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 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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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乔治·萨拜因 著,[美] 托马斯·索尔森 编,邓正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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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0111
版次:1
商品编码:11753626
品牌:世纪文景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28
字数:31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政治理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纵观人类跌宕的内心世界,正视今日之我的真实处境,憧憬政治共同体的无限可能
  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历三次修订,邓正来经典新译
  躁动的政治传统中,最广博完整的梳理,最审慎精准的解读

内容简介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以来,在英美世界畅销七十余年,堪称经典大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甚至被誉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作了深入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上至柏拉图、下至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本书史料丰富,气势恢宏,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多年来在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中享有很高声誉,实为透视西方政治传统之自我认知的一面明镜。上卷“城邦与世界社会”包括“关于城邦的理论”和“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两编,着重梳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教会时代西方政治思想流变的主要脉络。

作者简介

  乔治·霍兰·萨拜因 (George Holland Sabine),188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迭顿城,1903年入康奈尔大学,1906年获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康奈尔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大学里任教,并为美国哲学协会、政治学协会的会员。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托马斯·兰敦·索尔森(Thomas Landon Thorson),1934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拉博特,1956年入印第安纳大学,196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教,为西方政治哲学界的后起之秀。

  邓正来,受聘于国内多所高校。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著作和译著有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等。


精彩书评

  ★萨拜因因这部巨著,曾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它对西方历代政治思想的精准解读,和脉络梳理,非同类书籍可及。
  ——吴稼祥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意味着传统,意味着经历了时间检阅,意味着公认的学术共识。而邓正来教授对本书的翻译,也已经成为西书翻译史上的一段经典,信雅达尚在其次,更有价值的是体现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深邃理解。
  ——许纪霖

  ★今天我们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第四版而且是邓正来更流畅的中译本,不仅因为它是这一领域在20世纪最重要的学说史,而且因为它已成为继承和扩展了休谟政治学说的英美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
  ——汪丁丁

