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國著名文理學院--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經濟係終身教授。當過知青,與中國的"三農"問題結下不解之緣。
文貫中於1982年夏,獲復旦大學碩士學位;1989年鼕,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芝大做訪問學者和攻讀博士期間,文貫中專攻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曾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現為《中國經濟學前沿》共同主編,《中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季刊》、《當代中國研究》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主要學術方嚮:中國的土地製度、戶籍製度,農業生産力及大飢荒,城市化的內生性,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
第一章 進退維榖的中國
由於全球性的國際收支失衡,世界性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法迴避。在這種時刻,中國依賴齣口的增長模式已明顯無法持續。與其企圖控製無法控製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製度提升內需。目前,中國現行的土地製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麯: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後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美國在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發瞭全球金融危機,並嚴重影響全球繁榮,世界經濟在2009年齣現瞭多年未見的負增長。不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安然無恙,由於短期和長期原因,中國這次顯然無法獨善其身。從短期看,這次危機雖然源自美國,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國的齣口嚴重遇阻。雖說從2008年鞦天起為瞭拉動內需、對抗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陸續注入四萬億紆睏資金,2009年的信貸更高達9萬多億元,支撐瞭經濟增長。但這畢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無法長此以往。
各國同步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瞭全球經濟重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但據國際貨幣組織(IMF)的預測,發達國傢的經濟仍十分脆弱,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經濟穩定之後,各國擔心惡性通脹尾隨而至,必然急謀財政性和貨幣性刺激措施的退齣。短期內,中國的外需顯然無法恢復到往昔的榮景;從長期看,中國麵臨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國際收支失衡。與其企圖控製無法控製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製度,以便更好地應對全球化過程中的各項挑戰,纔是萬全之計。
秉著這樣的思路,我希望能盡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內勾勒齣中國經濟的各種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國社會悖論:上升的國民收入與積貧積弱的農民
著名學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後提齣瞭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中國是全世界製造業工資上漲速度最快的國傢,預計在今後的幾年裏還會加速,中國現在已經處於由勞動力供應過剩到勞動力供應短缺的拐點,證據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資的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在日常交談時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一般來說,中國的農民比城裏人窮得多?他們的收入差距為什麼還在擴大?數據也說明瞭這個問題,雖然2007年中國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仍高達55%,但所創造的農業總産值僅占國民生産總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農民工)盡管隻占總人口的44%,卻創造瞭87%的GNP。如果將GNP看作一國總收入的近似值,則55%的農村人口通過農耕等隻獲得總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卻獲得瞭總收入的87%。
另外,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以甘犁教授領軍的研究團隊在2012年發錶的一個關於收入分配的報告中指齣,中國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值現在已經達到0.612012年1月18日,國傢統計局一次性發布瞭連續10年的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後逐步迴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開放初期的基尼係數值是相當低的,在0.3左右,不過當時是很多人為因素讓這個係數值顯得很低,並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時間裏,這一係數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們正視的。
這兩個看似相關又相悖的問題,實實在在地存在於現實的中國經濟與社會中。迴答這兩個問題的路徑不同,但是起源卻是殊途同歸--過時的土地製度。
先說蔡昉等人提齣的"民工荒"和工資上漲的問題,這種現象一旦成為長期趨勢,加上人民幣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勞動閤同法》也已付諸實施,綜閤起來無疑會使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産業上的比較優勢很快消失。有人也許會說,中國正好趁機嚮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這不是很好嗎?持這種觀點的人也許不在少數。可是我們不要忘瞭,嚮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的前提是剩餘勞動力的消失。
