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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的开创者，被誉为心理学史上除了弗洛伊德以外的又一位“巨人”！他的认知发展理论成了这个学科的典范！

　　★ 其发生认识论不仅是日内瓦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欧洲机能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途径，对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影响。他把弗洛伊德的那种随意、缺乏系统性的临床观察变得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使得日后临床心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 本书目的不仅是供发展心理学家阅读，而且是要劝说认知科学中其他领域──哲学、人类学、语言学、习性学、成人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中的学生和科学家们把认知发展作为一门严肃的理论科学对待；

　　★ 本书不仅作为何时可以观察到外部行为的经验性的资料库，而且是关于对人类心智是如何在内部组织起来的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许多文献集中于认知科学能为发展的研究提供些什么，但作者则集中于发展的观点能为认知科学提供些什么。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全系精彩图书：

　　

　　

　　

　　

　　

　　

　　

　　

　　

　　

海报：

内容简介

　　《让·皮亚杰》依据时间顺序对皮亚杰前30年的生活进行概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另类的皮亚杰。皮亚杰在生物学、哲学、心理分析、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神学、逻辑学、认识论和教育想学等诸多领域有众多著作，书中参照皮亚杰的传记性资料，对其早期心理学研究进行说明，然后对其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展开系统的探讨。

　　在《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丛书的大框架之下，本书会对教育学这一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让·皮亚杰》将更多地关注皮亚杰那些常常为人所遗忘的早期著述并探寻皮亚杰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间断性及其背后的原因。作者理查德·科勒从写作背景和思想发展方面对这些著作进行重新解读，所提出的新的转换性的深入及扩展的方法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让·皮亚杰》一书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本丛书含有10个分册，每个分册深入介绍一位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从新时代的客观诉求出发来重新阐释这些教育家的主张，也以新的视角重新衡量了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每一位教育家都可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杆，所处地域的教育学鼻祖，《让·皮亚杰》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教育家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了现在的教育发展。

作者简介

　　理查德·科勒，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对皮亚杰的研究。曾在瑞士很多师范大学担任讲师，目前在瑞士图尔高师范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瑞士师范协会副会长。

　　杨彩霞（译者），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一级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专业硕士笔译项目负责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基督教思想评论》（加拿大）特约编审、主题编辑，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著有：《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译有《中国印度之智慧》《全球伦理》《翻转式学习——21世纪的学习革命》《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化身博士》等20余部译著，出版教材4部，在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30余篇。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本套丛书把以前的这些教育思想家又带回到了我们面前，这也将会成为未来进行教育研究的重要参照点。”

　　——理查德·普林，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格林坦普顿学院荣休学者

目录

丛书主编序言
序
前言
第一部分 思想传记
第一章 皮亚杰的生活背景
第二章 皮亚杰的生物学事业
第三章 青春期的成长烦恼
第四章 身份的重建

第二部分 皮亚杰教育思想评述
第五章 早期心理学著述
第六章 神学根基
第七章 社会心理学著述
第八章 教育学著述
第九章 生物学著述
第十章 主要心理学著述
第十一章 认识论著述
第十二章 非隐退非辞职

第三部分 皮亚杰著作的认可与影响
第十三章 皮亚杰著作的认可
第十四章 皮亚杰著作的影响

第四部分 皮亚杰在今天的意义
第十五章 皮亚杰著述在当今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皮亚杰的生物学事业

　　保尔·戈代（Paul Godet）与软体动物的分类

　　皮亚杰自幼就表现出了对鸟类和化石的兴趣。1907年，他给当地青年俱乐部的期刊《枞树枝》（The Fir Branch）寄了一份只有七行文字的观察报告，内容是他对一个患有白化病的麻雀所做的观察。

　　让我极为吃惊的是，去年六月底，在纳沙特尔的市郊医院，我看到一只麻雀，所有的一切都明显表现出白化病的迹象。这只麻雀的嘴巴白白的，后部和翅膀上长着几根白色羽毛，尾巴亦是同样的颜色。我走上前去，想看个仔细，不想鸟儿却飞走了。我的眼睛追随它有好几分钟，然后它就消失在港口的小巷子里。我今天刚刚看到1868年的《枞树枝》提到白化鸟，就想起把上面的内容记录下来。（Piaget 1907/1）

