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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作者简介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1974年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1982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晚明文学与思想。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目录

人物研究
林语堂的大关怀与小情趣
前言
快乐是无罪的
林语堂与鲁迅
从白话文到简体字
林语堂笔下的孔子与儒教
从异端到基督徒
林语堂的抗争精神
从提倡小品文到争取言论自由
民主自由与反共产思想
林语堂与小品文
提倡小品文的背景和动机
林语堂文字的风格
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
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哲学只是一种游戏和工具
相互的戏弄和侮辱
最后的一击
结论
难进而易退——胡适的大使岁月
……

精彩书摘

　　快乐是无罪的
　　在中国传统礼教下成长的人，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先经过一番苦难，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苦难”已不再是个中性的词语，而是带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则有可能被视为堕落的开始。所以“享乐主义”，在中文词汇中，多少带着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然而，人谁不图舒适，谁不图享乐。给苦难以一种道德的含义，往往是鼓励伪善，不能坦然地承认人性是贪图舒适和享乐的。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他讴歌快乐，追求生活的舒适，在他看来，这是人欲，也是天理。他丝毫不掩饰人性中的欲念，也丝毫不以有此欲念为羞耻。他虽然不提倡纵欲，但也不主张节欲。欲可导，而不可抑。在《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特立《生命的盛宴》（The Feast of Life） 一章，提出快乐并不分精神与物质两种，这两者是一物的两面，是合而为一的。而所谓精神上的快乐并不高于所谓物质上的快乐，就如欣赏音乐和抽烟斗，究竟何者是精神，何者是物质，是无从分起的。在他看来，强分快乐为精神和物质，“是徒增纷扰，是不智的，也是不真实的”。（Is it possible to regard the enjoyment of music which we call art， as decidedly a higher type of pleasure than the smoking of a pipe， which we call material？ Thi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leasure is therefore confusing， unintelligible and untrue for me.） 打破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也就能对理欲、情色给以更合乎人性的界定。他在1929年写《机器与精神》一文时，就已提出：“大凡说哪一方面是物质文明，哪一方面是精神文明，都是过于笼统肤浅之谈，无论何种文明都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 这种“心物合一”，“灵肉一体”的看法，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
　　在林语堂的哲学里，特别看重“情”字，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多次征引张潮（1650–1707）《幽梦影》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这句话。 他说：“除非我们有情，否则无从开始我们的生命。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味，花朵的愉悦，禽鸟的羽翼，女子的趣韵，和学问的生命。”（For unless we have passion， we have nothing to start out in life with at all. It is passion that is the soul of life， the light in the stars， the lilt in music and song， the joy in flowers， the plumage in birds， the charm in woman， and the life in scholarship.）
　　林语堂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感情地陈述过“理”在生命和生活中的意义。因为他了解一个人与自己的本能战是无谓的（the futility of warring against his own instincts.） 他说，“我一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的享受生活。”（I 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 it.）
　　在《人类的快乐是感官的》（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一节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人类的快乐都是生物性的快乐。这个说法是绝对科学的。为了免受误解，我必须把话说得清楚些：所有人类的快乐都是感官上的快乐。”（All human happiness is biological happiness. That is strictly scientific. At the risk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 must make it clearer： all 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 happiness.） 接着他指出，所谓精神状态也无非就是内分泌在起作用。而“所谓快乐，对我而言，大部分是和消化相关的。”（Happiness for me is largely a matter of digestion.）最后他很风趣地归结于“一个人要是大便畅通，他就快乐，要是不畅通，就不快乐。”（If one’s bowels move， one is happy， and if they don’t move， one is unhappy）. 林语堂用这种近乎粗鄙的语言来说明快乐的定义，是带着一种反道学的精神的。他善于将最神圣或神秘的感觉，用最平常的字眼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让人领受一种“说穿了稀松平常”的快意。
　　林语堂提倡享乐，但并不颓废，他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情趣，《生活的艺术》第九章专讲生活的享受，无论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谈话，喝茶，抽烟，熏香，喝酒，酒令，食物都专立一节，来讨论这些日常生活的乐趣。因此，林语堂的享乐不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他痛恨说大话，说假话，他只是说：快快乐乐地活，舒舒服服地过，没什么罪过。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总让我想起李渔（1611-1680）的《闲情偶寄》。《闲情偶寄》中，也有专讲“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的篇章。 林语堂受了李渔的启发是很显然的。这样的人生哲学并不来自西方，而是从中国传统中滋养出来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个时髦的思想，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受到空前的重视，许多知识分子批评传统大家庭制度是个人发展的阻碍，“家”不但不是一个温暖和快乐的所在，反而成了痛苦和罪恶的渊薮。从康有为《大同书》中，“去家界为天民”， 到胡适所主张的“不婚”、“无后”，都是围绕着打破家庭这个组织而立论的。巴金在30年代出版的畅销小说《家》，更是为一个年轻人如何打破家庭的桎梏而找到自由，作了最浪漫的叙述。