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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尊君、造“士”、大一统、改制、三纲六纪、“国宪”《白虎通》……
　　◇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
　　◇坚持道德洁癖，抑或与统治权力结合？
　　◇儒者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

内容简介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作者简介

　　林聪舜，汉族，1953年生，籍贯台湾彰化，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清华中文学报》总编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研究领域为汉代学术思想、《史记》。已出版专著有：《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史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向郭庄学之研究》、《《史记》的人物世界》、《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评论集）。

目录

新版序
自　序
第一章　 汉代儒学的一个侧面　——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
一、汉代儒学的时代课题：论述为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二、汉代儒学研究回顾与本书对汉代儒学采取的立场
三、如何看待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
四、本书的几个论述重点 27
五、小结
第二章　 叔孙通“起朝仪”的意义　——刘邦卡里斯玛支配的转变
一、前言
二、打天下时期的刘邦：卡里斯玛式的领袖
三、卡里斯玛支配的衰落：“起朝仪”的必要性
四、“朝仪”出现的积极意义
第三章　 陆贾“逆取顺守”观念新探　——建立帝国的深层稳定机制
一、前言：汉帝国“逆取顺守”统治方向的奠立
二、“以顺守之”的深层意涵：统治阶层领导权的扩大
三、 仁义、经艺、伦理教化与“以顺守之”的结合：帝国深层稳定机制的建立
四、“ 士”角色的重新认知：作为帝国深层稳定机制组成要素的“士”
第四章　《 韩诗外传》论“士”　——《诗》教、造士与儒士共同体的建立
一、前言
二、秦纲绝维弛后儒士的愤激及面对新帝国的兴奋情绪
三、兴奋情绪的另一面：新帝国政治情势下儒士的压力
四、“ 士”处境的反省与“造士”：儒士的机会、压力与群体力量的抟聚
五、经义、修身、士节与“士”的自负：儒士共同认同的强化
六、进入统治体制，积极参与帝国政治：“仕”的优位选择
七、“士”集团力量的建构：士之重、师之尊与友之助
八、 君求于臣，甚于臣求于君的君臣关系定位：“士”对保有政治上独立人格的奋斗
第五章　“ 礼”世界的建立　——贾谊对礼法秩序的追求
一、前言
二、贾谊建立“礼”世界的现实目的
三、贾谊论“礼”与“法”的关系
四、俗世世界的改造：贾谊的“礼”与文化秩序
五、帝国意识形态的雏型：贾谊的“礼”扮演的历史角色
第六章　 帝国意识形态的建立　——董仲舒的儒学
一、前言：“更化”以建立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
二、建立新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三、帝国意识形态应扮演的功能
四、尊儒与意识形态控制
五、“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新诠释
六、尊君与大一统
七、 普同世界观的建立： 儒家理论与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的结合
八、日常行动的指引：“三纲”等伦理原则
九、调和不同阶级的利益
第七章　 西汉郡国庙之兴毁　——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之关系之一例
一、前言
二、 高、惠帝时期郡国庙之建立：透过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统治家族之一环
三、 武帝时期对郡国庙制的挑战：从“系海内之心”到皇室内部矛盾的出现
四、 元帝时期的罢郡国庙之议：经学理想与现实完美结合的典型范例
第八章　 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建　——扮演“国宪”基础的《白虎通》思想
一、前言
二、章帝制定“国宪”的努力与白虎观会议的召开
三、《白虎通》出现的历史要求
四、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白虎通》思想
五、帝国意识形态的发展：《白虎通》与董仲舒儒学的异同
第九章　结论
参考文献
人名列表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汉代儒学的一个侧面　——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
　　一、汉代儒学的时代课题：论述为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秦帝国（221 B. C.—207 B. C.）十余年之间就土崩瓦解，带给汉代统治者与儒者很大的震撼，面对新帝国的建立，隐忍多时、坚持信念以待剥复的儒者更坚定他们对经学义理与儒家理想的坚持。而秦纲解纽后，儒者的活动空间确实也瞬间变得大为宽广，他们怀抱欢欣鼓舞的期待心情，迎接新帝国的降临。《史记? 儒林列传》谓：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喟然叹兴于学”标明儒学（经艺）开始发挥其吸引力，也标明儒者可以欢欣鼓舞地期待新帝国对儒学态度的转变。然而，汉帝国建立，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儒者必须持续证明儒学对帝国的贡献，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国的过程。在“以秦为鉴”，寻找替代严刑峻罚的治国方略成为共同的思维模式下，儒学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稳定体制的功能，确实很容易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新建立的汉帝国惧怕“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重蹈秦覆灭的覆辙；儒者也积极寻找长治久安之策，并试图提供答案，“逆取顺守”“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为共同的认知。后来儒者逐步进入体制，扮演论述帝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儒学论述的层面也愈来愈多元，并且在“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下，积极变秦、改制、更化，试图带来新气象，做出更根本的改变。当然，终汉之世，均难完全摆脱法家精神与制度的制约。
