中“象徵會生長”，而且不可避免。
　　本書讀者需要心中有數的是，自20世紀以來，有兩個這樣的象徵在生長中已經不再受個彆作者使用時的主觀設定的支配。其中一個是“符號論”（semiology），另一個是“符號學”（semiotics）。設定活動雖然可以糾正習慣，可是從長遠看，習慣卻是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即使把這兩個詞在20世紀的用法當成一迴事，二者之間的清楚界限也不難看到。這一點對於本書的任何讀者來說都十分重要。
　　在當今有關符號的討論當中，“符號論”是一個有影響的術語，最早見於1916年齣版的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遺著《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 de linguistiqne géuérale）。索緒爾認為，符號本身完全而且僅僅齣現在人類文化的範圍內，而且其中主要是語言符號。
　　“符號學”是這場討論中的另一個有影響的術語，齣現在1963年前後。當時托馬斯·A·西比奧剋（Thomas A�盨ebeok）提齣，符號絕不限於人類文化的範圍，在動物的生命世界裏同樣隨處可見。於是，他把“人類指號過程”（anthroposemiosis）與“動物指號過程”（zo�塻emiosis）對舉，前者指人類物種所特有的部分，後者泛指動物界的符號作用，從而使人類動物的意識與許多其他動物的意識發生交集。1981年，西比奧剋時任主編的國際符號學研究會（IASS）的《符號學刊》（Semiotica）發錶瞭馬丁·剋朗蓬（Martin Krampen）的《植物符號學》（Phytosemiotics）一文。這篇論文首次提齣，植物世界也有符號作用。通過這篇論文的發錶，西比奧剋為著名的“生物符號學”（biosemiotics）這一概念的提齣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進展當中，在美國，皮爾斯的工作既有核心意義，又被邊緣化。擁戴者們多年來以為皮爾斯的首選用語不是“semiotics”，而是“semeiotic”。後來這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對符號學的總體發展采取瞭一種觀望的態度。直到20世紀末，西比奧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擔當瞭組織、輯刊和撰著的主要角色，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都是如此。
　　20世紀末期，“符號學”與“符號論”形成瞭鮮明的對照。前者指通過充分研究符號作用所獲得的知識，後者頂多指對於在人類文化內部起作用的符號的研究，在最糟的情形下則僅錶示符號作用隻限於人類文化——這本來是索緒爾的觀點，這一觀點同時也使他成為現代哲學傳統中的一位“觀念論者”，即認為人類心智終究隻能認識産生於心智本身的東西。
　　 西比奧剋很早就用“以偏概全的謬說”的提法來說明符號論與符號學之彆，意思是把僅限於人類語言和文化的符號作用錯誤地等同於全部符號作用。繼西比奧剋對這個謬說做齣有效和明白無誤的揭露之後，已經有不少試圖消除其影響的努力。值此《符號學基礎》漢譯本齣版之際，一個也許需要讀者有明確意識的最重要的事實是，西比奧剋揭露的這個“以偏概全的謬說”在當前思想文化界遠未絕跡。

　　下麵不妨以丹尼爾·錢德勒（Daniel Chandler）的《符號學：基礎概念》（Semiotics:the Basics）（基於名為Semiotics for Beginners的網站）為例來說明這種情形。同類著作還有一些，可是也許都沒有這一本如此離譜。這本書隻談符號學裏索緒爾的追隨者從事的符號論部分，所以書名本應直稱《符號論：基礎概念》。 如此錯誤地設想“符號學”是與現代唯名論的“觀念之道” 一脈相承的，這就像皮爾斯所指齣的，詹姆斯（W�盝ames）和杜威（Dewey）以後的“實用主義”與唯名論一脈相承一樣。與約翰·班索特（John Poinsot）的符號觀相同，皮爾斯本人則以“經院哲學實在論”作為其“實效主義”觀點的前提，也就是說，在完整意義上承認存在的可知性：既包括不依賴心智的現實的範疇，也包括現實在人類指號過程內部的社會建構的維麵。符號學之所以確定無疑地是後現代的，正是因為它超越瞭現代哲學在“認識論”當中（以及索緒爾在“符號論”當中）規定的限度：有關萬物自身的知識，包括其存在的既先於又獨立於人類文化的側麵。
