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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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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02680

版次：1

商品编码：11563441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35

字数：26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名家作品：本书为著名学者、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先生的作品。
　　2、内容普及：本书是作者在南开大学讲授20多年的元史讲义及超星学术课《蒙元帝国史讲座》讲稿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修订而成。不仅梳理了前代名家的研究成就，同时融合作者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
　　3、元史较好读物：作者详细介绍了从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起，到元顺帝亡国为止蒙元王朝的兴衰历程，为读者全景展示了蒙元王朝的历史。

内容简介

　　《元史十八讲》共分十八讲，以时间为主要线索，为读者讲述了从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开始，到元顺帝亡国为止蒙元帝国的兴衰历程。并对诸如蒙元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马可波罗来华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帮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蒙元帝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在每一讲之后，还为读者提供了与本讲内容相关的扩展阅读资料，方便读者依据自身兴趣拓展阅读和学习。

作者简介

　　李治安，1949年生。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曾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代表性著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等。

绪论：元史的特点与研究概述
（一）元朝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二）近代以来的元史研究情况及前景展望
（三）基本史料和参考书
第一讲成吉思汗与大蒙古国的诞生
一、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
二、创建大蒙古国
三、南攻金、夏和发动西征
四、成吉思汗评价及相关探讨
第二讲从窝阔台到蒙哥汗
一、窝阔台汗的业绩
二、贵由汗的三年统治
三、“刚明雄毅”蒙哥汗
第三讲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
一、“自请唯掌军事”
二、金莲川开府
三、远征大理
四、以汉法治邢州和京兆的尝试
五、阿蓝答儿钩考
第四讲忽必烈复出与兄弟阋墙
一、蒙哥汗亲征川蜀和钓鱼城猝亡
二、忽必烈统兵攻鄂州
三、开平称汗
四、兄弟操戈
五、平定李璮之乱
第五讲忽必烈建元朝行汉法
一、建年号、改国号、定都邑、立朝仪
二、劝农桑、办学校
三、罢黜汉世侯，重建省院台等官僚机构
第六讲围绕汉法和理财的朝廷政争
一、王文统理财及失败
二、阿合马专权二十年
三、从和礼霍孙、卢世荣到桑哥擅政
第七讲渡江平宋与混一南北
一、“先图襄樊”
二、“北风三吹白雁来”
三、临安末日
第八讲蒙汉杂糅的官制、法律与军制
一、中央与地方职官制度
二、御前奏闻与法律审判
三、怯薛和军事制度
第九讲两都巡幸、分封与朝会赏赐
一、两都巡幸
二、分封制与宗王出镇
三、朝会赏赐
第十讲北方诸王叛乱与元军征戍
一、海都的崛起
二、昔里吉叛乱
三、海都争夺漠北与甘麻剌、铁穆耳出镇御敌
四、乃颜叛乱与忽必烈亲征
五、海山总兵与西北宗王议和
六、岭北行省与彻彻秃等总兵
第十一讲户计、赋役与经济发展
一、诸色户计制
二、税粮和科差
三、杂泛差役
四、官府及民营手工业
五、经济破坏与发展
第十二讲海运、海贸、海战与马可波罗来华
一、海运
二、海外贸易的繁荣
三、扬威伐海外
四、马可波罗来华问题
第十三讲佛、道消长和异域宗教东来
一、全真道教和正一道教的兴衰
二、“释氏掀天官府”
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
第十四讲儒学境遇与杂剧、科技的兴盛
一、儒学和儒士的境遇
二、元杂剧的繁荣与南移
三、郭守敬和札马鲁丁的科技成就
第十五讲族群文化互动及八思巴字
一、色目人、蒙古人的汉化与多族士人圈
二、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问题
三、八思巴字与蒙古文化扩散
第十六讲元中期的朝廷政治
一、成宗“守成”
二、武宗朝政宽弛
三、仁宗崇儒再行汉法
四、英宗新政及“南坡之变”
第十七讲元后期的衰败与顺帝亡国
一、泰定帝继统
二、“天历之变”与文宗“文治”
三、元末政治腐朽与顺帝亡国
第十八讲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一、行省制与直接治理边疆
二、统一南北与保护江南农商经济实体
三、海运、海外贸易、海外征伐等海洋扩展
四、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及变异
五、全民服役当差与君臣主奴化
后记

