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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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杨正周,阳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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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0702
版次:1
商品编码:1168181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
外文名称: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开本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致力于整理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农业状况,分析地区内其他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中的农业合作内容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我国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利用GM(1,1)模型预测未来增长潜力,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中的作用,增进区域农业发展,提高粮食安全水平,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发展。

作者简介

  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创新工程中亚学科执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杨正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博士后。
  
  阳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大数据分析、经济模型分析、信息化等。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
第一节 全球粮食供应形势
第二节 全球粮食消费形势
第三节 全球粮食贸易形势
第四节 全球粮食安全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章 俄罗斯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土地、气候和水资源
第二节 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粮食生产
第四节 粮食消费

第三章 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土地、气候和水资源
第二节 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粮食生产
第四节 粮食消费

第四章 乌兹别克斯坦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土地、气候和水资源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主管部门和农业生产主体
第三节 粮食生产
第四节 粮食消费

第五章 吉尔吉斯斯坦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土地、气候和水资源
第二节 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农业生产
第四节 粮食消费

第六章 塔吉克斯坦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土地、气候和水资源
第二节 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粮食生产
第四节 粮食消费

第七章 中国的粮食安全
第一节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与粮食生产支持政策
第二节 粮食生产
第三节 粮食利用
第四节 粮食对外贸易

第八章 中国农业对外合作与西部农业布局
第一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中亚新政策
第二节 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现状
第三节 西部大开发的农业发展布局
第四节 新疆的农业布局

第九章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的农业合作潜力
第一节 基于贸易特化系数的模型(TSC)
第二节 基于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
第三节 基于GM模型

第十章 中亚地区的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第一节 独联体
第二节 欧亚经济共同体
第三节 欧盟“伙伴关系”与农业合作
第四节 美国的中亚战略
第五节 国际组织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

第十一章 上海合作组织及其农业合作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内部制度
第二节 当前合作环境
第三节 当前合作特点与未来合作方向
第四节 农业合作现状

第十二章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农业生产特点
第二节 合作的内容与原则
第三节 影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农业合作的因素
附录

