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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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乐文睿（Arie Y.Lewin）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创新
• 中等收入陷阱
• 经济发展
• 改革开放
• 产业升级
• 技术创新
• 经济转型
• 中国经济
• 发展战略
• 创新驱动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71148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4566

包装：精装

丛书名： IACMR组织与管理书系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768

字数：351000

正文语种：中文（简体）

编辑推荐

　　《中国创新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知名学者论道中国创新难题。

　　紧扣“创新”热点问题，涵盖海内外知名学者观点，提出大量本土对策建议。

内容简介

　　《中国创新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6月，“新兴经济环境下的知识创造和创新的全球化”论坛在中国香港举办，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位学者发表了演讲或参与了会议讨论。会后若干学者在自己演讲的基础上以英文形式写成本书的各个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创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探索中国创新面临的挑战及难题、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乐文睿（Arie Y. Lewin），杜克大学战略和国际商务荣休教授。是国际商务学会的会士，并获得过管理学会开拓者奖和杰出服务奖。

　　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的社区与地区发展教授，也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的高级项目主任。

　　约翰?彼得?穆尔曼（Johann Peter Murmann），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其著作Knowledge and Co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evolution of Firm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获得2004年的熊彼特奖。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目录

审校者序
前言
第1章 中国创新的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Arie Y. LewinMartin KenneyJohann Peter Murmann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创新面临挑战的书？
学者对于中国前景的不同观点
各章内容概览
最后的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第2章 新结构经济学——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及中国经济的未来　　　林毅夫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应用
新结构经济学为其他经济问题提供的启示
中国的增长奇迹还能持续多久？
结论
参考文献

第3章 中国空洞的中心及不可见的社会力量对其繁荣发展计划的影响　Gorden Redding
引言
合作性的作用
中国创新的挑战
结论
参考文献

第4章 中国未来之路：韩国经验的启示　　Michael A.Witt
引言
国家商业体系
当今中国和1980年韩国的商业体系
1980年以来的韩国轨迹
对中国和未来研究的启发
参考文献

第5章 中国产业的创新和技术专业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Keun Lee
引言
为什么创新是衡量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
中国的创新能力
中国的技术专业化
结语
参考文献
第6章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基于技术创新增长的前景展望　　Douglas Fuller
引言
中国过去成功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转折：在中国好政策是如何成为阻碍的
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政策的制度和结构性障碍
对中国未来技术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研究议程：研究中国新方法的一些新启发
结论
参考文献

第7章　改革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以促进创新　刘美娜　黄灿
引言
以专利质量为代价的政策
中国高校的专利活动与技术转让现状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制度的有效性
结论
参考文献

第8章建设中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John Child
引言
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创新之源
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因素及其与中国的关联
政策建议
未来的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第9章　跨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的创新之源
Simon Collinson
引言
国家创新体系和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情境
重组优势作为创新能力的来源
中国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
中国航空航天业的跨国合作伙伴关系
讨论
参考文献

第10章 全球创新：中国企业的优势与挑战　Yves DozKeeley Wilson
中国企业和全球化创新： 挑战传统智慧
优化创新足迹
加强交流和吸收能力
优化合作
研究方向
结论
参考文献

第11章　创新的全球来源及分拆：新兴国家的机遇和挑战　　SilviaMassini　Keren　 Caspin�瞁agner　ElizaChilimoniuk Przezdziecka
引言
创新的全球来源
在全球化创新来源背景下，中国正赶超印度？
对STEM人才需求的在线市场的兴起：解决创新问题和分布性创新人才的平台
结语
参考文献

第12章　超越印度：中国商业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制度障碍　夏卫东　Mary Ann Von Glinow　李英侠
全球外包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和印度：外包产业的发展道路和市场定位
中国商业服务外包发展的制度障碍
政策发展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语
参考文献

第13章　中国企业组织创造力的障碍　张志学　仲为国
引言
中国企业的增长模式
企业领导者的理念
组织创造力的阻碍
中国企业提高组织创造力的实践
培养企业家精神和提高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第14章　中国创造力和创新的制度与文化背景　赵志裕　刘世南　关欣仪
引言
创新的类型
人力资本与制度支持的作用
创新的制度约束
创新的文化约束
结论
参考文献

