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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全新
南怀瑾著作权合法拥有者台湾老古公司授权
南师生前多次亲加审定,风行大陆三十载,今以全新版本推出平装版——大陆完备、经典的南师作品集!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论三大道,出入百家言。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也是研究孟子生平事迹及其学说重要的资料。许多激励人心、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即源出于它。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做了透彻的讲述。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自一九八〇年问世以来,作者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兹经版权方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老古公司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内容简介
《孟子旁通》内容提要:
本书是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做了透彻的讲述。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作者简介
南怀瑾先生简介
南怀瑾先生(1918—2012),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出生于浙江温州书香世家,自小接受私塾传统教育,少年时期就已读遍诸子百家的各种经典。他精研儒、释、道,将中华文化各种思想融会贯通。1969年创立东西精华协会,旨在促进东、西文化精粹之交流。1980年在台湾创办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南怀瑾先生在台讲学三十六年,旅美三年,居港十数年,2004年落脚上海。2006年,他定居于江苏太湖之滨的太湖大学堂,终其晚年在这里讲学、授课,培养下一代文化种子。
南怀瑾先生毕生讲学无数,著作丰富,著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等近六十部作品,并曾译成多国语言。他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幽默,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内外各层次读者的喜爱,半世纪以来影响无数中外人士; 而南怀瑾先生融会东西精华、重整文化断层的心愿,亦将永续传承下去。
目录
春秋无义战
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
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
处世的哲学问题
苏秦与孟子的时代
秦皇霸业的蓝图
苏秦的还乡
千古人情的嘴脸
苏秦成功的秘诀
王霸互用的失败
《阴符经》的启示
图取个人权利
佩六国相印的显赫时期
苏秦的书生本色
苏秦的义利之辨
生死之谜
经史合参
梁惠王的先世
商鞅和梁惠王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与孟叟
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
义利之辨
何能不讲利
玩弄仁义的权智
孟子思想被夹缠不清
玩物丧志
阿房宫与秦始皇
《三辅黄图》
迷楼与隋炀帝
艮岳与宋徽宗
颐和园与清末
凤阁龙楼与李后主
《清明上河图》的背面
不违农时
乱世流亡图的文学
二郎神和都江堰
杀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念苦经
仁政之道
人品与器识的评鉴
也是相法
天下定于一
孟子与苏秦的对照
苏子为赵合纵说魏——《战国策》原文
苏秦的权谋
孟子的机锋转语
定于一
儒道同源的一统天下
仁爱的推广
齐宣王不像屠户
行为心理
对牛谈心
政治领导者的病态心理
孟子的行为心理学
权能问题
世上无如人欲险
梦似人生
齐国富强的素描
缘木求鱼
经济和政治
为而不有的农民
生民何计乐樵苏
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儒
梁惠王章句下
讲究礼乐的治道
音乐的今昔观
林园与治道
外交策略——大小之间
大勇定天下
为强国而改服制——赵武灵王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项羽和刘邦
墨子谈勇
雪宫论政
什么明堂
寡人好货
《货殖列传》的一斑
历史社会演变的趋势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寡人好色
丑与美
色字诗话的插曲
有关王昭君案外的评语
唐代和番政策的感伤
杨贵妃的翻案语
再说寡人好色的公案
人事行政
高明柔克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世臣巨族门第之见
派系党祸之争
民主难,法治也不易
对圣人怀疑的趣话
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论
攀龙附凤——读书人的通路
唐代选举的进士
齐燕之战——历史战略的经验
孟子终生奉母教
孟子的策略——规之以正
苏秦口辩轻取十城
燕齐之战
苏代评论齐王
仁将——曹彬
仁义的实质与权谋
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
齐宣王的风格
朝中文武多才士
赞美词与利害关系
贫贱骄人
滑稽大师——淳于髡
齐宣王开战国养士之风
特立独行于滔滔浊世的孟子
吏民千古两相妨
历史政治上的因果
君道与臣节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作官莫作怪
两大之间难为小
人贵自立
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
附录: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精彩书摘
春秋无义战
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称他作“亚圣”,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事不干己,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所包含的时代,都有几百年之久,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春秋时期也罢,战国时期也罢,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代,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
可是在后世看来,这个时期,则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我们知道,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他在晚年,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删《诗》、《书》,订《礼》、《乐》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开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春秋》。
