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所谓的林下之游,只宜理解为诸贤曾在山阳嵇康隐居处的竹林以及其他地方有过若干次著名的聚会,喝酒清谈,一时名声很大,而非整日呆在一起。他们之间保持着某种高雅的默契,只是并非每次聚会七人全到,也不是只有这七人才有资格加入,有时也有其他人,但范围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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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任诞七贤竹林游
1 “竹林七贤”自何起?
2 名士风流各颖异
二 魏晋清谈说三玄
1 忽觉人生如朝露
2 辩名析理清谈玄
3 名教自然两纷争
三 竹林玄学崇自然
1“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思想介绍
2 由儒归庄——阮籍思想介绍
3 称情则自然——向秀思想介绍
4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余论其他四贤思想
四 可叹风流只余韵
1 名士交游与门阀士族
2 风流自此绝?
五 荒诞是非任评说
1 何谓魏晋风度
2 魏晋之后,再无名士
精彩书摘
曹操虽是读书人,但对于儒家的伦理名教,并不重视。史书上称他“少机警,有权谋,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一旦得势,便采取了严格的法治政策,严刑罚,禁诽谤,士大夫的生命与言论都失去了自由。他所尊重的人才,并不问德行如何。正如叔孙通所说: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曹操的时代,正是进取的时代,才能比德行更能开拓。
此外,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社会地位并不高,他的政权的建立与“名教”是有矛盾的。汉末之时,乡闾清议已为地方大族和名士所操纵,人才的选拔也由他们把持。他们已成了与国家集权统一抗争的大势力。而当时提倡的道德仅足以强化宗族、乡里关系。一切尚德行的标准、重清议的习惯在曹操看来都是妨碍统一的,因而必须将其破坏。
曹操在15年中接连下了四道求才令,非常明确地提出重才不重德的选举标准。这样一种不顾传统习惯的大胆主张,从一个实际掌握政权者的正式文告上宣布,其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才性之辩,在魏晋之际作为名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现实政治上有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必要。问题的发生可以提得较早,但引起细致的讨论则在魏末。
《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魏志》云:“会(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刘孝标注: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才性问题自孟子起就已为哲学探讨的范畴,但基本上是混合而谈,没有细加区分二者差异。魏晋才性四本之论今已失传,但是我们还可以推测其内容。大概论同异者在于才、性二名词的解释。主同者以本质释性,以本质之表现在外者为才,这也就是较为传统的说法;主异者以操行释性,以才能释才。其论“合”与“离”者首先承认性指操行,才指才能,然后讨论二者的关系。事实上,才性同和才性合是东汉以来的旧观点,大体上以才能和德行不可分。才性异和才性离则取曹操求才三令的新见解,即取士但问才能不论德行。傅、钟两人时为儒学大族司马氏的死党,故而一主同,一主合,而李、王则时为曹魏之忠臣,故而一主异,一主离。这都显见得才性论在当时有实际的政治、社会背景,不是纸上空文。到了晋以后,实际的政治既已趋稳,才性论和现实政治就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渐渐演为知识上的炫耀。如《世说新语·文学》云:“殷中军(浩)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又云:“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扶肩笑日:‘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支道林是当时极善玄谈的一位僧徒,而他在才性问题上也不能胜得殷浩一分,可见才性问题已脱离于政治,成为知识上的炫耀了。我们今天论玄学之兴,常谓始于何晏、王弼。这在古人也无异议,如范宁便曾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这也是间接承认何、王为玄学开山。大体上说,王、何二人还是很不同的。王弼为一全新的人物,何晏则尚脱不了汉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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