前言/序言

  一 粮食的界定
  粮食是指烹饪食品中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所含营养物质主要为糖类(以淀粉为主)和蛋白质。大部分情况下,狭义的粮食概念仅指谷物,包括麦类(小麦、大麦、皮麦、青稞、黑麦、燕麦等)、稻谷类(粳稻、籼稻、糯稻、陆稻、深水稻等)和粗粮类(玉米、高粱、荞麦、粟、黍等)三大类。广义的粮食概念除谷物外,还包括作为补充主食用的粮食作物,如大豆、红小豆、绿豆、黑豆、青豆、木薯、番薯、土豆等。
  中国自1994年起将粮食定义为五大类:小麦、大米、玉米、大豆、其他(包括薯类、小麦以外的其他谷类、大豆以外的其他非蔬菜型豆类)。在统计粮食产量时,豆类按去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按每5千克鲜薯折合1千克粮食计算,其他粮食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
  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下简称“独联体”)成员的粮食概念与其他地区略有差别。从成员国《粮食法》、独联体《提高成员国粮食安全构想》、欧亚经济共同体《粮食安全技术标准(草案)》、俄白哈三国关税联盟《粮食安全技术标准》等法律文件中可知,俄语表达的“粮食”有两层含义。
  (1)狭义的粮食(зерно),指的是“谷类、豆类和油料作物的果实,可用于食物、种子、饲料和技术等用途”。对应的“粮食安全”(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зерна)指的是“粮食生长周期各阶段存在供应不足风险,根据其发生的可能性程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看,可造成民众生命和健康损害、侵害消费者利益”。这一概念比中国使用的狭义的粮食概念更宽泛,多一个油料作物。中国认为油料作物属于经济作物范畴(与谷物并列)。
  (2)广义的粮食(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意义相当于联合国的“食品”或“农产品”,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油料作物、蔬菜、水果、畜牧产品、水产品等所有用于食物、饲料、种子和工业原料的农产品。对应的“粮食安全”(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безопасность,英文是food,security)是指“一种经济状态,无论国内和国外环境如何,均拥有足够的相关资源、潜力和保障,确保居民获得必需的生理营养需求”。而“粮食独立性”(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是指“在满足人体基本食物需求的前提下,本国重要粮食品种的年产量不低于居民年消费量的80%”。
  粮食生产统计口径:
  (1)中国=谷物(cereal)+豆类(beans)+薯类(roots,and,tubers),其中谷物=小麦(wheat),+稻米(rice)+玉米(corn)+杂粮(other,grains)。
  (2)美国=小麦+稻米+粗粮(coarse,grains),玉米按粗粮计算。
  (3)世界粮农组织(FAO)没有严格界定“粮食”一词,只有谷物(cereal)。在FAO框架下(如Food,Outlook),粮食(泛指一切可以食用的农产品)=谷物(grain)+油料作物+糖类作物+肉类+奶类+水产品等。其中,谷物的范畴同美国的定义大体一致,包括小麦、稻米(以碾米计)和粗粮(玉米、大麦、高粱等)。
  (4)独联体成员=谷物+豆类+油料作物。
  粮食利用口径:
  (1)粮食利用(utilization)=粮食消费(food,即口粮)+饲料(feed)+种子(seed)+贸易(trade)+其余利用(other)+浪费(waste)
  (2)(某期)粮食供给量=当期产量,+当期库存量(期末库存量-期初库存量)+净进口量(进口量-出口量)
  与粮食相近的一个概念是“食品”(food)。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目录共有八大类共106种:一是谷物类,二是块根和块茎作物类(如土豆等),三是豆类,四是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五是蔬菜和瓜类,六是糖料作物,七是水果、浆果、葡萄等,八是家畜、家禽、畜产品等。很多时候,国际社会的粮食安全话题所涉及的品种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界定的食品范围是相当的。
  与粮食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农产品”。广义的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狭义的农产品只包括农作物和畜产品。不同机构根据不同的功能和目的,对农产品的定义和统计范围做出不同的界定。
  (1)世界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角度定义农产品,其《农业协定》规定农产品指农作物和畜产品,不包括水产品和林产品,具体是指《农业协定》附件1所列商品: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第1~24章的产品(活动物、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但不包括第3章和第16章的鱼及其制品;甘露醇、山梨醇(HS2905.44);糖油;蛋白质类物质、改性淀粉、胶;整理剂、HS2905.44以外的山梨醇;生皮;生毛皮;生丝和废丝;羊毛和动物毛;原棉、废棉和精梳棉;生亚麻;生大麻。
  (2)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侧重从生产角度(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定义农产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将农产品分为食品和非食用农业原料两部分,包括农作物、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具体是:0类(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3类(动植物油、脂、蜡)。
  (3)联合国粮农组织主要根据原料和加工程度,将农产品由粗到细分为产品部门(如谷物部门、蔬菜部门、畜产品部门等)、农产品大类(如谷物部门下有小麦、大麦、玉米、稻米等)、制品(如小麦大类下设面粉、麸皮、淀粉、通心粉、面包、糕点、麦芽饮料等)。总体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统计时,将农产品分为4类分别统计:农作物及其制品(Crops,&,Crops,processed);活动物及其制品(Live,Animals,Livestock,primary,&,Livestock,processed);水产品(Fisheries,&,Aquaculture);林产品(Forestry)。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的卢锋和梅孝锋在HS-SITC编码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将农产品贸易品类分为七大类:一是农产品(谷物、棉花、油及油料、糖);二是食用畜产品(肉类、乳品、禽蛋、动物油脂);三是非食用畜产品(生皮、动物毛和丝);四是水产品;五是园艺产品(蔬菜、水果、咖啡、茶等);六是饮料及烟草类产品;七是其他农产品(饲料、杂项食品、动植物原料、动植物油脂、麻)(见表0-1)。
  二 粮食安全的界定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有效应对。1979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0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将每年的10月16日作为“世界粮食日”,开展各种活动,提醒各国关注粮食问题。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简而言之就是“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好”。随着时代变化,粮食安全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大,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及理论研究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反映出粮食安全问题本身及其技术和政策问题的复杂性。
