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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著，徐向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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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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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01975297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9143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8

字数：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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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某一个时刻，我们会自然地想到关于自我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与世界关系的问题等，这时候，我们就天然地成了哲学家。

　　本书就是为想要思考这些大问题的人而撰写，但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导论。它不仅向我们介绍了自哲学诞生以来困扰许多思想家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历程，而且给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以及开放的结论。它既向我们展示了哲学思考和哲学方法，也向我们描绘了哲学的本质和魅力。

　　哲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枯燥无味的分析和论证，因为后者至多是哲学思考的工具。哲学应当与我们自己对如何生活的思考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门思想的艺术，成为哲学家就意味着学会恰当地进行思考。

作者简介

　　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英国杰出的分析哲学家，在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元伦理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致力于哲学普及。目前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特聘研究教授，1969—1989年任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导师。已出版作品包括《展开语词》（Spreading　the　Word，1984）、《准实在论论文集》（Essays　in　Quasi-Realism，1993）、《牛津哲学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94）、《支配性的激情》（Ruling　Passions，1998）、《真理》（Truth，1999，与基思·西蒙斯合著）、《向善》（Being　Good，2001）、《贪婪》（Lust，2004）、《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s　Republic，2006）、《如何阅读休谟》（How　to　Read　Hume，2008）等。1984—1990年任《心灵》（Mind）杂志主编。

译者简介

　　徐向东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2002年2月至2012年10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论、形而上学、早期现代哲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已出版多部专著和译著。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导论

本书是为想要思考大问题的人而撰写，这些问题包括知识、理性、真理、心灵、自由、命运、同一性、上帝、善、正义。它们不是专家的秘密领域，而是人人都会自然地感到好奇的东西，因为它们构造了我们思考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的方式。它们也是思想家们有话可说的东西。在本书中，我试图引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会介绍思想家们势必对它们提出的一些说法。如果读者已经吸收了本书的内容，他们想必就会对这些论题有更好的把握，就应该可以满怀喜悦、用合理的理解来阅读很多若非如此就会令人感到气馁的主要的思想家。

“哲学”这个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含义：不切实际、不谙世故、不可思议。我想，当某人天真地问我们，作为哲学家和研习哲学的学生，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困窘的时刻。在自我介绍时，我喜欢说我做的是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因为，就像工程师研究物质事物的结构一样，哲学家研究的是思想的结构。理解思想的结构要求弄明白各部分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相互联系，意味着知道假如变化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往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分析形成我们世界观的结构时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的思想观念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精神家园。我们可能最终会为我们已经建造的结构而自豪，但也有可能会相信它们需要拆除或重建。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它们是什么。

本书自成一体，不预设读者有任何其他思想资源。不过，你可以进行补充，例如，可以配合我经常引用的一些基本原典来阅读本书。这些文本，例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贝克莱的《对话三篇》、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或者《自然宗教对话录》，都很容易找到。但是，即便没有这些文本在手，单独阅读本书也不错。在读完本书后，你就有了思想准备，因此就应该拾起这些经典文献以及其他东西，比如说逻辑文本或伦理著作。

我们要思考什么？

每个人可能都会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我是谁？意识是什么？身体死亡后我还能不能幸存下来？我是否可以确信其他人的经验和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假若我能分享其他人的经验，我是不是可以与他们交流？我们是不是总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行动？我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傀儡，被预先编好了程序去做我以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做的事情？

也有关于世界的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过去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果关系总是从过去奔向未来，或者，未来可能会影响过去的想法是不是讲得通？为什么自然用一种有规律的方式运行？世界预设了一个创造者吗？若是那样，我们能够理解他（她或他们）为何创造了世界吗？

最终，还有关于我们自己和世界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如何确信世界确实就是我们认为它是的那个样子？知识是什么，我们又有多少知识？一个学科领域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成为一门科学？（心理分析是科学吗？经济学呢？）我们怎么知道诸如数之类的抽象对象？我们如何了解价值和责任？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件很怪异的事情：它们不仅初看之下很令人困惑，而且也公然抵制简单的解决过程。假如某人问我何时涨潮，我知道怎么去寻找答案。我可以去查阅有权威的潮汐表。我可能大概知道潮汐是如何发生的。假若所有其他尝试都失败了，我还可以亲自去测量大海的涨落。这样一个问题取决于经验，是一个经验问题。它可以用公认的方法来解决，其中涉及观察和测量，或者运用得到了经验检验、被发现行之有效的规则。然而，前面几段话中的问题并不像这样，似乎要求更多的反思。我们不是一下子就知道去哪里寻求答案。我们可能会觉得，在问这些问题时，我们不是很明白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如何才算得到了答案。比如说，什么东西会向我表明我到底是不是傀儡、被编好了程序去做我信以为自己自由地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问问脑科学领域的专家吗？他们怎么知道要去寻求什么呢？他们如何知道自己何时发现了答案呢？想象一下“神经科学家发现人不是傀儡”这个标题。怎么发现呢？

