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 图书简介[ - ] |
| 本書為辛亥革命時期浙江史料的彙集，由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杭州師範大學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聯合選編，內容包括：一、清末浙江地方自治的相關史料，包括：《浙江地方自治籌辦處文報》、《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白話城鎮鄉應辦自治各事宣講本》；二、辛亥前浙江革命的具體情況：如《浙案紀略》、《皖變始末記》、《越恨》、《丁未年浙江員警日記》。三、蘇杭甬鐵路風潮的相關檔案、論著；四、嵊州市檔案館所藏的《浙軍都督府湯壽潛函稿》；五、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報刊，如《浙江軍政府公報》、《漢民日報》；六、民國初年浙江省議會的相關文獻，包括：歷屆會議的議事錄、建議案、議決案、議員質問書等。這些文獻，有相當部分為首次披露，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導言 陶水木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永恆主題之一。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與杭州師範大學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了這套《浙江辛亥革命史料彙編》。 關於浙江辛亥革命史料，前輩學人已經做過很大努力，作出過重要貢獻。一九八一年，由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浙江省社科院歷史所編輯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又出版了《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續輯》，兩書總計近八十萬字，內容包括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社會經濟狀況，列強對浙江主權的侵犯，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對浙江的統治，浙江的教育文化、留學運動和民主思潮，浙江諮議局及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夕浙江人民的反抗鬥爭，同盟會、光復會在浙江的活動，浙江光復及浙江軍政府等，為研究浙江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史料，也為後人繼續編輯浙江辛亥革命史料提供了重要參考。這兩本史料集因為是排印本，編輯者從辛亥革命時期的報刊、書籍、地方誌和稿本等中廣泛搜集，輯錄而成，具有史料主題明確、史料來源廣泛、種類較多的特點。但也因為是排印本，原始史料經編輯人員選輯、摘編等，影響了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和準確性。由於排印本編輯工作費時耗力，也難以編入更為豐富的史料，影響了兩本史料集選輯的容量。 有鑒於此，此次編輯出版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料彙編》，採用影印的方式，共推出十冊，六千四百餘頁，是迄今為止容量z大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料。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關於辛亥革命前浙江社會與革命形勢 包括晚清浙江政府籌辦新政、推行憲政、實行地方自治方面的史料。如《浙江地方自治籌辦處文報》、《白話城鎮鄉應辦自治各事宣講本》等。浙江地方自治籌辦處文報創刊於宣統元年（一九○九），由浙江地方自治籌辦處出版，主要內容包括報告、批示、通知、覆函等，對研究清末憲政運動期間浙江籌辦自治的活動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但該史料現今館藏分散，查閱頗為不便，這次我們搜集多家圖書館館藏，彙集出版，將為利用者帶來便利。 這部分史料還包括蘇杭甬鐵路史料。學界一般認為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但一般僅限於四川（川漢鐵路），實際上蘇浙兩省收回蘇杭甬鐵路路權的運動，特別是浙江人民爭取滬杭甬鐵路自辦的浙路風潮，開始時間更早，持續時間更長，築路成效更著，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也足以為當今學者所重新認識。上世紀八○年代出版的兩本史料集，已經編輯了這方面的部分史料，如《浙江鐵路始末述略》、《浙路紀事》、《蘇杭甬路案的起因和交涉》等。一九九三年，政協蕭山文史資料委員會在編輯《湯壽潛史料》時，也發現並收錄了不少商辦浙江鐵路公司的史料，例如藏於湖州博物館的商辦全浙鐵路公司卷宗，及日本學人支南鈺一郎著的《浙路風潮湯壽潛》等。