　　“《枞树枝》发表了我的观察报告，我启航了！”（Piaget 1952/1:107）引号中带有的那种嘲弄意味却遮掩不住这样的事实，即皮亚杰把这份报告描述为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皮亚杰此前讲过的一句话可以证实这一印象，他说在父亲对他的鸟类汇编提出批评以及他进入拉丁语学校之后，他已经决定更加严肃认真对待之。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接受了这一解释，即这个小学生的观察报告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工作的首次展示。

　　发表了这份报告之后，皮亚杰给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保尔·戈代写了一封信，“请他允许自己放学后研究他收集的鸟、化石和贝壳”（Piaget 1952/1:107）。就在报告发表五天之后，戈代同意了这位小学生的请求，允许他一周过来两次帮自己干活。“就这样，他把我当作助手，让我贴标签，教我采集标本，向我介绍陆地和淡水区的蜗牛”（Piaget 1959/3:9）。皮亚杰的描述给人这样的印象：写作和发表这份报告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事，这让他有资格进入博物馆。但是，问题出现了，一个只有11岁的孩子是如何得到一份创建于1866年、几乎已有40年历史的期刊的呢？相比皮亚杰的说法，更为可信的版本应该是，假定小皮亚杰向他父亲的朋友戈代讲述了自己观察麻雀的情况，这位生物学教师就把这篇1868年的文章给了这个小男孩去读，建议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下来，并把他的观察报告安排在自然历史俱乐部的期刊上发表出来。

　　戈代教给自己学生的是一种研究自然历史的老式方法，这与当代国际生物学的实践与理论话语已不一致。他对蜗牛的识别及形态分类的标准，是建立在形态多样性的稳定性的假定之上。概因可变性在软体动物中尤为广泛，戈代需要大量软体动物才能完成正确的分类系统。在接下来的七年中，皮亚杰花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和节假日的时间寻找软体动物，这使他成为一个十分敏锐且进学有用的学徒工，能够尽力帮助师傅完成工作。然而，由于分类的问题，戈代未能完成他一生所致力要制定一个瑞士软体动物目录表的项目。皮亚杰不仅接纳了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接受了导师的科学观以及拉马克学说派对进化论的理解。强调的是对现象正确分类的重要性，而非通过实验来证实基于理论的假想。后来，皮亚杰往往构建宽博的概念图，对已经蕴含在问题中的答案进行分类。

　　皮亚杰对于收集软体动物感兴趣，也是因为他觉得跟这位70岁的自然学家在一起非常不易，要极为珍惜。戈代以一种极为热忱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徒，满足了皮亚杰父母所未能满足儿子的那些需求。

　　我亲爱的朋友让：

　　我在博物馆给你写这封短信，是要告诉你我是多么想念你，尤其是在周六的下午。一旦你摆脱掉这次突然患上的可怕疾病……我希望再次见到你。我……向上帝祈祷，恳请上帝让你马上康复，请上帝为那些爱你的人保留你，而我是这些人之一，这一点你可以肯定……病快些好吧，然后回到你非常忠诚的保尔·戈代博士、教授的办公室，回到你的岗位。（戈代1909手稿）

　　皮亚杰的导师是一位有信仰并为之付诸实践的基督徒，他把自然视为一部上帝撰写的书籍，这部书必须被解读为启示录。自然历史教育也意味着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教育。

　　研究自然是快乐的不竭之源。对于灵魂—有时对于身体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把业余时间投入于此更有益处的了。这种研究发展了分析与观察的精神，它有助于澄清思想，提供一种与无聊抗争的绝妙手段，这种无聊通常是一位糟糕的顾问，并且总是让人难以忍受。（Godet，引自Vadil 1994a:19）

