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法律、曆史、思想研究學者及愛好者，法學專業學生、1.中國近代立憲史扛鼎之作，中紀委2014年度推薦圖書/鳳凰網2014年度十大好書《法的中國性》的姊妹篇。
2.1840—1919的政法變革是一個不可替代而又極富曆史和實踐意義的理論標本，為什麼“富強焦灼感”替代“立憲主義”的本體論價值成為中國近代立憲的規定性情緒？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此間麵相復雜、歧義叢生的政製思想譜係?於今日而言, 其能夠開放齣來的實踐意義又有哪些?
內容簡介
1840—1919的政法變革是一個不可替代而又極富曆史和實踐意義的理論標本，《新民說：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以其為對象，著重考察瞭鴉片戰爭、戊戌變法、清廷預備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事件，闡述瞭近代中國對西方由守舊到開放、由局部到整體，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過程，主要迴答瞭為什麼“富強焦灼感”替代“立憲主義”的本體論價值成為中國近代立憲的規定性情緒，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此間麵相復雜、歧義叢生的政製思想譜係，以及於今日而言， 其能夠開放齣來的實踐意義又有哪些等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認為，中國人在此過程中並非完全被動響應，而是有著主動、積極的自我選擇。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節敗退。中國正是在這“前進—後退”的二元結構裏，展開瞭自己的立憲史及近代性——不斷革命成瞭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帶有二重性：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興亞抗歐”，中國這個因素一直是繞不過去的。要“入歐”首先是要“脫亞”， “脫亞”之“亞”的真實意思是中國，“脫亞”首先得“脫華”，不脫去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就不可能“入歐”。
而中國的“抵抗”則主要錶現為在西方麵前的極端落後性。這種落後性可以用反動勢力的強大進行解釋，也可以用中國國傢自身的性質來說明。這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西方意義上的進步之路全都被堵死瞭。當上層官僚的異議都成為禁忌，中國革命隻能越來越嚮下層民眾推移，“下層革命”就成瞭中國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則凸顯瞭中國近代性的特質。無論我們有多少不情願、不甘心，也無論我們對曆史做過多少次假設，我們無法、也無能接納西方的“進步”則成瞭一種*嚴酷的事實。而不斷革命成瞭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作者簡介
王人博，著名法學傢，代錶性著作有：《法治論》《權利論》《法的中國性》《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等，另著有隨筆集《桃李江湖》《孤獨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與程燎原閤作《法治論》，是90年代國內外極具影響的學術著作，國內係統研究法治理論的開山之作，被評為“1978-2014影響中國十大法治圖書”；《法的中國性》榮獲中紀委2014年度推薦圖書、鳳凰網2014年度十大好書、法製日報2014年度十大法治圖書等。
目錄
代序 中國的近代性
受損的傳統世界
一 一個因應變故的新方略
二 西學對中學的衝擊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確立
四 遺産與資源
西方的誘惑
一 製度的重要性
二 傳統與西化
三 在中西之間
四 以自由為體
求生之道
一 預備立憲
二 憲法性文件
三 憲製的“預備”
革命
一 論戰
二 革命中的隱患
三 用心很苦的“臨時約法”
四 探求新方案
“五四”思想
一 告彆傳統
二 惟民主義
三 自由主義
結語 曆史的意義
一 文化的實用主義
二 中國目標
三 政治的激進主義
精彩書摘
《新民說：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三）議院與民權
“救亡”是縈繞於戊戌維新的主鏇律，也像一根紅綫，貫穿於憲製思潮的始終。這條紅綫可以說明，為什麼維新人士主要對西方的“議會”和“民權”感興趣，為什麼二者能成為他們觀察、接受西方憲製的核心範疇。就文化資源而言，中國儒傢傳統中的民本主義，既是他們認同西方議會、民權的“親和力”，也是他們深入探究西方憲製真義的障礙。從思想淵源來講，王韜、鄭觀應等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君民共主觀”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他們的階梯，是這一理路的延伸和發展。與上一代知識分子相比，他們雖然對西方文化有瞭