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家庭生活对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屑追求，也是不屑营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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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不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评。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钱玄同（1887-1939），吴虞（1872-1949），吴敬恒（1866-1953）这一批开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先驱学者，对中国的传统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戏剧，孝道，家庭制度，无一不持批判的态度。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成了传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铁屋”来象征中国的黑暗和封闭；胡适则沉痛地指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吴敬恒要大家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钱玄同更主张废灭汉字，径用世界语取代之；吴虞则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林语堂（1895-1976）在这样一个批判旧传统的大环境里，有他极特殊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既不是极端的激进，也不是守旧卫道，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依恋和欣赏。这种依恋和欣赏，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当中是极少见的。当然，林语堂的依恋或欣赏并不是毫无选择的，他和陈独秀、鲁迅、胡适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有许多不近情理的礼教习俗，需要西方文化的冲激和洗刷。但是他的态度和关怀是不同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所谈的大多是救国救民的大关怀，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胡适提倡了白话文，把自由、民主、科学注入了新思潮；鲁迅立志用小说和杂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很少谈个人哀乐，身边琐事。在林语堂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大关怀”，他是以谈“小情趣”见长的。
　　在充满新旧的冲突和东西文化矛盾的大环境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打倒旧礼教”，“废灭汉字”，“文学革命”，“全盘西化”这类带着相当“杀伐之气”的字眼。林语堂很少横眉竖目地要“革命”，要“打倒”。他能从新旧之间看出调和共存的可能，而不是互相倾轧，你死我活。
　　林语堂对英语读者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and My People），在这本书里，他经常表现出对旧中国的一种追怀；和他对身处当代中国的一种无奈。他往往透过古今的对比，来说明现世的堕落。林语堂的乌托邦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在晚明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张岱（1597-1679）等人的小品里，他不但找到了文章的范本，也找到了，在他看来，是合理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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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查拉图斯特拉也像所有的彼岸论者那样，把他的幻想抛到人类之彼岸。那时，世界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正在受痛苦受折磨的神的作品。 　　那时，我觉得世界是梦，是一位神的诗；是一位感到不满意的神的眼前漂浮着的彩色烟雾。 　　善与恶，苦与乐，我和你——我认为这些都是造物主眼前漂浮着的彩色烟雾。造物主想脱离自我，——于是他创造了世界。 　　对于受苦者来说，不顾自己的痛苦，迷失自我，这是一种沉醉的快乐。从前，我觉得世界是沉醉的快乐和迷失自我。 　　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完美的，是一个永远矛盾的映象，一个永远不完美的映象——对它不完美的造物主来说，是一种沉醉的快乐：——我曾经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因此，我曾经也把我的幻想抛到人类之彼岸，就像所有的彼岸论者那样。真的抛到人类的彼岸了吗？ 　　啊，兄弟们，我创造的这个神，像所有的神一样，是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疯狂！ 　　这个神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个可怜虫，而我昵：我觉得这个幽灵是从自我的死灰和火炭中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它不是从彼岸来的！ 　　我的兄弟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战胜了我这个受苦者。我把自己的死灰带到山里去，我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更加明亮的火焰。看吧，这时这个幽灵从我这里消失了！ 　　现在相信这种幽灵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对康复者来说是一种折磨：现在对我来说是痛苦和耻辱。我对彼岸论者如是说。 　　痛苦和无能创造了所有的彼岸论者；只有受苦最深的人才能体验到幸福的那种短暂的疯狂。 　　疲倦想以一次跳跃，想以一次拼命的跳跃而登峰造极，这是一种可怜而无知的疲倦，它甚至什么都不想要了：这种疲倦创造了所有的神和来世。 　　我的兄弟们，请相信我！这是肉体对肉体感到绝望，——这个肉体以错乱的精神的手指去摸索最后的几道墙。 　　我的兄弟们，请相信我！这是肉体对大地感到绝望，——这个肉体听到存在的肚子对它诉说。 　　这时，它想用头穿过最后的几道墙，而且不仅用头，——伸到“彼岸的世界”。 　　可是，“彼岸的世界”在人类面前隐蔽得很好，那是个去人性化的、非人性的世界，它是天上虚无的东西；存在的肚子决不跟人说话，除非它自己是人。 　　真的，一切存在都是难以证明的，也难以让它说话。兄弟们，告诉我，万物之中最奇特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容易证明的吗？ 　　是的，这个自我与自我的矛盾和纷乱，最真诚地述说自己的存在，这个创造的、愿意的、评价的自我，它是事物的标准和价值。 　　这个最真诚的存在，这个自我，——即使在它创作、狂想和以折断的翅膀飞行时，它也谈说肉体，也还需要肉体。 　　这个自我，越来越真诚地学习说话；而它学得越多，就越能赞美与尊重肉体和大地。 　　我的自我教我一种新的骄傲，我把这种骄傲教给世人：不再把头埋进上天的事情的沙堆里，而要自由地昂起头，昂起这大地的头，为大地创造意义。 　　我教世人一种新的意志：沿着人类盲目地走过的路走去，并且肯定它，不再像病人和垂死者那样，悄悄地从这条路上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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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挺好的，挺有意义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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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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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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