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的系列史学著作影响巨大,至今未衰。本著作是吕思勉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著,在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采用长编的形式,对吕思勉先生一生的事迹和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描述。其中披露了大量材料,为目前学界首次公布,无疑是了解和研究吕思勉先生的重要史料。
第一卷
生年――28岁(1884-1911)
第二卷
29岁――42岁(1912-1925)
第三卷
43岁――53岁(1926-1936)
第四卷
54岁――62岁(1937-1945)
第五卷
63岁――66岁(1946-1949)
第六卷
67岁――74岁(1950―1957)
第七卷
1958-2011
附录一:吕翼仁回忆三篇
附录二:吕思勉先生著述系年
录钱穆《师友杂忆》中的二段,回忆是年在沪上拜谒先生的情形:
余之重见诚之师,乃在民国二十九年,上距离去常州府中学堂,适已三十年,一世之隔矣。是年,余国史大纲初完稿,为防空袭,急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务印书馆,王云五馆长允即付印,惟须交上海印刷厂付印。余曰大佳,光华大学有吕思勉教授,此稿校样须由彼过目。云五亦允办。余又赴沪,亲谒诚之师于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陈国史大纲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错误,盼师作最后一校,其时余当已离去,遇错误,请径改定。师亦允之。后遇曲折,此稿越半年始付印。时余亦蛰居苏州,未去后方。一日赴沪,诚之师告余,商务送稿,日必百页上下,催速校,翌晨即来取,无法细诵,只改错字。诚之师盛赞余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此语距今亦逾三十年,乃更无他人语余及此。我师特加赏识之恩,曷可忘。
余是年居苏州奉母,每隔一两月必去沪。去沪必谒诚之师。师寓不甚宽,一厅容三桌。师一子,弱冠夭折,最为师伤心事。一女毕业光华大学,时方习绘事。近窗右侧一长方桌,师凭以写作。左侧一长方桌较小,师妹凭之临古画,一方桌居中央,刀砧碗碟,师母凭之整理莱肴。余至,坐师桌旁,或移两椅至窗外方廊中坐。或留膳,必长谈半日或竟日,历三四日始归。诚之师必留每日报纸,为余寓苏不易见者,一大束,或用朱笔标出其要点。见面即语余别后大事变经过之要略。由余返旅馆,再读其所留之报纸。一年中,如是相晤,可得六七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六一 - 六二页)
一、本书以公元纪年,括号内注以旧历或干支。正文大致按年、月、日编排,凡无日可考者,系于月;无月可考者,系于年。本年称“是年”或“本年”。日记等材料按年编入年之下不再按月按日分散辑录,以保持材料的完整连贯;部分材料也不按年月编排而插入内容相关之处。
二、本书所录,包括吕思勉先生的文字、编者的文字以及编者引用的他人文字。字体上:凡先生的文字,或先生抄录的文字,均用宋体;凡编者的文字,均用宋体加粗;凡编者所引录的他人文字,均用仿宋体。
三、本书所录先生的传记资料,包括日记、书信、著作、论文、时论、诗文、札记、随笔等,均按年月编排。著述部分,凡未刊文字如日记、书信、诗文、札记、随笔等,按原稿或手稿全文录入。已刊的书稿等,除介绍主要内容、写作经过和学术影响等,还节录部分重要的段落或章节编目等,以明其大致概要。时论文章曾刊于当时的各种报章杂志,因与时代社会之关系密切,都按原稿(或刊印稿)摘录(或节录)于写作或刊印之年月。所录他人材料的,也有不按年月而按内容编录的,但录入后都有出版年月的注明。
四、本书录入的先生或其他学者的资料,均在文后的括号内注明资料来源。先生已刊文字,凡撰写或发表于本年的,其刊出的出版社、刊物、期号等均录入本年的著述篇目,引文末尾不另加出处说明。非本年撰写或刊出的文字,则在引文末尾括号加注说明资料出处(即原题目、原刊何处,年月或第几期)。正文中录入他人已刊未刊之文字,或叙述中说明来源,或文末加注说明(即作者、题目、原刊物、年月或期号,出版社、页码等)。凡引录的文字,第一次引用时注明完整信息;其后仅注作者、题目或篇目。
五、先生著述,按年编于每年的“著述篇目”一栏,但仅记该著述的撰写时间、初版、出版单位和年月等。先生著述的再版、重印、改题、节选、删节,及最新的出版情况,均编入附录二“吕思勉先生著述系年”。先生的重要著述,在解放前后均有再版或重印,或注录在初版之后,而近年来的再版、重印、新版等,仍按年月编入“著述系年”。个别在港台方面出版的著述,因查找不到初版的年月,只能按再版的年月编入。
|_{color{orange} ext{最近我偶然接触到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美画册,其中精选了各地名园的经典设计,并配以详实的解说。虽然它与我正在阅读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套装共2册)》在题材上相去甚远,但这种对某一领域进行深度挖掘和系统呈现的精神,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本画册并非仅仅罗列图片,而是将每一处园林的选址、布局、景物配置,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人情怀都做了深入的阐释。我特别喜欢其中对苏州园林的研究,它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步移景异”、“曲径通幽”的艺术魅力。书中对假山、亭台楼阁、水榭池沼等元素的组合运用,以及如何通过借景、对景等手法,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巧妙融合,都做了细致的剖析。更让我着迷的是,作者还穿插了许多关于园主人的故事,以及园林与诗词、书画等艺术形式的互动,这使得每一座园林都仿佛拥有了生命和灵魂。这本画册让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谐的极致追求,也让我领略到了“天人合一”的深刻意境。它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让我更加好奇,作为史学大家的吕思勉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是否也曾涉足过对如此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入探索,并且他的年谱长编是否能为我们揭示他在这方面的点滴。}}
评分|_{color{purple} ext{我最近有幸读到一本对中国古代服饰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这本书的细致程度和考证功力,令我叹为观止,也让我不禁联想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套装共2册)》这样宏大的学术工程,它们都代表了对特定领域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努力。这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古代文献、出土文物以及传世绘画的细致解读,全面展现中国不同朝代、不同阶层的服饰演变。作者的研究不仅限于服饰的形制、色彩和材质,更深入地探讨了服饰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级制度以及审美观念。我尤其赞赏书中对服饰细节的关注,比如不同纹样的象征意义,不同场合下服饰的选择,以及服饰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这些细节的呈现,让古代社会的生活图景更加鲜活,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智慧。书中对不同地域服饰风格的比较也很有启发性,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将枯燥的史料转化为生动有趣的知识,让我们在欣赏古代服饰之美的同时,也能够深入理解历史。读完这本书,我愈发对吕先生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如何能够跨越如此多的学科领域,并进行如此细致深入的研究,感到由衷的敬佩,也更加期待阅读他的年谱长编。}}