　　就儒学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的时代需求而言，汉代儒者以儒家伦理与德治教化为核心，推阐运用到很多层面。其中儒家伦理以广义的“礼治”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节度，儒家伦理从家族中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广义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并运用当时盛行的阳尊阴卑的观念，这样就可对当时帝国统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强干弱枝、大一统等强化皇权的措施提供儒家伦理的基础，并且运用到诸如朝仪与郡国庙制等国家礼制的论述。“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领的出现与发展，也具体说明儒家伦理如何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坚守的基本价值，这些诉求也是检验统治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德治教化包含了爱民、养民、安民与反对过度剥削等关怀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诉求；也包含儒者转化俗世世界成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风易俗，对人心隐微处与社会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汉代出现很多“循吏”，扮演类似“师”的功能，正反映他们对文化理想或文化秩序的追求，以及对儒家教化理念的支持。循吏不一定是纯乎儒者，其中有些循吏更不是出身儒生，但同样实践并传播了儒家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班固也在《汉书? 循吏传》中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并不是与现实的政治秩序脱离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础稳固了，现实的政治秩序也会趋于稳固，也就是最稳定的统治是透过德治教化的统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视为帝国深层的稳定机制。透过这样的论述，汉代儒者将德治教化理想与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做出美好的结合，提升了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深度。
　　在对待儒士的态度上，新的汉帝国虽远比秦帝国友善，但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渐趋稳定以后，在君臣悬绝的权力结构下，很多儒者难免感受到“士”的卑微，“悲士不遇”也就成为汉代士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感叹。当儒士更有机会接近权力核心时，也会面对直道而行与曲学阿世的困难抉择，社会上必然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儒士类型，这虽蕴含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成分，但也不宜以道德判断截然二分，就如以“谀”著称的叔孙通、“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儒学造诣虽不如刚直方正的董仲舒博大精妙，但他们在改造朝廷用人结构、推动儒学成为帝国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汉代儒学除了要面对汉初黄老政治当令的斗争外，也要面对“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儒者虽批评法家过度严酷的措施，但法家思想与制度是具体存在的事实，而且传统的儒学并不能完全解决新帝国面对的问题，汉宣帝（ 73 B. C.—49 B. C. 在位）一直到儒术取得独尊地位已久时，仍公然宣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霸道是专制立威、重法重刑。面对以霸道为骨干的政治现实，如何以儒家思想来吸纳、改造法家思想与制度，也就是以儒学消化法家，成为有效的统治思想，发挥更大的主导帝国统治的影响力，也是汉代儒学的重要课题。
　　阴阳家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以及与此有关，于西汉末年以降风行的谶纬思想，其宇宙图式是汉代人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所以汉武帝对贤良文学的策问颇重视天人与灾异的问题。因此儒者建构帝国意识形态时，如何正视阴阳五行的天人理论，以此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以当时人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增强其说服作用，也是汉代儒学论述为帝国统治思想的重要课题。
　　汉武帝（140 B. C.—87 B. C. 在位）于建元五年（136 B. C.）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官学，经学取得统治思想地位后，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产生分歧发展，不同立场的儒者透过对经学的不同诠释，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于是有今古文之争，有师法家法之传，拘泥章句，破碎大道，经学趋于烦琐与经学发展趋于分歧遂不可避免。如此不免削弱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功能，降低维护体制的作用。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召诸儒讲五经同异……上亲称制临决焉”。东汉章帝（76—88 在位）“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皇权一再介入儒学解释权，亲临称制，可以看出经学趋于烦琐、杂乱，无法提供帝国思想指导原则，因而必须“共正经义”的迫切性，也可以看出儒学发展内部的问题。另外，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经以致用”成为风气，宣帝以后，儒生以经术论政蔚为风潮，儒生不断秉持经义，介入宗庙、祭祀等礼制的争论，透过经学造诣，发展出一套堂皇正大的论述，一方面追求经学理想与礼制合理化的实现，一方面具体面对帝国当时存在的财政压力与人民生计问题。汉代经学与政治互动的微妙关系，本书第七章“西汉郡国庙之兴毁—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之关系之一例”，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而由有关郡国庙制兴毁的论述，大量援引经义，对照叔孙通追求“起朝仪”的正当性，只需鲁地的儒生象征性的参与、背书，可以看出经学昌盛前后，儒者对经学义理的不同运用。