　　戈代支持年轻人参与那些有助于他们克服青春期困惑的活动。这位自然科学教师定期给《枞树枝》撰稿，他还是自然之友俱乐部和侏罗纪俱乐部的导师，鼓励并支持整整一代人对于科学的兴趣。虽然皮亚杰是戈代最重要的助手，但他并非是博物馆唯一的助手。

　　自然之友

　　皮亚杰于1910年进入自然之友俱乐部，跟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一样，皮亚杰在侏罗纪俱乐部的刊物《枞树枝》上发表了他最早期的文章。这两个自然科学青年俱乐部构成了文化网络的一部分，从而推广教育、道德和爱国主义。纳沙特尔有好几家协会，把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和著名学者联系在了一起，目的是交流科学及艺术领域的知识。这些学术社团成立于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利用自己的出版物，这些社团既反映了教育的日益重要性，也反映了要力图促进政治的凝聚力。其成员组成了一个合乎体统的社区，相互支持并鼓励对方的价值观、兴趣和雄心壮志。这些熟人朋友构成的网络超越于古典教育及其等级制。皮亚杰融入这一社交网，从中获益匪浅。这些社团认可皮亚杰的志趣和项目，并以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培养了他。

　　在这些社团中，最重要的是纳沙特尔自然科学社团，1832年由著名科学家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1807—1873）成立。世纪之交，该社团成为辩论、研究和出版的中心。皮亚杰于1912年加入该社团的青年部。侏罗纪俱乐部的成员是要表现出在青少年刚刚毕业尚未在社会上立足，受到轻浮享乐和物质享受的诱惑这一危险的过渡时期,侏罗纪俱乐部的成员表现出对侏罗纪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浓厚兴趣。自然之友俱乐部的目的也是通过在远足时直接观察大自然的方式，使它成为文法学校学生涉入社会和知识领域从而进入实验科学的平台，同时也成为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平台。与其他俱乐部不同的是，这一俱乐部由年轻人直接管理，其运行也大体上没有成年人参与。这个俱乐部是由卡尔—阿尔贝·卢斯利（Carl—Albert Loosli,1877—1959）和皮埃尔·波维（Pierre Bovet,1878—1965）于1893年成立的。波维后来成为皮亚杰的哲学老师及其事业的最重要支持者。每两周的周四下午是他们开会的时间。在会上，这些年轻人交流自己的观察心得，组织远足观察植物和动物，展示并讨论描述、传记、理论和历史框架。对那些支持年轻研究者的学者们，俱乐部授予其荣誉成员称号，这些学者包括弗朗索瓦—阿方斯·福雷尔（Francois-Alphonse Forel,1841—1912），他是医生、动物学家、政治家，他把年轻的自然之友们引入湖沼学领域；奥托·富尔曼（Otto Fuhrmann,1871—1945），他后来成为皮亚杰的一位教授，教学生如何做水族池；还有皮亚杰的艺术老师泰奥多尔·德拉绍（Théodore Delachaux,1879—1949），他用科学的例证来帮助学生。

　　1910年6月9日，在保尔·戈代、皮埃尔·波维和欧仁·勒格朗·罗伊（Eugéne Legrand Roy,1852—1926）这些荣誉成员的见证之下，皮亚杰正式加入自然之友俱乐部。罗伊是大学教授，他的天文学席位后来由古斯塔夫·朱韦（Gustave Juvet,1896—1936）接替。朱韦也是俱乐部的成员，他是皮亚杰最好的朋友之一。大家幽默夸张地称这位候选人是“贝壳教授”“知名辞典”和“众多文章”的作者。因此，皮亚杰有个绰号叫“Tardieu”，即“蜗牛之神”。戈代已经制定皮亚杰的启动项目“我们湖里的特殊软体动物”的话题，还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标本和信息。有人批判皮亚杰的报告带有沉闷的百科全书式的风格，这时戈代会站出来为他辩护。