评分|_{color{red} ext{这次偶然翻阅到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专题研究,虽然书名与我手中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套装共2册)》截然不同,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让我联想到吕先生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家,定会对这一领域有深刻的见解。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它对中国历代官僚机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秦汉的郡县制到明清的内阁制,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制度变迁。作者旁征博引,将史料的解读与制度的分析巧妙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宏大画卷。书中对于官僚选拔、任免、考核以及权力制衡等方面的探讨尤为精彩,让我对古代政治的复杂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不同朝代官僚特性的对比分析,例如汉代的“察举制”与唐代的“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上的异同,以及它们对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本书的论证严谨,逻辑清晰,既有理论的高度,又不乏具体案例的支撑,是一部非常值得细读的学术著作。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是理解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和历史走向的关键。读完这本书,我更加渴望深入了解吕先生的学术体系,看看他是否也在其著作中对这些制度问题有过独到的论述。}}
评分|_{color{blue} ext{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传记,虽然我手头的这本是《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套装共2册)》,但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另一位史学巨匠——陈寅恪先生的生平研究。吕先生和陈先生同为近现代史学界泰斗,治学风格各有千秋,都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之前读过一本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它以一种近乎侦探小说的笔法,层层剥茧,细致入微地勾勒出了陈寅恪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少年时代的惊人天赋,到留学海外的博学多才,再到回国后在各大高校的教学生涯,以及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却仍坚持学术的毅力,这本书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书中大量引用了陈先生的亲笔信件、日记以及与友人的往来书函,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仿佛陈先生就站在我们面前,低语着他的学术见解和人生感悟。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陈先生晚年的一些争议和曲折,而是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学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更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它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陈寅恪,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虽然我手中的是吕先生的年谱,但读完陈先生的传记,我愈发期待能通过年谱这样更细致的记录,去深入了解吕先生的治学之路和人生轨迹。}}
评分|_{color{green} ext{最近因为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产生浓厚兴趣,我阅读了一本关于梁启超先生学术思想的专著。虽然我现在手中在读的是《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套装共2册)》,但梁启超先生作为与吕先生同时代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人生经历无疑有着诸多可比之处。这本书对我而言,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脉络,梳理出梁启超先生“新民说”、“变法图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转变过程。作者不仅深入剖析了梁先生的思想内涵,还着重探讨了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书中的许多论述都非常深刻,例如梁先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如何尝试构建一种既能回应时代挑战,又能传承民族传统的思想体系。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梁先生后期学术转向的分析,他如何从激进的改革者逐渐转向对传统文化的温和反思,这一过程充满了智慧与挣扎。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梳理理论,更是理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时代选择。这让我更加期待能够通过《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这样的史料,去探索吕先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学术理念和人生道路的。}}
评分录钱穆《师友杂忆》中的二段,回忆是年在沪上拜谒先生的情形:
评分很好
评分8 理学纲要 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8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初版,1996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
评分一直想买的。。。。。。。。。??。。。。。
评分钱穆先生的弟子严耕望先生非常推崇“前辈史学四大家”即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先生排第一位。此书对了解吕先生的学术经历极有帮助。
评分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呼声,是一种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形式。
评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目录
评分上古去年年底的新书,吕先生的女公子坐镇把关,内容很丰富,摘引了很多重要的珍贵资料,图片也不少。大开本(最近很多近代学人的年谱大多做成这种大开本,不解其意,其实这种开本拿在手里很费劲,时间久了会很累。)平装,用纸一般,图片尚算清晰。无论如何,这样的书能出版总是值得读书人高兴的事。吕思勉,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评分5 两晋南北朝史 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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