那么，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一言以蔽之，自我反思。人有坚持不懈地反思自己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出于习惯而做某事，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反思习惯。我们可以习惯性地思考，然后反思自己在思考什么。我们自问（有时候别人也会问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为了得出答案，我们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立场，反思自己对我们所说的东西的理解，反思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权威的来源。我们可能会开始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可能想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客观上”正确的，抑或只是我们自己的视角即我们“把握”了某个境况的结果。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就碰到了知识、客观性、真理之类的范畴，我们可能想思考它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反思自己通常使用的概念、方法和信念。我们是在看待思想的脚手架，是在从事概念工程。

甚至在相当正常的讨论中，也可以出现反思的时刻。例如，在某个时刻，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要去问“客观性”“证据”乃至“真理”在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宇宙学家必须暂停解决某些含有字母t的方程，去追问（举个例子）时间的流动、时间的方向、时间的开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了哲学家，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开始做一件既可以做得好也可以做得差的事情。关键在于做得好。

如何学习哲学？更好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思想技能？这里所说的思想包括对思想的基本结构的关注。这件事也可以做得好或做得差，做得聪明或做得笨拙。但是，做好这件事并非首先在于获得一套知识，倒是更像弹好钢琴，实践知识（knowing how）和事实知识（knowing that）都需要。古典世界中最著名的哲学人物，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并不以自己有了多少知识而自豪。恰恰相反，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世上只有他知道自己是知道得多么少（又是反思得多么少）。假如我们要对他的成功做个评估（这方面的评估各不相同）的话，他擅长的事情莫过于揭露其他人的知识主张的弊病。恰当地处理思想就在于能够避免混乱、发现含混、每次记住某些事情、做出可靠论证、意识到可能的取舍等。

总结一下：我们的思想观念就好似我们用来看待世界的透镜。在哲学中，透镜本身就是一项研究主题。成功并不在于你最终知道多少，而在于当知识的历程变得艰难时——在争论浮上水面、混乱爆发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成功仍然意味着认真对待观念的含义。

反思的意义何在？

这样说好极了，但是，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反思的意义何在？反思不会让世上的事情取得积极成效。反思并不烘焙面包或驾驶飞机。为何不干脆将需要反思的问题抛在脑后、继续干其他事？我将概述三种回答：高端立场、中间立场和低端立场。

高端立场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策略，因为它要求上升到某个反思层次，要求追问如下问题：在问反思有什么意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反思并不烘焙面包，但是这样的话，建筑、音乐、艺术、历史、文学也不烘焙面包。我们不过是想理解自己而已。我们是为了理解自己而想这样做，正如一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是为了理解宇宙的开始而想这样做，一位纯数学家是为了理解集合论而想这样做，一位音乐家是为了解决和声或对位法中的问题而想这样做。这里不会有对任何实际应用的关注。实际上，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维持生计，例如养更多的猪、买更多的土地等，于是我们就能养更多的猪、买更多的土地等。我们从这些日常事务中抽出的时间，不管是用于钻研数学还是欣赏音乐，不管是用于阅读柏拉图还是阅读简·奥斯丁，都是要倍加珍惜的时间，是我们宠爱自己精神健康的时间。就像身体健康一样，精神健康本身就是好东西。而且，最终有一种可以用快乐来衡量的报酬。当身体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我们在体力锻炼上就获得了快乐；当精神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我们在智力训练上就获得了愉悦。

这是一种干净利索的回答。其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可能只是对那些已经半信半疑的人——不是用一种很有闯劲儿的口吻来追问原始问题的那些人——才有吸引力。

于是就有了一种中间立场回答。反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实践相连续。你怎么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会影响你如何做它或者是否在根本上做它。这种思考可以指导你的研究，或者你对那些用不同方式来行事的人的态度，抑或实际上可以指导你的全部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在经过反思后你相信一种死后的生活，你可能就会准备面对一些烦恼，而假若你确信（就像很多哲学家那样）这个概念毫无意义，你就不会面对这些烦恼。宿命论（即这样一个信念：不管我们做什么，未来都是准备好的）是一个纯粹的哲学信念，却是一个可以麻痹行动的信念。用一种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式来说，在一个社会中，当某些阶层的成员被给予了一种低级地位时，宿命论就可以表达对这种地位的默许，而且，这可能就是拥有高级地位、大肆鼓吹宿命论的人所得到的回报。

让我们考虑一些在西方世界更为流行的例子。在反思人性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在根本上是完全自私的。我们只寻求自身的利益，实际上从不关心他人。表面上的关切掩饰了未来的好处。社会科学中领先的范式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经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今，假如人们最终认为我们向来如此，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同。他们变得不太信任、不太合作、更加多疑。这种态度改变了他们互动的方式，他们会招致各种损失。他们会发现更难实施合作经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无法实施：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令人难忘的说法来说，他们可能会陷入“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无法动弹。在市场上，他们总要当心以防上当受骗，因此就会招致沉重的交易成本。如果我的态度是“口头协议不配将它写上去的那张纸”，我就不得不雇律师来设计含有处罚条款的协议；如果除了用钱来塞满律师的腰包外我不会信任律师，那么我就不得不让其他律师来核实协议，等等。但是，这一切可能都是立足于一个哲学错误：用一套错误范畴来看待人的动机并因此而误解了其本质。也许人们能够彼此照应，或者至少可以留心一下自己的行为或遵守自己的诺言。也许，假如有一种更加乐观的自我形象摆在桌上，人们就能学会以此来生活，就会生活得更好。因此，这一点儿思考，即澄清用来理解人类动机的正确范畴，就是一项重要的实践任务。它不限于理论研究，而是可以从理论研究中迸发出来。