第15章　重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Rosalie L.Tung
引言
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为何需要重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跨文化管理的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第16章　中国创新的挑战：总结与反思　Arie Y.Lewin　Martin Kenney　Johann Peter Murmann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1章 中国创新的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Arie Y. LewinMartin KenneyJohann Peter Murmann
翻译：刘圣明

摘要：中国的发展模式即将接近极限。世界银行发出警告，认为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意识到必须通过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章将介绍在转变多种可用资源、创造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本章也将介绍在过去40年中，中国是如何从经济上孤立无援的境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本章还列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场景。第一种较为乐观的场景认为，中国能够建立更强大的创新机制并且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第二种比较悲观的场景则认为，在没有巨大变革的情况下，现有的政策和经济制度将会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本章也将介绍国际前沿学者的14篇文章，以此集中地、坦率地讨论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些文章将描绘在个人、企业和整个行业的态度及能力变得更具创新性的过程中，制度、历史、政策、文化和竞争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创新面临挑战的书？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被世界经济孤立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未来有希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认为，从购买力平价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从以农业为主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农业人口也由80%以上减少到30%以下。众所周知，1978年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使之能够流动到自由贸易地区，并因此形成了从事出口的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朴正熙总统时代的韩国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的策略。出口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为基础设施建设、新城市发展、住房以及供应商的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也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并且有一系列要求分享和转移所需要的技术的政策。正如出口不断增加一样，社会对各种新型便利设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一个新型的消费型社会由此诞生了。其结果是在诸如建筑、高速铁路、重型机械、船舶制造、炼钢等行业生成了一批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这也为成熟工业中的高精尖产业能力奠定了基础。
尽管消耗不断增加，但是中国也持续地受益于国内的高储蓄率。储蓄率在1981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三年）大概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这一比例在1988年达到了30%，并且在1988年之后平均达到40%。这种高储蓄率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中国家庭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国有企业减少所带来的政府对医疗、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参与的降低，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百姓已经不能再只是指望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特别是退休后的福利。计划生育政策增加了独生子女照顾年迈父母的负担，也使得他们需要准备退休金。中国的父母也有储蓄的动力，以便使子女在国内或者出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此外，产权制度不完善、金融制度的不健全以及财富投资选择的单一性也使得中国人把钱存在银行中。
不管造成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它都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住房、新城市建设、国有企业发展、太空项目、国家防御等中的投资提供了保障。然而，最近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促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减缓了消费型经济的发展，而消费型经济是有可能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过度依赖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变成终端消费的。
这种危险的快速增长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包括：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留守儿童问题，难以获得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和教育的家庭的产生许多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或者新的经济特区，他们被登记为城市居民却并没有在法律上享有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和教育福利。合法的流动人口在新的城市注册，理应有权享有这些社会收益。，极为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经济变革的过程也导致了资源分配的浪费、突出的过度建设（盲目的道路建设、没有旅客的新机场、空闲的工厂、城市中无人居住的楼房，等等），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居民的随意安置——这些既是财政收入的快速来源，也形成了大面积的腐败。总之，这些因素可能会给将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进行了巨大的投资。1991年，中国的研发费用为150.8亿元人民币（28.3亿美元），约占GDP的0.7%；到2013年，研发费用增长到1.185万亿元人民币（1 914.4亿美元），约占GDP的2.01%。这种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对研究事业的资源投入，同时也得益于每年8%的增长率（World Bank，2015）。因此，从购买力平价上看，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并且有可能超过美国（OECD，2014）。从这里也能明显看出中国政府对增加经济创新能力的承诺（国务院，2006；World Bank，2013）。这些大量的研发投入中74%来自公共经济部门，但是，这些投入能否转化为提高中国经济附加值和生产力的创新值得质疑。
