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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诺芬是古希腊伟大的著作家,与柏拉图并称为苏格拉底两位最善于通过写作从事文教的学生,色诺芬一直是认识苏格拉底的重要源泉。
2.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优选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集中讨论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3. 色诺芬见证的苏格拉底,完全以苏格拉底与其同时代人的对话为内容,忠实呈现苏格拉底的教导纲要。不仅经由柏拉图,更经由色诺芬,苏格拉底被认为是一位思者在历史上留下印迹。
内容简介
从古典时代至19世纪末,色诺芬一直是认识苏格拉底的重要源泉。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是2003年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明确了如下问题:古典时代更为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是有德性并作为德性倡导者的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位苏格拉底,才可成为西塞罗(Cicéron)所说的那个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的人。
作者简介
编者纳尔茨(Michel Narcy),生于1942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哲学》杂志主编,参与撰写《哲学大词典》,研究领域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等。
编者托尔德希拉斯(Alonso Tordesillas),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教授,研究专长为古希腊哲学。
目录
中译本说明
法文版编者前言
莫里松 色诺芬的德性灵魂
纳尔茨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及其灵魂
卡洛沃-玛尔提奈 色诺芬作品中苏格拉底的虔诚
斯塔伍鲁 苏格拉底与对未成文律法的信念
托尔德希拉斯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和普洛狄科
罗瑟逖 模仿即认知:以《回忆苏格拉底》卷三章八为例
古里纳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辩驳术
雷诺 对观《回忆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
奈伊 有一种思考的艺术?
克里阿尼都 权力与服从
帕拉茨多《齐家》中苏格拉底的真实性
多里安 齐家者苏格拉底
多里安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补充书目(1984-2008)
色诺芬引用索引
其他古代作者引用索引
现代作者索引
作者
译者附记
精彩书摘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引人深思的是,直到18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20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2003年。
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我们出国留洋,如果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类专业学科没有自觉的反省意识,那么,回国以后,我们除了会用洋博士身份自娱,恐怕不会对中国的学术建设有什么实际意义。比如,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很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孔子,但按照19世纪的德国学界确立起来的古典学传统,我们会继续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古工坊
2011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前言/序言
法文版编者前言
[7] 从古典时代至19世纪末叶,色诺芬乃是认识苏格拉底的重要源泉。昔人似乎从未质疑过作为柏拉图代言人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Aristote)毫不犹豫地将苏格拉底于对话中传授的义理归于柏拉图,这在随后的世纪中,一直毫无异议。然而,长期以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就真实的苏格拉底而言,柏拉图的见证对于认识苏格拉底的生平来说,太过单薄。另有文献,增益了与苏格拉底相关的传统,囊括其生平、性情、品行和思索。许多这样的文献,因稍晚的作家引用过一些片段,从而使我们得以有所间接了解。与此相反,色诺芬的作品则如柏拉图的一样,完整地流传了下来:他的证言不容置疑,不仅因其才华令人倾慕,而且撰述《希腊志》,见证苏格拉底,均已为世所公认。不过,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肖像,就生平方面而言,所提供的信息比柏拉图的更少,他完全以苏格拉底与其同代人的对话为内容,忠实呈现出苏格拉底的教导纲要(compendium),本身似乎没有任何要成为一位原创性思想者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不是经由柏拉图,而是经由色诺芬,苏格拉底才被认为是一位思者在历史上留下印迹。
[8]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一结论无疑显得很特别,但对于启蒙时代上流社会的学者来说,却并不奇怪。这一点可从1815年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一篇演讲中得到解释,这篇题为《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的价值》的演讲,推动了两派观点之争。施莱尔马赫要弄清楚的是,如果苏格拉底(仅)是色诺芬描绘的那样的思者,那么,柏拉图何以能毫无争议地塑造了苏格拉底这样一位代言人:这是“苏格拉底问题”(question socratique)的要害所在。该问题本来是要集中讨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承继,结果却是将色诺芬的见证抛置一边,或更简单地说将之掩埋。柏拉图的作品是见证还是原创,对于其间的界线,人们从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偶然并未蒙蔽我们对真实的苏格拉底的认识,但长期以来,至少淡化了人们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关注,色诺芬近乎成为遭到整个20世纪后半叶所有哲学史家冷淡的话题。
近年来,人们重新焕发了对色诺芬作品的兴趣。然而,较之于柏拉图的作品,人们对色诺芬所述的苏格拉底的兴趣,实际上仅局限在史实记载的可靠性和严格的叙述价值上。在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作品中,色诺芬给出了他自己关于哲学的观点,当然,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差别极大。正因为如此,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特别值得注意。与柏拉图一样,色诺芬在描绘同一导师的肖像时,不仅呈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还透露了贯穿于苏格拉底圈子、其谈话甚至争辩中的张力,这就使得对苏格拉底这一角色的回忆和理解愈发有分量。仅此而言,这足以使色诺芬成为一条基本线索,帮助我们认识“苏格拉底身后”不久之事,以及理解随后世纪里对苏格拉底的认识史。
