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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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殷,陈可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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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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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ISBN:9787513241069
版次:1
商品编码:1207506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9
字数:34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为《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之一。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分为6章。首章为源流概述,第二章从儒学的“道中庸”、“谨孝道”、施“仁术”、“乐从和”与“以致用”诸方面探讨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第三章从“太极图说”“遏欲存理”“气化”理论和“格物致知”等角度谈儒学与中医理论的关系;第四章在儒医考辨基础上介绍了历史上著名的49位儒医;第五章从清代朴学的今古文之争探析近代中西医汇通的背景;最后,从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展望了中医学的传承与创新愿景。

作者简介

  林殷(1956-),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康复系主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保健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传统养生康复的理论及应用研究,相关著述有《国学举要·医卷》《养生康复基本技能实训教材》《当前若干养生热点问题的辨析》《古今药膳名称考》等。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及终身研究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及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源流概述
第一节 先秦孔学与中医学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中医学
第三节 隋唐思潮与中医学
第四节 宋明理学与中医学
第五节 清代朴学与中医学
第六节 近代儒学与中医学

第二章 儒家文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传统医学体系——“道中庸”
一、“致中和”的多元文化史观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执两用中”的矛盾和谐观与中医学的阴阳平衡论
三、“叩其两端”“和而不同”的辩证法与中医学的辨证施治
四、“发而中节”的方法论与中医学的适度原则
第二节 传统老年医学——“谨孝道”
一、注重自幼防老,力求尽终天年
一、注重现实生活,着眼日常起居
三、注重道德修养,强调养性防老
四、举孝廉与割股疗亲对老年医学的影响
第三节 传统医学伦理——施“仁术”
一、“仁术”与医术
一、“仁术”与中国古代堕胎术
三、“仁术”与仁者之医德
四、“仁术”与仁者之学问
五、“仁术”与仁者之诚信
六、“仁术”与医家之“内省”与“慎独”
七、“医家十要”与“病家十要”
第四节 传统音乐治疗——“乐从和”
一、儒家“礼乐”传统与“五礼”“六乐”考
一、“乐”“音”“声”考
三、“樂”即“藥”与“檠”通“瘵”
四、《礼记·乐记》中的“礼”与“樂”
五、“乐从和”与“和乐”的标准
六、五音通五脏可调七情致身心和
第五节 传统医学特征——“以致用”
一、儒学实用理性考
……

第三章 儒家文化与中医理论的联系
第四章 历史上的著名儒医
第五章 儒学今古文之争的最后波澜与近代中医学
第六章 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医学的传承与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时期流行的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由儒、释、道相互融合而产生,其原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反对。汉儒治经,偏重考据注疏、名物训诂,唐儒治经则上承汉儒。孔颖达《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其流弊导致群儒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了思想界的活力。宋儒奋起,大破汉唐“传注”,以“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压,形成了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
  北宋周敦颐(1017-1073)首先建立了融合儒道的一家之言,史称“濂学”。王安石(1021-1086)编撰《三经新义》,号为“新学”。张载(1020-1077)讲学关中,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讲学洛阳,都提出了比较详密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关”“洛”之学;加上以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
  南宋以后,理学分为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朱熹(1130-1200)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发挥程颐思想,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理学发展成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南宋陆九渊(1139-1193)和明代王守仁(1472-1529),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22)和“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守仁《传习录上·语录一》)的命题,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以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相抗衡。因陆九渊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故后人称此派为“心学”。
  宋儒不受汉唐训诂的束缚,从理论上另有新解,开启以己意解经之风,对于先秦儒家义理的领悟实较汉唐诸儒前进一步,但其训诂有时陷于武断,无论朱、陆都比较偏重“道德性命”问题,对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研究较少。于是,此期出现了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的事功之学,对理学有所批评。
  经历南宋、元代到明初,朱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定为国是,设科取士非朱熹之说不用。朱学列为官学的同时,陆九渊、王守仁之心学在民间流行。与朱熹、陆王两家不同的,还有推崇张载学说以“气”为最高实体的思想家,如明代罗钦顺(1465-1547)、王廷相(1474-1544)、唐鹤征(1538-1619)等人,形成了比较重视实际的儒家新学派。但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和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发展有积极作用。
  总之,宋明理学以恢复所谓儒家道统自诩,融会佛、道,将儒家伦理学说概括、升华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吸取当时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成果,成为有辩证思维的新儒学。