尽管中国的很多研究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级水平，但是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空前的（Fu, 2015）。例如，从技术成就上来看，中国是第一个掌握人造卫星技术（BBC，2003）以及超级计算机的设计和建造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产生了世界级的通信企业。
自从Robert Solow （1957）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被广泛接受（Aghion, David，and Foray，2009; Kim and Nelson，2000; Landau and Rosenberg，1986; Nelson and Romer，1996）。毫无疑问，卡尔·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力”的过程中就已经多次提到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鼓励研发并不意外。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体制并不是有效的。意识到模仿对于国家早期建立先进的经济体系的重要性（Westney，1987），Ashby (1956)的必要差异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创新可以通过新技术的获得或者它在新生态系统中的本地转化进行。在早期，大多数创新依靠“模仿”来作为创造新能力的基础（对于企业层面的探讨，参见Ansari, Fiss, and Zajac，2010）。中国非常善于通过多种方法采纳和模仿技术，比如通过FDI、技术准入以及海外技术的获得等。能否成功地获得和吸收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进入高附加值的科技领域取决于提供必要转化能力的社会技术条件（Cohen and Levinthal，1990; Lewin, Massini,and Peeters，2009）。在现实环境中，存在很多尝试将技术或者更简单的如机器等物资转移到未准备区域的例子。然而，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大部分都彻底失败了，其原因在于缺乏吸收的能力或者技术的鸿沟差距太大（Lee，本书第5章）。因此，任何想通过知识创造和创新来推动增长的经济变革都依赖于先前对人力、组织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如此才能够激发和利用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引擎。
当人们认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达到极限这一观点的时候，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支持经济发展奇迹的两个支柱所发挥的效用正在不断减少，并且已经疲软。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转移已经结束。尽管3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但是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因为年龄、健康和缺乏教育而未能转移的人群（参见Du, Park, and Wang， 2005）。第二，一直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投资率已经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了，因为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导致这一方式的收益在不断降低（甚至可以说没有收益了）。为了保障和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在持续进行高压反腐（尽量减少公众的参与）以及急切地希望保持发展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困境非常令人烦恼。中国过去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向民主化制度转变的必要性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权力：在官方看来，中国大陆不适合去效仿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样民主化转化的案例。面对资本主义民主化改革的倡议，中国过去3 000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67年的执政表明，中国人民知道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下生存的必要性。猛然向资本主义改革可能会重蹈1991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下苏维埃政权崩溃的覆辙。因此，虽然1978年后对采取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特别是混合了政府驱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方式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政府制度的改革一直备受争议。事实上，林毅夫(本书第2章)提倡的政策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产业的附加值。相似地，阿里巴巴、百度、网易、新浪、搜狐、腾讯和小米这些企业的崛起也标志着信息服务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拥有除美国之外最成功的互联网生态系统。然而，在很多互联网相关的行业，中国政府都不对国际市场开放。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有着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预示着中国可能成功具备创新和创业能力，而这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很明显，中国渴望——事实上也坚信——自己能够形成创新型经济。自2005年以来，中国在国内研发上的投入激增，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从2005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 578亿美元）。但是，正如许多政府官员意识到的那样，中国必须消除很多现存的限制创新和创新发展的政策，同时转变目前以大学为主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教学和研究的现状（World Bank，2013）。