更多的瞭解，對議會的看法前後也有變化，而且提齣瞭上一代知識分子沒能提齣的“民權”這一全新概念，但他們對議會、民權的價值認同模式並不是新的。這裏為瞭敘事的方便，暫且把議會和民權分開來談，雖然維新人士通常是把二者結閤在一起的。在維新人士中，對西方議會把握較為準確的是嚴復。他能看到彆人看不到的東西：“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尚自由。……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約，而非率上之製也。”這種用平等、自由和自主的材料構造的“議院”，自然不同於那種
“通下情”之具的議院。這個觀點也得到後來的梁啓超的認同。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和標誌：在此之前，任何改良思想，包括七八十年代的王韜、鄭觀應等知識分子的君民共主思想，都是以假定傳統政體具有閤法性為前提的，但現在它的閤法性受到瞭懷疑，須參用一種新的道德要求取而代之。“議會”——這個中國文化的異質因子——則成瞭中國自救富強的新希望。中國近代的憲製思潮就這樣隨著甲午戰爭的隆隆炮聲煙去之後而舶來中國。從此之後，憲製被視作中國富強的必經之路，被一代又一代的先進人士高揚著、詠唱著，而一次又一次的腥風血雨則使他們心痛、悲愴，然後又有人從這悲愴中站齣來、走下去，至死不渝。
議會與民權是憲製的兩麵。民權存在於議會，議會則是民權的錶徵。維新人士對民權的體認要比對議會的體認更具有中國文化的意味。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是他們藉以觀察民權的第一個窗口。以“在中國實首倡言公理，首倡民權”自詡的康有為在他所寫的《實理公法全書》中就提齣瞭“人有自主之權”，“權歸於眾”，君主隻是民眾所確立的“保衛者”和所選擇的“中保人”這一民權思想。梁啓超的思路與他老師差不多，他甚至斷言：“《春鞦》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如此立論的還有譚嗣同，他說過與梁相類似的話。當他們高揚三代之治，釋發傳統的民本思想時，或許並不知道：儒傢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民權概念並不是一個東西，過多地強調傳統，這本身就在損壞民權概念的價值。明明是在受西方的誘惑，卻非要說儒傢傳統更有魅力，這是文化上的自信，還是自卑？
……
前言/序言
近代性這個概念具有曖昧性。它自身無法迴答“誰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這樣說，並不是在意識形態層麵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個事實；“擴張”在這裏是個中性詞。也就是說，西方從自己的過去，那個離自己很近的“中世紀”走齣來，通過與自己的過去對峙的方式認識自己。與過去相比，現在的自己無疑是個“新我”，而如何確證這個新我的主體身份，光有“中世紀”這一麵鏡子是不夠的。曆史反射齣來的隻是一個鏡像，它還需要一麵實體性的鏡子。
這便是“東方”。作為東方中國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節敗退。在這凱歌高奏的前進隊伍裏，既有到處尋找買主的資本意誌，也有探險傢冒險的激情，還有為瞭建立普遍神聖王國的傳教士的宗教獻身，當然也有手握兵刃的軍事徵服。正是在這進與退的關係中，西方在東方以及中國的身上驗證瞭自己的理性、科學、解放、實證主義的威力，並進一步確認瞭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敗北的中國這裏，自己因為失敗與被徵服而無法確認自己。與前進的西方相比，敗北的中國則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虛、頹廢的代詞，而這個代詞的發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說，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國在這滴著血的近代性中丟掉的不僅是自己的領土和主權，而且還喪失瞭命名自己的權利。歐洲是歐洲的，亞洲也是歐洲的。我的意思是說，這裏的“亞洲”，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學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色彩。人類居住地是西方根據自己的理性、科學丈量和測算而劃分命名的。亞洲既在歐洲之東，也在歐洲之後。
作為東方國傢，中國和日本正是在這“前進—後退”的二元結構裏，展開瞭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錶現的是“順從”，而中國因為落後顯現的則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帶有二重性：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興亞抗歐”，中國這個因素一直是繞不過去的。要“入歐”首先是要“脫亞”，為什麼不說“脫日入歐”呢？因為日本要“脫日”那就不是日本瞭，而成瞭虛無；“脫亞”之“亞”的真實意思是中國，“脫亞”首先得“脫華”，不脫去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就不可能“入歐”。“脫華”就須極端地強調中日之間的差異性，“脫華”即是去華，“支那學”便提供瞭“去除”意義的“學術”基礎。進步主義在日本始終是一種悖論式存在：它既能解釋歐洲“入侵”日本的根據，“超剋論”就是為瞭反抗這個根據；但又須依賴它來解釋日本侵略中國的正當性。所謂“興亞抗歐”也是以中日極端差異化為前提的，因為正是這種差異纔可以解釋日本為什麼會是“興亞抗歐”的主角。竹內好把日本的這種近代性稱作“優等生文化”。“優等生文化”便是“興亞抗歐”的根據。
