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姜建清，蒋立场著

图书标签:

近代史
中国银行史
外商银行
金融史
经济史
近代中国
商业史
银行发展
历史研究
近代经济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复制链接

想要找书就要到静思书屋

book.idnshop.cc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9238

版次：1

商品编码：11970355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4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1．金融领域从业人员

　　丰富的史料+睿智的视角+深刻的探源

　　·涉及外商银行150多家，时间跨度逾100年（1845~1949年）

　　·对上千册近代金融报刊及外商银行的档案文献系统翻阅、爬梳

　　·全景再现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特点、规律及其深远影响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6年潜心研究，以飨业界同仁

内容简介

　　一部书展现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兴衰变迁史

　　《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在综合、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整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货币金融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个层面对近代中国的外商银行进行了系统、全面及深入研究。首先，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系统考察了外商银行在华活动的前后变迁；其次，结合不同类别的典型个案，深入探讨了外商银行的组织管理与业务活动；再次，全面分析了外商银行与中国本土币制金融及政府监管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书共10章，通过纵览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历史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从金融主权的角度或层面而言，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配合西方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金融主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从金融主权的角度或层面而言，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配合西方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金融主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从金融制度发展变迁的角度或层面来看，外商银行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受这些国家金融法规的监管。近代中国中外金融机构并存，体现了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文化的交汇，彼此间既存在着矛盾竞争，也有借鉴学习。

　　总之，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不同程度地执行着各自母国政府对华经济扩张政策，反映了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的时代特征，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作为近代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联系的桥梁，外商银行在华活动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作者简介

　　姜建清，男，汉族，博士，研究员。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行长、董事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执掌工商银行十六年间，带领工行顺利完成股改上市、经营转型和国际化拓展，使工行跃居为全球*大银行，一级资本、盈利和总资产等多项指标全球排名数年蝉联首位。姜建清不仅有着丰富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素养。对银行业经营管理、金融改革发展及金融史等有着深入、独到的研究，先后出版主要著作有：《海外金融风潮评析》、《金融风潮沉思录》、《美国银行业的科技革命》、《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深层影响研究》、《国际商业银行监管环境与体制》、《银行转型与收益结构研究》、《商业银行国际化：环境与体制》（上、下册）等，主持编修并出版《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中国工商银行史》，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上百篇。

　　蒋立场，男，汉族，博士，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主要从事经济史、金融史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

精彩书摘

　　第三节　外商银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

　　一、汇丰银行的成立及初期发展

　　早自19世纪30年代起，为了更有效地经营乃至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的贸易与金融活动，“在华的西方商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渴望，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机构，该行总行在当地，为满足对华贸易的特殊需要而组织”。为此，一批与中国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的英国商人、产品掮客、船老板、鸦片贩子及银行家等曾几度掀起组织殖民地银行的活动，由于遭受种种阻挠，这些活动均无结果。不过，西方商人们的“这种渴望”随着1864年汇丰银行的筹组而得以实现。

　　1864年8月6日，在香港大英轮船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代理人托马斯·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的倡议下，香港殖民地政府召集了一次商人会议，选举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职责是在香港当地法令特许下去组织一家银行机构，即总行设于香港本地的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据当时临时委员会备忘录中记载：“最近数年间，香港和中国、日本商埠当地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设立一家特殊的银行机构。目前在中国的银行机构仅仅是那些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银行的分支机构，其组织设立的主要目的是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外汇业务活动，越来越不能够满足当地比以前数年间更为扩展与变化的贸易的融资需求，而汇丰银行弥补了这一空缺。事实上，该行在香港殖民地的地位将类似总督银行（the Presidency Banks）在印度，或者澳大利亚银行（the Banks of Australia）在澳大利亚的地位。”

　　汇丰银行在筹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势力集团的多方阻挠。其中包括印度孟买集团和英国金融势力，以及早先在华从事贸易融资活动的大洋行、外商银行等。它们对汇丰银行的组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例如，当汇丰银行发起人托马斯·苏石兰委托律师拿着汇丰银行创办计划书向香港各大商行寻求支持时，“除了怡和洋行以外，那时在中国的每个有名商行都把它们的名字写了下来”。“因为过去怡和洋行几乎一直垄断着汇兑业务，汇丰银行的创立使它产生一种职业上的忌妒。” 相隔10余年后，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才逐渐地发生密切联系。此外，美国旗昌洋行一开始也拒绝参与汇丰银行的筹组。