在这部书里,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后果,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指示——如何是应该?如何是不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础,开始逐渐地被破坏,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敝,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实在太多。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
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后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前言/序言
生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正当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荡撞击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自各阶层的社会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触觉而发生感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寻思,周遍观察,然后可知在时空对待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为人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实,真际无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会千回百迭,永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
我是中国人,当然随着这一时代东方的中国文化命运一样,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也曾一度跟着人们向西方文化去摸索,几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个生命,而自迷方向。《周易·序卦》说:“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几千年来的穷大而一时失去了本分的立足点,因此而需要乞求外来的文明以自济困溺,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是势所难免的事实。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那便须知机知时而反求诸己,唤醒国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强之道。正因为如此的心情,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学生们,都认为我是顽固地推崇东方文化的倔强分子,虽有许多欧美的友人们,屡加邀请旅外讲学而始终懒得离开国门一步。其实,我自认为并无偏见,只是情有所钟,安土重迁而已。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于我个人的一生,早已算过八字命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每常自己譬解,犹如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白头宫女,闲话古今,徒添许多啰嗦而已。有两首古人的诗,恰好用作自我的写照。第一首唐人张方平的宫词:“竟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诗中所写是一只飘残零落的小黄莺,一天到晚陪伴着一个孤单的白头宫女,凄凄凉凉地自在悲啼,毫无目的地怆然独立,恰如我自况的情景。偶尔开帘外望,眼前尽是萋迷芳草,一片茫然,有时忽然吹过一阵东风,却见那些随风飘荡的千条杨柳,也都是任运流转,向西飘去。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禅师的诗偈:“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这首诗也正好犹如我的现状,长年累月抱残守缺,滥竽充数,侈谈中国文化,其实,学无所成,语无伦次,只是心怀故国,俨如泣血的杜鹃一样,“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如此而已。每念及此,总是嗒然自失,洒然自笑不已。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际遇,孟子曾经说过人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触社会各层面的经验中,就会容易体会到孟老夫子的话,并非向壁虚构,确是历练过来的至理名言。当在一九七五年,我因应邀讲完一部《论语》之后(事见《论语别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记录,复受社会各阶层的偏爱,怂恿排版出但我自知所讲的内容,既非正统的汉、唐、宋儒的学术思想,又非现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只是因应时代潮流的乱谈,属于旁门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论语别裁”, 以免混淆视听,惑乱后学。谁知出书以后,却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接连出了十二版,实在弥增恐生怕误人。因为徒手杀人,罪不过抵死而已,如果以学问误人,便是戕人慧命,万死不足以辞其咎。此所以在我们固有文化的传统中,学者有毕生不愿著书,或者穷一生学力,只肯极其谨严地写几篇足以传世的文章而已。这就是以往中国文化人的精诚,当然不如我们现代一样,著作等身,妄自称尊的作风。
但继此以后,友人唐树祥先生,在他担任《青年战士报》社长的时期,极力邀请在其报社继续再讲《孟子》《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之学。唐社长平时说话极为风趣,尤其对我更是畅所欲言,不拘形迹。当他担任中正理工学院政战部主任的时期,常来拉我去讲课而且劝说:在这个时期,大家都忙得没有时间读书,你写书写文章有什么用?多来讲课,教授青年学子,还比较有意义。总之,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却的压迫下,只好被他拖上讲台。但当他调任报社社长的时期,他便说:多讲还不如多写的好。希望我多写点东西,好交他在报上披露。他的能言善道,我对他真是莫可奈何。其实,我对讲学则言不异众,写作则语不惊人,可以说一窍不通,毫无长处。但毕竟挡不住他的热情,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开始在《青年战士报》的楼上开讲《孟子》。那个时候,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难中的父母,心情最难排遣的时期。讲到孟子,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千秋母教仪范的孟母,因此开宗明义,便引用了黄仲则的诗:“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当然,这种情怀,不只我一人是如此,在当时现场的听众们,大多数也有同感。同时,蔡也对讲四书的记录工作,极有兴趣和决心,他一再强调,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