目录

第四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编 关于城邦的理论
第一章 政治理论的背景
第二章 城邦
第三章 柏拉图以前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柏拉图:《理想国》
第五章 柏拉图:《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想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现实
第八章 城邦的衰落
第二编 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
第九章 自然法
第十章 西塞罗和罗马法律人
第十一章 塞涅卡和教父们
第十二章 民族及其法律
第十三章 有关授权的争论
第十四章 人的普遍性
第十五章 美男子菲利普和博尼费斯八世
第十六章 帕都亚的马尔西利奥和奥肯的威廉
第十七章 教会治理的宗教大会理论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城邦
  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各种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reflection)。但是,在漫长的政治思想史中,上述术语的含义却已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因而人们必须始终根据这些理想据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其间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来理解它们的含义。希腊城邦与现代人生活于其间的各种政治共同体有着极大的区别,因此需要用相当的想象力才能描绘出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希腊哲学家在当时所考虑的政治惯例与现代世界普遍盛行的任何政治惯例都极不相同,而且他们进行思考的整个舆论环境也与现代世界的舆论环境迥然不同。虽然现代社会也会遇到与他们颇为类似的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与现代的问题却绝非完全同一,而且他们评价和批判政治生活所依凭的伦理道德体系也与现在盛行的伦理道德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确切地理解他们理论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至少对下述两个问题有一番粗略的认识: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制度;第二,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citizenship),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理想,对他们为之写作的公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此而言,雅典的政体(government)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分是因为雅典的政体是最为著名的,但主要却是因为它是一些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所特别关注的对象。
  社会阶级
  与现代国家相比较,古代城邦(city-state)无论是在面积还是在人口规模方面都很小。阿提卡(Attica)的整个领土面积只比罗得岛(Rhode Island)的面积的三分之二略大一点,而雅典的人口也只能与诸如丹佛(Denver)或罗切斯特(Rochester)这样的城市相比。雅典的人口数字极难确定,不过三十万多一点这个数字可能是不会错的。由一个单一市统治一小块领土这样一种安排,便是典型的城邦。
  城邦人口被分为具有不同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三个主要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的是奴隶,而奴隶制乃是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制度。在雅典的全体居民当中,也许有三分之一是奴隶。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奴隶制乃是城邦经济所特有的一种制度,一如工资制度是现代经济所特有的制度一般。当然,奴隶在城邦中是毫无政治地位的。按照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奴隶的存在是被视为当然的,正如封建等级制在中世纪被视为当然或雇佣关系在当下被视为当然一样。当时,人们有时候会哀叹奴隶的命运,有时候则会为这种制度辩护——尽管他们不会为其弊端进行辩护。
  然而,由于奴隶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这个数量还被过分夸大了,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引起严重误导的荒诞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城邦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有闲阶级,因而它的政治哲学乃是一个不需进行有偿劳动的阶级的哲学。
  这几乎是一个十足的幻想。雅典有闲阶级的人数不可能比现在一个与之同等规模的美国城市的有闲阶级人数多,因为古希腊人并不富裕,而且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也不多。如果他们比现代人有更多闲暇的话,那也是因为第一,他们接受了闲暇的生活——他们的经济机器运转得并不是非常高速;第二,他们的闲暇生活乃是以一种较低的消费水平为代价的。古希腊人的简朴生活实是现代美国人极难忍受的。当然,绝大多数雅典公民都肯定是商人、工匠或农民,他们依靠自己在各自行业中的劳动来维持生活。除了从事自己的行业以外,他们别无其他生计。因此,一如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古希腊人也只有在从事个人职业以外的闲暇时间里才能进行政治活动。诚然,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事实深感惋惜,并且认为,为了使公民们得以有闲暇投身政治,让奴隶来承担一切体力劳动实是一种可欲之举。姑且不论这种理想是否明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在描述当时存在的情况,而是在建议作某种变革以获致政治的改进。古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有时候把有闲阶级理想化了,而且在实行贵族统治的城邦里,统治阶级完全有可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是如果把像雅典这样城邦中的公民都想象成是典型的双手白净不事劳动的人,那是颇为不切实际的。
  如果我们撇开奴隶不论,那么在一座古希腊城邦中的第二个主要群体便是由外邦居民(the resident foreigners)或 Metics(梅迪克人,外邦人)组成的。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的商业城市里,这种人的数量很大,而且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是过境商人。但是,由于当时并不存在任何法定的归化形式(form of legal naturalization),所以一连数代居留下来的外邦居民仍然只是公民群体以外的metic,除非他确实因官吏的疏忽或默许而被吸纳为公民。这有点类似于最早开拓美洲殖民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纳来自各国的移民但不赋予他们公民身份的情况。metic 和奴隶一样,不得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尽管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做法也没有任何对他们施以社会歧视的意思。
  最后一个阶级就是公民,他们是这个城市或城邦的成员,而且有资格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根据出生而获致的特权,因为如果一个希腊人的父母是某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那么他也就是那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再者,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使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获致的乃是一种成员资格(membership),亦即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公共事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权利。这种最低限度的权利可能只是出席市镇会议的特权,而这种市镇会议本身的重要性则是因当时当地实行民主的程度不同而不同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有可能包括权利人适合担任多种公职或少数几种公职的资格。因此,在明确考虑雅典人具体实践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符合担任陪审团职务的那些条件便是公民身份的最佳判准。一个人是有资格担任多种公职还是只能担任少数几种公职,也取决于他所在那个城市或城邦实行民主的程度。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公民身份始终意味着对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的某种参与,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因此,这种理念与现代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理念相比较,其情感上的成分要大很多,而法律上的依据则少得多。现代社会认为公民乃是意指一个人的某些权利为法律所保障的观念,罗马人一定会比希腊人有更好的理解,因为拉丁语ius 这个术语确实部分地含括了个人享有权利的意思。然而希腊人却认为,希腊人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并不是一种占有权,而是某种被分享的东西,很像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资格。这个事实对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意味着,一如希腊人所设想的那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为一个人争取到他的权利,而在于确保他占据或拥有他有资格所处于的地位。用一种略有不同的说法来说,就是在古希腊思想家的眼里,政治问题就是去发现每一种人或每个阶级的人应当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所谓健全的社会,在这里是指一个社会被建构得可以使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工作都得以持续展开。
  ……