　　如果文化內部的符號作用可以納入更廣泛的符號作用——後者把文化本身呈現為廣闊得多的自然界當中的一個部分，為人類物種所特有——那麼，眼下把文化符號學當成 “符號學本身”來談論，便有使西比奧剋所揭露的“以偏概全的謬說”接近“以偏概全的騙局”之嫌。錢德勒的書隻是一例，任何一本這樣的書其實都不單是書名究竟何謂的問題，而是事關如何在更廣泛的“符號作用”——這是充分意義上的符號學主題——的內部，界定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領域。正是這種包羅萬象的“符號作用”，而不是一個文化所創造的、作用也局囿於文化的有限的部分，規定著整個符號學探索，構成瞭符號學名下的廣闊領域。
　　（二）物理指號過程:一種先於和不依賴於生命的符號作用
　　 符號作用的最奇怪的特點是涉及非存在（nonbeing）。在物理的因果互動當中，參與者必須都存在於當時當地。符號卻無需如此。說謊和欺騙活動脫離瞭指號過程就無法實現，任何未來的發展也是如此，沒有已經發生過的事件就無從預見。意指作用必須有一個載體，通常叫做“符號”（sign）或者（皮爾斯所說的）“代現物”（representamen），纔能把意指對象傳達給一個第三方（無論是否某個人）。可是，被傳達之物不一定實際存在；它傳至的“第三方”也不一定實際存在。
　　
　　這很奇怪，不過也正是指號過程的特彆之處，是符號特有的作用或其“因果性”的特彆之處。例如，大路左側有一條通往樹林的岔路，路牌上寫著“前方有橋”。可是岔路上也許根本沒有橋，或者真有一座橋，卻無法通行。當我們把這些考慮轉用於思考宇宙的時候，盡管我們知道宇宙在生命物齣現以前就已經存在，然而我們很難不去考慮某種作用於引起宇宙變化的互動過程的“未來的影響”，這些互動過程將“僅僅是”無生命的蒼茫大地逐步變成擁有一些先是能夠支持生命，進而切實支持生命的區域。這樣看來，就我們對於宇宙和生物的進化過程的理解而言，指號過程（即符號作用）正好補上瞭其中“缺失的環節”。
　　這個“物理指號過程”（physiosemiosis）的理念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書裏第一次得到充分論證。它不僅伴隨著生命物的指號過程（即“生物指號過程”），而且在宇宙中先於生命。 一些重要的變化將一個原本無生命的宇宙從“僅僅是”變成“多瞭點什麼”，逐步接近生命登上宇宙舞颱的起始點（見本書第六章的論述）；這些變化當中已經包含瞭這種特殊的符號作用，從而大大改變瞭過去事件對於未來事件的相關性。不妨重申：這樣看待指號過程為充分理解進化的宇宙提供瞭“缺失的環節”。
　　 在本書以前，這種充分意義的符號作用隻有皮爾斯一人揣想過。直接導緻本書寫作的皮爾斯身後的學術研究證明，皮爾斯的核心主張——符號是一種不可簡約的三價關係，在任何特定的指號作用發生時，每個價項無需獨立存在——實際上早就提齣來瞭，這個主張原是從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的著作到約翰·班索特（Poinsot，1589—1644）的符號學之間，有關符號的學說在拉丁時期取得的最高成就。
　　在新近的文獻裏，符號學的這種最初的發展被稱為“早期符號學說”（protosemiotics），它始於正式提齣超越自然和文化之彆去理解符號的思想傢4世紀後期的奧古斯丁，並且在17世紀初達到瞭高峰，其標誌是約翰·班索特1632年齣版的《論符號》（Tractatus de Signis）。這部論著闡述瞭符號的三價關係的存在如何不僅超越自然與文化的分野，而且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內外之分。班索特在書中還闡明瞭符號的存在如何超越物理和心理兩方麵的主體性。可是，藉用休謨（David Hume）的一個說法，班索特的符號學“被齣版界當成死嬰”，在拉丁語內被遺忘，在拉丁語以外也無人知曉，直至1985年纔在雙語版裏除本文腳注提到的兩篇以外，作者本人的著作均列於本書末的“參考文獻”當中。——譯者注重獲刊行。
　　 本書不以曆史為重點，而是從理論上把握完整意義上的符號作用，也就是說，我們稱之為“符號學” 的專門知識［特彆是在約翰·洛剋（John Locke）和西比奧剋身後］究竟是什麼。理論上，符號學有彆於符號論之處，不單是不限於人類物種所特有的文化，它同樣從經驗方麵考察符號的作用，以便通過分析（而不是通過設定，如索緒爾學派所做的那樣）確定符號的存在的形式內涵。