　　汇丰银行额定资本500万港元，分为4万股，每股125港元，不到半年时间，股份全部认足。1865年3月股款缴足半数时，3月3日和4月3日，汇丰银行在香港和上海先后开始营业。1866年8月14日，香港殖民政府颁布第五号法令，随后，汇丰银行在香港正式注册，成为公司组织，英文名称也由最初的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改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根据第五号法令有关规定，汇丰银行“在获得（英国）财政部的同意下，可在伦敦、印度、槟榔屿和新加坡或中国皇帝或日本将军府所辖领土内，设有英国领事或副领事之处，开设银行或设立分行”。同年，该行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商埠及日本的横滨设代理处，横滨代理处旋即改为分行。1868年，汉口、福州代理处亦改为分行，同时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分行。1869年与1870年之交，设立孟买分行，1870年设立西贡分行，1873年，在厦门设代理处。

　　“汇丰银行植根于东方贸易繁荣岁月，美国内战大大刺激了孟买原棉的出口，英国资本大量倾注于其在东方的银行业与贸易领域，与此同时，上海也出现了一度的繁荣景象，这部分归因于中日间贸易活动的开展，部分归因于长江流域各口岸的对外开放。”尽管1866~1867年爆发了一场自西而东的经济金融危机，“年轻的汇丰银行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成功地应对了此次金融危机，并从其竞争对手的大量倒闭中获益匪浅。到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的最为重要的公众公司’”。后来，随着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丽如银行不断衰落，汇丰银行的优势地位得以巩固。

　　汇丰银行的全名为“香港上海银行”，这是仿照英国早年合股银行的先例，以所从事主要业务活动的区域来命名。香港的中国人则称该银行为“汇丰”，表示“汇款丰富”。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营业公告中亦称：“本行开发并议付在伦敦以及欧洲、印度、澳洲、美洲和中国等主要地点付款的汇票。”汇丰银行在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发展期间，即1865~1874年，所经营的汇兑业务量呈快速增长之势，在中国外贸融资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其具体情形参见表1.5。

　　在最初10年间，除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外，汇丰银行的存款、货币发行及投资等项业务也逐步开展起来。1872年，该行额定资本500万港元全部缴足。1866~1873年，准备金积累了100万港元，相当于已缴资本额的1/5，每年发放股息达12%。经过10年的发展，汇丰银行后来居上，成为在华最重要的银行机构。

　　关于汇丰银行自成立之后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大概包括以下3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扩大对华商贸活动的需要。1858~1860年，英法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战败，被迫先后增开琼州（后定在海口）、潮州（后改汕头）、台湾、淡水、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江宁（即南京）、天津、镇江、九江及汉口等11处商埠，外国人可以到内地通商贸易，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1864年，上海一地洋商75%系英国人。到1875年，中国有洋行343家，其中属于英商所有的达211家，占62%。这一时期，原先集聚沿海五口商埠的众多洋行机构逐渐向新增辟的商埠扩展，为此，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

　　第二，充分利用并整合了筹组者的机构网络和金融业务，提升了专业银行的地位。参与筹组汇丰银行的13家洋行，都拥有广布各重要口岸的机构网络，这就为汇丰银行成立初期能够在各商埠顺利设置分支机构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成立后的最初10年间，汇丰银行先后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厦门等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其中除上海一处自开始时即为汇丰银行自理的分行外，其余几处在刚设立之际均由洋行代理。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中国对外贸易融资业务，基本上由洋行操纵。汇丰银行成立后，原先分散在各洋行手中的金融业务，开始集中到汇丰银行一家手中。汇丰银行的建立，“可以说是旧式代理店的银行业务部门合并成的专业企业”。