  中医学至北宋以后也新说肇兴。《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此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医生职业自宋以后,由草泽铃医移于儒家士大夫.故治学风气也随儒学转移,而其变化必与儒学发展错后-步;二是从医家诸学说的发展规模、影响范围而言,就新说出现的契机论,实始自北宋,至金元而大盛。
  北宋哲宗时(1086-1100),太医刘温舒据唐代王冰注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言运气之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象数》中也提及“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其后,寇宗爽撰《本草衍义》(1116),始论及运气。使运气真正成为医学新理的一部分者是金代刘完素(1120-1200)。
  ……

前言/序言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一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_一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思无邪,知济世:儒风涵养下的生命智慧与健康之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与中医学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又相互辉映,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与生命保障。本书旨在探索这两大瑰宝的深层联结,揭示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如何渗透并塑造了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诊疗理念乃至养生实践,以及中医学作为一种生命科学,如何体现并丰富了儒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损益相济”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儒家经典与中医学理论的表面联系,而是深入剖析其内在逻辑和精神内核。我们将从儒家的“诚意正心”出发,探讨其如何引导医者修身养性,达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警示,从而强调医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对于治病救人的重要性。医者不仅是技能的传递者,更是道德的楷模,其“仁心仁术”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 进一步,本书将审视儒家“礼”的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这里的“礼”并非僵化的礼节,而是指一种合乎自然秩序、合乎人伦道德的行为规范。例如,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诊疗过程中的“慎独”精神,以及医患之间的“君臣父子”般的和谐关系,都无不蕴含着儒家“礼”的智慧。这种“礼”的精神,要求医者在面对疾病时,既要精益求精,又要心存敬畏,始终将患者的安危放在首位。 “智”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书将深入探讨中医学认识世界、认识疾病的独特认知框架,例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理论等,是如何建立在对自然现象深刻观察和理性思辨基础之上的。这种“智”并非枯燥的知识堆砌,而是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求,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洞察,以及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医者需要具备“辨证论治”的智慧,根据具体病情、个体体质,灵活运用各种治疗手段,而非千篇一律。 “信”在儒家与中医学中同样不可或缺。医者的诚信,是赢得患者信任的基石。本书将阐述医者如何通过诚实告知病情、认真负责地治疗,以及保守病家秘密等行为,践行儒家“信”的原则。同时,中医学本身也建立在长期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的“信”的基础上,其理论体系的可靠性、治疗方法的有效性,都经过了历史的检验。 本书还将重点关注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个体的健康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因此,中医学的养生之道,并非仅仅关注身体的物质层面,更强调精神情志的调养,以及顺应四时变化、调和社会关系。例如,“食医同源”的思想,便是对饮食文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而“情志致病”的理论,更是突出了精神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这与儒家强调的“修身养性,正心诚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本书还将探讨儒家“中庸”之道在疾病治疗与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不偏不倚,过犹不及,是中医学治疗的基本原则。无论是药物的使用、针灸的刺激,还是饮食的调理,都讲究适度,避免过度或不足,以求达到最佳的疗效和养生效果。这种“中庸”的智慧,也体现在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的社会伦理观中,鼓励个体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同时,与他人和谐相处,从而减少因人际冲突带来的精神压力,有利于身心健康。 本书还将触及儒家“损益”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在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时,中医学常采用“损其有余,补其不足”的治疗思路,旨在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和脏腑功能。这种思路与儒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既要看到过剩之处,又要关注不足之处,力求达到整体的平衡与协调,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本书的每一部分都将引证经典,结合具体的历史史实和医学案例,力求生动、翔实、富有说服力。我们希望通过对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的深入解读,不仅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智慧,更能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指导自己的健康生活,提升生命的品质。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文化与医学的书籍,更是一次关于如何安身立命、颐养天年的人生探索。我们期待本书能引发读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健康的深度思考,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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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一开始对于这本书的期望值是有些保留的,毕竟“文化”与“医学”这两个词语的结合,总会让人觉得有学术上的门槛。我担心它会充斥着晦涩难懂的理论和枯燥的史料。然而,当我真正沉浸其中时,这种顾虑很快烟消云散。作者以一种极其平易近人的方式,将深奥的哲学概念和精微的医学原理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礼”在中医学实践中的体现所吸引。传统中医的诊疗过程,绝非简单的问诊开方,而是包含了对病者身心状态的尊重,对医者自身品德的约束,以及对医患之间和谐关系的营造。这种“礼”,体现在医者在问诊时的温和与耐心,体现在对病患隐私的保护,体现在药方剂量上的精准与审慎,甚至体现在对疾病的预后判断时的审慎与负责。这与儒家思想中强调的“克己复礼为仁”不谋而合。