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思潮的变迁一直进行着，但对体制的合理性不断做出论述，却是各个时代主流思想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汉代，儒者主要是透过对经学的重新诠释，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使全民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董仲舒以前，儒者努力证明儒学能为帝国提供长治久安之策，争取儒学的发言权与地位；董仲舒以后，儒学虽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但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儒者仍须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合理性，才能响应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本书借着对几个重要思想家与重要事件的讨论，探讨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间的关系，希望能勾勒出汉代儒者将儒学论述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重要论述。
　　二、汉代儒学研究回顾与本书对汉代儒学采取的立场
　　就先秦儒学的标准而言，两汉儒学明显有了重大的改变，学者很容易看到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特别是孔孟）的差异，诸如：（一）论成德问题时，先秦儒学重视内在心灵的自觉，重视道德主体性，汉儒重视外在的规范秩序；（二）先秦儒由内在心性体证天道，汉儒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多杂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的论述架构；（三）由于诸侯争霸与大帝国的政治结构不同，先秦儒多独立的知识分子，多游士，可以“说大人则藐之”，汉儒与当权者的关系更密切，逐步发展成士大夫，但对政治权力依附性更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也更密切；（四）先秦儒较具原创性，例如孔子以“仁”赋予礼乐内在根据，礼乐的含义焕然一新，有人称之为“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汉儒（特别是董仲舒）则透过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如阴阳五行系统论与儒家伦理的结合，如三纲五常的规范与阳尊阴卑的论述。
　　由于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有很大的差异，学者以先秦儒学的尺度衡量汉代儒学时，总觉得格格不入；加上中国思想的发展，由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到宋明理学，逐渐转入隐微的心性之际，熟悉心性学的学者，回过头来看汉代儒学，也同样觉得格格不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也就经常会认为两汉儒学是遭受歪曲的儒学，陈启云曾总结近代学者对汉代思想的二种偏见，其说颇具概括性。他说：
　　近代学者对汉代思想的看法主要受到二种偏见左右。第一种偏见，认为在秦汉大一统帝国统治之下，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由受到限制，其发展的空间大为缩减而至枯萎；这具体表现在秦始皇焚书禁学的措施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的政策上；准此，汉儒思想只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第二种偏见，源出于传统学术上“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当代治中国哲学者受到“宋学”传统成见的影响，忽视和蔑视了汉代文明和汉代思想文化，是难以避免的。
　　陈启云的说法，涵盖了不少学者对汉儒思想的评价，第一种意见中，有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的活泼气象没有了，那些解释章句的经师所写的烦琐讲义已遭历史淘汰，流传下来的董仲舒与刘向的著作，也只是“庸中的佼佼者”。另有学者甚至把汉儒争取来的养士、选士措施，视为“网罗异动者与麻痹‘被治者’阶级觉悟的一种恶毒手段”。“从武帝，经过宣帝章帝，以至灵帝，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内容，则有过之无不及。”实则很多学者背后预设了这一类的见解，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此一类见解的普及性：在汉代思想的论述中，王充以反省汉代思想的批判者姿态，得到超过他应有的评价与讨论。
　　第二种意见中，当代台港学者探讨汉代儒学时，即经常以“心性论中心”的标准加以检视，贬低汉代儒学的地位，例如极有成就的哲学史家劳思光认为：“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因素之宇宙论。等而下之，更有谶纬妖言，流行一时。”“汉代儒者，以言儒学为名，而以倡混杂之思想为实……故心性成德之学大衰。”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著作等身，见识卓绝，论述却几乎未触及汉代儒学，他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也完全忽视汉代儒学的存在。这也反映他重视儒家的心性学，特别是要求正确理解“心”“性”的态度。但以这样的态度来解读汉代儒学，是系统外的批评，自然会忽视汉代儒学某些重要的面向以及在历史中发挥过的功能。当然，本书也不认为这二类学者对汉儒思想的研究没有贡献，即使如陈启云所说的“偏见”，因为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对话，仍有助于汉代儒学研究的推进。
　　第一位对汉代儒学研究做出较全面研究，且有重大贡献的是徐复观，他很早就计划写两汉思想史，并先处理汉代政治结构的大纲维，弄清楚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于一九七二年三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了《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后来又陆续出版《两汉思想史》卷二、卷三，共三巨册，加上《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成果斐然。
　　徐复观由于有特殊的军政经历，对现实政治具有特殊的敏感度，很适合研究“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汉代思想；而且他早年受学黄侃，古学底子良好，兼具考证能力，又是近代大儒熊十力的入室弟子，此一与新儒家有特殊渊源的背景，使他能深入、欣赏儒学传统，发掘汉代儒学在历史进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给予两汉思想（主要是儒学）很重要的评价：