　　第三，总行设在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汇丰银行确定了早期各外商银行在东方活动的目标。在汇丰银行成立前，所有在华外商银行机构，总行均不设在中国，在中国的活动只构成整个东方活动的一部分，其目标并不限于中国。而汇丰银行的“全部活动，以中国为它的主要基地。中国的经济权益，就是它的利益的焦点”。如1864年12月23日，汇丰银行发起人在致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写道：汇丰银行组建之目的，“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而产生的。这种贸易，包括香港和中国、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这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其次，汇丰银行能够及时了解、准确把握中国市场行情，有助于对资金充分而有效地加以运用。在汇丰银行涉足汇兑业务之初，流传有一个该行打开业务局面的典故，其大概内容是：经过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危机，一些总行设在伦敦的与中国贸易有关系的银行相互约定将英镑汇票的支付期限由习惯上的6个月缩短为4个月。汇丰银行考虑到当时中外商贸运输的实际情形，认为维持6个月的汇票支付期限应是自己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目标”，遂拒绝参与该项约定，仍坚持6个月的汇票支付期限。结果，汇丰银行赢得商界的赞誉，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反而使竞争对手陷于不利的境地。到1868年2月，其他银行也被迫恢复了原来的汇票支付制度。汇丰银行董事们后来曾在年会上称：“汇丰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所取得的地位和该行汇兑业务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就是对汇丰银行在整个1867年作为当时市场上唯一承兑六个月期汇票的银行而放弃的暂时利益所应得的巨大补偿。” 著名的银行史学家巴克斯特曾经评论道：汇丰银行从“一开始就开辟了新园地。它是在中国的英商汇兑银行中，从该行活动地区中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筹募资本、制定方针和取得法人地位的第一家……它和当地的紧密联系，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从1864年以来的惊人发展” 。最后，汇丰银行作为香港本地的银行机构，享受到香港殖民政府的种种优惠待遇。如1864年12月，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写信给香港总督，要求对银行发放特许证。当时特许证发放的法定程序应该是由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的机构（即香港立法会议）通过一项法令，并报经英国政府批准。港督在复函中竟称：“他将为发给特许证着手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不反对汇丰银行作为一个未经立案注册的机构先行交易。”到1866年8月14日，香港殖民政府特别制定的第五号法令颁布之后，汇丰银行才成为正式法人组织。而此刻距1865年3月该银行开始营业，已有一年多了。

　　二、19世纪70年代后外商银行垄断国际汇兑局面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外商银行在华活动增多，以及中外贸易格局与汇兑方式发生重要变革，以汇丰银行等为代表的外商银行逐渐取代洋行在国际汇兑领域的垄断地位。

　　首先，外商银行在华活动不断增多。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法、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崛起，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出现变动。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纷纷展开海外拓殖活动，不断加紧对外经济金融扩张，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一批新的外商银行机构先后出现在中国各口岸，同时，原先在华各外商银行的活动势力进一步增强。

　　如表1.6所示，19世纪70年代前后至90年代中期，又有11家外商或中外合办银行开始在中国活动。其中英商4家，德商4家，日商及俄商各1家，中外合办1家。这些银行有的直接在华设立总分支机构，有的委托洋行代理业务。其所经营的业务种类，多侧重于商贸融资活动。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德华银行，该行在华活动，处处以汇丰银行为效仿对象和竞争对手。至于其他10家，多数存在时间不长，活动有限。

　　这一时期，汇丰银行的实力继续提升。经历19世纪60年代中期危机而在华仍存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阿加剌银行等，也进一步扩展了业务活动范围。其具体表现如下：

　　在分支机构设置方面，如汇丰银行，1876年在烟台设代理处，1879年在九江设代理处，1880年设立广州分行、北海代理处，1881年设立天津分行、澳门代理处，1885年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1886年在台湾打狗（位于今高雄）设代理处。至90年代初期，该行分支机构已经遍及曼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神户、马尼拉、新加坡、旧金山及纽约等地。有利银行，1866年在汉口设代理处，1867年在福州设代理处，1876年在九江设代理处，1880年在厦门设代理处。麦加利银行，1886年后，在广州、福州、汉口、天津、青岛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处设有分行。阿加剌银行，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危机中曾一度清理改组，自上海分行重建后，又先后在福州、汉口、九江、芝罘（今烟台）设立分支机构。法兰西银行，1867~1868年，先后在天津、福州设代理处，1876年又在汉口、厦门设代理处。