  虽有古谚“民以食为天”,但是作为一个正式概念,“粮食安全”这一术语是在二战时期(20世纪40年代初)发展形成的。当时欧洲饱受战争创伤,许多地方深受饥饿之苦,饥荒时有发生。1943年,44个国家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召开会议,研究“在粮食和农业方面如何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等问题,并得出结论:“免于匮乏的自由意味着每一名男子、妇女和孩童都拥有牢靠、足够和适当的粮食供应”,其中“牢靠”是指粮食的可获得性,“足够”是指粮食供应的数量充足,“适当”是指粮食供应的养分含量。与会者认为,二战后初期最紧迫的需求是对谷物和其他粮食的需求,以便维持起码的膳食热量水平;待主粮产量水平恢复后,则需要提高那些富含维持健康所需营养素的食物的产量;另外,贫困是饥饿和匮乏的首要根源,从长远看,全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减少贫困和实现充足营养保障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粮食和农业政策主要侧重于提高主粮品种(尤其是小麦和稻米)的生产率、产量和营销,而“依托减贫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一长远目标并未受到重视,主要粮食出口国手中持有大量余粮。1966,年,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11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物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二、本公约缔约各国既确认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应为下列目的,个别采取必要的措施或经由国际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具体的计划在内:(甲)用充分利用科技知识、传播营养原则的知识、发展或改革土地制度以使天然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等方法,改进粮食的生产、保存及分配方法;(乙)在考虑到粮食进口国家和粮食出口国家的问题的情况下,保证世界粮食供应,会按照需要,公平分配。”
  20世纪70年代初,受连续多年的极端气候影响,全球粮食歉收,世界粮食库存锐减,加之苏联在国际粮食市场大量抢购,世界粮食供求失衡。同时,国际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暴涨,进而带动农资和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对动荡的粮食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粮食市场长期积累的各种压力集中爆发,全球粮食价格普涨,引发了1972~1974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灾害最深,它们迫切要求改变国际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不合理状况。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召开世界粮食会议的倡议。1973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于1974年11月在罗马召开一次世界粮食会议。1974年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通过了《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和《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以“粮食供给”为出发点定义粮食安全,即“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利用需求,并能应对粮食产量和价格的波动”。此外,会议还提出了衡量一国粮食安全的具体指标,即粮食库存量至少应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17%~18%。
  1996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FS)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重申“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粮食安全行动应当确保粮食体系向所有家庭提供获取充足、适当和安全食物的稳定渠道”。这一定义确定了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可供量(availability)、获取(access)、稳定(stabilization)、利用(utilization),同时也包含涉及食物和护理的“良好营养”等各个层面。其中,可供量是指提供数量足够和营养充分的食物实物;获取是指个人有能力买得起能够满足营养需求的食物;稳定是指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突发危机)都能够获取粮食;利用是指人们有能力和条件不仅通过适当的膳食,而且通过清洁的水、适当的卫生条件及其他非食物性因素来利用粮食。
  从上述历程可知,1974~1996年,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已发生质的变化。1974年的定义关注粮食供应(supply)和人类生存的本能要求,强调粮食的最基本数量要求,即“够吃”,保障粮食的可供应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各国和全球粮食价格稳定。而在1996年的定义中,食品安全成为粮食安全的应有之义,粮食安全包括了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可供量、获取、稳定、利用),对粮食的要求不但要“吃饱”,更要“吃好”,“营养维度是粮食安全概念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固有组成部分”。该定义中对粮食选择偏好的要求,体现了粮食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宗教和伦理价值,粮食安全上升为人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以至“粮食权”(right,of,food)成为2007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
  粮食安全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以用来制定、执行和评估相关政策和计划,同时它也是一套责任系统,是一个由世界、地区、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组成的庞大的有机责任系统,帮助人们实现积极和健康的生活,奠定世界和平和有序发展的基础。缺乏粮食安全保障的直接后果便是营养不良和饥饿。在实践中,饥饿程度和贫困水平往往是衡量各国粮食安全的两个硬指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消灭贫穷和饥饿”中确定的目标之一,便是要在2015年前,全球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的人口比例相比1990~1992年的比例分别降低一半。
  三 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
  “粮食安全”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动态定义,它不仅是一个目标,也是人们借以实现健康、积极生活的媒介,还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从公共政策的操作层面看,国际社会将粮食安全的基本目的定位于减少与消除贫穷和饥饿,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主要针对“贫穷和饥饿”问题。当前,国际社会通用的贫困标准主要参照世界银行2008年修订的指标,即居民每天生活费不低于1.25美元,低于此标准即被列为贫困人口。与此同时,联合国的饥饿指标参照“长期的营养不良”,即“人体每日所需摄入热量的最低标准是2100卡路里”,这是维持健康生活的最低标准。一个人若数周或长期每日摄入热量低于此标准,便处于饥饿状态。
  在粮食安全中,不同人群的粮食获取能力不同,如农民、儿童和妇女等属于脆弱群体。全球3/4的饥饿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完全依赖农业为生,收入来源单一。受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影响,妇女特别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更容易因营养不良造成婴幼儿体重不足或生产死亡等。儿童尤其是5岁以下的儿童,也容易因营养不良造成体重不足甚至死亡。
  当前,国际社会有多个粮食安全综合评价体系,使用范围最广的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Food,Policy,Research,Institute,IFPRI)的“全球饥饿指数”(GHI)。该指数通过对每个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比例、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比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三个指标平均加权,得出0~100的一个综合指数值,指数值越低,说明粮食安全状况和水平越好,0表示无饥饿状态,100表示完全饥饿状态,0~4.9属于较低饥饿状况(low),5~9.9属于中等饥饿状况,10~19.9属于严重饥饿状况,20~29.9属于令人担忧的饥饿状况,大于等于30属于极其惊人的饥饿状况。