　　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局格，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一般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
　　……

前言/序言

　　新版序
　　本书有机会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大陆新版，我特别高兴。儒学不只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传统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术思想，从此一角度观之，儒学研究不能完全脱离孕育儒学的故土。过去有一段时间，大陆本土的儒学研究相对沉寂，虽有台港学者持续努力，但儒学研究脱离了大陆本土，终究让人有花果飘零之感（新儒家大将唐君毅语）。近二十年来，配合中国崛起，大陆思想界更有自信，也更能平情看待传统思想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学者在儒学研究上投入心力，结出丰硕的果实是必然的。在大陆儒学研究趋于蓬勃的历史机缘下，这部探讨儒学如何引导世界、改变世界的论述能与内地读者见面，创造对话机会，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秦历经百余载的扩张、兼并，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建立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却无预警地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此一政权急遽更替的残酷历史现实，对汉代士人与统治阶层极具震撼力。因此从帝国建立伊始，如何稳定统治，进而寻求长治久安，一直是帝国最核心的关注。汉初“以顺守之”的统治方向的确立，也就是统治阶层体认取天下可以靠暴力，守天下则不能倚赖暴力，须寻求帝国统治的稳定机制，强化意识形态的说服，预示最能达成此一任务的儒学终将成为汉帝国的统治思想，甚至成为尔后二千余年帝制中国的统治思想。汉代儒者最大的贡献，在于改造先秦儒学，使之成为引领帝国路线，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透过对经艺的重新诠释，儒学与帝国的统治要求结合了，儒者避免沦为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拘学之士，有机会勾勒他们的理想与梦想，并寻求在政治现实中实践的可能性。当然，汉代儒者要将儒学论述为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必然要正视当时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必须消化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例如结合时人信从的阴阳五行的天人理论。而儒学进入体制后，伴随士大夫阶层的确立，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不但经学产生分歧发展，儒学论述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儒学的发展。
　　于是，后人看到的汉代儒学是包罗万象、体系庞杂的思想，我们很容易看到汉代儒者、儒学呈现的异质性与庞杂性，诸如：儒士一面欢欣鼓舞期待新帝国的降临，另一面是“悲士不遇”的普遍感伤；儒者直道而行，对“道”坚持，与儒学为政治服务的抉择；儒者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汉承秦制”的法家制度与儒家理念的拉扯与融合互补；阴阳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伦理的整合；儒者献身儒家理想（道）与背后隐藏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间的暧昧关系等。学者若以孔孟的标准来衡量，此一包罗万象、体系庞大的思想不免偏离了先秦儒学，但儒学在争取扮演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过程中，须与时俱新，它必然会不断自我转化。汉代儒学的包罗万象、体系庞杂，及其所呈现的异质性与庞杂性，是儒学面对时代呼唤，在不断自我转化、自我修补的过程中必然会呈现的，正是这些复杂的内涵，共构形成汉代儒学的样貌。
　　本书环绕着儒者为汉帝国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问题，特别是儒者如何帮助帝国建立统治思想，建立深层的稳定机制，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中面对自己的处境，做了一系列的探讨。这些探讨呈现出汉代儒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有关儒家理念、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透过本书各章的论述，也可以清楚看到，儒学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需要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且需要呼应帝国各种重要的问题提出主张与论述，才能符合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不断自我转化、重新论述，也是后来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能长期扮演统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本书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非一般学者比较常用的贬义，而是尽量采取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意义，不把它视为以歪曲的形式表现的错误意识。在此一视角下，汉儒具有理想性格的一面，以及对文化理想与王道理想的追求，自然容易被呈现出来；汉儒在专制皇权压力下，对儒学的推展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正面作用也会被呈现出来。当然，汉代以后，儒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儒学论述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或反映的儒者的个人与集体利益，仍有不可掩者，本书也剖析了汉儒论述未明白讲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却隐藏在字里行间里、存在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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