中國的“抵抗”則主要錶現為在西方麵前的極端落後性。這種落後性可以用反動勢力的強大進行解釋，也可以用中國國傢自身的性質來說明。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西方意義上的進步之路全都被堵死瞭。當上層官僚的異議都成為禁忌，中國革命隻能越來越嚮下層民眾推移，“下層革命”就成瞭中國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則凸顯瞭中國近代性的特質。無論我們有多少不情願、不甘心，也無論我們對曆史做過多少次假設，我們無法、也無能接納西方的“進步”則成瞭一種最嚴酷的事實。而不斷革命成瞭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這種因極端落後而産生的抵抗也沉積瞭中國的民族性格，而這種性格在我們個體身上滲齣來的便是魯迅。
竹內好說，“當所有通嚮進步的道路都被封閉瞭，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瞭的時候，纔能積澱起魯迅那樣的人格吧。不是舊的東西變成新的，而是舊的東西就以它舊的麵貌而承擔新的使命——隻有在這樣一種極限條件下纔能産生這樣的人格”。
魯迅自己也說過，“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瞭，也便成瞭路”。他還說，“倘說為彆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瞭，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我隻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傢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隻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
魯迅的本質是絕望的，是因為絕望而生發齣瞭希望，希望始終存在於絕望中。也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無路可走所以必須前行。“前行”就存在於絕望與希望的拉扯中，無路上的行者便是魯迅的身影。在魯迅的人格中，始終存在一種“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絕望感，而他偏偏要做一個“無路上行走”的行者。
為什麼明明知道前方是“墳”還要苦苦前趕？他對此的解釋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因絕望而反抗絕望，又因絕望而為希望悄然留下瞭一道細細的縫隙，“因為無望所以抱著希望”（本雅明）。實有存在於虛無之中，虛無也成就瞭反抗絕望的力量。這便是魯迅那種“嚮死而存”“嚮死而行”的悖論式存在。
這是否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近代性存在方式呢？
這是以前的一本小冊子。“以前”的意思是說，如果現在來寫或許會有些不同，當然，也隻是“或許”。這小個冊子在曆史學傢的眼裏可能一文不值，而在思想傢眼中肯定又“不夠思想”，它自身可能就是一種無用的存在。無用之用便是有用——齣版傢之所以要重新再版，原因大緻在此。
印度學者査特吉說過，（對印度來講）落後就是進步的障礙，同時也是我們自己的自身。
這或許也是中國近代性的宿命?!
王人博
2015年4月1日
用戶評價
對於一個長期關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種極為寶貴的理論工具。它不僅僅是關於“發生瞭什麼”，更是關於“人們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的深度挖掘。我尤其關注作者如何構建“近代性”這個概念的譜係，從早期的器物層麵引入，逐步深入到製度、倫理乃至個體精神層麵。這種層層遞進的分析框架，極大地幫助我理清瞭近代中國思想史脈絡的復雜性。它揭示瞭許多我們在今天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觀念，在那個時代是如何艱難地被一步步塑造、爭奪和確立的。這本書迫使我反思，我們今天所依賴的許多“現代”基石，其根源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些激烈的思想衝突與妥協之中。
評分坦白講，最初我被這本書的厚度和學術性略微震懾，但一旦沉浸進去，那種知識的饕餮盛宴便讓人欲罷不能。它的結構安排極具邏輯美感，章節間的過渡銜接得渾然天成，仿佛是一部精妙的交響樂，各個聲部在不同的樂章中交替齣現，最終匯閤成一個宏大而統一的主題。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證過程中展現齣的那種堅實的跨學科能力，他遊刃有餘地在政治學、社會學、文學批評的領域間穿梭，用不同學科的語言來解讀同一批文本和事件。這使得全書的論證立體而多維，避免瞭單一學科視角的局限性，給予讀者一個更加豐滿、更接近真實曆史現場的認知體驗。
評分這本書的視角非常獨特，它不像其他曆史著作那樣僅僅羅列事件，而是深入剖析瞭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思想的激蕩與演變。我特彆欣賞作者如何將那些復雜的哲學思辨與社會現實緊密地結閤起來。讀這本書，就像是跟隨一群思想先驅者走過瞭一段充滿迷茫與探索的旅程。他們試圖用西方的思想框架去理解和重塑一個古老的國度，這種掙紮與創造的過程，被作者描繪得淋灕盡緻。尤其是關於“國民性”的討論部分，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給齣褒貶，而是展示瞭不同流派之間微妙的張力，他們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定義“現代”，以及這些定義如何影響瞭他們對政治改革的設想。那種思想交鋒的火花，即便隔瞭百年，讀來仍令人心潮澎湃，感覺自己也參與到瞭那場定義中國未來的世紀大辯論之中。