　　在资本、业务及盈利方面，如汇丰银行，1882年年底，该银行资本由500万港元增至750万港元，1884年招足；1890年6月，资本又由750万港元增至1 000万港元，1891年招足。1882年，该行盈利达到资本额的25%；1890年，盈利又达资本额的27%。1890年，该行支付股息200万港元，比期初增加2.3倍；保留准备金达670余万港元，比期初增加2.5倍。汇丰银行还通过联合怡和洋行支持组建帝国与国外投资和代理公司（Imperial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gency Corporation）、大东惠通公司（The Trust and Loan Company of China，Japan and the Straits，后改为大东惠通银行Bank of China，Japan and the Straits），试图将业务范围扩展至信托投资等领域。丽如银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改变营业方向，扩大营业范围，除经纪汇票之外，又大规模经营贴现和放款业务，“成为贴现和放款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者”。有利银行，此时期除了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对各通商口岸的外商企业进行投资。麦加利银行，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全部资产由900万英镑上升到1 600万英镑。1885年，该行在上海停发15年的钞票恢复发行。在香港，该行营业量占全港银行业务量的1/4，仅次于汇丰银行。新的阿加剌银行（Agra Bank Ltd.）于1867年成立，实缴资本100万港元。成立当年，进展颇为顺利，活期和定期存款“每天都在增加”。该行还与中国一些商号之间建立了大宗往来关系。1878年，在华各外商银行发放的股息，汇丰银行为7.25%，阿加剌银行、麦加利银行及有利银行均为6%，丽如银行、德丰银行为5%，法兰西银行则为8.8%。

　　因此，19世纪70年代后，外商银行在华活动格局逐渐呈现英、德、法等国银行机构并存竞争之势。不过，综其实际情形，仍以英商银行居于主导地位。

　　其次，中外贸易格局与汇兑方式发生重要变革。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航运通讯领域出现两个重要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外贸易格局与汇兑方式的变革，从而为以汇丰银行等为代表的外商银行取代洋行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中外之间航运通讯领域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二是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欧洲之间电讯联系建立。

　　19世纪60年代，在苏伊士运河尚未通航之前，香港、上海等口岸与西方之间的交通情形为：1866年，大英轮船公司每2个月有一次班轮，法国帝国运输公司每1个月有一次班轮。旅客在亚历山大港上岸后，换乘火车到苏伊士，从那里再搭乘另一艘班轮。结果从索斯安普敦到香港，约需50天，到上海约需55天。阿弗雷特-霍尔特轮船公司由利物浦绕道好望角到香港，全程航行用蒸汽轮船约需66天，若到上海约需76天。1867年，太平洋邮船公司每3个月有一艘班轮从利物浦或索斯安普敦经巴拿马到香港，约需54天。上述航运情形，必然导致贸易及汇兑活动的周转时间比较长，即从货币—商品—货币，从本国货币—外国货币—本国货币，一般需要6~8个月，有时甚至12个月。这就要求在外贸融资方面须垫付巨额资金，从而构成了大洋行垄断国际汇兑活动的重要条件。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始通航后，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航运里程。该运河通航后缩短运距的具体情形参见表1.7。

　　1870年，英印电报公司完成从英格兰到孟买的直接专线海底电缆，随后，北方电报公司从海参崴铺设短程海底电缆进入中国和日本，以连接该公司所铺设的横贯俄国到海参崴的各条线路。1871年，东方扩展公司从印度到香港的电缆与上述线路相连接。

　　随着中外之间交通通讯局面的重大改进，加之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又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4口商埠及大通、安庆、湖口、沙市等6处停泊码头，子口半税制度逐渐推广，中国市场对外更加开放。与此相适应，在对外贸易方面，订货贸易开始替代原来的自存自销贸易。此时期，远在英国本土的商人，“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贸易的局面，因为他只要打一个电报，便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要的任何订货”，甚至“几乎没有一条轮船到界埠时，它的货物不是预先约卖的，就是起岸后立刻出卖”。同时，在国际汇兑方面的主要变化有：

　　1. 电汇业务逐渐增多

　　19世纪80年代，在华外商银行的营业报告中普遍地反映出信汇减少、电汇增加的趋势。如汇丰银行报告中称，“应付汇票的减少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无疑地是由于电汇业务的增加所致”。麦加利银行营业报告中也称，“应付汇票的减少，看起来似乎是表示这方面营业的下降，但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电汇的增加，实足以弥补这方面的下降而有余”。