学者对于中国前景的不同观点
学者对于中国在一党执政的体系中实现知识型和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度有不同的看法。
乐观的观点
乐观的观点可以参见林毅夫撰写的本书第2章的内容。中国有着悠久的创新发明历史，毫无疑问中国人民也具有创新性。在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在璀璨的众多发明中，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要领先西方一个多世纪（Needham，1954）。13、14、15世纪仰慕中国科学技术的像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旅行者们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据。然而，Gordon Redding（本书第3章）指出，这种几个世纪的领先也伴随着之后几个世纪的停滞不前。但是，林毅夫认为，自从1978年邓小平（虽然没有正式头衔但是事实上的领导者）主导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具备创新的能力（参见Breznitz and Murphree，2011）。与过去讨论中国能否变得具有创新性相比，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能够变得多么具有创新性。更直白地说，中国能走多远？
很多方法能够衡量创新。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专利数量（详细的讨论参见本书第7章）。如图1.1所示，中国大陆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注册的专利数大幅增加，这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开始时的增长模式非常相似。对于中国来说，这种专利增长能否继续保持尚不确定，但是中国专利数量的大幅增加为乐观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中国已经意识到发展和建立以创新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重要性。最近，李克强总理重申了这一国家层面的优先考虑，他呼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并且认为创新是中国发展的“金钥匙”。他强调了重点科技领域突破的必要性，以及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类的商业活动并且把聪明才智转化为生产力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强调中国必须通过扫除“阻碍创新创业的障碍”来为这些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大学的升级。第一所现代西方大学建立于19世纪90年代。在1911年大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国民党统治的新政府将学习科学知识作为优先考虑，并且把中国学生送到美国和日本（Hayhoe，1989）。
在掌握更大的权力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中国科学院主攻基础研究，很多研究机构承担应用类研究项目，而大学主要负责教学和培养人才（Liu and White，2001）。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整个教育格局，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院而言。如本书中很多章节所指出的，在1978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中国开始由邓小平领导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仅仅落后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落后于周围的“亚洲四小龙”。之后，一系列鼓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中国全面科学技术进步的政策开始颁布。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认为科学研究和产业需求之间的连接薄弱，并采取了新的政策去鼓励中国科研机构致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Chen and Kenney，2007）。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国家财政危机使得大学预算大幅减少。但是，90年代，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扩建的大环境下，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科研基金大幅增加，特别是通过1998年开始的“985”项目，主要围绕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对入选的学校进行重点研究资助（增长趋势见图1.2）。关于“985”项目对高校研究发表影响的探讨，参见Zhang、Patton和Kenney(2013)。这也反映在2006年国务院认定的16个国家科学工程项目中。每一个项目都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问题，对中国经济、国防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2004—2013年，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花费总体上平均每年增长18.9%—20.55%——分开看的话，9年中研发经费翻了将近5倍。
研究基金的增长可以从中国学术成果的发表中反映出来。学术成果发表的增长如图1.3所示。国内学术成果发表大幅增加持续到2009年，但是之后开始变得水平化了，因为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转为鼓励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这可以从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工程技术文献索引(EI)中发表的文章看出。由于国际期刊有着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因此被引频次的增加是反映中国科研能力在质量和科学相关性上有所提高的一个有效指标。
如刘美娜和黄灿在本书第7章中所展示的，大学专利数量已经大幅增加。然而，这其中大部分的专利价值很低或者说毫无价值。增加的专利大部分是迫于政府结果导向的压力以及为了获得奖励而进行的，并不具有特别大的科学或者技术意义。大学的技术转让也有很多缺点，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缺乏高质量的和商业相关的研究，以及中国企业自身缺乏吸收能力（Chen et al.，2015）。当然，专利和许可只是研究型大学为创造创新型经济所做的全部贡献中的一小部分。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大学的研发在数量和总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这些研究能够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之前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世界级科研项目也培养了一批具有科研能力的骨干人才，这也间接地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风投资金的增加。自2008年之后，中国已经有世界第二大的风险投资（VC）市场，并且在2000年之后，中国风险投资企业在美国注册的数量要远多于其他国家（参见Jin, Patton and Kenney，2015）。Douglas Fuller(本书第6章)指出，相比于在中国的外资风险投资企业，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企业很大程度上更不愿意投资初创期的企业，它们更希望进行较为安全的晚期投资（参见本书第7章）。Fuller指出，即使还存在很多阻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国内外投资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之一。
国内风险投资金融生态的活跃也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本国电信和互联网产业、免于与外部竞争的措施。中国大部分的电子和互联网市场都严格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这也为本国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种保护措施积极的一面是有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创业生态体系。但是，除了少数的视频游戏制造商之外，中国互联网企业很少有成功国际化的。因此，中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尽管非常庞大，也是非常独立的；尽管在国内市场非常成功，但是却缺乏国外影响力。我们不确定这种关注内部的方式在未来能否形成有世界竞争力的风险投资金融技术或者新的商业模式，但是从最近混乱的股票市场来看，未来的风险投资市场前景堪忧。
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有很多机会和优势，我们此处列出最重要的几点。
市场规模。对于之前全球创新的领导者而言，国内市场的大小非常重要。19世纪末的殖民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开辟新市场（Hobson，1902; Lenin，1916）。当然，中国是殖民活动的受害者，这也是对之前的殖民者抱有敌意的一个根源。海外市场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国内消费和生产市场同样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出口总量从只占GDP的8��9%增长到2006年惊人的35%，在此之后于2014年回落到22��6%。这并不是说出口在总量上下降了，而是因为国内市场增长得更快。
