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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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 著

圖書標籤:

• 北大
• 曆史
• 文化
• 校園
• 故事
• 迴憶
• 清華
• 民國
• 教育
• 北京

齣版社： 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61613

版次：3

商品編碼：11776680

包裝：精裝

叢書名： 大學五書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92

字數：220000

編輯推薦

　　

　　《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用心感知這所大學的脈搏與靈魂。作者以學術史的視野，藉闡釋“故事”展現曆史圖景。

　　

海報：

內容簡介

　　《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
　　作者將眾多零散的關於老北大的私人記憶集閤起來，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揮。藉助若乾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 “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
　　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考察，將關於校慶的諸多“好話”與“老話”作為解讀對象， 試圖在縱橫交錯的“曆史地圖”上，尋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除瞭凸顯史傢的眼光，更希望引導讀者走嚮曆史深處，思考若乾重大問題。
　　除瞭偵探校史上撲朔迷離的“故事”，更是認真剖析建構光榮傳統的“神話”。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傢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齣突齣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韆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目錄

目 錄
“大學五書”小引 / 001
小引 / 003
第一輯　北大舊事
校園裏的真精神 / 011
哥大與北大 / 049
北大傳統之建構 / 086
老北大的自畫像 / 107
──“校慶感言”解讀
作為話題的北京大學 / 124
──曆年“紀念冊”述評
第二輯　校史雜說
北京大學：從何說起？ / 151
北大校慶：為何改期？ / 167
北大校名：如何英譯？ / 184
北大校史：怎樣溯源？ / 192
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 / 205
──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係為中心
不被承認的校長 / 218
──丁韙良與京師大學堂
遲到瞭十四年的任命 / 241
──嚴復與北京大學
第三輯　百年慶典
北大的“光榮”與“夢想” / 273
作為一種文化景觀的百年校慶 / 279
有容乃大 / 283
——答《人民日報》記者問
大學有什麼用 / 290
——答《南方周末》記者問
北大：一個話題 / 297
——答《新快報》記者問
“半真半假”說北大 / 303
——答《新周刊》記者問
辭“校史專傢”說 / 308
大學史的寫作及其他 / 313
——兼答《北京大學校史》編者
再說“北大生日” / 317
第四輯 　大學書影
大學百年 / 323
──從《東京大學百年》說起
“書信作傢”鬍適之 / 328
──關於《鬍適書信集》
人文景觀與大學精神 / 333
──讀《劍橋與海德堡》《哈佛瑣記》等
讀《（民國二十三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有感 / 343
關於建立“鬍適文庫”的設想 / 353
“為瞭蔡先生的囑托” / 359
——《蔡元培年譜長編》讀後
“觸摸曆史”之後 / 365
《北大精神及其他》後記 / 372

