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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不過相對而言，《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特彆關注一些類型化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之所以能類型化，顯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觀念，具有特彆豐富的文化地理價值。
　　現在略陳《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的學術構想。
　　一、“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屬於感覺文化區的研究。之前筆者做過一項湖北的工作，已見於上述。湖北那項研究在空間上是一個區域，時代則從先秦一直通下來。這一章在時間上隻包括唐，屬於斷代性質；空間上就沒有再截取，覆蓋瞭全國。這是參考譚其驤先生生前的理路，做兩個相互對稱的樣本，以期對於感覺文化區在中國曆史上的錶現建立縱橫兩方麵的參照。
　　以往學界對於文化區的探討，主要是基於形式文化區。那種研究看起來很客觀，因為每個區都是根據某項具體指標而劃齣來的，不是主觀認同齣來的。但選取指標本身是一項不免主觀的工作。況且，就資料而言，現存史料的分辨率顯然不可能一緻。例如《史》、《漢》中記中原地區的風俗連宋、衛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廣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則大而化之。因此筆者越來越傾嚮於認為，對於曆史文化區域的研究，感覺文化區比形式文化區更有意義。因為前者是通過古人的認同而復原齣來的，它本身就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結構性的一部分。曾經用於指導古人的日常生活，並深刻影響其對世界的認知。形式文化區當然也有意義，但它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求證的意義；它對今人的意義可能更大於對古人的意義。
　　限於時間和精力，《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對感覺文化區隻討論瞭唐代。但有唐綿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響所及並不止於它實際存在的那段時間。同時，感覺文化區大多由來有自，形成之後也並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僅對中古時期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且對整個中國曆史時期的相關探討都具有積極的藉鑒意義。
　　二、“地名與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內容分四部分，圍繞的是“江漢”和“洞庭”兩個地名，強調的其實都是一個空間邏輯的問題。
　　文學史研究對於曆史地名嚮來重視，但由於其目標隻在讀通文學作品，帶有很強的實用傾嚮，因而文學史學者所做的地名考釋往往隻強調具體語境，而不關心一般情形，不關注曆史地名本身的規則。例如，他們不太注意區分地名的“特指”與“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義與引申義。以至於見到杜甫在某首詩中用“江漢”指巴蜀，便以為“江漢”這一地名中本來就有指巴蜀這麼一個義項。一個有豐富曆史文化內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們硬劈成兩個。
　　更要命的是，他們還會從個人的想象齣發，對曆史地名作齣一些純邏輯的推論。例如，他們注意到嘉陵江有條支流在某些文獻中曾被稱作“西漢水”，便說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漢，因之可稱“江漢”。他們注意到三國時孫吳曾領有今湖南省境，便斷定今湖南在曆史上亦可稱“吳”。而全然不顧“江漢”、“吳”這兩個地名在曆史上的實際使用情況。這從實質上已不是在研究曆史，而是在創造曆史瞭。要研究曆史，這樣做演繹是不行的，得做歸納。得從古人對某地名的具體用例中，找齣其得名的確切依據，以及其使用的實際情形。那樣的結論纔是科學、閤理、可信的。
　　近年筆者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門很實用的學問，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從地名之間的空間關係，可以對文學作品作齣一些基本判斷。由於空間關係很直觀，一目瞭然，通過空間邏輯得齣的判斷往往比其他邏輯更過硬。中古時期的小說對人物、時代往往虛構，而對空間場景卻大多采取徵實的態度，以至於史傢經常引小說作為空間史料，這應該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特點。
　　三、“類型化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是筆者關於文學地理的一種嘗試。近年來文學地理的研究頗為引人注目，特彆在文學史界，齣現瞭若乾種專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對作傢和作品進行統計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隻體現為一種分布態勢，或者是作為背景的人文社會環境。事實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參與文學創作。它可以成為作傢的靈感，作傢發揮想象力的憑據，從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類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節討論三種不同類型的地理意象，巫山神女為虛擬文學人物，第二節瀟湘為一文化地域，第三節竹林寺傳說為具有特定文學內涵的空間類型。其中視角比較獨特，第三節內容較為稀見，相關研究都很少；而第二節則學界頗多相關成果，特彆是關於“瀟湘”語匯以及繪畫中的瀟湘圖、瀟湘八景，近年發錶的各種論著簡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關於瀟湘圖畫的研究比較偏嚮藝術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雖然也會涉及瀟湘意象，畢竟非其研究主旨；而關於“瀟湘”語匯的探討，則必然要對“瀟湘”意象進行分析。
　　在這裏可以看齣視野的分殊。從文學角度探討“瀟湘”意象，雖然也不能不考量“瀟湘”作為地理實體，但目標還是其中的“意”，如恨彆思歸、愁苦閑適之類①。而《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作為一項曆史地理學研究，關鍵是考察其中的“象”；即，瀟湘作為一個地理空間而給人留下的空間感、場景感。這種空間感不是哲學、社會學意義上用以形容“公共領域”的“空間”，而是有長寬高、有聲光色的物理空間給人的感覺。《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尤想揭示其作為一種空間概念在曆史上的流變過程。
　　在中古文學中，類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專門探討。這方麵還需將來繼續努力。例如中古樂府中的“巫山高”、“隴頭水”，唐人吟詠中經常齣現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詞牌中的“望江南”、“八聲甘州”等等，都值得展開作專題探討。
　　四、“‘禽言’與環境感知中的生態呈現”，旨在討論地理意象的深化過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將地理意象看作靜態概念，然後對其展開討論；而這一章則以鳥聲為中心，著重探討地理意象的動態變化。
　　毋庸贅言，地理感知是一個不斷對既有知識進行更新、顛覆、轉化的過程。其中既受製於環境本身，更受製於文化取嚮、知識背景等人文因素。環境産生刺激，文化背景決定接受及轉化能力。可以說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動態反饋過程。
　　中古以前，中國文學對於鳥聲的感知非常單薄。《詩》三百雖然以“關關雎鳩”開篇，但其中的鳥聲單調無比。而且，字裏行間的人鳥關係非常淡漠。詩中有“鳥言”，但純粹隻是詩人的想象，與環境感知中的鳥聲無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唐前期。因而，永嘉喪亂後大量北方詩人移居南方，新鮮的地理環境刺激他們隻是在視覺上有所發現，由此在中國文學中興起田園詩、山水詩。中唐以後，遷流到南方的北方詩人開始用聽覺感知環境，這纔發現鳥聲對於環境的價值。於是人鳥之間的感情距離也大為拉近。醞釀到北宋，終於由自小與禽鳥相親近的南方詩人寫齣成熟的禽言詩。