  中国营养学会于1989,年、1997,年、2007年先后出版和修订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设计了“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提出了一个在营养上比较理想的膳食模式。它共分5,层,包含每人每天应摄入的主要食物种类,其中,底层是谷类食物,每人每天应摄入250~400克;第二层是蔬菜和水果,分别为300~500克和200~400克;第三层是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分别为125~225克(其中鱼虾类50~100克,畜、禽肉50~75,克,蛋类25~50克);第四层是奶类和豆类食物,每天应吃相当于鲜奶300克奶类及奶制品和相当于干豆30~50克的大豆及豆制品;第五层塔顶是烹调油和食盐,每天烹调油不超过25~30克,食盐不超过6克。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的人均每日膳食需求量标准,按低、中、高三个方案计算出人均年食用粮食需求量分别为219.39,千克、275.94,千克和335.19千克。
  在此基础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唐华俊研究员结合1995~2009年中国粮食利用统计数据,认为:(1)基于平衡膳食模式的中国人均粮食年需求量不超过400千克,其中低方案为252.64千克,中方案为322.07千克,高方案为386.60千克;(2)由于不合理的食物消费结构模式,近年来中国实际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在378.88~406.09千克波动,实际值大于基于平衡膳食模式下的人均粮食需求量;(3)人均粮食需求量,322.07千克(中方案)可以基本满足中国的口粮需求量,386.60千克(高方案)基本可以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四 本书的主要内容
  截至2014年底,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共有6个正式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个观察员国(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和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斯里兰卡、土耳其),还与联合国、东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阿富汗建立了工作联系。此外,每逢举行重要会议,上合组织还会邀请一些客人参会,通常有土库曼斯坦、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东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代表。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合作需求强烈。各国均面临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在调整粮食和农业生产结构方面,受耕地和水资源所限,各国需在保障口粮、适应民众饮食多样化需求、满足工业原料供应、出口创汇四者间做出合理和有效的平衡。在生态方面,各国均需抑制土壤和草场沙漠化、盐碱化,以保护动植物。在调控粮价和抑制通胀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居民对粮食和食品价格浮动敏感,需防范金融风险,降低粮食金融化影响,避免小幅或局部的粮价波动被放大成剧烈和全面的涨跌。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生产各具特色,农产品各具比较优势,互补性较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位于世界土壤肥力最高的黑土地带,是世界小麦、玉米、大豆和畜牧业的主产区,同时在农作物遗传育种、动植物免疫、国家资源库储备、生物技术、重型农机等方面经验丰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与这些国家相邻但还不是上合组织成员的土库曼斯坦)分别是世界棉花主产区之一,蔬菜、水果和高山畜牧业也较发达,在灌溉农业、棉花育种等领域有技术专长。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市场容量足以消化整个独联体国家的出口量,在节水灌溉、设施农业、土地改良、小型农机具生产等方面具有优势。根据贸易特化指数测算可知,2008~2013年,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相比,中国的植物产品和食品等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但植物产品优势呈减弱态势,食品优势呈增强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的活动物和油、脂等农产品具有比较劣势,但活动物类的依赖程度渐弱,油、脂类产品的依赖程度渐强。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农业企业竞争力增强,农业装备和科技水平提升,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地缘条件和政治关系,还是合作基础,周边国家都是中国调整资源利用战略,实现农业“走出去”的首选。GM(1,1)模型测算的结果表明,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逆差将达59.3288亿美元。其中,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包括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的农产品进口总额将达到238.160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6.57倍,向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农产品出口总额将达到178.8319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68倍。
  本书致力于整理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农业状况,分析地区内其他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中的农业合作内容及经验教训,研究上合组织成员农业合作与中国西部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上合组织农业合作中的作用,增进区域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水平,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发展。
  本研究始于2012年,因时间跨度大,文中的部分数据已经较旧。不过,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和国家政策近几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文中的数据并不影响主要结论。另外,由于原始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对象国官方或国际组织发布的统计年鉴,计量单位通常是千、百万、十亿等,因此,在转为符合中国计量习惯的单位(万、亿等)的过程中,可能因四舍五入而造成统计误差,个别数据加总后与表格总计栏中的数据会有微小差异,此处先做说明。
国际舞台上的新篇章:中国粮食安全的全球维度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粮食安全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的关键议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粮食安全更是举世瞩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粮食安全与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区域性组织间的协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这一核心议题,旨在揭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如何通过构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合作网络,来夯实自身粮食安全的战略基石。 本书的写作,并非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的简单陈述,也不是对上合组织农业合作成果的泛泛总结。它深入挖掘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农业合作如何成为维系一个大国粮食供给、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我们审视了中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持续压力,耕地面积的限制,水资源短缺的严峻现实,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内部因素,无疑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首要考量。然而,本书更着力于将视野投向外部,探讨中国如何通过积极参与和构建区域农业合作,为应对这些挑战开辟新的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中国周边安全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潜力与实践,受到了广泛关注。