附錄：《北大精神及其他》序（夏曉虹） / 379
修訂版後記 / 384
附識 / 386

精彩書摘

校園裏的真精神
永恒的風景
大凡曆史稍長一點的學校，都有屬於自己的“永恒的風景”。構成這道“風景”的，除瞭眼見為實、可以言之鑿鑿的校園建築、圖書設備、科研成果、名師高徒外，還有必須心領神會的曆史傳統與文化精神。介於兩者之間， 兼及自然與人文、曆史與現實的，是眾多精彩的傳說。
比如，當老同學繪聲繪色地講述某位名人在這棵樹下悟道、某迴學潮在這個角落起步、某項發明在這間實驗室誕生、某對情侶在這條小路上第一次攜手時，你感覺如何？ 是不是覺得太生動、太戲劇化瞭？沒關係，“無巧不成書” 嘛。再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信不信由你。隻要不對這所學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會加入傳播並重建“校園風景綫”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極具說服力的統計數字，這些蘊涵著溫情與想象的“傳說”，未免顯得虛無縹緲；因而，也就不大可能進入史傢的視野。可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大學”更為充滿靈性的場所。漫步靜謐的校園，埋首燈火通明的圖書館，傾聽學生宿捨裏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或者“遠眺”竊竊私語的湖邊小路上的戀人，隻要有“心”，你總能感知到這所大學的脈搏與靈魂。
如此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敘述，實在難以實證。但對於曾經生活或嚮往生活於其間的人來說，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卻極有魅力。世人之對“紅樓內外”感興趣，有各種各樣的機緣。我的最初動因，竟是閑聊時的“爭強鬥勝”。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博士的全部課程）來，我隻能算是“半路齣傢”。正因為有在彆的大學就讀的經驗，我對北大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開口閉口“我們北大”，不隻錶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評判標準——既充滿敬意，又有點不以為然。試著虛心請教：讓你們如此心迷神醉的“我們北大”，到底該如何描述？有眉飛色舞、拋齣無數雋語逸事、令人既驚且喜的；也有引經據典，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從蔡元培到毛澤東，讓我重新迴到現代史課堂的。後者可以幫助確定北大在百年中國政治史上的位置，隻是敘述姿態過於僵硬；前者補闕拾遺，而且引人遐想，可惜傳說多有失實。
希望能夠兼及“宏偉敘事”與“小品筆調”，我選擇瞭“迴到現場”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樣談論北大人喜歡掛在嘴邊的“五四”，我會對遊行路綫怎樣設計、集會演講為什麼選擇天安門、火燒趙傢樓又是如何被敘述等等感興趣。至於史學傢不大關注的北河沿的垂柳、東齋西齋學風的區彆、紅樓的建築費用、牌匾與校徽的象徵意味、北大周圍的小飯館味道怎樣、洗得泛白的藍布長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讓我入迷。
於是，我進入瞭“曆史”與“文學”的中間地帶，廣泛搜集並認真鑒賞起“老北大的故事”來。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道、檔案材料等，有帶露摺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將其參照閱讀，十分有趣。令我驚訝不已的是，當年的“素描”與幾十年後的“追憶”， 竟無多大齣入。考慮到關於老北大的舊文散落各報刊，尋找不易，不可能是眾多八旬老人轉相抄襲。唯一的解釋是， 老北大確有其鮮明的性格與獨特的魅力，因而追憶者“英雄所見略同”。藉用錢穆《師友雜憶》中的妙語：“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一個人如此，一所大學也不例外：能被無數學子追憶不已的，方纔是此大學“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時間流逝而磨滅，也不因政見不同而扭麯。
其實，“老北大”之成為眾口傳誦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於時光的流逝。絕大部分關於北大的迴憶文章，都是作者離開母校之後纔寫的。而抗戰爆發北大南遷，更是個絕好的機緣。正因遠離紅樓，方纔意識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纔有心思仔細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麵孔。1940 年代齣現一批相當優秀的迴憶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係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這麼一段話：
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舊遊星散，否則如果我在今天還有機會住在東齋西齋矮小卑濕的宿捨裏， 我決不會，也不能寫齣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願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同學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黴濕滿牆， 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綫黑暗的宴會廳裏，東邊牆上懸掛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的道貌盎然和藹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老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錶北大和北大人而有餘。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踏進那青苔鋪階的古老廳堂，更何況那廳堂已經失落在敵人手中，難怪遠遊的學子頻頻迴首， 並將其相思之情訴諸筆墨。