中國的剩餘勞動力真的已經吸收完瞭嗎?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現實。以中國13億人口計,如55%的人仍生活在農村,則意味著尚有7.15億農村人口,而且他們還處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狀態。近年來由於大批耕地流失,現在還剩下18億畝多一點的耕地,即農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麵積大約為2.5畝。假設平均每畝耕地一年帶來800元收入,則農村人均年收入隻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的耕地隻會日漸減少。因而即使在農村人口不變的情況下,農村人均耕地也會隻減不增。
這說明,要想顯著擴大農戶平均經營的土地規模,需要移齣農業的人口還十分龐大,中國的剩餘勞動力遠遠沒有吸收完畢。
如果工資上升和人民幣升值迫使中國決定嚮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産業全麵升級的話,則主要吸收非熟練工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就會萎縮。也就是說,"民工荒"引發的高工資會導緻現有農民工無人雇用。農民工的返鄉加上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使農村的人均耕地麵積進一步下降,農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難提高。政府除非經常人為地提高農産品的價格,或者經常提高對農戶的各種補助、津貼,否則無法提升農民收入,但這些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民工荒"與大量剩餘勞動力並存的悖論背後,卻是農民的收入相對於城市居民越來越滯後,反映為城鄉之間的基尼係數迅速升高後又長期居高不下的殘酷事實。這就和第二個問題聯係上瞭。
我們迴到最初蔡昉等人提齣的問題,導緻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罪魁禍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産生的呢?中國明明仍有7.15億農村人口,他們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2000元左右,為什麼會齣現"民工荒"呢?我認為,決定民工能否留在一個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價格。但是,中國在當前的條件下,隻有少量有技術的農民工纔能在城市找到工資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貴的房租或買得起房。
造成這一結果的深層原因是現行土地製度。雖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階層,包括外來民工,但由於土地供應完全由國傢壟斷,房屋市場無法對中低階層的需求做齣反應。雖然大量的樓盤空置,但這些房屋並不可能成為中低階層特彆是外來民工的棲身之地。
二、源於土地製度的雙重結構性扭麯
我們再來討論上述第二個問題,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什麼這麼大,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從三大産業的學術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並沒有隨農業比重的急劇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來說,在經曆迅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經濟中,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必然上升。與此同時,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會隨之相應下降。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改善;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變化不大,但至少不會惡化;可是,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慢於農業生産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日益惡化。今天的發達國傢當年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一般能做到農村人口比重和農業産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瞭農業人口的貧睏化。而中國卻屬於第三種情況,即農業産值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快於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辦法使農業的産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嗎?答案是,作為經濟的普遍規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一比例的下降也錶明社會在進步。然而,這對中國農村的人口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應地不斷下降,否則農民的收入相對城裏人就會每況愈下。
據聯閤國人居署報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為53.7%。但是經濟學傢華生在2008年指齣,官方數字顯然被高估瞭。由於排斥性的戶籍政策和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並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計算,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其實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瞭大約22個百分點。中國真實的城市化率應該在28%~45%,也就是說農民數量還是占瞭總人口的大多數。
由於人均耕地麵積的局限,農村其實麵臨普遍的隱性失業,允許農民進城打工極大地改善瞭農民的收入,但卻沒有根本改變他們的處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滯後。如果中國能夠提高城市化率,就能藉助集聚效應和充分就業,提高這些原來在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的收入。我根據《中國城市化率白皮書 2007》的數據,將2007年中國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計作17%,以中國人口13億計,未來應該有2.2億人進城定居。這對房屋、能源、基礎設施、內裝修,以及教育、衛生、交通等都會帶來巨大需求,並會極大地提高國民素質。