本次我們選編了藏於國家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的《蘇杭甬路案說帖》、《駁蘇杭甬路案說帖》、《蘇杭甬鐵路檔》、《浙路代表旅津紳商廢章保律公牘》、《蘇杭甬鐵路始末記》等資料，這些資料原始性強，史料價值頗高。 關於辛亥革命爆發前光復會、同盟會及其重要領導人在浙江的革命活動，已經出版的兩部史料集都已有重點反映。本書收錄《浙案紀略》、《皖變始末記》和《越恨》三種重要史料。《浙案紀略》內容包括：罪辮案、蘇報案、萃新報案、新山歌案等案件始末，辛亥革命前浙江的各項革命活動，劉家福、徐錫麟、秋瑾等七人列傳，革命黨文告，清吏案牘等，並收錄《教會源流考》，反映浙江會黨的革命活動和陶成章等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情況。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由人尹郎編纂的《皖變始末記》(新小說社出版)，比較完整準確地記錄了浙皖起義，特別是徐錫麟行刺恩銘及就義的情況。《越恨》是一九○九年九月出版的《女報》第二號增刊，為秋瑾史料總集，編者為蕭山湘靈子，期首序言由陳志群撰寫。該期內容有遺像、手跡、就義圖、奇冤案、要電彙誌、專件彙誌、函牘彙誌、清議、時評等。末附湘靈子所作《軒亭冤傳奇》，並有多人題詞。 考慮到已經出版的兩本史料集重點是反映辛亥革命前浙江新式教育、留學運動與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清末新政、預備立憲在浙江的反映，人民群眾自發性的反封建鬥爭，而省諮議局活動所形成的所有文獻又收編在z近出版的《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輯刊》中，本史料彙編關於這些方面的相關史料占比相對較少。 二、關於浙江辛亥革命的進程。除杭州、寧波外，浙江各地均是“兵不血刃”和平光復的。關於浙江辛亥革命的進程，當時的《時報》、《民立報》、《申報》、《神州日報》等均有一些報導。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當年參與浙江辛亥革命的褚輔成、呂公望、顧乃斌等也都寫有回憶錄。但辛亥革命時期出版發行的相關書籍很少。本史料彙編收錄了《浙軍杭州光復記》、《浙軍攻克南京紀略》。這些史料雖然在近年出版的《民國杭州史料輯刊》等史料選輯中都有收錄，但考慮到其史料價值以及作為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的完整性，本書仍予以收錄。這些史料比較詳盡地反映了辛亥杭州光復及浙軍參與攻克南京的事實，對研究浙江辛亥革命、認識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價值。 三、關於浙江辛亥革命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社會改革、民眾生活等方面的史料。這方面的史料非常豐富，是浙江辛亥革命極其重要的內容，因此它們約占本史料彙編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前人已經編輯出版的兩本史料集，詳於介紹革命爆發的背景，而對光復後浙江新政治體制的構建、議會民主制建設的成就、獨立的司法體系的建立、教育的更新與改造、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社會習俗改革和社會文明新風尚的建立等方面的史料則收錄較少。本書所收錄的這方面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嵊州市檔案館藏浙軍都督湯壽潛函卷。這批檔案雖然只是湯壽潛督浙時的部分信函底稿，但部分彌補了浙江辛亥革命檔案資料的缺憾，彌足珍貴。這批檔案形成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是湯壽潛督浙期間致各有關知名人物的信函底稿，依次分為組織臨時政府代表去函、省議會去函、軍事部去函、財政部去函、外交去函、各省去函、上海去函、紹屬去函、各處去函、海外去函等部分，多為幕僚起草後經湯氏修改，少量為湯氏親筆稿。致函名人六十五人，包括袁世凱、黎元洪、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程德全、張謇、趙鳳昌、孫寶琦、張元濟、陳叔通、朱瑞、于右任、汪精衛、伍廷芳、王金發、謝飛麟、張載陽、湯爾和、李佳白、吳錦堂、王省三、董杏生等。這批檔案被發現後，陸續有學者前往查閱。一九九三年三月，蕭山市政協文史委在編輯《湯壽潛史料專輯》（內部印行）時予以點校收錄。此次影印，為首次公開出版發行。這批湯壽潛信函底稿是研究湯壽潛及辛亥革命史極其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是《漢民日報》。該報創刊於杭州光復後十三天即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由老同盟會員杭辛齋主持社務，邵振青（飄萍）任主筆，它實際上起著浙江都督府機關報的作用，完全代表革命派的利益。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日，因多有反袁言論，浙江民政司長屈映光以“言論悖謬”為由將之查封，並逮捕了邵飄萍。該報主要欄目有社說、政府命令（包括中央政府法令、人事任免）、公電（包括中央政府首領、部委、要人公電，浙江軍政專電、選電等）、新聞一（本省新聞）、新聞二（省外新聞）、新聞三（本省工商經濟新聞）、批件（包括省軍政府都督及軍政府各部委批文）、時評等。