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2008）等。
精彩书评
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沈卫荣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石硕
目录
上篇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中篇 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下篇 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精彩书摘
二帝国主义国际法的最初运用 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杀人者皆属‘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指北海道的爱斯基摩人——作者注），美国之‘红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从俗从宜”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一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对外关系”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我们可队谚越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总理衙门大臣在清朝视野中所说的这个内外的问题到了明治日本的台湾叙述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理衙门大臣所谓‘‘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指的是清代非常独特的法律制度，就好像说内地的法律与香港特区的法律有差别，但这个差别并不构成香港的主权地位的根据。然而，日本将大清律与当地习惯法的关系解释成主权意义上的内外关系。1874年2月6日拟定的《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称：“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蕃’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清国如以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以遑顾不理，不应酬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文字非常有力量，读起来有一种被深深吸引的感觉。它所探讨的“西藏问题”，在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单一的、静态的概念，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复杂议题。作者在书中的论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他能够将看似分散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 coherent 的整体。我尤其喜欢他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西藏与外界联系方式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这片土地在不同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独特的地位。书中对于当地宗教信仰的解读，也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其精神内核，以及它如何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深刻的文化洞察，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是一本关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存和发展的思考录。它让我明白，理解一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去感受。
评分这是一本读起来并不轻松的书，但它的价值也恰恰体现在其深度和广度上。作者在书中展现的，是对“西藏问题”多角度的审视，他从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多个层面切入，力图构建一个全面而 nuanced 的理解。我特别被书中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西藏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外部力量影响的分析所打动。作者并不回避其中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反而将其作为理解西藏发展轨迹的关键。他在描述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史实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读者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复杂性。另外，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也很独特，它不像一些历史普及读物那样轻松易读，但其严谨的逻辑和深刻的洞察力，却能让那些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的读者，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它不是一味地提供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去提问，去探索，去形成自己的判断。
评分一本厚重的书，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纸张的质感也很是考究。拿到手的时候，我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书名虽然点明了“西藏问题”，但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认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土地的全新视角。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将历史的脉络、文化的传承、以及地缘政治的纠葛娓娓道来。读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片高原之上，感受着风的呼啸，听着寺庙的钟声，也体味着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喜怒哀乐。作者对于细节的描绘可谓是入木三分，无论是对于宗教仪式一丝不苟的考证，还是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鲜活刻画，都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描述不同时代背景下，西藏与周边世界，与中国内地，甚至与西方世界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时，作者的分析既有宏观的洞察，又不乏微观的细腻，让人在阅读中不断产生新的思考。这本书提供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叙事，而是展现了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西藏，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不断承受着各种力量的冲击与融合，其复杂性由此得以呈现。
评分我最近读到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虽然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你提到的那本，但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回避任何敏感的话题，而是以一种近乎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对“西藏问题”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显然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他在书中引用的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细致，都足以令人信服。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他试图理解不同方的观点，并且尝试去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站队。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为作者的学识所折服，他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梳理得井井有条，并将它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书中对于当地文化习俗的描述，也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西藏，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议题的载体，更是一个拥有独特文明的地域。这种细腻的文化呈现，使得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加丰富和立体。
评分初读这本书，我可能会被它所展现的宏大叙事所吸引，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真正打动我的，是作者对于细节的关注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他笔下的西藏，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区域，更是无数个鲜活个体生命故事的集合。作者在分析“西藏问题”的根源和发展时，并没有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博弈，而是深入到每一个时代背景下，当地人民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和选择。他对不同文化元素融合与碰撞的描绘，也让我对西藏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不同时期人们的呼吸。作者在梳理历史线索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使得这本书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它让我认识到，任何一个“问题”，背后都承载着复杂的人类经验。
评分汪老师的大作。写得很细腻透彻，让我更加了解西藏。
评分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2008）等。
评分整体不错，有意义的一本书。
评分经典书籍，主体中国。
评分快递很给力，头天下单第二天就到了
评分还没看，这个系列有点失望。
评分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杀人者皆属‘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指北海道的爱斯基摩人——作者注），美国之‘红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从俗从宜”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一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对外关系”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我们可队谚越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评分这本书不错 国内顶尖学者 很靠谱 值得一看
评分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民族大融合产生一跨体系的社会。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解决民族自治、民族矛盾问题，真是一件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单单靠中央政府及内地的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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