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例子。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反思了我们究竟是怎么知道运动的。他认识到，我们如何感知运动这件事情是透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认为事物在运动，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如何被安置的，特别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运动。（在列车或飞机上，我们往往会发生错觉，认为旁边的列车或飞机好像在离开，只是在我们自己感觉到了震动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正是我们在运动。不过，在哥白尼时代，日常的例子并不多见。）因此，之所以会出现恒星和行星的视运动，并不是因为它们看似在运动，而是因为我们观察者在运动。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在这里，对知识本质的反思［哲学家称之为知识论，而“epistemology（知识论）”这个词就来自古希腊语“episteme”，意为“知识”］产生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飞跃。爱因斯坦曾经反思我们怎么知道两个事件是不是同时发生，这一反思也具有同样的结构。他认识到，测量结果取决于：与我们正在计时的事件相比，我们当时是如何运动的。这个想法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产生（而且，爱因斯坦自己承认以往哲学家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他们促使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样一种测量在认识论上的复杂性）。

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很多人在思考心灵和身体时都会碰到的一个哲学难题。很多人将心灵和身体设想为严格分离的不同事物。这好像是可靠的常识，但它可以用极为狡猾的方式对实践产生影响。比如说，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很难明白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于是，医生就会发现，按照精神或心理原因来治疗身体状况的做法几乎必然会失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一件事情：对某人心灵的介入怎么可能在作为其身体的复杂物理系统上引起某种变化。好科学毕竟会告诉我们，物理原因有物理结果，化学原因有化学结果。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不需要用经验研究来获得的先验的确定性：一种治疗（例如，药物和电击）必定是“正确的”，其他治疗（例如，人道地对待病人、商议、分析）必定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不可靠的，注定会失败。但是，这种确定性不是以科学为前提，而是以一种假哲学为前提。对心灵和身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更好的哲学理解改变了这种观念。这样一种理解应该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果心灵和身体确实发生了相互作用，那么其中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例如，想起某事（这是一个精神事件）会让人脸红（这是一个物理事件），这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事实。想到某个未来的危险可以引起各种身体变化：心脏怦怦跳动、拳头紧握、内脏收缩。通过外推，想必也不难理解一种精神状态怎么影响一种物理状态，例如，一种快乐的乐观主义怎么影响身体斑点的消除，甚或影响某种癌症的缓解。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经验事实。有人不经经验研究就确定地断言它们不可能发生，但事实表明，这种确定性本身就依赖对思想结构的糟糕理解，或者换句话说，依赖坏的哲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科学的。这个认识可以改变医疗的态度和实践，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

于是，中间立场回答就提醒我们，反思与实践是连续的，我们的实践可以随着反思的价值而变好或变坏。就像房屋一样，一种思想体系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东西，而且，假如我们的思想房屋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我们就需要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结构。

低端立场回答只是略微改进了这一点，但这种改进不是与经济学或物理学之类的精密学科相联系，而是下降到了人类生活在其中显得不甚优雅的地下室。西班牙画家戈雅（Goya）创作了一系列蚀刻讽刺作品。其中有幅作品称为“理性的沉睡产生了怪物”。戈雅相信人类的诸多蠢事都来自“理性的沉睡”。总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想要什么，他们将如何证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坚定的信仰可以传染，一些人可以让其他人几乎确信一切。我们往往情愿相信我们的方式、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政治好于他们的，或者我们的上帝赋予的权利胜过他们的，又或我们的利益要求对他们采取防御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攻击。到头来，人们正是因为思想观念而相互杀害。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其他人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谁、我们的利益或权利要求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思想观念，而正是这些思想观念让我们大动干戈，或者压制其他有良知的人，甚至有时候默许其他人镇压我们。当这些信念要求理性沉睡时，批判性的唤醒就是解毒剂。反思能够让我们后退一步，弄明白我们看待某个境况的视角有没有可能受到了歪曲或是否盲目，或者至少让我们弄明白有没有什么论证支持我们所偏爱的方式，抑或我们的视角到底是不是主观的。恰当地做这件事就是在从事一部分概念工程。

既然无法提前断言反思会通向何处，反思就可以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就总有一些反对反思的想法。哲学问题令很多人为难，甚至感到愤慨。一些人担心，一旦他们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观念就不会随便经受考验。其他人可能想坚持“身份的政治”，也就是说，将自己认定为某个传统、某个群体或者某个民族身份或种族身份，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同，他们就会无视对其生活方式进行质疑的圈外人。他们会置批评于不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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