当医者将“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能赢得病患的信任,更能营造一种积极的疗愈氛围,这对于身心疾病的康复,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中通过大量的案例和论述,层层递进地展示了这种“礼”的深层含义,让我深刻理解到,中医学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其药物和技法,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而这恰恰是儒家文化最闪耀的品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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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深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最终会体现在其最关乎民生的领域,而医疗,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儒家文化中的“德”是如何在中医学的各个层面得以体现。我特别欣赏书中对“医德”的阐述,它不仅仅是要求医者具备高超的医术,更强调医者应有的品格和操守。儒家所倡导的“诚信”、“仁爱”、“谨慎”、“谦逊”等美德,在中医学的实践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医者需要对病人诚实,不能夸大病情,也不能隐瞒疗效;需要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尽力救治,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需要谨慎行事,每一个诊断和处方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避免因疏忽而造成伤害;更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承认自身的不足。这种对“德”的强调,使得中医学不仅仅是一种治病的手段,更成为了一种道德的修炼和人文的关怀。它将医者置于一种崇高的道德地位,也让病人感受到一种安心和信任,这种德行的力量,是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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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我一直觉得,我们民族的智慧,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寻常的日常之中。这本书,恰好勾勒出了儒家文化如何渗透到中医学的“知行合一”原则中。我理解,“知”在于对自然规律、人体生理、疾病发生发展的深刻认识,而“行”则体现在医者在实际诊疗过程中的精准判断和有效施治。儒家强调“学以致用”,而中医学的实践性,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书中对“望闻问切”四诊法的详细解读,让我看到了医者如何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问询,全面掌握病人的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格物致知”的过程。而一旦“知”到位,接下来的“行”,就显得尤为关键。如何根据病情,精选药物,调整剂量,如何把握针灸的时机和穴位,如何根据病人的体质和环境进行生活指导,这些都需要医者具备扎实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将“知”转化为“行”,并最终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这种“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了整个中医的实践过程,也让我看到了儒家“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如何在医疗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生命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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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往往体现在那些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面。我过去对儒家文化和中医学的理解,似乎都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面,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知之甚少。然而,这本书,通过对儒家哲学、伦理道德与中医学理论、实践的深入剖析,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惊喜地发现,儒家文化中“君子”所应具备的品德,如“温、良、恭、俭、让”,以及“慎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准则,在中医学的医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一个真正优秀的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病人,以“诚信”的态度诊治病情,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命。这种对医者品格的要求,与儒家对“君子”的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儒家文化并非是陈旧的教条,而是能够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力量。我深受启发,也更加热爱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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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理念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过去,我总觉得“天人合一”更多的是一种宏大的哲学思考,与具体的医疗实践似乎有些距离。然而,这本书通过细致的论述,让我看到了,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书中阐述了,人体的健康状况,不仅仅取决于内部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更与外部的自然环境,如四季气候、地理位置、昼夜变化等息息相关。中医的“辨证论治”,正是基于对这种“天人相应”的深刻理解,去分析疾病的成因,去判断病情的性质,去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例如,在不同的季节,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会有所不同,中医的治疗也会随之调整。这种将人视为自然界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观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更包含了对生命 holistic 的关怀。这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宏大视野,也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关怀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旨在追求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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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并非将儒家文化和中医学割裂开来叙述,而是像解剖学家一样,细致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展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内在逻辑。我特别留意到书中关于“中庸”之道在中医学理论构建中的体现。无论是阴阳的平衡,还是五行的生克制化,都充满了“恰到好处”的智慧。例如,人体的生理功能,需要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过则为亢,不及则为虚,这恰恰是“中庸”在生理层面的最佳诠释。再如,药物的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四气五味,力求在发挥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作用,达到“协和万邦”般的精妙平衡。