目錄

前言
一、中國曆史文化地理的思維傳統
二、從文化水平、文化麵貌到地理感知
三、本書的寫作緣起及學術構想

第一章 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
一、關於感覺文化區
二、華夷之界：唐代中華文化的空間範圍
三、山川之異（上）：北方各區
四、山川之異（下）：南方各區
五、唐人對於文化地域的感知

第二章 地名與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
一、杜詩中的“江漢
二、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考僞
三、中古文學作品中“江漢”含義的再討論
四、《柳毅傳》中的“洞庭

第三章 類型化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
一、“巫山神女”的生成環境
二、“瀟湘”的意象及其流變
三、“竹林寺”與“桃花源

第四章 “禽言”與環境感知中的生態呈現
一、關於禽言詩的一段學術公案
二、古人筆下的鳥禽言語
三、“鳥言”與其特定的生態
四、“禽言”興起的時空過程
五、禽言詩的生態背景
六、環境刺激與文化感應
七、從地理交流到生態發現
結論
一、地理經驗與本土問題
二、學科間的互濟

地圖
圖1-1 唐代文化區域意象圖
圖1-2 唐代十道圖
圖2-1 杜甫在南方主要活動空間
圖2-2 《上安州裴長史書》空間邏輯示意圖
圖2-3 柳毅傳書空間示意圖
圖3-1 湘江水係圖
圖4-1 十五國風圖
圖4-2 漢代方言分布圖
圖4-3 五藏山經地域範圍圖
圖4-4 曆代禽言詩作者籍貫分布圖
圖4-5 中國動物地理區劃圖

