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逐步提升,中国民众与世界接触的广度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本由中西方学者合写的跨文化传播著作对众多与这个领域有交集的中国读者而言非常及时,同时也极具启发性。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与坚持实证主义范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同,它深受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认为文化并非超脱我们主观认知的外在物化存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基于自己特定的视角,而这个视角的形成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文化成就我们,同时也被我们所成就。
作为俄克拉何马大学首席教授及传播学系正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将现象学、诠释学和符号学引入跨文化传播学领域。凭借多年的研究与不断思考,克莱默博士和刘杨女士将跨文化传播置于全球化语境下,深入阐述了这个过程所展现出来的丰富差异性,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碰撞融合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
艾瑞克·克莱默(Eric Mark Kramer),俄克拉何马大学首席教授(Presidential Professor)及传播学系正教授。克莱默博士任教近三十年,指导过四十余名博士生,其中多位任教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瑞典、芬兰、加拿大及美国的顶尖大学。克莱默博士的十余本专著不仅在美国被列为跨文化研究的教科书,更是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对全球跨文化传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克莱默博士在哲学、社会学及传播学领域根底深厚,建树颇丰,并广泛涉猎诠释学、现象学及符号学。他多年来在日本、德国、保加利亚及中国台湾地区讲学,与各领域学者互动交流,造就了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学术基本功。《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是克莱默博士与刘杨女士为中国读者量身打造的学术专著,收录了他们对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影响的思考。
刘杨(Yang Liu),先后从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南京大学取得新闻传播学的本科及硕士学位,之后获得俄克拉何马大学传播学系奖学金,于2011年赴美求学,攻读跨文化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博士候选人。师从克莱默博士,研究领域包括跨文化传播及国际传播,致力于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目录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概念
文化表达
语言
什么是传播
文化动物
素养的种类
语言传播
协同进化式传播
不断展开的信息
跨文化传播的独特问题
参考文献
第二章 传播发生的领域
以社会交往形式出现的交谈
传播是一个意义融合的过程
形成于初级社会化之中的体验及其多样性
自我的两种类型
两种决策方式
传播过程中的身份
参考文献
第三章 跨文化传播的纽带——自我
自我的重要性
自我的社会构建
什么是自我
自我的特质
自我的核心
泛进化论与自我
参考文献
第四章 跨文化传播隐秘的维度
文化差异对认知的影响
环境
参考文献
第五章 跨文化传播行为
信念
价值观
参考文献
第六章 跨文化传播能力
恰如其分的传播
传播研究的两种取径
现代能力与后现代不确定性
表演与传播能力
匮乏的传播能力
参考文献
第七章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基础
对觉知的理解
我们在不断学习如何体验这个世界
知识的产生:一种现代西方的观点
逻辑实证主义
向现代西方世界的偏见性转移
人类生活世界的视域
意图论的谬误
新康德理论和融合
参考文献
第八章 跨文化传播研究维度之一:时间与文化
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认知
时间与日常行为和态度
关于时间的不同理论
时间帝国主义
审慎与守时
标准化时间的适应和跨文化交往
参考文献
第九章 跨文化传播研究维度之二:空间与文化
三种空间类型
感通空间
感知空间
视角空间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不同视角
参考文献
第十章 跨文化传播研究维度之三:语言和文化
语言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非实用主义的角度
感通语言
感知语言
带有视角的现代语言
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 跨文化传播理论
言语的力量
主流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比较
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 现今的全球体系
如今的全球体系
西方式样的全球愿景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电视的最初动机
地球村
全球化的新观点
地球城市
参考文献
第十三章 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我是谁
迁移带来的变化
跨文化接触的历史
语言和文化的外化
国际都市:全球化和全球主义
技术标准的地缘政治
审视麦克卢汉
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 跨文化世界的进化
被认为理所应当存在的生活世界
独特性所拥有的价值
让陌生人常态化的机器
数字帝国主义的两个例子
制造现代消费者
大众媒体进入城镇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
唯名论认为“普天之下的人们彼此相同”,并认为虽然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我们所拥有的仍然是同一个世界。唯名论的这种观点毫无疑问遭到了强相对主义的强烈质疑。让我们以时间这个概念为例,来解释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差异。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莱纳德·杜博(Leonard Doob)秉持唯名论的观点,提出时间是一个对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同等适用的、恒久不变的、完全相同的一个概念(Doob,1978)。然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vans—Pritchard)对非洲努尔族(Nuer)的研究(Evans—Pritchard,1940),以及美国人类学家保罗·博汉南(Paul Bohannan)对非洲蒂夫族(Tiv)的研究,则支持了相对主义的立场(Bohannan,1953)。这两项研究均认为对持续时间的体验(experience of duration)随着族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霍尔在其著作中也论证到,生活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族群——霍皮族(Hopi)和苏族(Sioux),都没有用来描述事件的词汇,因此这两个种族的人对于时间的理解与欧美人完全不同(Hall,1983)。
相比认为语言决定人们认知能力的强相对立场,有限的相对主义立场更得诸如史金纳(B.F.Skinner)、皮亚杰(Jean Piaget)以及维谷斯基(Lev Vygotsky)等著名学者的青睐。在他们看来,这种立场具备更多的合理性。就语言相对论而言,如果一个人假定语言,尤其是语言的结构,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人如何思考以及感知现实(reality),那么这个人则陷入了众多学者指出的一种“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知道语言如何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就假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人具有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称的“完美认知能力”,或者他(她)有能力进入一个不以语言为媒介的世界,从而避免语言对人类认知世界的歪曲。
……
前言/序言
推荐序