精彩书摘

　　二、忽必烈统兵攻鄂州
　　前面提及，忽必烈被蒙哥汗剥夺兵权，东路军是由宗王塔察儿率领，负责进攻荆襄。但塔察儿率领的东路军很不争气，“沿汉水围攻襄樊”，打了七天没有攻下，居然很快撤回到自己的营地。蒙哥汗听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派使者申斥塔察儿，撤销了他的统军权，不得已重新起用忽必烈。之前，忽必烈也曾主动派使者向蒙哥汗示好，说他的脚疾养得差不多了，希望为大汗效力。蒙哥汗很赏识忽必烈的能力，知道他有平定大理的军事经验。于是，命令忽必烈取代塔察儿，担任东路军的统帅。
　　1259年秋，忽必烈麾下的东路军突破宋军的淮西防线，直逼长江。正当忽必烈准备渡江之际，蒙哥猝死于钓鱼城下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下令全军将士举哀。这时，有人建议忽必烈立即北归，但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①
　　忽必烈如此回应是有道理的，因为蒙古人最崇尚征战，最尊敬疆场上的勇士和英雄。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在军事上建功立业，不可或缺。蒙哥汗之所以要亲征川蜀，很大程度上是欲借亲征南宋的战功，使自己大汗地位及其在黄金家族中的威望得以进一步巩固。而忽必烈好不容易获得一次复出总兵的机会，当然不情愿像塔察儿一样无功而返，那样会在黄金家族内部颜面尽失。兀良合台率领的南路军奉旨自云南转战北上潭州，东路军若不渡江接应，南路军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又兼渡江的各项准备已大体就绪。所以，忽必烈还是果断决定，迅速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
　　渡江以后，忽必烈驻扎在江北的浒黄州。数日之后，蒙古军完成了对鄂州的包围，开始大举进攻。尽管鄂州城的守军死伤达13000多人，守将张胜也战死了，但该城的攻守之役一直相持不下，忽必烈始终没有完全攻克鄂州。而后，南宋右丞相兼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率兵救援鄂州。贾似道还玩弄手段，先派使者去蒙古军营，佯称要进城谈判，要求蒙古军休战。忽必烈听信其言，贾似道趁机进入鄂州城，得以增加了守城兵力。蒙古军后来屡攻东南城墙，也还是未能攻陷。
　　这时传来消息，兀良合台率领的南路军已辗转进入了湖南。忽必烈得悉兀良合台军逼近潭州，立即命军将铁迈赤率领练卒千人、铁骑3000，前往岳州接应兀良合台，一同撤回江北。忽必烈救援南路军之举，顾全大局，非常高明。后来，兀良合台的这支军队，也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
　　蒙宋之间的议和，首先是由南宋贾似道提出的。
　　贾似道督师救援进入鄂州城以后，蒙古军队仍不断地攻城。贾似道觉得形势很危险，能否长期坚守下去，还是个未知数。贾秘密派遣一个叫宋京的使者，到蒙古军营请求称臣议和。忽必烈也感到攻城有些困难，而且究竟是否北撤，他还在犹豫之中，所以派赵璧去谈判。
　　贾似道指使宋京提出了“北朝不进，我朝岁贡银、绢20万两匹，割江为界”的条件。但被赵璧拒绝了。赵璧说，我们已经渡江了，江南指日可待，现在说这个没用。实际上是拒绝了贾似道议和称臣的条件。但后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角逐汗位的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忽必烈只得改变了攻克鄂州的初衷，决定议和班师。于是，忽必烈第二次派赵璧去谈判，正式答应了贾似道的请和：“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①原则上同意“事大”称臣，但最后究竟怎么决定，还需要请示汗廷。这只是口头上和南宋达成了暂时和议，没来得及签订文本上的和约。是时，忽必烈的当务之急是北撤争夺汗位。
　　……

