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编著的《人参帝国》是对清代人参史展开的全面性研究。人参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制度史、政治史及经济史的课题,更是医疗史及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课题。本书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大量引用清宫档案与东亚各国的人参医书史料,分别从生产、消费与医疗方面分析了人参对整个清代政府政策的作用,表明了人参对清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展现了一幅清代人参帝国的景象。
从装帧和排版来看,作为“启真学术文库”的一员,这本书的制作水准自然是无可挑剔的,细节之处体现了出版方的用心。更重要的是,内容上,它拓展了我对清代社会生活史的认知边界。过去我可能更关注朝廷的政治斗争或疆域变迁,但这本书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更基础的物质层面——老百姓的健康需求和政府的财富来源。人参的“医疗”价值和“消费”属性的交织,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的缩影。它不仅是历史研究,更像是一部关于“稀缺品社会学”的案例分析。我特别喜欢其中穿插的关于人参包装、等级划分的描述,这些微小的细节,恰恰是构建起一个庞大“帝国”的砖石。这本书的细节密度极高,值得反复研读。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简单的农产品——人参,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进行剖析。这让我联想到现代社会中其他具有类似地位的战略资源。作者在论述中对不同时期政策的微调如何影响人参产区的生态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特别引人深思。例如,对产地的过度开发与后来的保护政策之间的张力,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主题。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复原了历史的“人参帝国”,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历史经济现象的框架:即资源的稀缺性、政府的干预能力以及市场需求的波动如何共同塑造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面貌。我感觉读完之后,我对“物产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了更细致的体会。
评分这本《启真学术文库》里的书,光看书名我就觉得它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历史研究著作。我个人对清代社会经济史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商品。这本书似乎聚焦于“人参”这个特殊的经济命脉,它不仅仅是一种药材,更可能是一种权力象征和社会财富的体现。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人参的种植、采摘、贸易流通,背后一定牵扯着复杂的官府监管、地方豪强以及普通百姓的生计。我很期待书中能详细描绘出人参帝国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它对清朝的财政收入和边疆治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能有关于人参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消费差异的分析,那就更好了,比如皇宫贵族与普通百姓对人参的使用方式有何不同,这会让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清晰的认识。总的来说,我对这本书充满期待,希望它能提供一个多维度、细致入微的观察视角,来审视清代一个关键经济支柱的兴衰与社会影响。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相当不错,即便涉及到大量的史料考据和数据分析,读起来也并不感到枯燥。作者似乎成功地将枯燥的档案和地方志信息,转化为了生动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人参贸易路线和走私活动的描述,读起来颇有惊心动魄之感,仿佛能看到当年在关口或秘密市场中发生的利益博弈。这种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起来的能力,是非常难得的。我个人认为,对于希望了解“非主流”经济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它没有停留在对人参本身的药效讨论上,而是将人参视为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探讨了它如何影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程度、地方的经济结构乃至清廷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这种系统性的论述,让我对清代复杂的内部运作机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感觉作者在材料的搜集和梳理上是下了大功夫的。虽然我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但从文字的严谨性来看,它绝对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通俗读物。书中对人参生产环节的描述,比如种植技术的演变、不同产地的品质区分,以及背后的劳动力组织形式,都显得非常扎实。我尤其欣赏作者将“消费”和“医疗”两个层面并置的结构安排。在医疗方面,人参的药理地位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被塑造和神化的?它在宫廷医案和民间验方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背后蕴含着清代中医药理论的变迁。而在消费上,它如何从奢侈品逐渐走向大众化(或者说,不同层次的大众化)?这些探讨都揭示了物质文化如何反映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风尚与禁忌。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口,去理解宏观的清代社会经济图景。
评分一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的根。[1-2]
评分三、东汉中期以后的乌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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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虽然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已经自古代经典描述(例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和科学方法已自中世纪使用现代科学的曙光往往追溯到近代早期,特别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虑,早前咨询走进大自然是前科学。传统上,科学史家所定义的科学足够广泛,包括那些调查。
评分两类经济转折点 在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中,金融恐慌、市场崩溃和银行倒闭引发的经济转折点屡见不鲜,在这些转折点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萧条和经济衰退。但不是所有的经济转折点都是相同的,经济转折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类转折点的市场反应有着巨大的不同。第一类是一般的经济周期的顶点,标志着一个典型的经济复苏已走到尽头,我们称为“周期性 ”转折点。随后的经济下行可能由多种因素引发,例如过多的存货需要出清和出乎投资者预料之外的利率上升。这类经济周期反转的主要特点是,经过短时期的阵痛和调整后,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我们称为普通的经济衰退。
评分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评分自康熙中叶起,清朝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发展时期,由于 人口的大幅增加,到了乾隆初年时,全国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大关,随 之而来的耕地与人口问题则陆续浮现。清政府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主 要是以移民及垦荒来增加耕地和疏导人口。乾隆五年(1740)颁令全 国:“大力开垦闲旷地土,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嗣后悉听该地民夷 垦种,免其升科。”特别鼓励中原人民向新疆、云南、贵州及台湾等较 偏远的地区移民垦荒。[1] 相对于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大力开发,东北的 发展就明显缓慢许多,最主要是因为封禁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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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三、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及东胡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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