本书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国,在农业资源禀赋、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我们考察了这些国家在粮食生产、畜牧业、园艺、渔业等各个领域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它们与中国在农业贸易、技术交流、投资合作、联合研发等方面的潜在契合点。 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以及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为深化农业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中亚地区广阔的土地和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和农产品进口来源,能够有效缓解国内的供给压力。同时,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高效的管理经验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也能为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互利共赢。本书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论证了其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中的不可替代性。 在具体章节中,本书将细致地研究上合组织框架下农业合作的多种形式。这包括但不限于: 农产品贸易的深化与优化: 分析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现状、趋势、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研究如何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优化进出口结构,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中国引进关键农产品,出口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农业投资与产能合作: 探讨中国企业在上合组织成员国进行农业投资的模式、风险与收益。研究如何通过在当地建立农场、加工厂、仓储设施等,直接参与当地的农业生产,从而保障中国对某些战略性农产品的长期稳定供给。 农业技术交流与联合研发: 关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优良品种选育、耕作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加工保鲜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分析如何通过联合研发,共同攻克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提升区域整体农业生产力水平。 农业信息共享与风险预警: 探讨建立区域性的农业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气候变化、病虫害传播、市场价格波动等农业风险的监测与预警。这种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提高各国应对突发农业灾害的能力,共同维护区域粮食安全。 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 研究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农业政策、食品安全标准、动植物检疫等方面进行协调与对接的重要性。标准的统一和政策的协调,将极大地促进农业合作的顺畅进行,减少不必要的障碍。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农业合作形式的描述,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这种合作对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论证了,通过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紧密合作,中国能够: 实现粮食供给的多元化与稳定性: 摆脱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构建多渠道、多区域的粮食供应体系,有效抵御外部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提升国内农业生产效率与竞争力: 借鉴和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农业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缓解国内资源压力: 将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农业生产转移至资源禀赋更优越的国家,减轻国内耕地、水资源等稀缺资源的压力。 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通过积极参与和主导区域性农业合作,为构建更公平、更合理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促进区域稳定与共同繁荣: 农业合作的深入发展,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人民收入,从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本书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农业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案例分析、政策文本解读等手段,力求使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同时,本书也关注了在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合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例如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文化与制度的差异等,并对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总而言之,本书《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并非仅仅是一部学术专著,它更是对中国面向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今天,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体系,而农业合作,作为维系生命与发展的基础产业,必将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本书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粮食安全和区域合作的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富有洞察力的视角,共同理解和探索中国粮食安全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篇章。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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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越发感到兴趣,尤其是像上海合作组织这样,地域广阔、成员国差异性又很大的平台,其内部的合作机制和发展路径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探索性。这本书聚焦于“农业合作”,这在我看来是上合组织最具有实际意义和民生关联的领域之一。要知道,许多成员国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同时又面临着技术、资金、市场准入等诸多瓶颈。因此,这本书如果能细致地梳理上合组织在促进成员国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贸易便利化、联合研发新型作物、以及共同应对病虫害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并且深入分析这些举措是如何落到实处的,将会非常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将这些合作成果与“中国粮食安全”这一核心议题相结合,这让我充满了好奇。书中是否会详细阐述,通过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合作,中国在减少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风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例如,是否在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分散进口来源、以及推动本土农业产业升级方面,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推动?