　　2. 汇票兑付期限大为缩短

　　原来6个月付现的期票，此时已经不能适应贸易发展形势。4个月以内到期的汇票，逐渐成为各银行外汇交易的主要对象。例如，1878年阿加剌银行所经营的汇票中，有60%未超过3个月的期限，到1884年时，这个比例上升至80%。

　　3. 押汇业务普遍推广

　　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货物价款的清偿一般采用汇付的方式，即由购货人直接汇款给发货人，亦即由购货人购买汇票，而不是由发货人出卖汇票。发货人只能在航程终了、货物起岸出卖以后才能收到购货人汇付来的货款。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外电报通讯建立、订货预售替代存货待售等，押汇业务普遍开展起来，出口商人在发出货物的同时，可以向购货人直接签发汇票，立即在本地外汇市场出卖，即可获得周转下一轮贸易的资金。当然，外商银行在华从事押汇和贴现业务，并非始于19世纪70年代，不过自此往后，这项业务普遍推广了，逐渐成为外商银行在华主要业务活动之一。此外，外商银行还逐步涉入中国侨汇及埠际汇兑领域。

　　这一时期，作为在华规模最大的英商银行，“汇丰银行经营国际汇兑业务是全力以赴的”，“该行从事着远东银行业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汇业务”。中国对外贸易成交额和款项调拨约有80%通过上海，而汇丰银行一家买卖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 19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20年代末，前后约50年间，汇丰银行运用于国际汇兑的资金占其资金运用总额的1/3~1/2，大部分周转于中外贸易市场。集聚于上海一地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业的洋行大多与汇丰银行保持着密切关系，货物进出口依靠汇丰银行汇款。汇丰银行等在垄断中国国际汇兑之同时，开始操纵中国的外汇市场。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早期，又有一批重要的外商银行，如法商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日商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台湾银行（Bank of Taiwan）、朝鲜银行（Bank of Chosen），中俄合办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以及美商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等，相继来华设立分支机构。这些银行进入中国的各自背景比较复杂，但初始活动一般多侧重于经营国际汇兑。为了维持外汇业务领域的优势，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的外商银行机构还组织成立了国外汇兑银行公会。这种情形使外商银行垄断与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局面得以巩固。

　　……

前言/序言

　　序

　　作为近代中国整体意义的金融业的组成部分，外商银行的存在和活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金融史、经济史研究领域，关于近代中国外商银行的系统性、全面性著述，尚付诸阙如。本书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整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对近代中国的外商银行进行了系统、全面及深入的论述。首先，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系统考察了外商银行活动的演变轨迹；其次，结合不同类别的典型个案，深入探讨了外商银行的组织管理和业务开展；最后，全面剖析了外商银行与中国本土币制金融及政府监管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总结归纳了近代中国外商银行活动的一些重要特征：一是，由于中外不平等条约和租界制度的存在，外商银行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主要受母国政府监管，其活动与母国政府在华势力息息相关；二是，根据与母国政府关系的紧疏，可将外商银行分为英美系、德日法系等系统，不同系统外商银行的组织管理和业务开展有所差异；三是，外商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外来金融本土化的一般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对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应秉承唯物史观，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就金融主权而言，外商银行在华活动配合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金融主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从金融制度变迁来看，外商银行主要来自西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依据这些国家的金融法规和行业惯例开展组织管理活动。近代中国中外金融机构交互并存，体现了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文化的融汇，也对中国现代银行的创立和运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百年金融，白云苍狗，以史为鉴，可知兴替。100多年前西风东渐，当西方将现代银行的模式带入中国之时，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无一例外都是西方银行，其中数家与近代在华活动的外商银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积贫积弱的国力下，现代民族金融业在一批仁人志士的推动下生根、萌芽，又随着时代变迁而兴衰、波澜起伏。100多年后的今天，根据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以一级资本、总资产及税前利润计的前十大银行中，中资银行近乎占据半壁江山，中国工商银行更是连续4年蝉联榜首。全球金融业东渐之势，更加清晰，中国金融业自强与振兴的光荣梦想，正成现实。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变迁，令人振奋！唯有将研究视角置于更为宏大的全球历史环境和发展变迁之中，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天翻地覆的沧桑变化。这也是盛世修史的意义所在。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新坐标上，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更加纵深的历史观照，来审视现在、指引未来，增添当前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创新进取、全球拓展的信心和智慧。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近代中国外商银行的著作。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各类档案文献、史志年鉴、书籍期刊、学术论文、外文材料。金融史料浩如烟海，由于时隔已远、资讯不全，留下的史料难免良莠不齐，甚至以讹传讹，都需要进一步探源钩沉，抽丝剥茧，考据推敲，通过严谨细致的甄别整理，去伪存真，披沙拣金，以反映出更为真实完整的历史风貌。数据资料搜集整理和写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艰辛，至今难以遗忘。但想到本书能为后人开展中国外商银行史研究工作，提供更为可靠、翔实的依据，笔者甚感欣慰。如能为中国银行业现今发展提供点滴有益的历史之鉴，则是我们执着于此项事业的指归，亦令我们愉悦。本书付梓问世后，希望金融业界、学界、广大历史爱好者及各界读者不吝惠赐意见，指出不足之处，以便将来再版时修正。