要指齣的是,這2.2億人中至少有1.5億人已經在城裏打工,所以需要進城的人數其實隻有0.7億。但是,由於預期無法在城市定居,1.5億已經進城的農民工隻能竭力按照農村的消費習慣生活,以便省下錢來寄迴老傢。他們的孩子將在農村環境中長大,然後再進城接替自己的父輩迴鄉後留下的空缺。這種城鄉之間的人口循環,極大地抑製瞭中國城市化和內需的發展。
城鄉人口結構變化滯後於三産結構變化,造成城市化滯後;而這種滯後又進一步導緻中國三産內部結構的失衡。後者錶現為中國的服務業無論是對GDP的貢獻還是對總就業的貢獻都遠遠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國服務業産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國服務業産值占GDP的比重隻有46%左右;至於服務業對就業的貢獻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比重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經達到45%,如果中國2007年的這一指標能提高到45%,按中國總人口13億計,所能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就將達到1.69億個,遠遠超過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億。
總結而言,中國現行的土地製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麯: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後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三、戶籍製度與"僞城市化"
上文在解釋土地製度造成雙重結構性扭麯時,還提到瞭一個關鍵問題:由於排斥性的戶籍政策和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並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據這個特殊"國情",中國官方在計算城市化率時已不再用城市戶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這個概念。
所謂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區連續居住時間超過六個月的人口。這種算法自然包括絕大部分的城市戶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進城逗留,時間超過半年的外來人口。按這一定義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一躍至2013年的53.7%。這一算法倒是符閤國際通用標準。因為在沒有戶籍製度、不允許政府壟斷所有土地交易的經濟中,如果有人來自農村而又在城市地區逗留六個月以上,一般就被認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瞭。
在中國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裏,包含瞭2億左右的農民工(他們並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當於中國總人口的14%。學術界據此認為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應該扣除農民工的份額,因而隻有36%左右,並將官方數字戲稱為"僞城市化率"。
……
最近,我拜讀瞭一本叫做《吾民無地》的書,雖然書名有些沉重,但內容卻讓我對城市化進程有瞭全新的認識。在這本書裏,作者深入淺齣地剖析瞭城市化、土地製度以及戶籍製度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並揭示瞭它們之間隱藏的深刻內在邏輯。我一直以為城市化是一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這背後是無數製度的安排和博弈,而這些安排又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吾民”的命運。 作者的分析非常有力度,他沒有簡單地將城市化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將其置於土地製度和戶籍製度的框架下進行考察。他指齣,土地的稀缺性和所有權問題,是引發城市化進程中一係列製度變革的根本原因。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騰飛,土地的價值被不斷挖掘,而與之相伴的是土地徵收、開發和管理製度的不斷演變。在這個過程中,戶籍製度也扮演瞭關鍵的角色,它既是管理人口流動的工具,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瞭城市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從而製造瞭新的社會階層和不平等。 我尤其喜歡作者在論證過程中所展現齣的那種冷靜的理性,以及對社會現象背後邏輯的洞察力。他並沒有迴避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但他也並沒有簡單地進行道德譴責,而是通過嚴謹的學術分析,讓我們看到這些問題是如何在製度層麵産生的。書中的很多觀點,讓我對一些習以為常的社會現象産生瞭顛覆性的認識。例如,關於城市土地的供應和價格是如何受到戶籍製度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又如何反過來促進或阻礙瞭不同群體在城市中的融閤。 整本書的結構設計非常巧妙,從宏觀的理論框架到微觀的製度分析,再到對個體命運的描繪,層層遞進,引人入勝。作者大量的引經據典,以及對曆史材料的深入研究,都為他的論點提供瞭堅實的支撐。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也對“吾民”在城市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麵臨的睏境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這是一本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書,它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麵映照我們社會現實的鏡子。它讓我明白,每一次的城市擴張,每一次的人口遷徙,背後都承載著製度的邏輯和無數人的夢想與失落。我非常推薦這本書給所有希望深入瞭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讀者,它一定會帶給你耳目一新的感受。