我特别希望看到书中能够提供一些量化的分析,比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在中国粮食总进口量中的比重变化,或者合作项目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等,这些都能更直观地展现研究的深度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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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抓人眼球,它将“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这样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议题,与“中国粮食安全”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立刻引起了我对研究内容的好奇。我推测,这本书可能不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更可能包含对具体合作项目和机制的深入剖析。例如,书中是否会探讨,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种子繁育、化肥生产、农机制造等关键农业投入品领域,是否存在互补的可能性?通过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中国能否在保障国内农资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可控性方面取得突破?此外,我还对书中关于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的部分非常感兴趣。粮食安全并非一成不变,它时刻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如果上合组织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合作机制,来共同应对农作物病虫害的跨国传播、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甚至是潜在的粮食危机,那么这对于维护中国粮食安全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期待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展示上合组织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成效,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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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就很有分量,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这个前缀,立刻让人联想到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探讨。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这个具体内容,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份研究是否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下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毕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农业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而中国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粮食消费国和生产国,其粮食安全的稳定对整个区域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上合组织农业合作的具体模式、面临的挑战以及取得的成效,并能将其与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对保障中国粮食供给、优化粮食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究竟能有多大的积极影响。比如,书中是否会探讨通过上合组织平台,中国能否在哪些关键农产品领域实现更稳定、更具成本效益的进口,或者能否在哪些技术领域实现与成员国的互补合作,从而减轻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我个人对书中关于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部分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翔实的统计数据、具体的合作项目案例,以及对这些案例的深入解读,来印证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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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实际行动。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很好奇这本书将如何界定“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的范畴,是仅仅局限于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还是会涵盖更广泛的领域,比如技术援助、联合科研、标准对接、人才培养等等?我希望看到作者能够清晰地梳理出这些合作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同时,将这些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角度。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如果通过上合组织的平台,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在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环节的韧性和效率,例如,能否通过区域合作,实现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或者在关键农产品供应方面,建立起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外部支撑体系?我期待书中能有详细的案例分析,来佐证这些设想,并且能够提供一些政策层面的建议,为未来上合组织农业合作的深化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稳固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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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无法孤立存在,而粮食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因此,一本能够深入探讨“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之间内在联系的书籍,无疑会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非常期待本书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出发,审视上合组织在推动区域农业一体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一体化进程如何反哺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体系。例如,书中是否会探讨,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优势互补,中国能否在特定农产品(如油料、肉类、棉花等)的生产或供应方面,建立起更为稳定、可靠的区域性供应网络?这是否意味着在面对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或者突发性供应短缺时,中国能拥有更多的战略回旋空间?此外,我个人对书中关于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的部分特别期待。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如果这本书能够深入分析上合组织农业合作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那将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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