該報刊行的一年多時間，正是辛亥革命極其重要的時段，它不但全面反映了浙江光復後的立法建制、除舊佈新，以及在政治、經濟、軍事、政法、文化教育、社會等方面的情況，而且反映了全國辛亥革命的情況，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特別是浙江辛亥革命史的珍貴史料。 三是《浙江軍政府公報》。該公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日出一份，自四月三十日第八十冊起改名《浙江公報》。作為新創設政府的公報，它“純粹為軍政府發佈命令之機關”，主要內容包括法令、電報、文牘、批示、告諭、報告等，一經刊佈，即發生效力（後改為自到達日發生效力）。所以，它是研究浙江辛亥革命史極其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四是民初浙江議會史料，包括浙江省臨時議會、浙江省議會史料。浙江各地光復後，按照《同盟會革命方略》的政權構想，成立了浙江軍政府及杭州、寧波、紹興、溫州、湖州 、嘉興等十一個軍政分府，各縣也陸續成立了新式縣政權。各級政權都按照三權分立原則，設立了都督府（縣則為民事長）、議會和法院（有的縣暫時設執法科）。浙江省臨時議會和省議會作為浙江省z高立法機關，成立後以極高的效率通過了諸多議決案，形成了十分豐富、完整的文獻資料，且至今完好地保存著。這些文獻資料包括省議會的議決案、議事錄、質問書、文牘等。存在僅一年時間的臨時議會通過的議決案就達一百二十九項，其中重要的有：浙江地方根本大法性質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關於行政方面的《浙江省都督選舉法》、《浙江省地方官制》、《浙江都督府官制》、《浙江省各司官制》、《浙江省官俸暫行法》、《浙江省文官任用法》、《浙江省文官考試暫行法》、《浙江省都督府政務參議處章程》、《浙江省修訂自治章程議決案》、《修改城鎮鄉自治章程議決案》、《浙江省自治章程議決案》等；關於立法及議會民主政治方面的《浙江省臨時議會法》、《浙江省議會法》、《浙江省議會議員選舉法》等；關於司法方面的《浙江省法院編制法》、《浙江省法官任用暫行法》、《浙江省行政審判院法》、《浙江省修正新刑律施行法》、《浙江省審判暫行簡章》、《浙江省辯護士法》、《浙江省檢證規則》、《浙江省訴費規則》等；關於經濟方面的《浙江省統捐暫行法》、《浙江省地丁徵收法》、《浙江省財政收支統一辦法》、《浙江省暫行商律施行法》、《浙江省暫行破產律施行法》、《浙江省特別規定捐率》、《浙江省發行愛國公債簡章》、《浙江省暫行不動產登記法》等；關於文化教育的有《浙江省籌備高等教育預備案》、《浙江省學制統系議決案》、《浙江省維持學務經費辦法》、《浙江省遊學經費規則》、《浙江省各屬學校改良辦法》、《學校試驗規則》、《浙江省公佈籌畫小學經費議決案》等；關於社會及移風易俗方面的《浙江實行禁絕鴉片議決案》、《浙江省禁煙條例》、《浙江省改定祭祀案》、《浙江省預防傳染病規則》等等。這些議會議決案，全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後浙江各方面的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之前沒有結集出版過。另外，我們在搜集史料的過程中，發現並已經製作了杭縣、龍游、浦江、義烏、紹興、富陽、海甯、臨安、遂安、鎮海、新昌等縣縣議會的決議案、議事錄、文牘等資料，這對我們瞭解辛亥革命後浙江縣級政權體制、運作模式和縣議會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因容量有限，只能期待以後編入。 二○一一年八月 |
用户评价
这套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革命过程中各种复杂力量的细致梳理。辛亥革命并非是一场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各种思潮、各种利益、各种人物相互交织、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在这套汇编中，我看到了革命党人的理想与抱负，也看到了改良派的挣扎与妥协，甚至还有一些保守势力的抵制与反扑。特别是一些关于革命党内部派系斗争、与官僚体系的周旋、以及在处理地方事务时的权衡与取舍的史料，为我们揭示了革命的真实面貌。这些内容，远比教科书上的简单叙述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它让我们明白，历史的推进，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曲折与反复。通过这些详实的记录，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也更能体会到那个时代决策者的不易。
评分坦白讲，起初我对这套书的体积有些怯步，觉得内容可能会过于学术和枯燥。然而，一旦开始阅读，便被深深吸引。编纂者似乎深谙读者心理，在史料的呈现上，既保证了其原始性和权威性，又通过精心的分类和编排，让内容的逻辑性更加清晰。每一个案卷、每一份文件，都仿佛是被赋予了生命，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地方自治、新式教育发展的内容，这些都反映了在推翻旧秩序的同时，革命者们对于建立新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在近代化转型中的先行者们，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让我们能够超越宏大叙事，去关注那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其在地方层面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它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历史变革，是由无数细小的、具体的努力所构成的。