抗戰勝利瞭，北大人終於重返紅樓。可幾年後，又因院校調整而遷至西郊燕大舊址，從此永遠告彆瞭令人神往的沙灘馬神廟。對一所大學來說，校址的遷移，並非無關緊要，往往成瞭撰寫校史時劃分階段的依據。抗戰南遷， 對於北大日後的演變與發展，實在太重要瞭。因而，將“老北大”封閉在1898—1937 的設想，也就顯得順理成章。對於習慣新舊對舉、時時準備破舊立新的人來說，隻要與“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稱為“老北大”。這種漫無邊際的概念，為本文所不取。為瞭敘說方便，本文將“老字號” 獻給南遷前的北京大學包括其前身京師大學堂。
從1918 年齣版《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漸浮現。有趣的是，曆年北大齣版的紀念冊中，多有批評與質疑；而發錶在其他報刊的迴憶文章， 則大都是褒奬與懷念。對於母校之思念，使得無數昔日纔情橫溢尖酸刻薄的學子，如今也都變得“柔情似水”。曾經滄海的長者，提及充滿朝氣與幻想的大學生涯，之所以迴味無窮，贊不絕口，大半為瞭青春，小半屬於母校。明白這一點，對於老學生懷舊文章之偏於理想化，也就不難理解瞭。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 這是需要事先說明的，盡管我已經剔除瞭若乾過於離奇的傳說。至於或記憶失誤，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敘述齣現眾多版本，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因而也就不會有完全統一的形象。
前麵提及“英雄所見略同”，這裏又說是形象塑造無法統一，二者豈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異”的治世格言：對“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傢沒有根本的區彆， 差距在於具體事件的敘述與評判。
“北大老”與“老北大”
“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傳在北平學界的口頭禪。就從這句“讀法不一”的口頭禪說起吧。
首先是敘事人無法確定，有說是擇校的先生，也有說是擇婿的小姐。擇校與擇婿，相差何止韆裏！與敘事人的不確定相適應，北大之“老”也難以界說。有說是北大人老氣橫鞦，辦事慢條斯理的；也有說是校園裏多老房子、老工友，連蔡元培校長的汽車也老得走不動的；還有說是曆史悠久、勝跡甚多的。第三說最有詩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認可。硃海濤撰寫於1940 年代的《北大與北大人· “北大老”》，正是在這一點上大做文章：
摩挲著刻瞭“譯學館”三個大字的石碑，我們緬懷當年住在這裏麵的人，每月領四兩學銀的日子。在三院大禮堂前散步，我們追念著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時，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這裏麵。徘徊於三一八殉難同學紀念碑前，我們想起這國傢的大難就有待於青年的獻身。這一串古老的曆史的纍積，處處給後來者以無形的陶冶。
說“陶冶”沒錯，說“古老”則有點言過其實。比起巴黎、牛津、劍橋等有七八百年曆史的名校，北大無論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上，有兩則在校生寫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極力論證剛過“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該“倚老賣老”，更不該“老氣橫鞦”，因為有牛津大學等在前頭。
到瞭1948 年，校長鬍適為“紀念特刊”撰寫《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仍是強調“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隻能算一個小孩子”。可筆鋒一轉，擅長考據的適之先生，談論起另一種計算年齡的辦法：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曆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 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曆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韆零七十二年瞭。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瞭！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嚮來不希望賣弄高壽，更不自承太學傳統，就連有直接淵源的同文館（創立於1862 年，1902 年並入京師大學堂），也都無法使其拉長曆史。每當重要的周年紀念，校方都要強調，戊戌年“大學堂”的創立， 方纔是北大曆史的開端。鬍適稱此舉證明北大“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誌氣”。
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這與當事人對大學體製以及西方文化的體認有關，更牽涉其自我形象塑造與曆史地位建構。說白瞭，北大的“謙虛”，蘊涵著一種相當成熟的“野心”：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如此說來，比起北大校史若不從漢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國“很不相稱”的說法（參見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曆任校長之自我約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實是大有深意在。從北大的立場考慮，與其成為曆代太學的正宗傳人，不如扮演引進西學的開路先鋒。當然，校史的建構，不取決於一時的政治需求或個人的良好願望。我想說的是，相對於韆方百計拉長大學曆史的“常規”，曆來激進的北大，之所以“謹守上諭”，不敢越雷池半步，並不完全是因為“學風嚴謹”。
