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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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尊君、造“士”、大一統、改製、三綱六紀、“國憲”《白虎通》……
　　◇漢代儒者如何重新詮釋經藝，成功改造先秦儒學，一步步建立瞭一整套帝國意識形態理論？
　　◇堅持道德潔癖，抑或與統治權力結閤？
　　◇儒者如何一麵與現實權力周鏇，一麵苦心孤詣留住些許儒學理想的宏願？

內容簡介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以儒學發展成為漢帝國意識形態之核心為主軸，探討漢代儒學有哪些特質，讓它成功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調整，使其在長期思想競逐中勝齣。本書也特彆留意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後蘊藏的權力關係，諸如經學理想、帝國統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製的關係。

作者簡介

　　林聰舜，漢族，1953年生，籍貫颱灣彰化，颱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颱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所）教授。曾任颱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所）主任、《清華學報》主編、??《清華中文學報》總編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富布賴特基金會”訪問學者、香港嶺南大學客座教授。
　　目前研究領域為漢代學術思想、《史記》。已齣版專著有：《明清之際儒傢思想的變遷與發展》、《《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嚮郭莊學之研究》、《《史記》的人物世界》、《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傢的關係》、《颱灣新統治霸權的形成》（評論集）。

目錄

新版序
自　序
第一章　 漢代儒學的一個側麵　——思想、統治與權力運作
一、漢代儒學的時代課題：論述為帝國需要的統治思想
二、漢代儒學研究迴顧與本書對漢代儒學采取的立場
三、如何看待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後蘊藏的權力關係
四、本書的幾個論述重點 27
五、小結
第二章　 叔孫通“起朝儀”的意義　——劉邦卡裏斯瑪支配的轉變
一、前言
二、打天下時期的劉邦：卡裏斯瑪式的領袖
三、卡裏斯瑪支配的衰落：“起朝儀”的必要性
四、“朝儀”齣現的積極意義
第三章　 陸賈“逆取順守”觀念新探　——建立帝國的深層穩定機製
一、前言：漢帝國“逆取順守”統治方嚮的奠立
二、“以順守之”的深層意涵：統治階層領導權的擴大
三、 仁義、經藝、倫理教化與“以順守之”的結閤：帝國深層穩定機製的建立
四、“ 士”角色的重新認知：作為帝國深層穩定機製組成要素的“士”
第四章　《 韓詩外傳》論“士”　——《詩》教、造士與儒士共同體的建立
一、前言
二、秦綱絕維弛後儒士的憤激及麵對新帝國的興奮情緒
三、興奮情緒的另一麵：新帝國政治情勢下儒士的壓力
四、“ 士”處境的反省與“造士”：儒士的機會、壓力與群體力量的摶聚
五、經義、修身、士節與“士”的自負：儒士共同認同的強化
六、進入統治體製，積極參與帝國政治：“仕”的優位選擇
七、“士”集團力量的建構：士之重、師之尊與友之助
八、 君求於臣，甚於臣求於君的君臣關係定位：“士”對保有政治上獨立人格的奮鬥
第五章　“ 禮”世界的建立　——賈誼對禮法秩序的追求
一、前言
二、賈誼建立“禮”世界的現實目的
三、賈誼論“禮”與“法”的關係
四、俗世世界的改造：賈誼的“禮”與文化秩序
五、帝國意識形態的雛型：賈誼的“禮”扮演的曆史角色
第六章　 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　——董仲舒的儒學
一、前言：“更化”以建立儒學為主導的新統治秩序
二、建立新的帝國意識形態的必要性
三、帝國意識形態應扮演的功能
四、尊儒與意識形態控製
五、“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新詮釋
六、尊君與大一統
七、 普同世界觀的建立： 儒傢理論與陰陽五行宇宙圖式的結閤
八、日常行動的指引：“三綱”等倫理原則
九、調和不同階級的利益
第七章　 西漢郡國廟之興毀　——禮製興革與統治秩序維護之關係之一例
一、前言
二、 高、惠帝時期郡國廟之建立：透過製度神聖化齣身寒微的統治傢族之一環
三、 武帝時期對郡國廟製的挑戰：從“係海內之心”到皇室內部矛盾的齣現
四、 元帝時期的罷郡國廟之議：經學理想與現實完美結閤的典型範例
第八章　 帝國意識形態的重建　——扮演“國憲”基礎的《白虎通》思想
一、前言
二、章帝製定“國憲”的努力與白虎觀會議的召開
三、《白虎通》齣現的曆史要求
四、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白虎通》思想
五、帝國意識形態的發展：《白虎通》與董仲舒儒學的異同
第九章　結論
參考文獻
人名列錶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漢代儒學的一個側麵　——思想、統治與權力運作
　　一、漢代儒學的時代課題：論述為帝國需要的統治思想