前言/序言

　　绪论：元史的特点与研究概述
　　我讲的这门元史课，名为“元史开讲”。共计十八个专题，希望能以此为开端，让读者初步领略和认识蒙元帝国的兴衰状况及其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
　　“绪论”，着重介绍三方面的内容：元朝的特点及历史地位；近代以来的元史研究情况及前景展望；基本史料和参考书。
　　（一）元朝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成吉思汗征服和蒙古帝国的建立，是13世纪震撼世界乃至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事情。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主体延续和帝国宗主，又因实行“汉法”而进入中原传统王朝序列。这样，元朝就有了和传统王朝不尽相同的自身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一，元朝是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是从秦朝开始的。说起大一统，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严格说来，宋朝谈不上是大一统，因为北宋北边有契丹和西夏，后来南宋又播迁东南，与金、西夏等对峙。而且，宋以前的大一统王朝都是汉族所立。恰是从元朝开始，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跻身于我们传统王朝的序列。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大一统政权则是满族建立的清朝。元帝国与此前汉族所立大一统王朝不太一样，它带来了不少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包括部分较为落后的制度，同时也注入了一些新鲜因素。蒙元的开国君主就是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即《元史》中的元太祖。而元朝的实际建立者是成吉思汗嫡孙、拖雷嫡次子忽必烈。元王朝或称蒙元帝国，既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和东部主体，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王朝序列的组成部分。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后继者，可以说是身兼中国皇帝和蒙古国大汗的双重身份。
　　第二，疆域广，民族多，国祚短。
　　元帝国的疆域超过了秦、汉、隋、唐，也比后来的清朝稍大。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囊括今西伯利亚，南到南海，东至东海，西过流沙，辖区广袤，前所未有。若是再加上西边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四个蒙古汗国，则欧亚大陆多半都在它的疆域范围之内。元朝的另一贡献是首次把吐蕃（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就国际法来说，现有版图之内的历史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吐蕃的疆域及历史当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唐朝和元朝贡献良多。唐王朝最强盛之时，唐与吐蕃政治文化交流逐渐密切，通过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唐和吐蕃结成了“甥舅之好”。但当时唐朝和吐蕃均是中国疆域内东西并存的政权，彼此之间只是并存对峙关系。唐朝后期，吐蕃向东的侵扰颇多，还一度占领了河西走廊等地。元朝借宣政院和帝师统辖体制，正式把吐蕃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而且开始了比较直接的统治。元朝与吐蕃的关系，遂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由于吐蕃进入中国版图，中国的疆域直辖范围才由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东部亚洲——河西走廊——安西四镇的“棒槌形”，扩展为将吐蕃、云南和西伯利亚囊括其中的“母鸡形”。这在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历程中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从炎黄时代开始，华夏民族共同体就与周边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不断地融合，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商周、魏晋南北朝和辽、金、西夏、宋对峙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元朝在鲜卑、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之后入主中原，实现了南北大统一，又展开了政治统一后进一步的民族融合。元朝时期，女真人、契丹人、唐兀人及部分蒙古人，相继融入了汉人族群，汉人族群的成分更为兼容多样。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的西域人，随蒙古征服进入中原和江南。西域人东来中土，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至隋唐达到高潮，而元朝又出现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元朝时期东来中土的西域人有上百万之众，在规模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西域人、蒙古人和汉人、南人间的文化互动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回族，就是元代西域人大规模东来的聚合物，即元朝及以前东来的西域人等，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且操汉语而汇聚成的特殊民族共同体。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帝国，向来有“世界帝国”之称。如果从成吉思汗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和建立大蒙古国算起，至1368年徐达率军攻陷元大都为止，计有163年。但那时金朝尚存，南方仍在南宋统辖之下。若以1276年平南宋，南北一统算起，也才90来年。即使从忽必烈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算起，还是不够100年。谁曾料，庞大的蒙元世界帝国对中国的统治不足100年，可称得上秦朝和隋朝之后的另一个大一统“短命”王朝。这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世界帝国”会不足百年而亡？背后究竟有何种奥秘？我们不妨通过这门课予以探讨，尝试探寻一些理性和科学的答案。