　　（三）消除文獻來源的時間盲點
　　 讀者會注意到，本書采用瞭一種獨特的參考文獻的格式，即所謂“區分來源的曆史層次”，它消除瞭思想文化界至今仍然容忍的一個有弊無益的“盲點”。這種格式在中國的第一次完整運用無疑是《符號學共時觀：2010年景象》一文，載於2010年12月的《中國符號學研究》第4捲第2期9~113頁。
　　基於“沒有人在死後還能繼續寫作”這個簡單的事實，美國符號學會（SSA）在第二屆年會論文集《符號學1981》（Semiotics 1981）的“前言”裏宣布瞭一種新的編輯格式。這種“美國符號學會格式” 在其後五年當中完成瞭所有細節， 1986年正式發錶在《美國符號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上。這種格式與現有的標準格式——例如美國心理學會（APA）格式等——區彆不是很大，除瞭關鍵的一點：它要求十分明確地意識到被徵引者的實際壽命和實際的時間位置。
　　 區分曆史層次要求把“來源日期”和“訪取日期”區彆開來，前者必須而且隻能是文本作者在世時的某一時間，後者是用來訪取來源的譯文或者齣版日期。這兩個日期可能是同一個，但當二者不同時，來源日期用於文本當中的徵引，文末或書後的參考文獻錶則隨後對來源日期和訪取日期的關係做齣解釋。
　　與例如美國心理學會格式等其他文獻格式相比，參考文獻已經區分瞭曆史層次，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曆史時期在文本內的作用，好比地質學傢通過岩層能夠看齣地球的曆史。區分曆史層次的好處頗多，絕無弊病——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迫使作者和讀者對曆史語境具有或逐漸具有明確的意識，因為它在被利用的任何文本裏都起作用。讀者手中的這本書和上麵提到的“符號學共時觀：2010年景象” 一文都采納瞭這種簡單而具有根本性的文獻格式的調整。
　　繼《符號學基礎》之後，我又寫過幾部書，其中三部專門梳理瞭曆史記錄，迴顧瞭符號學如何認識到三價關係在超主體性的符號的存在當中的中心地位，從而使得未來能夠通過現在不斷地重組過去事件與現時發展的相關性。
　　其一是名為《奧古斯丁與班索特：早期符號學的發展》（Augustine & Poinst:the protosemiotic development）的研究著作。這本書涵蓋瞭符號意識從4世紀晚期到17世紀初期在拉丁語中的最初的繁榮景象［我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紀哲學再定義：通觀科學從公元354年奧古斯丁齣生到班索特1644年逝世之間的發展》（Medieval Philosophy Redefined：The development of cenoscopic Science from the birth of Augustine in 354 AD to the 1644 death of Poinsot）篇幅要長得多，涵蓋時期雖然相同，但是在完整的拉丁哲學的格局內勾勒瞭符號學的綫索；我在此前2001年撰寫的《理解力的四個紀元：對於從古代直到20世紀開端的哲學的第一次後現代主義考察》（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一書，也根據從公元前7世紀到21世紀開端的整個哲學史的格局，追溯瞭符號學的綫索］。
　　其二是《笛卡兒與班索特：符號與理念的抉擇》（Descartes & Poinsot:the crossroad of signs and ideas），它論證瞭 “符號之道”如何被現代哲學的“觀念之道”所遮蔽，直到皮爾斯那裏纔重見天日，再到西比奧剋纔獲得普遍的承認，進而變成哲學的符號學發展的主流，為後現代時期的全球思想文化做齣貢獻。
　　
　　其三是篇幅不長的一部專著：《符號學共時觀：2010年景象》John Deely，Semiotics Seen Synchronically：the View from 2010，Ottawa：Legas，2010�保�它以上文兩次提到的發錶於《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同名文章為基礎［最後這部專著（或專文）特彆梳理瞭20世紀創立的符號學的史實，符號學成為從現代民族語的思想文化界嚮後現代全球思想文化界轉變當中的一門不可或缺的專題研究］。從曆史角度來看，這部書提供瞭一部符號學如何在20世紀“創立”的全麵記錄，蘇珊·彼得裏利（Susan Petrili）在“2008年度西比奧剋研究員演講” 中，把它正確地稱為“一種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多地屬於‘我們的時代’的現象”［見《符號倫理學與責任》，載《美國符號學雜誌》24��4（2008），148］。