前言/序言

  第四版序言
  三十多年以来,本书在它所涉及的领域内,不仅是一本权威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一本得到广泛承认的经典之作。毋庸赘言,对这样一部书进行修订,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畏惧的。不过,我知道,我的任务乃是推进、承继和发展萨拜因教授这部巨著中的观点,而不是对其论旨或内容作实质性的改动。
  修订另一位作者的著作,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而其最大的根源也许是修订者与原作者在知识视角方面是否一致的问题。萨拜因教授在本书 1937 年初版的序言中曾经指出,他本人的观点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在实质上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休谟对自然法的各种基础性观点所作的逻辑批判方面。我本人撰写的《民主的逻辑》(The Logic of Democracy,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一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按照休谟的思想传统来阐发我对政治哲学的看法的。因此,我想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即我对休谟的论辩(怀疑论和经验主义)的有效性是理解的,也是赞赏的。
  然而,像休谟一样,当然也像萨拜因一样,我深信文化传统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对政治学和政治判断力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拙著《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为赞同一种认为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是生物进化之扩展或延伸的理论进行了论证。虽说这种理论非常符合上文论及的历史观的精神,不过我想,它却会令休谟和萨拜因略感不快。尽管这里肯定不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详尽讨论的场合,但我还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过去几十年中,各个领域对人类这一动物的本性和起源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使得人们对休谟的逻辑批判根本无法否弃的有关人类和自然(本性)的问题进行认识或理解有了可能。
  以上所述意味着:我发现自己要比萨拜因教授更赞同自然法传统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进化观,而这一倾向则构成了我修订本书的基础。《政治学说史》本版的第一章是新增的,其目的在于将政治理论史纳进一个由人类进化和前希腊(即前哲学思想)构成的背景之中。原本我还打算就西方政治理论对非西方世界渗透的问题作一番详尽的讨论,但是在本次的修订工作中,我只是在讨论共产主义一章中新增添了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一节文字。此外,我对许多散见于本书论述中的判断作了更为温和的处理,而这通常是通过删节若干词句的方法达到的,最为显见的便是我在论黑格尔一章中删去了好几页文字。
  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三版(1961)当中,萨拜因不仅重写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他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然而,在过去的12年中,人们对这个论题的兴趣却因为种种缘故而在各个地方又被重新激发了出来,因此我把萨拜因有关上述问题的原有讨论文字又重新刊发了出来。再者,参考文献也已根据相关研究的发展而作了全面的更新,并在若干地方增加了新的脚注或在已有的脚注中增加了新的文献。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学说史》第四版的版式和字体也作了全新的设计和安排,期望此举能够使人们更方便且更舒服地阅读乔治·萨拜因的聪颖智慧和伟大思想。
  托马斯·兰敦·索尔森
  1973 年 1 月于印第安纳州拉波特