如Yves Doz和Keeley Wilson（本书第10章）所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从2010年开始，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尽管这一数字从2015年开始下滑。2013年，中国卖出了2 300万辆汽车，这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Hirsch，2015）。手机销售也是如此：即使销售量缓慢下降，2014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手机占到了全球销售总量的近1/3（Kharpal，2015）。在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行业都重复着汽车及手机的销售情况，例如互联网、电脑、太阳能电池、家用电器以及一些制造产品如机床和建筑设备。中国对很多行业来说也是支柱性市场，例如因为有着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中国市场对于医药行业也尤为重要。
即使国内市场在不断扩大，它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消费者接受低质量的、廉价的商品，但是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设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Doz and Wilson,本书第10章)。例如，苹果企业目前在美国之外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Popper，2015）。中国人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也扩展到电子产品、化妆品、食品等一系列产品上。这种对高质量产品和满足更多消费者选择的需求为中国制造商提供了宝贵的升级与获得市场的机会。因此，中国制造在未来的发展也将走上康庄大道。
科学技术人员。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教育系统以及对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强调（增加大学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意味着中国建立了庞大的STEM人员队伍。如图1.4和图1.5所示，STEM毕业生数量非常多，并且增长速度也远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本书第11章所述，虽然对STEM本科和博士毕业生的质量一直有争议，但是，从美国大学愿意接受大量的中国学生进行深造这一点来看，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无疑有着非常高的质量。这表明，中国很可能为各行各业提供科技人才。然而，对工程师聪明才智的干扰政策让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工程师的创新性到底如何、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度分析著作的简介： 《涅槃与转型：全球化新格局下的经济重塑》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宏大的全球视野和精微的本土洞察，聚焦于21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尤其侧重于探究大型新兴经济体在面对地缘政治重塑、技术范式革命以及内部结构性矛盾叠加时所经历的复杂转型过程。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增长速度的表象，而是深入剖析驱动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 第一部分：全球化的再定义与“内向型”循环的构建 在全球化逻辑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背景下，传统依赖外部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首先系统梳理了逆全球化浪潮的深层动因，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以及技术主权的竞争。在此宏观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如何从“世界工厂”的外部驱动角色，转向构建以国内大市场为核心的“内向型”经济循环。 书中详尽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变化，并引入了“有效需求韧性指数”的概念，量化评估了内需市场的稳定性和扩张潜力。通过对城市群、都市圈以及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案例研究，本书揭示了在外部需求疲软时，如何通过精准的、前瞻性的公共投资来激活长期需求，而非简单的短期刺激。特别指出，新型城镇化不应仅仅是人口的转移，而应是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耦合，这是维持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二部分：产业链的韧性与“硬科技”的战略纵深 技术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本书深入剖析了技术扩散的非对称性，以及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认为，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创新模式，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时显得脆弱。因此，国家战略的介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化，以及基础研究的长期主义投入变得至关重要。 本书的重点章节聚焦于半导体、新材料、高端制造装备等“硬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态势。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在技术生态系统建设上的差异，我们提出了“生态系统平衡策略”——即一个国家不仅要追求在核心部件上的突破，更要建立起能够快速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程化能力和标准化体系。书中对新兴经济体在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经验曲线陷阱”和“人才断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通过设立长期、稳定的研发资助机制来规避短期市场波动的建议。 第三部分：要素禀赋的重塑与绿色转型的双重红利 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尤其是对廉价劳动力和高能耗的依赖——已到达边际效用递减的临界点。本书强调，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要素禀赋的重塑”之上。这包括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教育与技能的深度匹配）、资本的效率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以及对环境资本的内生价值重估。 “双碳”目标不仅是环境议程，更是重塑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机遇。本书详细分析了能源结构的转型如何倒逼传统产业升级、催生新兴产业集群。通过对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的产业链演进进行跟踪，本书展示了如何通过政策引导、碳定价机制和技术迭代，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协同增效。重点讨论了绿色金融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碳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避免在转型过程中形成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强调了“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的社会维度。 第四部分：深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与制度红利的再释放 任何经济体在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增长的瓶颈往往不再是技术或资本，而是制度效率。本书认为，深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挑战在于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我们考察了国有企业改革在提升资产周转率和市场响应速度方面的瓶颈，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引入差异化激励机制来激活存量资产的潜力。同时，本书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审视，探讨了如何从“唯GDP论”的考核体系，转向更侧重于创新产出、环境质量和民生福祉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期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外，书中还专题讨论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建立，认为这是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抓手，并对数据确权、流通和安全保护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前瞻性思考。 总结： 《涅槃与转型：全球化新格局下的经济重塑》旨在为理解当代大型经济体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它不是对过去成就的简单回顾，而是对未来道路的审慎预判，强调在不确定性中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重塑要素禀赋和强化战略科技投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本书为政策制定者、经济学者和关注全球经济走向的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和严谨的论证。