　　这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接下来的项目也是关于软体动物的分类问题，主要是以戈代的资源和方法为基础。这些研究给俱乐部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他们得出了结论，“我们都同意，除了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贝壳家之外，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是相当中庸的自然之友”（Vadil 1999）。皮亚杰使用了太多的拉丁术语，他被视为一个坚守细节的人。皮亚杰对项目做出的贡献、睿智的思想以及表述幽默的会议记录极大地提升了俱乐部的智力水平，并营造了良好的社交氛围。在后来的岁月里，皮亚杰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之后，还常常在讨论问题时说出幽默的话语。譬如，在一次会上，参会的科学家谈到他们三五岁时最早的发现。皮亚杰发言说：“刚才听到大家的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觉得自己肯定是个迟钝的孩子。我发表第一篇科学论文时已经不小于15岁了。”（Zazzo 1988:277）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俱乐部成为皮亚杰的知识家园和社会家园。在那里，他获得了开展科学事业的重要资格。他迫切地加入俱乐部的讨论，还作为俱乐部的部长接管了管理事务。在会议记录中，成员们记载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关于皮亚杰工作和贡献的评述，有时颇带讽喻性意味。

　　瞧瞧皮亚杰！这位身处几个学术社团的成员坐在实验室桌旁，这边是科学式的紊乱，那边也是科学式的紊乱，药水瓶、试管、瓶子、书籍、灰尘和成卷成卷的巨著，一堆一堆乱糟糟地放在那儿。这些科学家不知道要有秩序。在这杂乱的环境里，这位学者弓着身子趴在显微镜上，弯腰盯着一个尚未分类的标本，通宵达旦地写作。他患上了大脑贫血症，像疯子一般地工作，然后在全球的学术、科学和贝壳类期刊上发表著述。（Vadil 1999）

　　这一描述恰如其分地匹配了皮亚杰办公室里他那幅著名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就散落在那杂乱无章堆放着的纸堆里面。

　　自然学家

　　1911年戈代去世不久，皮亚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戈代的遗孀把丈夫的一部分收藏及书籍、显微镜和器皿一起捐赠给了自然之友。皮亚杰拥有这些物品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在公开场合，他俨然以戈代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皮亚杰认为自己有责任完成导师的工作，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奥托·富尔曼接替了戈代的生物学主席职位，但他研究的课题完全不同，关注的是虫类研究。作为俱乐部的荣誉成员，富尔曼支持皮亚杰的研究，准许他有分类标本，帮助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并给他机会接触其他专家。富尔曼还让皮亚杰为戈代的画册写文章，让他接管戈代生前计划编排的哥伦比亚软体动物的目录工作（Piaget 1914/5）。皮亚杰早期著述的核心目的是通过把物种诠释为高级物种的变体，延续戈代因物种变体而致使物种数量减少的研究。皮亚杰以老师的名字命名一种变体，给老师带来了荣誉（Piaget 1913/6:78）。富尔曼主持了1912年接纳皮亚杰进入纳沙特尔自然科学社团的会议，并于1913年12月跟纳沙特尔大学的另一位教授一起介绍皮亚杰进入瑞士动物学社团。正因为如此，1914年，皮亚杰也能够具备加入瑞士自然科学社团的资格。因此，在皮亚杰对自己工作的自传性描述中，下面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说：“1911年，戈代先生去世时，我对这一领域已有足够的涉猎，因此可以无须帮助（这一领域的专家也极少）就能发表一系列关于瑞士、萨瓦、布列塔尼甚至是哥伦比亚软体动物的文章。”（Piaget 1952/1:108）。诚然，皮亚杰所做的工作较为独立，但他文章的发表却要归功于新导师的关系网。