这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处世哲学,在中医学的治疗原则中得到了完美的传承。书中通过对具体医案的分析,生动地展现了医者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病情面前,运用“中庸”的智慧,权衡利弊,做出最恰当的决策。这种哲学思想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让我对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让我看到了儒家智慧在守护生命健康方面的巨大价值。它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更是对生活智慧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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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感受,那就是它打破了我过去对中医学的一些刻板印象。我原以为它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和技艺的传承,但通过这本书,我才真正意识到,儒家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的思想,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书中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的阐释,让我看到了它并非是简单的符号组合,而是对自然界和人体内部运行规律的一种哲学层面的探索和概括。医者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穷理”,去探究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去理解人体生理功能的内在机制,去把握药物对人体的作用机理。这种“穷理”的过程,与儒家追求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尽性”,则体现在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和对生命潜能的激发。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也各有不同,医者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这正是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和顺应。这种将哲学思辨与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式,让我看到了中医学的深邃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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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中医学之间的联系。我一直觉得,文化是一种软性的力量,它可能不如物质科技那样显性,但却能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这本书,就像一座桥梁,将儒家思想中那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如“道”、“德”、“仁”、“礼”,与中医学中那些具体的理论和实践,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巧妙地连接起来。我尤其被书中关于“道”的阐释所吸引。中医所追求的“道”,并非玄之又玄的理论,而是对生命运行规律的深刻体悟,是对人体健康奥秘的孜孜以求。这种对“道”的探寻,与儒家“致良知”、“格物致知”的求道精神不谋而合。医者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地去体悟和把握“道”,才能真正做到“治病求本”,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的理想境界。这种对“道”的追求,使得中医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智慧,一种人生的修行,让我看到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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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开这本《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我内心是带着一份好奇和一丝敬畏的。自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早已耳熟能详,它们如同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而中医学,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数千年来,它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疗愈智慧,滋养着无数生命,承载着我们对健康和生命的理解。将这两者并置,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张力。我一直隐约觉得,两者之间必有深刻的联系,但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本书的出现,恰似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心中那片模糊的区域。我期待它能为我揭示儒家思想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如何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核心概念中融入了“和为贵”、“中庸之道”的哲学理念。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从中看到,儒家的“仁爱”精神如何体现在医者的品格和医患关系中,那种“医者父母心”的深厚情怀,是否与儒家所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我希望能跟随作者的笔触,在文字的海洋里,重新审视这两大中华文明的基石,发现它们如何相互渗透,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智慧。阅读的过程,无疑将是一次对自我文化根源的深度探索,一次对生命哲学与实践的全新领悟,我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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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内在精神的体现,而医学,则是其对生命最直接的回应。将两者结合审视,往往能触及到最根本的层面。在这本书中,我惊喜地发现,儒家的“仁”字,在中医学中有着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映射。所谓“仁者,爱人”,这种对生命的珍视和关怀,在中医学的理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书中详细阐述了“治未病”的思想,这不仅仅是一种预防疾病的策略,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与其等到疾病缠身,痛苦不堪时再去救治,不如在疾病萌芽之际就加以调养,这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个体生命的长久守护,是对家庭幸福的稳定保障,是对社会整体健康的积极贡献。这种“仁”的观念,也体现在了中医学对“整体观”的强调上。人并非孤立的器官集合,而是身、心、情、境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因此,医治一个人,不能仅仅关注病灶,更要关注其情志,其生活环境,其与自然的和谐程度。这种“仁”的视角,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将人置于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理解和疗愈,这与儒家“仁爱”思想所追求的“泛爱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深感,正是这种由儒家文化浸润而来的“仁”的基因,使得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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