跨文化交流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早已有之。迁徙、旅行、战争、贸易、海外留学,既促进不同文化群体的交融,亦彰显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西方工业革命突破地域限制,深化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欧洲学者就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出现的传播现象进行探讨。比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和哲学家弗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学者认为,所
谓传播,并非是勉强沟通双方认同彼此的结果;沟通是一种过程,沟通双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理解、协商彼此的立场及语意。在沟通过程中,双方在不同程度上达到认知的交流及意义的融合。
尽管就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欧洲学者不在少数,但将跨文化传播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出技术援助计划,史称“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为该计划的主持人,负责培训美国外交人员的跨文化沟通技能。霍尔及其负责的第四点计划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系统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被誉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至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单独、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发源,蓬勃发展。
至今近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传播学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及研究方法亦相互交融。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以及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影响,认为研究者需要透过严谨的研究方法探究独立于主观思维的客观现实(reality)。传统传播研究故而着眼发现客观、举世皆同的传播技能,重视准确预测传播效果及影响,并尽力减少研究者主体态度和偏见带给客观研究
的伤害。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此影响下,专注于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为身处跨文化传播中的个体提供不同的传播策略,以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传播技能;第二,预测、管控寄居他国文化中的族群及个体行为。跨文化传播学者因此认为跨文化传播需要预测、判断外来族群的行为表现,跨文化政策更是以创造大同世界、族群融合为目的。这些跨文化传播学者致力于提出可跨越文化差异而适用于不同个体的跨文化传
播模型,认为这些模型所阐述的理论可以促进族群和谐乃至同化。这些跨文化传播观点有时不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桎梏,忽视多元文化的优势,而不推荐序自觉地漠视移民和旅居者的声音,也忽视了异族群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身为跨文化研究学者,我对此体会颇深,同时也深深觉得我们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发端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达成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手段;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谁要臣服于谁,谁要转变成谁的假设。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深入批评过民族中心主义滋生的傲慢和偏见。深受诠释学影响的欧洲学者亦以全新的角度对跨文化传播进行探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及其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海德格尔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视为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交谈者各自的前见(prejudgment)对于我们彼此理解至关重要。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无法逃脱其原有的、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prejudiced pre-agreements),这种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深受当时的历史、时代、社会文化风气的形塑。此外,伽达默尔还提出另一重要概念,
即视域(horizon)。他认为人们作为社会化的动物,自出生以来就被各自的文化和传统赋予了一定的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可帮助彼此获得新的视域,进而丰富原有观点。伽达默尔认为,新旧视域不断相遇或融合可加深、拓宽我们的思考视野。不同文化的相遇会丰富彼此对事物的理解,文化的融合可产生不可预期的创意和惊喜。对此,艾瑞克·克莱默博士(Dr. Eric Mark Kramer)在其提出的文化融合理
论中有着非常深刻的阐释,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多重助益。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相遇过程中彼此协商,彼此融合。
这种融合使得传统与现代并存共生。很多亚洲国家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存共生后,进而激荡出的文化精华和人文荟萃。在东西方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观点和角度与其在历史上以及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中国文化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应探讨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和特殊表现。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克莱默博士的另外一个理论,即维度自然增长/支离理论。
这个理论将空间和时间纳入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畴,指出了三种彼此不同但又可并存的时空结构,这三种时空结构直接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意识结构,并产生对应的传播方式。对于置身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亚洲国家而言,维度自然增长/支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与现代如何在同一个文化体系并存共生。中国在不断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善用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借力使力更上巅峰?在全球化的
进程,中国文化如何引领整个东亚文化圈思考透过东西融合、古今一体,丰富我们的时空概念,增加我们面对世界的维度和深度?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课题。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在1995年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正如全球和本土不应该置于两个对立的两极之上一样,我们也不该将现代和传统视为互不相容的两极。相反,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可丰富思维,让我们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立足国际、放眼天下。
整体而言,本书借鉴了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取径,从自我、价值观、传播能力、认知、时间、空间和语言等多个维度对跨文化传播进行细致探讨;同时对现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从研究取径和核心概念进行全面梳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为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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