政治学说史:从雅典的 Agora 到全球的 Nexus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幅宏大而深刻的政治思想图景,追溯其从古希腊城邦萌芽,历经千年演变,直至今日全球化背景下复杂多元的现代政治学说。我们将一同探索那些塑造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政治权力运行、正义理念确立以及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根本性思想,揭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智慧的辉煌与局限,以及它们如何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政治实践与未来走向。 第一篇:城邦的黎明——政治思想的摇篮 人类对政治秩序的自觉探索,始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这一时期,城邦(Polis)不仅是地理上的聚落,更是政治、文化与哲学生活的心脏。在这里,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等制度的实践,催生了对“善的生活”(Eudaimonia)、“正义”(Dikaiosyne)、“美德”(Arete)等核心政治概念的哲学追问。 苏格拉底,这位以其独特的诘问法(Elenchus)挑战雅典人的固有观念的哲人,其政治思想虽然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但通过其弟子柏拉图的记述,我们得以窥见其对知识与德性在政治中的关键作用的强调。他认为,真正的统治者应当是掌握知识、拥有智慧的哲人,因为唯有如此,城邦才能实现真正的善。 柏拉图,这位苏格拉底最杰出的学生,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蓝图。他基于其“理念论”(Theory of Forms),提出了“哲学王”统治的构想。在这个理想国度里,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生产者、卫士和统治者(哲学家)。每个阶层都应各司其职,遵循各自的美德,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正义。柏拉图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批判,以及他对理想政治模式的极致追求,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的走向,开启了对政治乌托邦的漫长探索。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但其政治思想则更加强调经验与现实。他在《政治学》中,将政治学视为一门“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主张通过研究现实的城邦制度来理解政治的本质。他将政体分为“正义的”与“不正义的”两种类型,并进一步根据统治者人数将其细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混合制(或称共和制)以及对应的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最高善”,即公民的幸福生活,而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他提出的“中道”原则,也为理解政治的平衡与稳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除了这三位巨匠,古希腊的智者派、斯多葛学派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政治伦理、法律的自然性与人为性等问题,为西方政治思想奠定了初步的基石。 第二篇:帝国与信仰——政治思想的转型与融合 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衰以及基督教的兴起,政治思想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城邦的紧密共同体逐渐被更广阔的帝国所取代,而个人的信仰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罗马法的系统化与普遍性,为后世的法律思想与国家理论提供了宝贵的遗产。普罗宾斯(Ulpian)等人对“正义”的定义,对“自然法”(ius naturale)与“万民法”(ius gentium)的区分,以及对“公法”(ius publicum)与“私法”(ius privatum)的界定,都对西方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督教的出现,为政治思想注入了新的维度。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将人类社会区分为“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他认为,尘世之城是罪恶的,而上帝之城是理想的。政治权力在奥古斯丁看来,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旨在维持尘世的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然而,他同时也强调,尘世的统治者有责任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并且最终的审判将来自上帝。这种二元论的视角,深刻影响了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的思想。 在中世纪,阿奎那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发展出新的政治思想。他在《政治学原理》中,对“法律”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包括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并认为人法必须符合自然法,而自然法又根源于永恒法。阿奎那强调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其目的是促进共同善,并且支持君权神授,但同时也承认君主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 此外,伊斯兰文明在这一时期也孕育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如法拉比借鉴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理想城市”的概念;伊本·赫勒敦则在其《历史绪论》中,提出了“阿萨比耶”(Asabiyyah,一种社会团结或群体凝聚力)的理论,深刻分析了王朝兴衰的周期性规律,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要贡献。 第三篇:民族国家与启蒙——政治思想的理性与革命 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欧洲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理性主义的兴起,为政治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最终导向了近代政治学的诞生。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姿态,剖析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他区分了“道德”与“政治”,认为君主为了维护国家和权力,有时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现实政治”观,虽然备受争议,却深刻地揭示了权力本身的逻辑。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构想,论证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在没有国家约束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来说是狼”(Homo homini lupus),生活将是“贫困、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因此,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部分自由,将权力交给一个绝对的君主,以换取安全与秩序。霍布斯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与绝对性。 洛克则在《政府论》中,对霍布斯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也拥有“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的成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自然权利,而不是为了完全剥夺自由。洛克提出了“分权”的思想,认为立法权与执行权应分开,并且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他的学说成为后来西方自由主义的奠基石。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公意”(General Will)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政治权威来源于人民的共同意志,而非个体或群体的特殊利益。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公意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服从公意,实际上是服从自己,因此实现了自由。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激进民主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启蒙运动的到来,汇聚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思想家,他们倡导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并通过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述了“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的原则,认为这是防止权力滥用、保障政治自由的关键。 第四篇:工业革命与现代性——政治思想的多元光谱 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新的政治思想潮。城市化、阶级分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催生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多元政治思潮的碰撞与发展。 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埃德蒙·伯克,强调传统的价值、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反对激进的变革。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应循序渐进地发展,而非通过革命一蹴而就。 自由主义在19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极力倡导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并提出“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认为只要不伤害他人,个人行为就应受到保护。他在《代议制政府》中,则进一步探讨了民主制度的运行及其局限性。 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不公的回应而兴起。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建立合作社、公有制等美好设想。马克思及其合作者恩格斯,则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但其内在的阶级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 此外,功利主义(边沁、密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为政治决策提供了另一种衡量标准。民族主义的兴起,则成为塑造现代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第五篇:全球化与新挑战——政治思想的当下与未来 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治思想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自由主义在战后经历了“福利国家”的辩护与修正,哈耶克、诺齐克等新自由主义者则重新强调市场自由与有限政府。