　　第三，蒙元世界帝国是前全球化秩序的雏形。
　　蒙元世界帝国是由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征服所缔造的。蒙古人的征服，确实是规模空前。蒙古铁骑从东亚内陆草原出发，把东亚大陆、中亚、西亚，欧洲的东部及中部等都征服了，几乎网罗了当时的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伊拉克等两河流域、波斯及印度部分区域，还有俄罗斯和东欧等地区。蒙古人的西征若不是因内讧而中止，西欧恐怕也难逃厄运。蒙古征服的范围，并不限于亚欧的大陆，后来还有海上征伐活动。爪哇、日本等便是其跨海远征的对象。与此前跨洲际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相比，蒙元帝国的疆域幅员更为广袤辽阔。所以，蒙元帝国无愧于“世界帝国”之称，成吉思汗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征服者”。
　　“前全球化秩序的雏形”是最近十几年人们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我们知道，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由资本经济带动起来的现代社会，世界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的全球化及信息的全球化。而早在这次全球化之前，蒙古人的征服，造成中西交通空前畅通，已经把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所以，近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包括当时被征服地区如韩国、埃及、印度、东欧等地的学者，都提出一些类似的说法，认为成吉思汗建立的“世界帝国”以及由它连通的欧亚大陆是一种“前全球化秩序”。从蒙元帝国版图的发展和延伸来看，它不仅把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地区囊括在内，而且首次使东西方世界由相对隔离走向彼此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空前畅通和日趋密切。在这个意义上，也算逐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前全球化秩序”。诚然，蒙元的全球化秩序与当今的全球化世界相比，毕竟有本质的差距，不能相提并论，故而暂称其为“前全球化秩序的雏形”。
　　第四，元朝是“唐宋变革”后的特殊历史过渡。
　　近十几年，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打破王朝界线，探讨“唐宋变革”问题的学术风潮。“唐宋变革”说的先驱，是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教授。内滕湖南提出的“唐宋时代观”，统览中国历史全局，认为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即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总结出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后来，内藤的学生和后继者又将此说法阐发概括为“唐宋变革论”。
　　事实上，在此前后我们中国学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过唐宋之间的变化。比如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就提到，唐代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结束了南北朝以来的旧局面，后期则开启了赵宋以降的新时代。中唐之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傅斯年、雷海宗、傅乐成、钱穆以及一些研究宋史的学者们，也都察觉到了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最明显的方面，如土地制度，之前是均田、授田、度田等制，北宋是不抑兼并，土地买卖更为自由；又如唐长安城为行政支配的“坊市型”，北宋东京汴梁则是市民工商“城镇型”，二者分属城市结构上的不同形态。即便不愿采用“唐宋变革论”的表述，也无例外地承认中唐之际的中国社会形态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近年，部分海外学者又提出了新说，认为晚明到清，中国进入了经济鼎盛的新时期。20世纪50、6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也曾热烈讨论和特别关注这段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现在部分学者质疑“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真实性，但谁也难以否认晚明到清的经济鼎盛及文化进步，而且某种意义上可追溯或“跨代”连接到南宋经济繁荣发展及进步。
　　人们很容易继续作如下联想和求索：元朝在“唐宋变革”与晚明到清鼎盛之间，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把元朝和明前期连到一起来考察，认为在“唐宋变革”与晚明到清鼎盛之间，存在一段重要的整合过渡时期，即元和明前期。
　　参见拙稿《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6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5期。