翻翻光緒二十四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和光緒二十八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兩種重要文獻所體現齣來的教育思想包括辦學宗旨、課程設置、教員聘請、學生守則等，都與傳統書院大相徑庭。至於隨處可見的“歐美日本”字樣，更是提醒讀者，此章程與“白鹿洞書院教條”瞭無乾係。當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規可以不循，製定瞭新的章程，不等於建立瞭新的大學。幸虧有瞭第一屆畢業生鄒樹文、王畫初、俞同奎等人的迴憶文章，我們纔敢斷言，京師大學堂確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得到普遍承認，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曆史，便逐漸被世人所遺忘。選擇若乾關於京師大學堂的迴憶，有助於瞭解大學草創期的艱難與麯摺，比如孫傢鼐的規劃、許景澄的殉難、張百熙的實乾、嚴復的苦撐，等等。至於進入新式學堂後，學生如何習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興趣的。光緒二十五年頒布的《京師大學堂禁約》，有些條款現在看來“純屬多餘”。比如用相當長的篇幅強調課堂上必須依次問答、不可搶前亂說、聲音高下須有節製等。最有趣的，還是以下這條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擇地而施。屋宇地麵皆宜潔淨，痰唾任意，最足生厭。廳堂齋捨多備痰盂。便溺汙穢， 尤非所宜。是宜切記，違者記過。
想象當年的大少爺們，如何“忍氣吞聲”，逐漸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實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國任何一所大學， 都不會將此等瑣事寫進規章。可在“西學東漸”史上，“不隨地吐痰”，也算是頗有光彩的一頁。
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生，學校因戰亂停辦兩年。壬寅（1902）入學的，方是第一批得到“舉人學位” 的大學生（時在1907 年）。鄒樹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迴憶》中，述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之禮賢下士，為學校網羅人纔，在遭時忌、多掣肘的環境下恢復京師大學堂，功不可沒：“我們現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記瞭張冶鞦先生任管學大臣時代創辦之艱苦，實在比蔡先生的處境難得許多呢！”此說不無道理。1905 年，大學堂的管理人由“管學大臣”降為“監督”。齣任第一任監督的張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職演說，被學生不斷追憶。這裏選擇鄒樹文頗為戲劇化的描述：
監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嚮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學生嚮監督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 努力自愛。”於是乎全部儀式完瞭。這總共十四個字， 可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說。讀者諸君，還聽見過再短於他的校長演說沒有？
此種逸聞，很閤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誰都樂於傳誦。至於當初張監督為何如此“言簡意賅”，是否彆有苦衷，也就無暇計較瞭。
大學初創階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學生承襲科舉陋習，以讀書為做官的階梯，仕學館錄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學於是乎與官場沒有多大差彆。學生可能地位顯赫，因迎鑾接駕而掛牌請假；運動場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嚮左轉！”“老爺開步走！”這些逸聞，全都查有實據。可笑談終歸是笑談，實際上，大部分畢業生並沒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謂“奬勵舉人”，與“升官發財” 根本不是一迴事（參見王道元《京師大學堂師範館》）。
另一個更加嚴重的指責，便是學生無心嚮學，沉緬於花街柳巷。陶希聖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其中有一節題為“二院一堂是八大鬍同重要的顧客”，寫盡民初國會參眾兩院及京師大學堂的醜態。可據韆傢駒迴憶，1930 年代的北大學生，也頗有經常逛窯子的（《我在北大》）。學風之好壞，隻能相對而言。想象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師生，都是“官迷心竅”，或者整天在八大鬍同冶遊，起碼不太符閤實際。
不說京師大學堂的教員，以及培養齣來的學生，頗多正人君子；就說新文化的輸入與大學的改革，也並非始於1917 年蔡氏之蒞校。不妨先讀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頓與革新：
舊教員中如瀋尹默、瀋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啓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鬍適之、劉半農、周豫纔、周啓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啓革新的端緒”者，多為章門弟子。從學術思想到具體人事，太炎先生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關係。除上述瀋兼士、錢玄同、周氏兄弟外，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還有硃希祖、馬裕藻、黃侃等。據誤被作為太炎門徒引進的瀋尹默稱，章門弟子雖分三派，“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緻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我和北大》）。這種糾閤著人事與思想的新舊之爭，在蔡氏長校以前便已展開，隻不過不像以後那樣旗幟鮮明目標明確而已。讀讀林紓、陳衍、馬其昶、姚永樸等人有關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園裏的改朝換代，如何牽涉政治潮流、學術思想、教育體製，以及同門同鄉等具體的人事關係，遠非“新舊” 二字所能涵蓋。
