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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成思危 吴敬琏 茅于轼 厉以宁 林毅夫 周其仁 钱颖一 陈志武 樊纲 张维迎
　　10位经济学家站在改革开放的关口，直面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思考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改革》是《中国改革30年》一书的增订升级版。
　　除了关于改革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文章外，还提供了10位经济学家在近5年中有关中国改革的精彩文章推荐。为方便读者全面而准确地理清各位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本书也提供了他们的所有著作索引。
　　主编张维迎先生作序。希望读者能从《改革》中看到困境，找到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直面中国问题。

内容简介

　　《改革》是《中国改革30年》一书的增订升级版。近年，重启改革的声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涌现出来。我们觉得有必要从改革的大题目出发，为读者展示这10位经济学家的理性思考和讨论。本书除了关于改革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文章外，还提供了10位经济学家在最近5年中有关中国改革的精彩文章推荐。为方便读者全面而准确地理清各位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本书也提供了他们的所有著作索引，主编张维迎先生更应邀欣然作序。我们希望读者能从《改革》中看到困境，找到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直面中国问题。

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其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大学的逻辑》（2004）、《论企业家》（2004再版）、《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竞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中国改革30年》（2008）、《市场的逻辑》（2010，2012）、《什么改变中国》（2012）、《通往市场之路》(2012)、《博弈与社会》（2013），等。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

目录

新版序言：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张维迎）
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张维迎）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成思危）

上篇
吴敬琏
演讲：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延伸：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茅于轼
演讲：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
延伸：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

厉以宁
演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
延伸：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话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
（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

下篇
林毅夫
演讲：渐进改革的逻辑
延伸：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周其仁
演讲：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延伸：大路向不能错

钱颖一
演讲：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
延伸：市场与法治

陈志武
演讲：改革开放160年
延伸：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樊 纲

演讲：经济改革仍需“挖潜”
延伸：对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维迎
演讲：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延伸：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对话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张维迎、钱颖一、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樊纲）

精彩书摘

前言/序言

　　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
　　张维迎
　　（一）
　　从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邓小平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5 个年头。
　　35 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刚刚过去的10 年，或许是最不寻常的10 年，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我的一个基本评价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看，它是最好的10 年；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它是糟糕的10 年；从改革的角度看，它是失去的10 年。
　　这10 年间（2003～2012 年），中国的GDP 保持了年平均10% 以上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6 位（2002 年）上升到第2 位（2010 年）；进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2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002 年的2 864 多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33 100 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无疑，10 年间，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10 年间，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官员腐败发展到“全民腐败”，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大有失控之势；收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青睐政府职位就是一个佐证；官民对抗，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维稳费用越来越高；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群体缺乏安全感，移民海外人数越来越多；社会信任度下降，道德危机比生态危机更为严重。10 年前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与10 年前相比，今天的社会更不和谐了，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满意的人群。
　　在改革方面，这10 年倒退多于进步。经济体制由“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势，民营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企业的“36 条”政策一直得不到真正落实；政府直接投资越来越多，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越来越不公平，企业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法治精神退化，以“维稳”代替法治，政治权力干预司法和主导法院判决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人们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丝毫进展。
　　为什么在体制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过去10 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一些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所谓“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的主导。我的看法是，过去10 年的高增长并不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是来源于之前25 年的改革红利。这些改革红利包括：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银行系统呆坏账的处理，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入世贸组织（WTO），等等。没有这些之前的改革所创造的改革红利，过去10 年的高增长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在2001 年进入WTO，中国的贸易出口额怎么可能在过去10 年增长5 倍多，从2002年的3 256 亿美元增加到2012 年的20 498 亿美元？如果没有出口的高增长，怎么可能有GDP 年平均10% 的高增长？加入WTO 不仅对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也通过阻止体制的倒退为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间接贡献。如果没有加入WTO，过去10年体制的倒退会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过去10 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趋向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为什么过去10 年会出现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因为我们的理念变了，我们也缺少了真正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我们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稳定压倒一切”，从注重财富的创造转向注重财富的分配，从相信市场的力量转迷信政府的权威，从相信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转向依靠国有企业的垄断力，从相信法治转向相信控制。这样的理念转变，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变化，自然会导致市场化进程的停滞。失去了改革的理念，既得利益者就获得了操纵政策的自由，设租和寻租活动就变得猖狂起来，市场化进程就开始倒退。
　　以我的判断，过去10 年的高增长已经几乎耗尽了前25 年所积累的改革红利。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有个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国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型。如果不能重新启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开始以建立宪政体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增长转型不可能成功，未来10年中国经济要达到7% 的增长率也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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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看着不错，很是喜欢。。。

看了《改革》让我无法完全靠理性去思考，因为还有很多复杂的感情或感性因素牵扯着我的神经。我对其中的一些提法颇有疑问，比如真的就是非要改掉公有制不可吗？真的放开所谓意识形态的缚束，那言下之意是否就是不管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改革都必须推进，即便这样的改革真的是把中国全面推向资本主义化。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改革真正对中国发展有利呢？

　　另一方面，过去10 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趋向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另一方面，过去10 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趋向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这书不错，值得推荐。

中国经济学的争论，其实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和经济思想的交锋，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阻力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笔者粗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略读了一些经济思想学说方面的著作，深感不能全由一种经济思想极力主导某种经济发展方向，现在当前中国发展中存在很多矛盾，必须用调和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不能绝然对立，这时候需要中国哲学所擅长的“和谐”思维观去调和这些矛盾，汲取各种经济思想中各种合理的成分。实际上，当前中央政府就是这样处理的，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都是站在很高的角度，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学者应该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政治家、政府却应该具备多元理性，满足多元价值，学者更多于理论的探讨与归纳，往往左右分明，而政治家却是要在实践中找到最终的出路，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尽量少走弯路向前走，“打左灯，向右转”并不是中央政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