列錶
錶4-1 鳥禽言語的意義分彆
錶4-2 曆代禽言詩作者籍貫分布
錶4-3 曆代禽言詩篇數
錶Ⅳ1 《詩經》鳥類錶
錶Ⅳ2 《山經》自呼名之動物分布
錶Ⅳ3 自宋至清禽言詩及其作者一覽錶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最能錶現這種距離感的，是《詩經》中對於鳥類行為能力的描寫。“駭彼飛隼，其飛戾天”（《小雅·采芑》），“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小雅·四月》），“將翱將翔，弋鳬與雁”（《鄭風·女曰雞鳴》），大量的這種近乎程式化的遣詞，令人印象深刻。顯然，這些鳥類的活動空間非常遼闊，人類對它們可望而不可及。
　　“鴻飛遵渚”，“鴻飛遵陸”（《豳風·九罭》），“鴻雁於飛，集於中澤”（《小雅·鴻雁》），這是鴻雁（雁形目鴨科）。作為候鳥，它們總喜歡在水邊活動。“翩彼飛鶚，集於泮林”（《魯頌·泮水》），“墓門有梅，有鶚萃止”（《陳風·墓門》），這是鶚（鶚形目鴟鶚科）。後者的活動相對較靠近人居，但作為猛禽，它們與人類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比較疏遠。
　　就生態特性來講，在《詩經》齣現的所有鳥類中，傢燕（雀形目燕科）是與人類關係最密切的。它“喜歡棲息於人居環境，築巢於簷下或庭廊，與人相處安然”①。在後世的詩作中，很容易發現“舊時王謝堂前燕”（劉禹锡句）、“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句）之類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句；然而在《詩經》裏，燕子的這一特點卻完全看不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玄鳥》），所謂“玄鳥”指的是燕子，詩中全未言及其行為特點。《邶風·燕燕》中有三章詠及燕子的行為：“燕燕於飛，差池其羽”；“燕燕於飛，頡之頏之”；“燕燕於飛，下上其音”。從這些詩句中，仔細迴味也不難捉摸到一些感情的成分，但這種感情主要是一種離情彆緒：“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為何要把這種情緒跟“燕燕於飛”聯係在一起？可意會不可言傳。這對“燕燕”是否就住在詩人或“之子”的屋裏，更是不得而知。
　　更令人吃驚的是，《詩經》中描寫鳥類的棲息地，幾乎無一與人類的生活空間有交集。盡管有寫到在屋頂棲止的，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小雅·正月》）；有寫到穿堂入戶的，如“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但這些烏、雀的窩巢何在，不明。大量的鳥類都是棲止於樹林、灌木叢。如“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周南·葛覃》）；“歟彼晨風，鬱彼北林”（《秦風·晨風》）；再如：“肅肅鴇羽，集於苞栩”，“肅肅鴇翼，集於苞棘”，“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唐風·鴇羽》）。要不然就是感覺距村落更遠的處所，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周南·關雎》），或“有鶩在梁，有鶴在林”（《小雅·白華》）。當然，鳥巢也都看不到。
　　種種跡象錶明，當時詩人們對於鳥類的生活其實並不關心，隻不過它們從天而降，不請自來，不時對人類活動構成影響，因而不能不對它們有所警惕。換言之，當時詩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自身的生活，對鳥類的觀察也隻是為這一終極目標服務。唯其如此，《詩經》中對鳥類與人類相友善的一麵幾乎視而不見。在種類上，更關注那些行為能力強悍，有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某種危害的猛禽；而對於常作依人狀的各種小鳥，也更多地是把它們當作食物鏈上的競爭者。如《衛風·氓》中有句雲：“於嗟鳩兮，無食桑葚”；《小雅·黃鳥》中更是反復吟唱：“黃鳥黃鳥，無集於榖，無啄我粟”，“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粱”，“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其厭惡之情溢於言錶。
　　在這樣一種生態關係中，要讓詩人在作品中將鳥類描寫得與人類和諧共處，如同“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齣車》）所展現的那樣，無疑是一件有悖其基本生活感受的事。正因為如此，詩人對於鳥類的聲音很不容易産生審美的情緻。《小雅·伐木》中“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兩句，實在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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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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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意以為對一位學者所能做齣的最好的評價乃是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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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當天下單當天就收到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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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渾河（7世紀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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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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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古文學作品中“江漢”含義的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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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學界對於文化區的探討，主要是基於形式文化區。那種研究看起來很客觀，因為每個區都是根據某項具體指標而劃齣來的，不是主觀認同齣來的。但選取指標本身是一項不免主觀的工作。況且，就資料而言，現存史料的分辨率顯然不可能一緻。例如《史》、《漢》中記中原地區的風俗連宋、衛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廣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則大而化之。因此筆者越來越傾嚮於認為，對於曆史文化區域的研究，感覺文化區比形式文化區更有意義。因為前者是通過古人的認同而復原齣來的，它本身就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結構性的一部分。曾經用於指導古人的日常生活，並深刻影響其對世界的認知。形式文化區當然也有意義，但它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求證的意義；它對今人的意義可能更大於對古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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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曆史沿革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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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新作。字數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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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研究視角非常新穎，拓寬瞭曆史人文地理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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