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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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经典，绝版重译。杨奎松、秦晖、雷颐鼎力推荐

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革命”的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深刻的印象。

——杨奎松

海报：

内容简介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学者较早对“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全面系统、客观中立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关于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者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从而细微客观地揭示出共产党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获得民心和政权的。

作者简介

　　胡素珊（Suzanne Pepper），美国学者。197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长期居住在香港，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写作。除本书外，著有：《中国的大学》（1984），《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1990），《激进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1996）。《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部分）有关中国内战的篇章便出于她的手笔，她还为《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三章。

精彩书评

　　★这本出色的学术著作是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期间国共两党政治冲突的记录。作者将此书分为大致相等的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崩溃的种种弱点，第二部分论述导致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的优势所在……这本书是对我们有关中国现代史知识的重要的补充，是这一领域的必读著作。
　　――美国《亚洲研究》

　　★那些对内战时期的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组织，对剖析政治权力的基础感兴趣的读者，不可不读此书。
　　――美国《亚洲事务》

　　★本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胡素珊公允地、充满智地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她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它们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她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因此产生了这样一本对中国的内战首次作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记叙的著作。
　　――美国《选择》
　　

　　★胡素珊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如何在不到四年的时内间完全输给共产党的过程。这主要不是一段军事斗争的历史，这是一段政治斗争的历史。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最终使各阶层的民众起来反对它，在论述这一历史黑白点的政治斗争方面，可能不会再有比这本更好的著作了。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目录

推荐序（雷颐）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战胜者与战败者
经济
光复地区
第三章 学生的反战运动
“一二·一”运动
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
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工人运动的复兴
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胜利
第六章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第七章 恢复土地改革
中共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
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激进的土改：1946-1947年
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总结
第八章 回到城市
张家口的实验
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一个新的开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经济和金融
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城市
农村
征引文献说明
对增订书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年至1949年中国的内战使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世界的一个力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受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刺激，美国决定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这一决定将美国直接卷入了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控制和影响国共冲突的努力上。西方历史学家考虑的是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在美国——1949年之后，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完成的——国民党的失败被迅速解读为一种政治损失，共产党则被视作一个不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的胜利也被视作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在讨论“失去中国”这一问题时，人们不是在追究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政府出版物、政党争论都是以这一关切为基础的。对于英语读者而言，1945年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把1945—1949年称作“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别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关战争胜负、美国提供或拒绝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决策者动机的记录。

　　但对我们而言，这一记录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由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政策，这一偏见大大地加强了)的结果并不重要。几个当时的美国记者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本书可被视作这种描述的延续。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鲍大可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布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约翰·F.梅尔比(John FMelby)的《天命：中国内战录(1945—1949)》。详细书目可参阅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我试图扩大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历史记录的范畴，为此本书花许多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在我看来，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决定的。

　　00中国的内战第一章引言00在许多方面，本书都只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且显示出了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篇对于许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议题和问题的介绍。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并不充裕。文献方面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缺陷甚至是无法填补的。但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它并不是关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组织沿革的记录。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在争夺政治权力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具体做法。更具体地说，本书对国共两党各自和他们想要统治的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

　　中国的内战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一场军事斗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舞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场冲突本质和结果的线索。战争的政治背景不仅定义了战争双方的身份，还定义了他们斗争的原因、他们承诺的性质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

　　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权而生存，相反的情况却显然不能成立的：政权是由社会群体组成的，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就政权与不同群体交换关系的性质而言，它们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一定义假定，投身于政治的个人和党派如果不进行这种交换，将无法掌握或保留权力。只有建立联盟，采取一定的政策，实施计划，才能获得权力。

　　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当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制定政策、做出承诺，等等。“支持”和“反对”一样，有多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表现形式。政治资源也有许多种，例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是粮食和兵员。中国民众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各种资源的交换以及导致这种交换的条件，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些政治学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政治是一种互动和交换的过程见沃伦·F.奇曼(Warren FHchman)和诺曼·托马斯·乌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 )的《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他们引用的资料。，但在其他学术领域，这一概念并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变化中我们不熟悉的政治系统时，采用这种概念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当然没有必要向人们解释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没有哪一个美国记者或政治分析家会在不考虑可能影响美国南部、中西部农业区、黑人、普通工人、白领工人等社会组成的情况下，贸然预测总统的选举结果。对美国人而言，这些社会群体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再也明显不过的交换关系。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政治时，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同样的假定。特别当政治竞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并试图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时，我们尤其应避免拘泥于上述概念。的确，如果有人试图对任何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进行政治分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人们批评和质疑的“风暴眼”中。我们似乎不应将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种固有的组织和“程序”模式的结果，并把它当作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行为的准则。这些模式和准则不仅被质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种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让这种挑战变成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过去。但是在当前，政治竞争者一定会采取组织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但这种方法也不足以应付来自于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和控制——西方学术界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的挑战。这一假设为人们的分析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包含在人们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的研究中。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年至1963年间，吴庭艳政权是怎样招致南越社会几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当吴的威信丧失殆尽后，这个政权是如何垮台的。作者按照时间次序记录了吴庭艳政权逐步失去各社会团体支持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你可以亲眼看到整个社会结构是如何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撕裂的。”同上，第73页。然而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阵线”这一时期形成的组织技巧时，对吴政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章专门介绍这部分内容——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并这样写道：“‘民族解放阵线’正好相反。它刚形成时就已经成熟了，它需要补充的只是细节。它的政策并不真正代表不满的群众，更像是事后想起而临时添加的应急产品。”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第76页。

　　这种“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的论断产生了超越学术讨论范畴的影响。它让人们重新关注美国没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原因。就更大范围而言，人们不仅利用这一观点证明美国应该参加越战，并且试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尽管如此，现在看来，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组织和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竞争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位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对于想要获得和保住权力的有野心的统治者提出建议时写道：

　　首先，新的统治者必须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够取代旧的统治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必须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民众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权很少能够做到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发生改变。对原来政府的忠诚瓦解了……民众开始寻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权威。查尔斯·W.亨德尔(Charles WHendel)：《有关权威本质的探讨》，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这一研究试图确定国民党或国家主义政党在执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权威”。与此相对的，该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确定共产党在夺取政治权力后，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真正被人们所拥戴，或者他们只是国民党犯下的错误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入侵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统一的抗日运动中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抗日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蒋介石具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抗日战争。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

　　蒋介石想要保持这一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强大攻势，蒋和他的政府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汪精卫领导的伪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撤退后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北部的入侵。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是因为从1927年他们的农村根据地被摧毁后，他们就一直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和农民革命，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人进入中国北部后，共产党立即运用这些经验在日本军事前线的后方组织抵抗运动。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包括大约9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了。

　　……

前言/序言

　　再版前言
　　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00中国的内战再版前言00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最近，贺康玲（Kathleen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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