京師大學堂尚有獨立的麵貌，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則基本上隱入曆史深處。除瞭以上所說的“革新的端緒”外，還有幾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國初建，教育部以經費短缺管理不善為由，準備停辦北大， 校長嚴復上《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一是袁世凱稱帝，北大教授馬敘倫掛冠而去，學界傳為美談；再就是1916 年9 月，校方嚮比利時儀品公司貸款20 萬，籌建後來成為北大象徵的“紅樓”。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
北大之所以名揚四海，很大程度得益於1919 年的五四運動。西學的引進與新文化的産生，既有密切的聯係， 也有不小的區彆。談“西學東漸”，上海更適閤於作為題目； 至於“新文化運動”，則是發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當年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挑頭。就因為，後者包含著關於民族國傢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轉型，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尊。不滿足於尋求新知，更願意關心天下興亡，這一自我定位，使得“鬧學潮”成為北大的一大景觀。很難想象，沒有學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國現代史上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作為一所大學，北大固然以培養瞭大批成就卓著的專傢學者而驕傲；可北大影響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則在於其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而在某個特定時期，“鬧學潮”幾乎成為“爭民主”的同義詞。
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1935 年12 月30 日， 剛剛結束一二· 九運動的北大學生，齣版瞭《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 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趙九成所撰題為《我國曆史上的學生運動》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們的學生運動，不是從現在起的，也不是從五四時代起的，推溯其源，當導源於東漢。……在中國，最先發生的便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
三萬太學生譏議時政，裁量公卿，成為強大的輿論力量， 製約著朝廷的決策。於是，天子震怒，大捕黨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對於“黨錮之禍”，史傢評價不一，但將其作為統治者鎮壓學生運動的開端，則不會有異議。此等“清議”之風，為自視甚高的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生徒所繼承，因而成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過，曆代雖有嚴禁學生乾政的禁令，太學生的政治激情卻從來沒有熄滅，這與其一身係天下興亡的自我定位有關。京師大學堂創建之初，取代國子監而成為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機關；即便改為“國立大學”，學生們仍自認作曆代太學的正宗傳人。這就齣現瞭一個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時，不願從東漢太學講起；學生鬧學潮，反而攀上瞭“黨錮之禍”。
北大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與古老的“太學”傳統，確實不無聯係。所謂“京師大學堂”， 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師”二字，徑呼“大學堂”（有“大學堂”牌匾為證）。近年齣版的《北京大學史料》，將京師大學堂直譯為Capital College，遠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準確傳神。“皇傢大學”，這纔是當年創辦者的真正意圖。將一所大學建在皇宮旁邊，不會是偶然的巧閤。《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上有一張北大全景照片，顯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當年的攝影師，隻要稍微調整一下鏡頭，紫禁城便進入視野。隻不過大學堂開辦不久，帝製便已覆滅，民國子民不再仰慕皇宮。
與近年各種真真假假的皇傢服飾、皇傢菜係、皇傢建築大行其時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讀書人，更願意強調其平民意識。諸多關於北大周圍環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宮。張孟休的《北京大學素描》，已經講到瞭景山公園的“高崗眺望”，皇宮依然不入高人眼。劉半農欣賞三院前麵的無名小河，理由是“帶有民間色彩”和“江南風趣”，遠非“圍繞皇城的那條河”可比（《北大河》）。1940 年代中期，硃海濤撰寫《北大與北大人》係列文章， 其中《沙灘》一則，終於從漢花園、大紅樓、鬆公府、四公主府轉到瞭遠眺“玲瓏剔透的紫禁城角樓”：
嚮西望去，護城河的荷花順著紫禁城根直開入望不清的金黃紅碧叢中，那是神武門的石橋，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宮殿。我尤愛在煙雨迷濛中在這裏徘徊，我親眼看到瞭古人所描寫的“雲裏帝城雙鳳闕， 雨中煙樹萬人傢”。文章對日本侵略軍將北大人引以為榮的紅樓作為兵營大發感慨，可想而知，談論紫禁城，也是個相當沉重的話題。不管是故國相思，還是觀光遊覽，紫禁城的帝王之氣，並不為浮塵所完全掩蓋。因而，硃文的最後一句，“北大人是在這種環境中陶冶齣來的”，值得仔細琢磨。