　　虽然元、明分属两个王朝，而且发生过元末明初“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易代鼎革，但元和明前期确有不少相类似的地方，存在不少前后因袭继承的痕迹。元朝和明前期的近300年时期，是“唐宋变革”之后特殊的整合过渡。它前面紧接着“唐宋变革”，后面距晚明经济鼎盛很近，离现世也不太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譬如人们深恶痛绝的君主专制主义，其实在唐宋时期，专制独裁还没有特别严重。尤其是宋代，尽管中央集权有所加强，皇帝也有独裁的一面，但在总体上承续盛唐“贞观”遗风，君主专制相对开明，皇帝和士大夫官僚的关系比较融洽，北宋还有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而专制皇权的独裁野蛮，譬如对臣下“廷杖”和滥杀，以及百姓徭役的死灰复燃等，“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元朝和明初，其影响恶劣而深远。
　　可见，元朝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给我们带来了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推进了新的民族融合，同时也留下了社会关系和专制主义等方面复杂沉重的遗产。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元朝的皇帝世系和皇位传承情况。请看如下元代帝王世系表（括号内为在位时间）：
　　可以看出，自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到1368年妥懽贴睦尔退出中原，元朝共历十五帝。由于元朝皇帝同时又是蒙古大汗，所以皇位的继承与汗位的更迭是一致的。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太祖成吉思汗。第二位是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第三位是定宗贵由，窝阔台长子。第四位是宪宗蒙哥，拖雷长子。以上为大蒙古国前四汗。第五位是元世祖忽必烈，拖雷嫡次子。继承忽必烈皇位的本来应该是太子真金，因真金在忽必烈生前就英年早逝，所以，皇位传给了真金幼子铁穆耳，也就是成宗。从第六位成宗开始，皇位传承都在真金系内进行。而从武宗起的九位皇帝中，海山兄弟及其子孙又占到七位。第七位是武宗海山，成宗铁穆耳的侄子。第八位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海山的胞弟。第九位是英宗硕德八剌，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第十位是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晋王甘麻剌的儿子。第十一位是天顺帝阿剌吉八，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儿子。第十二位是文宗图帖睦尔，武宗海山的次子。第十三位是明宗和世，武宗海山的长子。第十四位是宁宗懿璘质班，明宗和世次子。最后一位是惠宗妥懽贴睦尔，明宗和世的长子。
　　我们很容易发现，元朝皇位更迭中，父死子继的4例，兄终弟及的3例，其他8例。泰定帝、天顺帝没有庙号。泰定帝和天顺帝之称，背后隐含着元后期残酷血腥的皇位争夺。文宗即位以后，皇位回归海山子孙，此前的泰定帝和天顺帝，不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没有进太庙，只好用他们的年号做帝号。妥懽贴睦尔的庙号本为惠宗，因其统治之末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念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顺帝”之号。于是，后世通常称其为“顺帝”。
　　（二）近代以来的元史研究情况及前景展望
　　我们再来扼要梳理一番近代以来的元史研究情况及前景展望。
　　从乾嘉开始，一些著名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相继对元史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钱大昕最著名的作品《廿二史考异》，纠正或补充了《元史》的不少错误、遗漏。还最早揭示《元朝秘史》、《元典章》、《圣武亲征录》等史籍的价值。这位考据大师在元史研究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编《元史氏族表》。他搜罗百家之言，耗时近30年，把蒙古、色目各个部族人员大多编排进来。《氏族表》涉及的族群非常多，蒙古族自不待言，还有畏兀儿、西域的哈剌鲁、钦察、康里等，学术价值颇高，直到现在仍然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此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中也有一些涉及元史的论述。
　　清中叶，尤其是近代以来，元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其背景和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企盼参照元朝统治的经验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现实因素。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清朝的边疆危机逐渐凸显，学术界由此日益关心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诸多学者竞相以治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相尚，元史研究遂与其同步发展，上升为“显学”。
　　当时的名士，如龚自珍、徐松、魏源、张穆、何秋涛、洪钧、曾廉、沈曾植、屠寄、柯劭忞等，均有修补重撰元史及相关的著述。龚自珍和魏源等人主要是想以此唤醒人们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在学术上，当属洪钧和屠寄的贡献最大。洪钧根据出使国外之际看到的波斯史书拉施德《史集》和西方人著作《多桑蒙古史》等，在他人的帮助下编纂了《元史译文证补》，尽管对外文资料的利用还存在不少缺陷，却使中国学者初次见识了国外丰富的元史研究资料。后来，屠寄所撰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所撰的《新元史》，在大量补充汉文碑传文集资料的同时，也曾间接引用一定的国外史料。