以上这些反思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起因,这本集子是该研讨会论文的汇编。会议于2003年11月6日至9日在普罗旺斯大学(Aix-Marseille I)召开,是第一次专门题献给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国际性研讨会。[9]会议仅试图概要性地彰显上文提到的这一新趋向,并尽量尝试研究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见证的多种可能性路径;而不是要付以定论,这些着实为时过早。大部分与会者都集中于讨论《回忆苏格拉底》(Mémorables),这不足为怪,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这部作品影响最大;而《齐家》(?conomique)却以更为明朗的方式,提出了苏格拉底这一角色的历史性问题。要注意色诺芬呈现苏格拉底时显出的矛盾:苏格拉底自身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状况,在《齐家》中近乎明显地以虚构方式呈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则表现为见证。这与苏格拉底本身情况不符,亦不同于柏拉图的呈现。《齐家》里的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何妥善管理家业及城邦的构想,同时也透露出苏格拉底关于辩驳术(dialectique)的理论和践履,这两者在起点和目的上不可分离,人们在苏格拉底的言辞观中,同样可以找到在其信仰观中存在的德性尺度。
德性倡导者乃是这些不同的研究显示出的苏格拉底的主要特征,也是色诺芬在某些篇幅中甚至借助某些超人之处所展呈的理想典范——既是理论者又是自我的主人。这一典范是苏格拉底本人一再倡导的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回忆苏格拉底》作者的虚构?显然,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无论如何,要作出回答都需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古典时代更为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是有德性并作为德性倡导者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位苏格拉底,才可成为西塞罗(Cicéron)所说的那个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的人。
译者附记
2009年受刘小枫先生之托翻译这部论文集,其间的因缘想来也是巧妙;这份译本且算是对Tordesillas先生自2004年以来诸多关照的一份小小的感谢。
译者长期在法国学习和生活,手边没有足够的中文参考资料,译文中古典原文段落均按论文作者所用法译本迤译,不恰切之处,恳请各位读者谅解。这里要特别感谢刘小枫先生审读初稿,并修正了通用人名、篇名及某些术语的译法。
译者对色诺芬作品的涵养有限,文集各位作者的文风亦有很大差异,有些表述颇为艰涩,译文中不妥、谬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诸君指出并予以批评。
译者谨识
2010年底
校于2011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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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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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于1950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曾求学 于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西部天主教大学。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密歇根大学、多伦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鹿特丹大学、日内瓦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魁北克大学、克里特大学等校荣誉博士,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等荣誉。蒂利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一生出版了五十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他的《从动员到革命》被美国社会学会选为1970–1995年最具影响的十七部著作之一,《从动员到革命》和《斗争的动力》均跻身社会学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著作。蒂利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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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于1950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曾求学 于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西部天主教大学。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密歇根大学、多伦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鹿特丹大学、日内瓦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魁北克大学、克里特大学等校荣誉博士,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等荣誉。蒂利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一生出版了五十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他的《从动员到革命》被美国社会学会选为1970–1995年最具影响的十七部著作之一,《从动员到革命》和《斗争的动力》均跻身社会学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著作。蒂利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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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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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的是,直到18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20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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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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