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製已經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或者欣賞，或者厭惡，但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於毫無這種心理積澱。每迴學生示威遊行，都要在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隻是因那裏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後，“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瞭“紫禁城” 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徵”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從北大民主廣場到天安門城樓，這距離未免太近瞭。當初清政府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若把校址設在山清水秀、遠離權力中心的郊區，學生們的政治意識是否會有所減弱，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
北大學生自認繼承太學傳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信念之確立，早在五四運動以前。1903 年的拒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錶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 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通電，以及事後有人走嚮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後的學生運動，往往有政黨的直接領導，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所謂太學傳統，主要取其政治意識；至於實際運作，早已鬥換星移。
將學校作為黨爭的基地，其間利弊得失，黃宗羲、章太炎的意見截然相反，值得三思。這裏不想詳細討論學潮的功過，而是藉政府對待學潮的態度，窺探現代中國政治的演進。藉用謝興堯的話來說，便是“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紅樓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師大學堂的學生爭到瞭馬上選派齣國留學的權利。此後，讀書人地位急劇下降，政府態度也日益強硬。1919 年的五四運動，隻是以火燒趙傢樓的罪名，把若乾學生抓起來，可見政府對輿論尚有忌諱。到瞭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那可就是公開的屠殺瞭。周作人將後兩個事件，作為現代中國政治的象徵：五四代錶知識階級的崛起，三一八象徵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學生與教授在社會上似乎保有一種權威和地位，雖然政府討厭他們，但不敢輕易動手”；此後可就大不一樣瞭，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慘遭殺害為標誌，政府決定采取強硬立場，以極端手段解決學潮（《紅樓內外》）。
對於20 世紀上半葉由北大及其他高校發起的學潮， 我贊同目前大陸學界的主流意見，即大多數參與者是齣於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崇高目標。唯一需要補充的是，學校當局的苦衷，同樣值得理解與同情。除瞭校園內部的風波， 校長必須承當主要責任，絕大部分針對政府的示威遊行， 學校當局是無能為力的。學潮一旦發生，教授可以參與， 也可以不參與；校長則夾在政府與學生中間，處境相當尷尬。曆任北大校長，從張百熙到鬍適之，大都采取保護學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幾十年間，黨派在學潮中所起作用越來越大，政府態度也日益強硬，北大校長實在不好當。辦教育者的心情不難理解：在“理”與“勢”間保持某種平衡，以求得大學的生存與發展。蔡元培以其地位與個人魅力，可以用不斷地辭職作為武器，這一點，並非每個校長都能夠並願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學中，作為主體的校長、教授、學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奮鬥的目標自然不會一緻。而在北大這樣極為敏感的地方，如何處理源源不斷的學潮，對校長來說，無疑是個非常棘手的難題。眾多迴憶錄中，蔡元培成瞭唯一支持學潮的大學校長。這種描述，與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有較大的齣入。作為北大校長，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運動，但反對學生示威遊行。可以將蔡氏自述，與蔣夢麟的迴憶相參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後蔡元培的辭職南下：
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齣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瞭。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麯事實瞭。
指責北大學生沉醉於權力、不斷的學潮擾亂瞭正常教學秩序，此乃校長的立場。至於大學生眼中的校長，則成瞭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讀讀當年學潮積極分子的迴憶文章，其中多有校長、院長的“漫畫像”。
蔡元培長校十年，一半時間在外，與學生直接衝突較少，可也仍有金剛怒目的時候。據說，曾有學生幾百人集閤示威，拒交講義費，請看蔡校長如何處理：“先生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道：‘我給你們決鬥！’包圍先生的學生們紛紛後退。”（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為國傢大事而抗議，與爭取個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並論。可是，“校園政治”的微妙之處正在這裏：你很難分辨主事及參與者到底是齣於公心，還是謀求私利。學潮一旦爆發，必然魚龍混雜，而且很容易“轉化”。有感於此前之談論學潮，多從學生角度立論，方纔強調引進校長的視角，以供參照閱讀。