　　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不断地受到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元史研究也逐渐从修补重撰元史的圈子里走出来了，开始从事一些专题科学研究。说来也巧，我们现在讲的20世纪几位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三位中国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都曾经在元史研究领域有过耕耘或重要建树。王国维曾撰《鞑靼考》、《萌古考》等重要文章，还对《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和耶律楚材《西游录》等做过笺注。陈垣完成了一批名篇，譬如《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沈刻元典章校补》，还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成就突出，影响颇大。陈寅恪更有《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等文问世，此乃国人直接运用多种文字史料和新方法研究元史的开山之作。三位大师的重要贡献，推进和引领了我国20世纪前半的元史研究。
　　还有一位需要提及的人物是冯承钧。冯氏精通外文，翻译了100多种西方汉学家的著述成果。蒙元史方面，他有《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蒙古史略》等译著，还出版了9本《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集中了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的多篇重要译文，为元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奉献甚多。
　　清季民初，元史研究一直颇受青睐重视。但到了抗战前后，这个学科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民族深陷于危难之中，民众自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比较崇尚，而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容易产生一些隔膜和反感。元史这门学问，也受到这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兼当时中国经济贫穷落后和战乱频仍，妨碍了学者们的潜心探索及其和国外相关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这也是元史研究衰落的原因之一。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史学研究重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机构，陆续选送一些学生到法国等国家，跟随伯希和等著名学者学习蒙元史。被选送者是陈寅恪、陈垣的学生辈，其中四位最具代表性，即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和姚从吾。他们四人跟着伯希和等东方学家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波斯文等语言工具。伯希和不仅是杰出的汉学大师，也是蒙元史权威，懂得多种语言。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不论是研究人才，还是学术成果，都出现了断层，难以和国际蒙元史研究进行学术前沿的对话。幸而这四位前辈从欧美带回了语言学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新方法（或称历史语言考据法、比较法），他们的耕耘和学术建树，使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自50年代以来，逐渐缩小了与海外的差距。这四位前辈的学术建树和基本方法，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中国元史工作者。
　　他们四位前辈不仅撰写了高水平的论著，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学者。姚从吾先生在大陆和台湾培养的弟子主要是杨志玖、方龄贵、萧启庆、洪金富等。韩儒林先生在南京大学创立了元史研究室，培养出陈得芝、邱树森等，在调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前后还对周清澍、周良霄、亦邻真、黄时鉴等指导教益颇多。北京大学由于受邵循正先生的指导和影响，蔡美彪、周清澍、周良霄、陈高华、亦邻真、黄时鉴、杨讷等学人辈出。翁独健先生曾创建民族研究所，其弟子主要是贾敬颜等，并给予周清澍、陈高华、亦邻真、杨讷等诸多指导与提携。在他们四位的带领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成为国际范围内的蒙元史研究中心之一。这个转变实属不易，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接近或基本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20世纪后期，国际范围内元史研究又有了方法上的新进步：历史语言考据法与社会科学法的融汇。此项新进步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实施。哈佛的柯立夫教授是伯希和的学生，运用的主要是历史语言考据方法。其考据和中国的乾嘉考据求真求实的传统不谋而合，但在语言比较勘同上更为先进。同时，还有一位杨联陞教授倡行社会科学法。所谓“社会科学法”，就是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诸方法综合地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这二位教授的弟子中间，也有元史研究建树颇丰者，如前面提及的萧启庆，10多年前当选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蒙元史领域唯一的院士。萧启庆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是姚从吾的弟子，博士阶段是柯立夫和杨联陞的学生。他既学到了乾嘉、兰克和伯希和的历史语言考据法，又积极吸收“社会科学法”，且能将二者融汇贯通。可以说是为后世学人树立了楷模。
　　（三）基本史料和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