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无知之幕”的设想,构建了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对现代政治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性理论,挑战了传统的政治叙事,关注边缘群体的权利与声音,揭示了权力关系中的文化与历史维度。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恐怖主义、网络治理等日益凸显,促使政治思想家们开始思考全球治理、世界公民、后国家政治等新的议题。如何在多元文明共存的时代,构建合作与共赢的政治秩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依然是当代政治思想需要不懈探索的终极命题。 本书的每一次章节,都试图通过对这些关键人物、核心概念和重要文献的深入解读,展现政治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我们相信,通过回顾过去,理解不同时代思想家们关于权力、正义、自由、秩序的智慧与困境,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当下的政治现实,并为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供理论的滋养与启示。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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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一直觉得政治学是个有点枯燥的学科,充满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很难与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联系。 但当我翻开《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的封面时,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我继续探究。 我开始设想,这本书不仅仅是堆砌历史事实和理论框架,更可能是在讲述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智慧传奇。 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孕育而生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如何观察、思考并提出那些颠覆时代的观点的? 我尤其对“城邦”与“世界社会”这两个关键词充满了遐想。 城邦,是政治的微观试验田,孕育了最早的政治哲学;而世界社会,则是政治的宏观舞台,展现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复杂性。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描绘出从古代城邦的理想主义,到现代世界社会中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断地被挑战、被重塑、被超越。 我相信,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能重新认识政治的本质,并找到理解当下世界政治运行规律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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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这个书名,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古希腊哲学家们在露天市场讨论的场景,以及近代以来全球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 这本书的名字就极具概括性,它似乎将人类政治思想史的两个重要维度——从微观的“城邦”到宏观的“世界社会”——巧妙地融为一体。 我预设这本书会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去探寻那些塑造了我们今天政治世界的 seminal ideas。 我期待它能够详细梳理从城邦时期对公民、正义、政体等基本问题的早期探索,到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权力、主权、自由等概念的深刻变革,再到全球化时代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新议题的出现。 我相信,第四版的更新,意味着书中必然包含了对当代政治思潮的最新解读,可能会涉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对新兴民主模式的分析等。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组织自身、如何理解权力、如何追求更好社会的智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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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这个书名本身就给我带来一种宏大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学术氛围。 “城邦”这个词,让我想到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那些思想家们对政治、伦理、哲学的早期探索,奠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石。 想象一下,书中会详细讲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些奠基性的思想是如何影响后世的。 而“世界社会”,则将视角一下子拉升到了全球的维度。 这意味着本书不仅仅局限于西方政治思想,很可能也会涵盖东方政治哲学,或者探讨不同文明间的政治思想交流与碰撞。 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政治思想如何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发展,从早期城邦的相对封闭,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再到当今全球化时代下,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网络。 第四版的更新,更让我对书中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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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这几个字仿佛一座宏伟的知识殿堂向我敞开了大门。 “城邦”这个词,勾勒出了古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摇篮,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时代,那些关于公民、正义、理想国度的讨论,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想象着,这本书一定会深入剖析城邦政治的起源、发展及其独特的政治形态,探讨公民意识是如何萌芽,民主、寡头、僭主等政治形式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此起彼伏,以及这些早期的思想是如何奠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概念的基础。 而“世界社会”,则将视角一下子拉升到了全球的宏大叙事。从城邦的有限疆域,到民族国家的崛起,再到全球化浪潮下的互动与冲突,这本书无疑会引导我们思考,在不同文明、不同尺度下,政治的逻辑又呈现出怎样的变迁。 我期待它能讲述跨越时空的政治智慧,如何从希腊的城邦土壤,传播、演变,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这第四版的更新,也意味着它必然涵盖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视角,我相信这会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政治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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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看到《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第四版)》这个书名,我脑海中首先闪过的画面是古希腊时期那些围着广场热烈辩论的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是近代以来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和全球化进程的宏大图景。 我认为,这本书的核心魅力在于它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试图勾勒出政治思想从“城邦”这一相对独立、封闭的政治实体,逐步走向“世界社会”这一相互联系、日益一体化的全球格局的演变轨迹。 我期待它能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细致描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治思想家们,如何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对政治的本质、国家的形态、社会的理想状态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反思。 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体的精妙划分,到霍布斯、洛克、卢梭关于主权与契约的深刻论述,再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全球秩序的多元解读,我相信这本书会为我提供一个系统而完整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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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图书,京东物品,可以放心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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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邓正来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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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邓正来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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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作了深入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上至柏拉图、下至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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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购买的一套书,价格公道,喜欢的可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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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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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好高大上的书,暂时还没时间品读,等细细品味过再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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