評分這本書我最近纔讀完,感覺思緒萬韆,久久不能平復。我一直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變遷很感興趣,特彆是那些看似司空見慣的製度背後隱藏的深刻邏輯。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理解中國社會轉型深層動力的大門。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宏觀的經濟現象,更是深入到瞭最微觀的層麵,剖析瞭土地製度和戶籍製度這兩大支柱如何共同塑造瞭“吾民”的生存狀態。 作者的論述極具穿透力,他沒有停留在錶麵現象的描繪,而是層層剝繭,揭示瞭土地的稀缺性如何驅動瞭製度的演變,以及這種演變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瞭人口的流動和城市的擴張。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土地製度的解讀,他分析瞭曆史上的土地分配方式,以及改革開放後土地産權製度的模糊性如何成為城市化背後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這種“産權不清”反而激發瞭地方政府在土地開發上的積極性,也間接促成瞭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同時,戶籍製度作為一種社會成員身份的界定,在其中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將原本流動的勞動力“錨定”在特定的城市,又製造瞭新的社會分層和不平等。 讀這本書,我常常會聯想到身邊許多朋友的經曆,那些為瞭戶口而奔波,為瞭購房而奮鬥的故事,在書裏都找到瞭閤理的解釋。作者的筆觸冷靜而理性,但字裏<bos> (字裏行間) 卻充滿瞭對底層人民生存睏境的關懷。他並沒有用煽情的語言去博取同情,而是用嚴謹的學術分析,讓讀者自己去感受製度的冷酷和人性的掙紮。尤其是關於農村土地流轉和城市土地徵收的部分,讓人看到瞭其中巨大的利益博弈和對農民權益的潛在侵害。這本書讓我深刻認識到,城市化並非隻是簡單的鋼筋水泥的堆砌,它背後承載的是無數人的命運和無數次的抉擇。 這本書的結構安排也非常精巧,它從宏觀的理論框架齣發,然後逐步聚焦到具體的製度分析,最後落腳到個體命運的觀察。這種層層遞進的敘事方式,讓整個論證過程既有嚴謹性,又不失生動性。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曆史材料的運用,那些來自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文獻資料,被他巧妙地組織起來,形成瞭一個有力的證據鏈,支撐起他的核心觀點。讀到某些片段時,我甚至會停下來,反復咀嚼其中的意思,仿佛在與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的書。它不僅僅為我提供瞭一個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全新視角,更引發瞭我對社會公平、製度倫理等一係列深刻問題的思考。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感到一種智識上的愉悅,同時也伴隨著一種沉重的現實感。它讓我明白瞭,在我們享受城市繁華的同時,背後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代價和復雜的邏輯。這本書沒有給齣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瞭一個思考的框架,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審視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在這個時代中的位置。
評分最近剛讀完一本關於城市化、土地製度和戶籍製度的書,感覺受益匪淺。這本書從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切入,將這三個看似獨立但又緊密聯係的議題進行瞭深度挖掘。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試圖揭示它們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往往隱藏在日常的政策和現象之下,不容易被察覺。我之前一直以為城市化就是大傢搬到城市裏住,經濟發展瞭,城市就變大瞭,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這背後牽扯到的土地製度的變革,以及由此産生的戶籍製度的固化和演變,纔是真正驅動和塑造城市化形態的關鍵因素。 讓我印象特彆深刻的是,作者對於“土地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是如何影響製度設計的分析。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土地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土地製度的不斷調整,比如從集體所有到國傢徵收,再到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分配,都直接影響瞭城市擴張的速度和方式。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和數據,說明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的價值是如何被不斷推高,以及這種價值的增長又如何吸引瞭更多的資本和人口湧入城市。而戶籍製度,作為一種人口管理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既起到瞭限製流動的作用,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瞭城市化過程中一種“附加價值”的體現,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等方麵,都與農村戶口的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這本書的邏輯嚴謹,論證充分,讓人信服。作者在分析過程中,並沒有簡單地批判某一項製度,而是試圖去理解這些製度之所以會形成和演變的深層原因。他強調瞭在中國特殊的曆史和社會背景下,土地和戶籍製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瞭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城市景觀和社會結構。讀這本書,我纔真正理解瞭為什麼一些城市能夠快速發展,而另一些地方則相對滯後;為什麼一些人能夠輕鬆地融入城市生活,而另一些人卻麵臨重重阻礙。它讓我對“身份”和“歸屬”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作者的敘述方式也很有特色,他能夠將復雜的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錶達齣來,同時又不失學術的嚴謹性。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思考作者提齣的每一個觀點,並將其與我所瞭解的現實情況進行對照。比如,作者在探討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時,就讓我對很多城市建設的動機有瞭新的認識。總而言之,這是一本非常有啓發的書,它讓我能夠跳齣錶麵的現象,去探究事物背後更深層次的運作機製。 這本書就像一本社會研究的指南,它教會我如何去觀察和分析一個社會現象。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所有對中國社會變遷感興趣的讀者,它一定會讓你大開眼界,並且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這本書並非隻是關於土地和戶籍,它更是關於社會公平、發展動力以及個體命運的深刻探討。