评分☆☆☆☆☆

看到《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书名，我就忍不住想深入了解一番。我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一直有很深的关注，因为它触及了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痛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正是许多人讨论是否会面临这一挑战的关键时期。而“创新”，在我看来，是中国能否顺利跨越的关键所在。这本书的标题直接点出了核心问题，让我对内容充满了好奇。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剖析中国在创新领域所面临的真实挑战，这可能包括技术研发的瓶颈，例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尤其是顶尖科技人才的短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动力受挫；还有创新文化和创新体制的建设，比如如何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制度障碍。同时，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让我期待它能提供具体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方向。我希望书中能展示中国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本书，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评分☆☆☆☆☆

读到《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书名，我脑海里 immediately 浮现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讨论。作为一名关注宏观经济的读者，我清楚地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加剧，国家就可能陷入停滞。而中国，正站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这本书的标题直指“中国创新的挑战”，这让我觉得它非常切合时宜。我猜测，书中会详细分析中国在创新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因素，例如，技术瓶颈、人才短缺、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环节、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等。但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宏大目标，这就意味着本书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挑战的罗列，而是会深入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建议，比如，中国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等等。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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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让我觉得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我一直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它就像一个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令人瞩目，但也正因此，如何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就显得尤为关键。这本书的标题直接点出了核心问题——“中国创新的挑战”，这让我充满了好奇。创新，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引擎，但创新并非易事，它需要技术突破、制度保障、人才培养以及风险承担等多方面的支撑。我特别想知道，书中会如何深入剖析中国在创新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具体挑战，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基础研究薄弱、产学研结合不畅、创新文化缺失等等。同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设定，也预示着本书将不仅仅停留在问题的分析层面，更会着力于探讨实现跨越的路径和策略。这或许会涉及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化以及社会公平的促进等方面。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蓝图，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挑战，并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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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称《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动态的普通读者，我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依靠低成本和大规模生产的模式似乎正在面临瓶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就像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平台期”，一旦无法有效突破，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案例，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本书既然聚焦于“中国创新的挑战”，我猜想它会非常深入地探讨创新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核心地位。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一种体制机制的变革。我尤其好奇，书中会如何解读中国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不同维度上面临的独特挑战，例如，在高科技领域如何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在体制机制上又有哪些障碍阻碍着创新活力的释放？我希望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潜能，从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强国”转变的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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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张力，让我立刻联想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种既充满希望又暗藏风险的复杂局面。我总觉得，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会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能否顺利跨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突破。这本书的标题直接点明了这一核心矛盾，让我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特别想知道，书中会如何具体地阐述“创新”在中国经济语境下的多重含义。它可能不仅仅指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文化创新的方方面面。对于“挑战”，我更是充满了好奇，这其中必然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的困境、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体系性问题等等。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宏大的目标，则暗示了本书会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战略思考。我期待它能为我揭示中国如何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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