事。《孟子》讲稿的因缘,就在唐、蔡两位的鼓励下完成。
后来因为俗务累积太多,自己没有真正安静的时间看记录稿,因此,积压多年无法完帙。目前,老古文化图书公司的出书业务,正由陈世志同学来担任。他站在现代青年的立场,又一再催迫出书,我常笑他犹如宗泽的三呼渡河,左季高的大喊儿郎们出击一样,壮气如山,无奈太过冒昧!然而他毕竟强人所难的做了,还要催我写序。事实上,《孟子》的序言,在不好写,因此只是先行略抒本书问世的始末因由,暂且交卷。书名“旁通”,却又暗合宋代的桂瑛及元代的杜瑛两位先生所撰的佚书命题。但我所以定名“旁通”的本意,仍如《论语别裁》一样,只是自认为旁门左道之说,大有别于正统儒家或儒家道学们的严谨学术著作而已,并非旁通各家学说的涵义。
岁次甲子(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端阳节
南怀瑾
讲在前面
在讲过《论语》以后,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兴趣,希望再讲《孟子》。其实,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我是很肤浅的,过去所讲的《论语》,也只是为了时代的需要,东拉西扯地讲了一大堆废话,想不到大家还很爱好,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我也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贡献大家作参考。至于怎样去深入,自古以来,关于《孟子》的著述非常多,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去寻求。
提到《孟子》这部书,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我还在童蒙的时代,等于现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期,就开始接受家庭和老师的督促,要读《孟子》了。那时候读书,还要背诵得来,老师每天教一节,明天就要站在老师的面前一字一句地琅琅背诵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习,不能有错,错了要受罚,甚至用戒方打手心。当时并不注意内容的讲解,只要认得字,读得来,背得清楚。这一节背好了,老师再教第二节。
这里有一点要顺便说明的,这也是历史时代转化演变的资料,就中国文化史的演变来看,虽说是小事情,却有关大题目。我们那个时代,还承受清朝末年的遗风,社会是旧式的社会,是典型的古老农村社会。印刷还不发达。《孟子》啊,《论语》啊,也有一章一章分开来卖,并不一定要买全部的书。记得我在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是先读《离娄》这一篇的。
我们那时代称呼老师叫“先生”,并不叫老师。学工学商的老师叫师父,也不叫老师。戒方就是上古时代所谓的“夏楚”,是老师们处罚学生的鞭笞。这种处罚很有用处,说句良心话,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并不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可怕,更不会有什么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烦的副作用。当然,这些道理很难讲,只能说古今时代不同,思想、教育、观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过去历史上无论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经历过戒方式的严格教育,可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伟大人格。对吗?当然,过分的体罚我也是不赞成的。
我们在童年时代,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所有的内容,讲解的要点,究竟是说些什么?老实说,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后来还受清廷的保送,出过洋,到过日本留学。我们是请他到家里教书,管吃管住,对他恭恭敬敬。那种家庭教师,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体说来,实在还不错。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现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们读《孟子》时,也是不大详细讲解。我呢?当小孩的时候,读书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渊明先生的话来遮羞,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
当时的老师、宿儒和大人们都说,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读此书——《孟子》不可。当然四书都要读熟,不过,无论考不考功名,文章要做得好,便要熟读《孟子》。什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韩愈啊!柳宗元啊!苏东坡啊!他们都是从《孟子》的文章里钻出来,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当然喔!什么莎士比亚啊!培根啊!叔本华啊!与孟子并不相干(一笑)。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人先生们,嘴里或笔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这些传统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话。若是现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只有引用莎士比亚他们,才算时髦。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是代沟的关系,只能说是古今中外、新旧文化沟通时期的衔接现象而已。
后来我们进了洋学堂——就是现代化的学校,正碰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翻旧文化,几乎是举国若狂,大家跟着闹了一段短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旧文学,一再吵着要废除。慢慢地,我们这些基本上从旧式教育出身的,对这些书本,也渐渐地淡漠起来。
不过,凡事若是从童子功开始学的,始终很难忘情的,尽管时代不同,在思想观念的领域里,它的确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后来的新教育、新课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仍然没有完全离开过旧文化。尤其是《孟子》,几乎每一级学校里的国文课本,都要选上几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尽管不重视,但对孟子的文章还是读过,反感归反感,读还是要读。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保持历史文化于不堕。现在面对这么多的先生们,由我来讲《孟子》,实在有点战战兢兢,不大好意思,这真叫作“班门弄斧”,当着内行耍外行,自耍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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