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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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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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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08194

版次：1

商品编码：1180286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2

套装数量：1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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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 精选中学散文名篇，集古今中外散文于一书：作者对初高中教材课文细为遴选，依次讲解中国古代散文、现当代散文以及外国散文，穷其源流异变，综合文史哲的思考，探寻散文的奥秘。

　　2. 独特视角解读经典散文，有效指导语文教学：作者积数十年之功，摒弃传统散文解读停留于平面滑行的现状，层层深入立体解读，以敏锐的文艺触感带您真正读懂、读透散文，让散文教学不再无话可说。

内容简介

　　《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是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从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精选散文百余篇，分“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三部分，在篇首冠以“导读”，对散文之流变穷源竟委，以独特的视角与敏锐的触感阐释文本，次第展开。作者解读文章时，或勾稽创作背景，或追寻思想流变，抑或畅谈文学规律，调动不同的感官，综合各种视角，带您领略不一样的散文世界。

作者简介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学术著作《文学文本解读学》《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名作细读》《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等，散文集《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灵魂的喜剧》《愧对书斋》，《孙绍振文集》八卷（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2009年）。

精彩书摘

　　第一编

　　中国古代散文

　　读古典散文最忌以读懂词句为满足。须知所读散文之所以成为经典之奥秘，在其三重立体结构之中。字句只是表层，其中层乃贯穿文章首尾之情志脉络，或曰“文脉”，此乃文章之精神所在。其最深层乃是文章的体式（或曰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章法、句法，离开了体式，欲求文章之妙，终生难免缘木求鱼。

　　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古典散文的障碍，主要是陌生的字、词和典故，即使是很熟悉的词，对其在语境中的含义也可能会困惑，甚至误读，这是由古今语义的差异造成的。如《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的“卑鄙”并不是指品质恶劣，而是卑微鄙陋，见识不高的意思。如“坐”，作为动词，在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椅子凳子，只有席子和几，古人坐的动作，有点像今天的跪，只不过把臀部紧贴在脚后跟上。《上山采蘼芜》中“长跪问故夫”的“跪”就是让臀部抬起来，比起“坐”要正规一些。但是《晏子使楚》中的“坐盗”，《陌上桑》中的“但坐观罗敷”，“坐”则是指导致消极后果的原因。这些都是阅读古文的拦路虎，不能轻易放过，需要长期咬文嚼字的努力，才有希望解决。有各种工具书检索，除了个别有争议的字词以外，都有共同认可的答案。理解有误，不难发现，不难纠正，关键是要有钻研的精神。

　　读懂了这些字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古代散文名篇的好处。因为真正的好处不在表层，而在深层。有一种误解，以为内容决定形式，解读文章就是解读内容。其实，从理论上说，内容并不一定能决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可以消灭素材的内容，强迫其内容就范，按着形式规范和逻辑衍生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我国古典文论对形式是很重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上半部分除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以外，其余二十一篇都是讲文体形式的。其中讲诗、骚、赋、乐府这类文学性的文体四篇，其余十七篇都是讲实用性的理性文体，但其间区别甚大，如果用今天的“议论文”文体特点去解读，则不但很难领略其精微，而且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许多一线老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形式是丰富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但是，其中留下了许多经典，显示着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贯穿着立意、论证、条分缕析的统一规律，一方面则表现出不同文体的不同规范，辨析其间的异同，不但对理解这些经典有助益，而且对写作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今试以“论说”“章表”两章，联系文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说：多层次深入的巧喻和推理

　　《文心雕龙》“论说”篇，是古典议论文的核心，“论”和“说”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质上，“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个意思“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着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其“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后，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历史的发展和积累，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与凭口头机敏的现场即兴对答不同，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式的发言，而需要形诸文字，在空间上超越现场，时间上传诸后世，在不断地修改、提炼中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具模式。“说”这种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日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有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特点，第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说”超越了口头表达，已经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把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这种文章的经典范式。作为文章，不仅要有论断，还要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个喻体是第一层次。当柳宗元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而能生存者“十无一焉”，只有他家以“捕蛇而独存”。第四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却能“熙熙而乐”。第五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柳宗元此文经典之处在于巧喻，巧在何处呢？第一，比喻推理层次丰富。第二，极端层次转化：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助其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故“理”容易“至”，也就是不难得出结论。这和“论”作为文体的直接说理不同，乃是间接的。不是从正面说起，而是从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逞一时口舌之胜，甚至诡辩的片面性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分析的。《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这一点上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是毫不费力的。不过，刘基接着提出的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与前述论点不相符合的反例，从而揭示矛盾，以推动分析。刘基分析出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这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即使领导者很有本事，若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

　　韩愈的《师说》带着某些“论”的特点，成为更为严谨的“说”。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之加以分析，就以其为大前提进行推演。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的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在这里并没有用巧喻，为什么不把自己文章的题目“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那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其局限却是不可忽略的。试以韩愈的《马说》说明。

　　《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可以作“论”这样的大文章。韩愈选定的却是“说”，而且是“杂说”，短短二百多字，飞文济词，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是“大题小做”。把大题目做小，喻体是小事，题目却是大论，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层次的。

　　第一层次，把智慧的结晶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千里马的巧喻中。故事的寓意是现成的：千里马难以从外表上识别。从逻辑上来说，比喻不管多巧，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犹太人有谚语曰：“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因为比喻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这种类比，只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取其一点相通，难以顾及不同事物根本的区别。人和马的不同是明显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不同的个性，人各自又有不同的缺点，同样的待遇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等。但是，人们在读韩愈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样直截了当的类比的局限。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文章的第二层次：逻辑上的先声夺人。吴小如在解读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另外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强调引人入胜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说”这样的文体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从先秦游说中来。如《晏子使楚》中，晏子对于楚国开小门让他进，他的反击是：“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按逻辑推演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如果让我从这个小门进去，你们楚国就是狗国。他的大前提（巧喻）是没有论证过的，是很武断的。根本就不存在人出使狗国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国迎人于小门的惯例。这个比喻论证之所以两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与其说是因为其雄辩，不如说是现场应对的急智。在对话现场，即使有漏洞，对方若不能即兴反击，就是失败，哪怕在事后想到很精致的反驳，也于事无补。《马说》与《晏子使楚》的现场性有所不同，文章的读者猝然受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异于常理的大前提的冲击是有反思的时间的，这可以说是“说”这样的文体的一种弱点。但是读者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阅读时，反思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注意力为接下来的话语所吸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比较合理，但是和前面的话是矛盾的，前面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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