评分当翻开这套厚重的史料汇编，扑面而来的是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是无数个浙江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而奔走的足迹。虽然书名直接点明了“辛亥革命”，但它所承载的，远不止于那几个关键的年份和事件。它像一个精密的显微镜，将那个时期浙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一一解剖开来。从社会经济的变迁，到思想文化的碰撞，再到地方精英的活动，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留下了鲜活的印记。那些泛黄的信件、陈旧的报纸、泛白的官方文件，在编纂者的悉心整理和考订下，重焕生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真实、充满细节的浙江。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进入”历史。你会发现，那些教科书上被简化或略过的细节，在这里被放大、被呈现，让你深刻理解了革命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土壤，由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与抉择所推动。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冰冷的史料堆砌，更是历史情感的传递，是时代精神的唤醒。
评分拿到这套《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我首先被其装帧的厚重感所打动。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翻阅其中，我惊喜地发现，它不仅仅是关于政治革命的记录，更是一幅描绘浙江社会全景的画卷。其中许多史料，如地方官员的奏折、乡绅的信函、甚至是一些带有地方色彩的民谣和戏曲剧本，都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材料的价值在于，它们打破了传统史书的局限，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更加生动、立体、接地气的历史场景中。通过这些来自不同声音的记录，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在浙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它对地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乃至民俗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全方位的呈现，使得阅读体验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主动的探索和发现。
评分这套书的出现，无疑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一块重要基石。它所收录的史料之丰富、之详实，足以让任何一位深入研究浙江近代史的学者为之振奋。我尤其注意到其中关于革命党人之间联络、组织活动的通信和宣言，那些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坚韧、智慧与牺牲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官方视角的记录，而是尽可能地包含了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文献。比如，一些民间报刊的评论、个人日记、甚至是一些地方商会的奏折，都为我们勾勒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历史图景。这些细微之处，恰恰是理解历史真相的关键。通过这些鲜活的材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辛亥革命在浙江并非孤立的政治事件，它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的心理状态都息息相关。阅读时，仿佛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亲耳听到时代的呼唤，亲眼见证历史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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