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是什么吸引了阿拉伯人的目光?他们如何解读中国?
千年丝路传递的和平、开放与包容,承载的希望与梦想,在今天如何谱续华章?
本书荣获约旦费城大学图书奖人文社科类最佳图书奖
内容简介
《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旨在对停滞了数十年的阿拉伯复兴事业做出文明的审视。作者认为阿拉伯人以往关注和追随的对象一直是西方,但历史证明西方没有帮助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反而使其陷入了更大的危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阿拉伯人不仅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各领域的友好关系,还应当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努力实现“文明的追随”。作者在书中回顾了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并且认为“非模式化”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精髓,阿拉伯人应积极借鉴。此外,作者还详细分析了中阿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中、阿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
作者简介
萨米尔·艾哈迈德,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约旦《明日报》专栏作家,约旦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曾多次访华。《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作者先后应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和学术机构的邀请就中阿关系发表演讲,还曾多次受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安曼孔子学院的邀请作学术讲座。
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博士,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2013年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吴晓琴,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博士。
目录
绪论:阿拉伯文明危机——西方的阻塞与东方的开放
一、阿拉伯复兴事业的基础
二、欧洲的殖民与阿拉伯人的反应:延缓阿拉伯复兴事业的两个因素
殖民时代的阿拉伯人
思想上的变化
三、西方的阻塞与东方的开放
第一部分:阿拉伯人与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
一、“非模式化”——中国崛起的基础
新中国崛起的开端
经历“文化大革命”后重回正轨
走向复兴
“一国两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与调整
中国人与未来
政治改革的步伐
军事与经济平衡发展
中国的“非模式化”发展
二、阿拉伯人对中国“非模式化”发展的借鉴
可借鉴的范围
阿拉伯世界“依附发展”的困境
中国经验
借鉴的要素
从“非模式化”发展到“非模式化”崛起
第二部分:文明的追随与阿拉伯人的未来
一、什么是“文明追随”
二、中国成为阿拉伯“文明追随”对象的可能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务实的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
“文明追随”于中国的条件
三、阿拉伯人与“文明追随”的要素
阿拉伯世界具备什么
阿拉伯世界、中国与未来
为什么“文明追随”于中国
结语:从“非模式化”发展到“文明追随”
附录1: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1978―2008)
附录2:邓小平南方谈话
附录3:《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精彩书摘
《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
发展与调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邓小平所奠定的国家行政体制保证了权力的顺利交接,江泽民成为新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当然,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国家管理由主要依靠一个人的卓越领导转变为依靠集体领导,所谓集体即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是领导集体的核心。
新的领导集体继续沿着邓小平的改革道路前行,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摩托罗拉、波音、通用等大型跨国企业的投资源源不断涌向中国,中国商品行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与此同时,江泽民还努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特别是腐败问题。
为此,江泽民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01年6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即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消费文化”开始在中国盛行,这使得“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腐败案件,例如:
1998年,朱镕基任命的一个调查组发现,在1992年至1997年间,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近40%,即2000多亿元人民币被贪污、挪用。
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署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
2000年,福建省厦门市查出有党政官员参与的走私网络,该走私网络5年间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据统计,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累计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9.5%。
官员中卖官买官现象开始增多,一些官员为了谋求更高的职位而贿赂相关领导。
建筑工程领域腐败问题频发,一些公司为获得更高利润不顾施工标准和原材料质量,通过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行贿来蒙混通过验收,最终导致多起严重的垮塌事故,造成重大经济和人员损失。
除了运用道德的力量来治理腐败外,中国还采取了比邓小平时代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2000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4100多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判处极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为了在军队中打击腐败,江泽民在1998年做出了禁止军队经商的决定,中国军队退出商业领域。此后部队向各级政府移交了涉及贸易、汽车制造、制药、宾馆等多个行业的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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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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