　　上述三點中的第一點充分展開之後就是索緒爾的“符號論”最初促成瞭20世紀對於符號的熱烈討論，這個現代時期的最富有決定意義的發展規定瞭符號的研究範圍，它既直截瞭當地附和文化與自然之分，又毫不妥協地局限於文化方麵。因此，西比奧剋纔能把索緒爾的觀點稱為“以偏概全的謬說”。迪利、布魯剋·威廉姆斯（Brooke Williams）作者的夫人，也是符號學者。——譯者注和費利西婭·剋魯茲（Felicia Kruse）1986年閤編的名為《符號學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的論文集（布魯明頓市：印第安納大學齣版社）充分論證瞭西比奧剋的指責的完整含義；從自足的文化指號過程轉入兼顧文化和自然的發展的指號過程之間，這部論文集被證明是一個分水嶺。
　　最後，我要嚮推薦本書的李幼蒸先生，特彆要嚮願意把它譯成中文的張祖建先生，錶達深切的謝意。身為哲學傢，能夠把這項研究介紹給中國人民，是我在生活中從未有過的榮幸。在後現代時期的全球文化當中，中國人的重要性遠非詞語所能夠錶達的。符號學越是被人們理解，就越會蓬勃發展，從而使我們能夠跨越文化的分野，實現一種基於共同利益而擁抱整個地球的人類的生存狀態。
　　
　　約翰·迪利
　　美國艾奧瓦州迪比剋市園景山莊
　　2011年10月7日

前言/序言

評分☆☆☆☆☆

之漢學，在國學中列為小學（文學、訓詁學、音韻學），典型的如我們常言的《爾雅》。至於語法學，中國看來要差一些。中西語言學有很大的不同，鬍適之曾膚淺地提過，英語重介詞之用，中國忽視虛詞，常省略。來看看語言學傢對符號學的研究，“在索緒爾找到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詞之前，符號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為它總是趨於與單一能指相混淆，而這正是索緒爾所極力避免的。經過對詞素與義素、形式與理念、形象與概念等詞的一番考慮和猶豫之後，索緒爾選定瞭能指和所指，二者結閤便構成瞭符號。”③張遠山先生的《中西思維層次之差異及其影響》一文中說：“索緒爾所忽視的語言的唯物主義基礎：‘受指’，因為真正與能指構成應是受指，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學術上熟稔的‘名’與‘實’。能指與受指的結閤生産瞭語言的所指，兩個來源構成瞭所指的兩個相關成分，來源與能指的是‘客觀所指’即‘義指’（固化為詞典釋義）；來源於‘受指’的是‘主觀所指’即‘意指’（體現每一次稍異於詞典釋義的具體作用），它們的先後關係是‘能指→（義指→意指）→受指’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離’卦來錶示，初九（陽爻）代錶能指，六二（陰爻）代錶部分所指，九三（陽爻）代錶部分受指。正如中國人把最下的（初九）作為第一爻。那樣，中國人的思維方嚮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義指）→能指’。”“中國人對語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與懷疑”。④據我學國學以來，深知佛道對語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國人的思維與西方人的差異極大，對符號辨識差異巨大。 符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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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門四科之一， 《論語·先進》：“文學，子遊、子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