評分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與其說是學習曆史，不如說是一次與近百年前的知識精英進行深度對話的體驗。書中所探討的，關於文化身份的焦慮、傳統與現代的拉扯、以及如何建構一個麵嚮未來的“新公民”，這些議題在今天的社會依然有著驚人的現實迴響。作者沒有迴避曆史的悖論和矛盾，他坦誠地展示瞭那個時代改革派知識分子在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巨大落差。特彆是關於知識分子在政治動員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他們對民眾教育的期盼與失望，這些細膩的情感和深刻的反思，極大地觸動瞭我。讀完之後，我對“中國如何走嚮現代”這個問題，有瞭一種更加審慎和敬畏的理解。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為老練，它既有宏大的時代背景鋪陳，又有對關鍵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我常常在閱讀時産生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仿佛能親耳聽到梁啓超那種慷慨激昂的演講，也能感受到章太炎在文字背後堅韌不拔的抵抗精神。作者在處理史料時，展現齣一種近乎匠人的精準，大量的原始文本被巧妙地編織進流暢的論述中，使得那些抽象的思潮有瞭堅實的文本支撐。更難得的是，作者的筆調充滿瞭對那個時代人物的尊重與理解，沒有用後世的視角去輕易批判他們的局限性，而是緻力於還原他們所處的語境，探討他們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所能做齣的最佳選擇。這種溫和而深刻的敘事，讓曆史人物不再是教科書上扁平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充滿矛盾的探索者。
評分楊天江，北京大學法律史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教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特彆緻力托馬斯主義自然法理論研究。
評分·
評分書中主人公小熊謙二（作者的父親），齣生於1925年，十九歲被徵兵送往中國東北，後遭蘇聯拘留於戰俘營，在嚴酷的西伯利亞勞動瞭三年。活著返迴日本後，謙二在不斷更換工作時，染上當時視為絕癥的肺結核。從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療養所中孤獨地度過。失去半邊肺葉的謙二，以三十歲“高齡”重歸社會，幸而趕上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浪潮，得以從“下層的下層”爬到“下層的中層”。升為銀發族後，他甚至與身在中國延邊的“原朝鮮日本兵”吳雄根共同成為原告，嚮日本政府發起戰後訴訟賠償。作者以平實的敘事和開闊的視角記錄瞭自己的父親作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軌跡，同時融入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法製等狀況，形成瞭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紀史”。
評分雷濛德•瓦剋斯（Raymond Wacks），香港大學榮休教授。1986—1993年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係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理論和人權理論，尤其精於隱私保護理論研究，是該領域的國際著名權wei。
評分瑪吉和艾勒這對夫婦要動身去參加一位老友的葬禮。沒想到一路上，兩人之間的爭吵和衝突不斷爆發。瑪吉幾乎怨恨起艾勒，他總是 要和自己唱反調。
評分主要作品有：
評分法學傢主張中國法學“要迴到中國”並不能否定一個基本事實:西方不隻是具有發達的工業體係,他們同樣具有發達的法治體係,套用一個現代性的用語便是:“中國是一個法治發展中國傢,”而西方卻是一個“法治發達國傢”。中國法學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拋棄“先進-落後”這樣一個二元結構。事實上,西方具有先進的法律技術、法律組織,完備的法律體係,以及發達的法律意識,這些都值得中國學習和藉鑒。強調中國法學的中國性,並不意味著法學研究的“閉關鎖國”。
評分很不想說話-不錯的好書！！！！！！
評分記述瞭西歐各主要民族和國傢的法律中對宣誓斷訟、決鬥斷訟、神判斷訟、刑訊逼供等各種古老司法程序的規定，並介紹瞭相關著名案例，同時對西方法學充斥著迷信和暴力的、不為人知的黑暗過往進行瞭深刻的反思，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闡明一些漸趨消亡的舊俗和迷信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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