　　姜建清

　　2016年7月

《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是一部深入探究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外国银行扮演角色的学术专著。本书并非一部单纯的商业史或金融史的陈述，而是以更为宏阔的视角，将外商银行的活动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本书首先追溯了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的早期历史，详细梳理了从开埠通商以来，不同国家银行机构如何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它们各自的缘起、模式以及对当时中国经济格局的初步影响。作者通过大量史料考证，展现了这些银行在鸦片贸易、对外赔款、洋务运动融资等早期历史事件中的具体操作，以及它们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在中国金融领域建立起初步的支配地位。其次，本书重点分析了外商银行在中国运营的核心业务和运作机制。这包括它们如何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在中国从事汇兑、保险、证券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管理架构、人事构成，以及它们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如钱庄、官僚资本银行）的互动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又或是相互的渗透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深入剖析了外商银行在中国利润获取的多种渠道，以及它们如何将巨额利润汇往国外，这对中国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再者，《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着力探讨了外商银行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这些银行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起步与发展，例如为洋务企业、民族工商业提供融资支持，引进西方的金融理念和工具。另一方面，书中也深刻揭示了外商银行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掠夺性、垄断性以及其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制作用。它们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和政治背景，在通商口岸和重要城市形成金融霸权，挤压本土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并通过控制中国对外贸易和财政收支，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半殖民地化。此外，本书还考察了外商银行在中国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在中国建立的洋行建筑、生活方式对城市景观的改变，更体现在它们通过金融活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财富分配以及民众的消费观念。书中也提及了外商银行从业的中国人，他们与西方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文化碰撞，以及这种经历对他们自身身份认同和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本书的论述贯穿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漫长历史时期，覆盖了从晚清政府的摇摇欲坠，到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的建立与抗日战争爆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大历史节点。作者力求呈现外商银行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以及它们如何适应或抵抗中国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例如，在辛亥革命后，外商银行如何在中国新政权下继续运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如何应对欧洲列强的经济危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们如何在中国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后，《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还关注外商银行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书中详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商银行在中国遭受的重创，以及战后它们在中国市场的衰落。特别地，本书深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如何收回国家金融主权，对在华外商银行进行清理和改造，从而彻底结束了外商银行在中国长达百年的历史。这一部分内容，不仅是对外商银行在中国存在历史的总结，更是对中国金融自主性的实现过程的有力证明。总而言之，《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是一部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于一体的研究专著。它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史料运用，系统地梳理了外商银行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兴衰历程，深入剖析了它们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金融史乃至整体近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本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认识近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民族国家在构建自主经济体系过程中的艰辛探索。