評分最近讀完一本引人深思的書,名為《吾民無地》,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城市化、土地製度與戶籍製度這三個關鍵議題聯係起來,揭示瞭它們之間深刻的內在邏輯。我一直覺得,城市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但這本書讓我看到,這背後是復雜的製度設計和曆史演變在起作用,而這些製度的變遷,直接塑造瞭“吾民”的土地和身份。 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新穎,他將土地視為城市化進程的核心驅動力,並詳細闡述瞭土地製度的每一次變革,是如何影響著城市擴張的方嚮和速度。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土地分配,到市場經濟下的土地流轉和徵收,這些製度的演變,直接影響瞭資本的流入、人口的流動以及城市形態的形成。而戶籍製度,作為一種社會身份的界定,則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既是管理人口流入的重要手段,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瞭城市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從而製造瞭新的社會不平等。 這本書最讓我著迷的是作者的論述方式,他沒有簡單地斷言某個製度是好是壞,而是試圖去理解這些製度為什麼會存在,以及它們是如何運作的。他通過大量的曆史文獻和數據分析,展示瞭土地和戶籍製度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讀這本書,讓我對許多曾經感到睏惑的社會現象,都有瞭新的認識。例如,為什麼一些城市發展迅速,而另一些地方則相對滯後;為什麼一些人能夠輕鬆地融入城市,而另一些人卻麵臨重重阻礙。 作者的語言風格也相當吸引人,他能夠用清晰易懂的語言,闡述復雜的理論觀點,並且善於通過生動的例子來佐證自己的論點。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被作者的洞察力所打動,他能夠從細微之處發現製度背後的邏輯,並將其上升到理論層麵。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解讀,更是對社會公平、發展動力以及個體命運的深刻反思。 總而言之,《吾民無地》是一本極具啓發的書籍,它讓我能夠從更宏觀、更深入的角度去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它讓我明白,我們所處的時代,並非偶然,而是製度邏輯和曆史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所有對中國社會發展和製度演變感興趣的讀者,它一定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思考。
評分最近我拿起一本探討城市化、土地製度與戶籍製度的書,名為《吾民無地》,閱讀過程中,我仿佛置身於一場宏大的社會變革之中,親眼目睹著這些製度如何相互交織,共同塑造著我們所處的時代。這本書並非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以一種探索式的筆觸,揭示瞭這些製度背後潛藏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的深刻性,讓我對許多熟悉的社會現象有瞭全新的解讀。 作者的分析邏輯嚴密,他將土地製度視為城市化進程的基石,並深入剖析瞭土地産權的演變如何直接影響著城市擴張的規模和模式。從農村集體土地到城市建設用地,每一次製度的調整都伴隨著巨大的利益重塑和權力博弈。而戶籍製度,作為一種對人口流動的管理機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瞭雙重角色:它既是實現城市化目標的重要工具,又在某種程度上固化瞭社會階層,限製瞭資源的公平分配。作者通過對這些製度的細緻梳理,揭示瞭“吾民”在城市化進程中,並非是被動接受者,而是製度邏輯下的行動者,他們的選擇和命運,都與土地和戶籍緊密相連。 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作者並沒有止步於宏觀的製度分析,而是通過生動的案例,將抽象的理論具象化。他描述瞭農民如何失去土地,又如何在城市中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城市居民如何因為戶籍的差異而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又如何在土地財政的驅動下,加速城市化進程。這些細節的呈現,讓整個論證過程充滿瞭畫麵感,也讓我對“吾民”的生存狀態有瞭更直觀的認識。 作者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點,他能夠將復雜的社會科學概念,用一種相對平實的語言錶達齣來,同時又不失學術的嚴謹和深度。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為作者的洞察力所摺服,他能夠從看似雜亂的現象中,提煉齣清晰的邏輯綫條。這本書不僅僅是對城市化進程的解讀,更是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刻反思。 總而言之,《吾民無地》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它為我提供瞭一個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全新視角。它讓我明白,我們所享受的城市便利,背後隱藏著復雜的製度安排和深刻的社會邏輯。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所有對中國社會轉型感興趣的讀者,它一定會讓你對“吾民”的土地和身份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評分書籍質量很好不錯
評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評分我讀書少,但是我知道人傻就要多讀書。
評分農耕文化的底蘊,中國太需要研究清楚土地。
評分還行,書有異味,不像是正版的
評分好好學習好好學習
評分內容值得一看,推薦書目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評分愛讀書,書不但給瞭我知識和智慧,還給瞭我力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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