　　富尔曼是日内瓦大学的埃米尔·扬（Emile Yung,1854—1918）的助手，米尔·扬一直是瑞士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在富尔曼的提议下，皮亚杰与埃米尔·扬取得了联系，米尔·扬同意为皮亚杰提供日内瓦湖的深层软体动物。早在1912年9月，皮亚杰就收到了分类标本，扬还主动提出在《贝壳学》（Journal de Conchyliologie）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富尔曼的纳沙特尔大学推荐信来自于莫里斯·贝多（Maurice Bedot,1859—1927），贝多教授担任日内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主任，还是《瑞士动物学评论》（Swiss Zoology Comments）的创刊人。富尔曼把皮亚杰关于阿尔卑斯山软体动物的一篇文章寄给贝多，贝多在回信中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此外，贝多还建议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担任软体动物学的助理职位，并且让他接手戈代计划的关于软体动物的工作，做出瑞士无脊椎动物表，这是贝多编辑的。皮亚杰不得不谢绝了助理的职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您真是太好了，为我提供软体动物学的助理职位，这让我受宠若惊。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个职位，因为我得先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需要三年的时间。”（1912年5月10日信件，藏于让·皮亚杰档案馆）。皮亚杰说，他打算在日内瓦学医。如果他从文法学校毕业时这个职位还空缺的话，他会非常乐意接受。没有其他迹象表明皮亚杰曾经计划去学医，所以这句旨在表示将来打算的话似乎是个策略性诺言。在自传中，皮亚杰把贝多主动提供的职位升级为“他的软体动物收藏品的管理人职位”（Piaget 1952/1:108）。但是，这位文法学校的学生却接手了要他制作表格的事情，因为他发现容易操控这项耗时的任务。皮亚杰跟贝多的通信涉及很多方面，他在日内瓦博物馆工作期间，从这里的图书馆借阅了大量书籍。

　　皮亚杰年仅16岁就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自信态度，这种态度印证了他的雄心、关注点和长期计划。在跟着贝多当了四年学徒之后，皮亚杰掌握了描述软体动物的复杂术语规则。他与富尔曼、扬及贝多的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触许多挑战和资源，他们为他提供了善意的支持。这些方面加上他这种远大的雄心壮志，佐证了皮亚杰为什么尚未毕业就能设法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关于软体动物的文章，而且还跟50多位学者有通信往来，这些学者视他为称职能干的同僚。

　　哲学开端

　　1912年夏天的那个暑假，皮亚杰的教父邀请他去安纳西。皮亚杰感觉跟萨米埃尔·科尔尼（Samuel Cornut,1861—1918）有种亲近感，“这是一位迷恋普遍观念的文人”（Piaget 1959/3:9）。他们在林中散步时常常会讨论很长时间。

　　我对那次来访仍旧怀有一种愉悦的记忆。我们一起散步，还钓了鱼。我寻找软体动物，并写了“安纳西湖的软体动物”一文。但我的教父有个目的，他发现我过于专攻一门，就想教我哲学。在收集软体动物之外的时间，他就教我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Piaget 1952/1:111）

　　科尔尼在力图拓展皮亚杰的兴趣方面极为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皮亚杰就消化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法国讨论最为广泛的哲学家。柏格森断言，“知识理论和生命理论似乎无法分开”（Bergson 1907:IX），在不久的将来，柏格森的这一说法将构成了皮亚杰思想的基础。柏格森认为，真实的现实是生命的溪流，不断地从内部涌流出来，“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无限地创造自身。”（Bergson 1907:7）。这种流动性的驱动原则在柏格森那儿被称为élanvital，即生命力，也是生命不同类型和形式变化多样的根源，其本身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人类智力的目的是自我保存，它形成物质并对之加以计算，从而用于实际的目的。因此，智力的分析性结构仍然而且必定聚集在刻板机械和物质性的东西之上。感官的感知是一连串的静止单一印象，就像电影里叠加在一起的画面一样。因此，现实就其本身而论并不能为智力和科学所进入。当科学声称要衡量时间时，事实上它只能记录一个象征性的“期间”表述，这个“期间”必须依赖直觉构想出来的真实连续性。对柏格森而言，直觉并非某种非理性的东西，而是即时思维的简单行为。“我们并不思考真实时间。但我们在真实时间里过活，因为生命超越智力”（Bergson 1907:46）。生命并不限于因果关系，生命是一个创造性的涌流，不能像机制那样被计算出来。在此刻与下一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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