用户评价

评分☆☆☆☆☆

拿到这本书，我首先被它的纸张触感所征服，那种温润而略带弹性的质感，让人想起纸质书最美好的年代。书页的裁剪也相当精细，边缘平整，翻阅起来手感极佳。我对书中关于外商银行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有着极大的兴趣。历史并非孤立存在，金融机构作为经济的血脉，必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我想书中应该会详细阐述，外商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商业格局，甚至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例如，它们在中国设立的早期办公地点，很多都成为了后来重要的商业中心，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又比如，外商银行的出现，是否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外商银行在华设立机构时，与当地政府、商会、甚至民间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们是如何进行本地化运营的？又是否面临过哪些阻碍和挑战？书中对这些细节的深入挖掘，将能帮助我们更立体地理解那段历史。此外，我也非常好奇，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外商银行的出现，是否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比如与外商银行相关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翻译、以及其他服务人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对社会的影响是怎样的？

评分☆☆☆☆☆

初次翻阅此书，便被其典雅的书封设计所吸引，复古的排版和字体，仿佛在低语着一段久远的故事。我之所以选择阅读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聚焦于一个我一直感到好奇却又缺乏系统了解的领域——近代中国的外商银行。我想象中，这本书会像一条贯穿时空的河流，引领我深入探究那些曾经在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金融巨头。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详细描绘出这些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初期的种种情形。它们是如何选址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治安和商业环境是怎样的？它们又如何克服语言、文化、法律上的障碍，建立起自己的业务网络？书中对于这些早期运作的细节描写，将能帮助我生动地还原那个时代的场景。同时，我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商银行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何不同。例如，在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商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经济渗透角色？它们如何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将中国的经济命脉一步步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希望书中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叙述，更能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案例分析，让我看到这些金融巨头是如何在历史洪流中翻云覆雨，留下深刻的印记。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风格让我联想到那些被珍藏在图书馆深处的古籍，那种朴实无华却内涵丰富的质感，总能勾起人对知识最纯粹的渴望。我迫不及待地翻到目录页，那一串串精心设计的章节标题，就好似一个个引人入胜的谜题，让人迫切想去解开。我最关注的是书中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多维度解读。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叙述，更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分析。例如，在晚清时期，列强侵略加剧，外商银行的涌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它们通过发行纸币、操纵汇率等手段，是否对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造成了冲击和破坏？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外商银行又与本土银行之间产生了怎样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它们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翔实的史料，比如不同时期外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利润报告，甚至是内部的经营策略文件，这样才能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它们的真实运营状况和经济影响力。同时，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外商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定位和策略差异的比较研究，也一定会非常引人入胜，比如英美银行和日德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态势，以及它们各自的经营特点。

评分☆☆☆☆☆

这本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它的严谨态度和扎实的学术根基，扉页的作者介绍简洁明了，却透露出其在这领域的深厚造诣。我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深入研究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力量——外商银行。我想象中，这本书将带领我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这些外来金融机构在中国大陆的足迹。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外商银行在中国近代经济体系中的具体运作和影响力。例如，它们是如何通过控制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市场以及发行纸币等方式，来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向的？书中对这些金融机制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我更清晰地理解近代中国经济的运作逻辑。此外，我也对书中关于外商银行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金融业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和冲击，有着浓厚的兴趣。书中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深入分析，将是我评判这本书价值的关键。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据，来支持其论点，比如不同时期外商银行的利润分析、市场份额数据，甚至是当时的政策法规文本，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其学术的严谨性。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宏大的叙事感，让人立刻联想到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当我展开阅读时，我最期待的部分是书中对中国近代金融制度演变过程中，外商银行所扮演的“催化剂”或“搅局者”角色的深度剖析。在那个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外商银行的介入，无疑给中国本土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变革。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阐述，外商银行是如何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的网络，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金融帝国。例如，它们是如何通过控制中国的外汇、白银、以及发行纸币等手段，来影响中国经济的运行的？书中对这些金融工具的运作机制的解读，将是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关键。同时，我也非常关注外商银行与中国政府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变化的？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对外商银行的政策又有何不同？而中国民族资本家又是如何应对外商银行的竞争，并努力发展自己的金融力量的？书中如果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一家民族银行在外商银行的强大压力下如何生存和发展，那将极具启发性。