前言/序言

小 引
1929 年底，劉半農為《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撰文，提及校慶文章之難寫，稱不外“說好話”與“說老話”兩種。前者留給校長市長，方纔顯得“冠冕堂皇，雍容大度”；後者則最好齣自真正的“老北大”之口，要不“說錯瞭給人挑眼，豈非大糟而特糟”（《北大河》）。劉文藉北大三院門前的水溝“起興”，預想百年紀念會的情景； 我則將關於校慶的諸多“好話”與“老話”作為解讀對象， 試圖在縱橫交錯的“曆史地圖”上，尋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
我所深感興趣的，不隻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對於北大校史的敘述與闡釋。校史上撲朔迷離的“故事”固然值得偵探，建構光榮傳統的“神話”，同樣值得認真剖析。所謂的“老北大”，並非一成不變的客觀實在；每一代北大人，都在藉校慶紀念之機，為其心目中的北大“添油加彩”。我的工作計劃是，在品味日漸復雜的“老北大的故事” 的同時，追蹤這些故事的形成、流傳與演變，以及製約著這一演變的社會文化因素。
這是一個有趣但並不輕鬆的話題。“老北大”確實個性鮮明，可圈可點的逸事甚多，隻要態度虔誠，不難有“新發現”。既然如此，何以還有“並不輕鬆”一說？原因是： 好玩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又很可能過於沉重。百年北大， 摺射著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教育的光榮與夢想、屈辱與遺憾。入口處是一則誘人的逸聞，齣來時卻很可能滿臉灰塵。此說並非故弄玄虛，百年中國，本來就不是容易談論的話題。因學力及客觀條件的限製，隻好繞過瞭若乾人所共見的“傷疤”──比如“文革”中的北大；即便如此， 本書所呈現的故事，也並非總是“風和日麗”。
全書分為四輯，末輯乃書評，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學史的寫作。其中《大學百年》和《人文景觀與大學精神》二則，是從我另外的著作轉錄來。之所以冒昧重收，因其與本書的寫作大有關係。五年前，在日本東京大學訪學時， 買瞭一冊印刷精美的“寫真集”《東京大學百年（1877— 1977）》，讀後感慨良多，曾撰文予以評述，順帶預測“北大百年史”的寫作。至於為金耀基的《劍橋與海德堡》等書撰寫評論，不隻是因其曾為我的遊覽提供方便，更希望藉此探討將正襟危坐的校史與隨意揮灑的遊記結閤起來的可能性。一為學術思路，一為文章筆墨，二者的啓迪，規定瞭我今日的探索。
第一輯雖分六節，原本隻是一章，即《北大舊事》（北京： 三聯書店，1998 年1 月）一書的“代序”。前年夏天，正式進入本課題，依照慣例，收集瞭大量相關史料。因不忍割捨，挑選其中若乾有關“北大舊事”的篇章，集成這冊被人看好的“奇書”。這種工作程序，乃模仿魯迅，希望從事每一個課題，“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此文以《“太學” 傳統》《校園裏的“真精神”》為題，分兩次在《讀書》刊齣後，頗獲好評。訪學美國時，曾以“老北大的故事”為題，在加州大學的伯剋利、戴維斯、洛杉磯校區做專題演講，也屢受歡迎。去年鞦季開始，我在北大講瞭一學期的專題課，以大學製度為中心，討論現代中國學術的建立與發展，“老北大的故事”依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一章。當然，每一迴的演講，都是一種“重寫”；不斷擴張的結果， 便是本書的成形。
進入1990 年代以後，我主要從事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研究，撰寫《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鬍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齣版社，1998 年2 月）時，已經意識到學術思想與教育體製的關係非同小可，並略有切入。選擇“老北大的故事”作為研究課題，首先是學術史的視野， 而後纔是百年校慶的機遇。第二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也是作者最為用力之處。考辨校史上若乾“疑案”，隻是文章的切入口，真正關注的，其實是蘊藏在“故事”後麵的思想史綫索。校慶之改期、傳統之詮釋、校長的遴選、紀念冊的編纂等，其內在涵義，絕非區區學校圍牆所能限製。
首先是學術上的發現，而後纔考慮敘述語調以及文章結構。總的思路是，以考據齣故事，以故事齣思想，以思想齣文章。既然著眼點是學術，為何題為“故事”？除瞭藉闡釋“故事”展現曆史圖景這一寫作策略外，更希望溝通文與史、雅與俗、專傢與大眾、論著與隨筆。在我看來， “大學”之命運，應該是所有文化人關注的對象，而並非隻是教育傢的專利。
第三輯諸文，乃去年春夏遊學美國的意外收獲。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發現瞭不少此前不曾注意的史料，於是一鼓作氣，在救護車的呼嘯聲中（住處鄰近哥大醫學院），完成瞭這八則短文。
本書的寫作，從最初動議、收集資料到各章定稿，均得到夏曉虹女士的大力幫助。隻是因夏君另有重任在肩，方纔由我獨力承擔。另外，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得到北大圖書館、北大檔案館以及哥大、哈佛等校圖書館的大力支持；《讀書》《中華讀書報》等報刊騰齣寶貴版麵連載拙作；北大學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我的學術史研究專題課捧場，所有這些，乃本書得以完成的主要動力，僅在此一並緻謝。


1998 年2 月18 日於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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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瞭解老北大的文化傳承

評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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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這樣的人，嚮往這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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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量我們的版圖，看一看我們的傢鄉。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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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值得一讀好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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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一本骨骼清奇的好書好書好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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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瞭偵探校史上撲朔迷離的“故事”，更是認真剖析建構光榮傳統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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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著陳平原老師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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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傢作品，質量有保證，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