评分☆☆☆☆☆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一股浓郁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变革前夜的中国。我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我一直想深入了解的侧面：外商银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角色。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叙述外商银行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贸易融资，一步步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命脉的金融巨头。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外商银行在华的经营策略和业务拓展的描绘，将是我重点关注的内容。例如，在清末时期，它们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的？在民国时期，它们又如何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与合作？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史料和案例，来支撑这些论述，比如不同外商银行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变化，以及它们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的比例。此外，我也非常好奇，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面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例如，它们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的洋行建筑，至今仍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这些建筑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金融故事？书中对这些人文历史的结合，将极大地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评分☆☆☆☆☆

这本图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专业性和厚重感，书页的纸张质量上乘，印刷清晰，文字大小也恰到好处，阅读体验极佳。我之所以会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它聚焦于近代中国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而外商银行又是这个时代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我迫切想了解的是，这些外商银行是如何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壮大的。书中对它们在中国设立的早期历史、经营模式以及市场定位的深入探讨，无疑将是我阅读的重点。我希望书中能够细致描绘出不同国家的外商银行在华的竞争态势，以及它们各自独特的经营策略。比如，英美银行在华的优势是什么？日德银行又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发展路径？这种国际化的视角，能够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格局。同时，我也对书中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抱有极大的兴趣。它们是否在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经济依附性？书中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深入剖析和辩证思考，将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评分☆☆☆☆☆

这本书的扉页设计相当考究，纸张的触感细腻温和，翻页的声音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律感，让人在阅读前就有一种仪式感。我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切入的角度非常独特，从外商银行这一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这无疑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尝试。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和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机遇。在那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年代，它们是如何应对政治风险、经济波动以及本土势力的制约的？书中对这些博弈过程的描绘，一定充满戏剧性。我想象中，书中会详细介绍不同国家的外商银行在华的竞争格局，比如英、美、法、德、日等国银行之间的较量，以及它们各自的经营策略和市场份额。这种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此外，我也对书中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引入西方金融理念和技术，以及对中国本土金融业产生影响的论述抱有浓厚的兴趣。它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又是否加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依附性？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和分析，将是本书的亮点所在。

评分☆☆☆☆☆

这本书的版式设计非常大气，字体大小适中，行距合理，即使是较长的篇幅，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疲惫。我被《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这个书名所深深吸引，因为它触及了我一直以来对那个时代金融运作的好奇心。我想象中，书中会描绘出一幅宏大的近代中国经济图景，而外商银行则是这幅图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详细梳理外商银行在中国设立的早期历程。它们是如何在中国经济的“窗口期”抓住了机遇？又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业务版图？书中对于这些早期历史的考证和还原，将是理解后续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也对书中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运作机制有着极大的兴趣。它们是如何进行信贷、汇兑、证券发行等业务的？这些业务又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发生碰撞和融合的？书中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金融案例，比如某一家外商银行在某个重要经济事件中的具体操作，那将极具参考价值。我也想知道，在国民经济不断受到外部冲击的年代，外商银行在中国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推动者还是掠夺者，这一点需要书中进行深入的辨析。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散发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淡雅的米白色封底搭配着泛黄的纸张质感，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拿到这本书时，首先被它的字体选择所吸引，是那种带着些许民国时期铅字印刷的韵味，不张扬，却格外耐看。翻开扉页，作者的序言写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段历史的深厚感情和严谨态度，让人顿生探究一番的冲动。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细致描绘出那些外商银行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发展、直至影响中国经济命脉的脉络。想象一下，那些曾经在上海滩、天津卫、汉口等地叱咤风云的洋行，它们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又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我想书中一定会有关于它们早期筹建、网点扩张、乃至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互动描写。我非常好奇，在那个国门初开、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这些外来金融机构是如何适应中国特有的商业习惯和法律体系的？它们在引进西方金融模式的同时，又是否对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抑或是，它们更多的是在扮演着攫取中国经济利益的角色？书中对这些复杂关系的剖析，无疑将是极具价值的。我期待书中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叙述，更能深入到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一家银行在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运作，或者某个时期某位银行家的传奇经历，这样才能让历史鲜活起来，触动读者的感官。

评分☆☆☆☆☆

是正版，卖家发货也很快，给五星，挺赞的！！

评分☆☆☆☆☆

不错的书。

评分☆☆☆☆☆

很好的书，值得一读

评分☆☆☆☆☆

包装完好，物流很快。

评分☆☆☆☆☆

包装完好，物流很快。

评分☆☆☆☆☆

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