　　秦帝國（221 B. C.—207 B. C.）十餘年之間就土崩瓦解，帶給漢代統治者與儒者很大的震撼，麵對新帝國的建立，隱忍多時、堅持信念以待剝復的儒者更堅定他們對經學義理與儒傢理想的堅持。而秦綱解紐後，儒者的活動空間確實也瞬間變得大為寬廣，他們懷抱歡欣鼓舞的期待心情，迎接新帝國的降臨。《史記? 儒林列傳》謂：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
　　“喟然嘆興於學”標明儒學（經藝）開始發揮其吸引力，也標明儒者可以歡欣鼓舞地期待新帝國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然而，漢帝國建立，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儒者必須持續證明儒學對帝國的貢獻，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國的過程。在“以秦為鑒”，尋找替代嚴刑峻罰的治國方略成為共同的思維模式下，儒學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穩定體製的功能，確實很容易論述成帝國需要的統治思想。
　　新建立的漢帝國懼怕“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重蹈秦覆滅的覆轍；儒者也積極尋找長治久安之策，並試圖提供答案，“逆取順守”“攻守之勢異也”，幾乎成為共同的認知。後來儒者逐步進入體製，扮演論述帝國意識形態需求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儒學論述的層麵也愈來愈多元，並且在“漢承秦製”的政治現實下，積極變秦、改製、更化，試圖帶來新氣象，做齣更根本的改變。當然，終漢之世，均難完全擺脫法傢精神與製度的製約。
　　就儒學提供帝國長治久安之策的時代需求而言，漢代儒者以儒傢倫理與德治教化為核心，推闡運用到很多層麵。其中儒傢倫理以廣義的“禮治”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節度，儒傢倫理從傢族中的關係，可以延伸到廣義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並運用當時盛行的陽尊陰卑的觀念，這樣就可對當時帝國統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強乾弱枝、大一統等強化皇權的措施提供儒傢倫理的基礎，並且運用到諸如朝儀與郡國廟製等國傢禮製的論述。“三綱五常”等儒傢倫理綱領的齣現與發展，也具體說明儒傢倫理如何論述成帝國需要的統治思想。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堅守的基本價值，這些訴求也是檢驗統治權力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重要標準。德治教化包含瞭愛民、養民、安民與反對過度剝削等關懷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訴求；也包含儒者轉化俗世世界成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風易俗，對人心隱微處與社會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漢代齣現很多“循吏”，扮演類似“師”的功能，正反映他們對文化理想或文化秩序的追求，以及對儒傢教化理念的支持。循吏不一定是純乎儒者，其中有些循吏更不是齣身儒生，但同樣實踐並傳播瞭儒傢的政治與文化理想，班固也在《漢書? 循吏傳》中給予極高的評價。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並不是與現實的政治秩序脫離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礎穩固瞭，現實的政治秩序也會趨於穩固，也就是最穩定的統治是透過德治教化的統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視為帝國深層的穩定機製。透過這樣的論述，漢代儒者將德治教化理想與提供帝國長治久安之策，做齣美好的結閤，提升瞭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高度與深度。
　　在對待儒士的態度上，新的漢帝國雖遠比秦帝國友善，但大一統的專製政體漸趨穩定以後，在君臣懸絕的權力結構下，很多儒者難免感受到“士”的卑微，“悲士不遇”也就成為漢代士人作品中屢見不鮮的感嘆。當儒士更有機會接近權力核心時，也會麵對直道而行與麯學阿世的睏難抉擇，社會上必然會隨之齣現不同的儒士類型，這雖蘊含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成分，但也不宜以道德判斷截然二分，就如以“諛”著稱的叔孫通、“麯學阿世”的公孫弘，儒學造詣雖不如剛直方正的董仲舒博大精妙，但他們在改造朝廷用人結構、推動儒學成為帝國統治思想的曆史進程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漢代儒學除瞭要麵對漢初黃老政治當令的鬥爭外，也要麵對“漢承秦製”的政治現實。儒者雖批評法傢過度嚴酷的措施，但法傢思想與製度是具體存在的事實，而且傳統的儒學並不能完全解決新帝國麵對的問題，漢宣帝（ 73 B. C.—49 B. C. 在位）一直到儒術取得獨尊地位已久時，仍公然宣稱：
　　漢傢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霸道是專製立威、重法重刑。麵對以霸道為骨乾的政治現實，如何以儒傢思想來吸納、改造法傢思想與製度，也就是以儒學消化法傢，成為有效的統治思想，發揮更大的主導帝國統治的影響力，也是漢代儒學的重要課題。
　　陰陽傢的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說，以及與此有關，於西漢末年以降風行的讖緯思想，其宇宙圖式是漢代人普遍接受的世界觀，所以漢武帝對賢良文學的策問頗重視天人與災異的問題。因此儒者建構帝國意識形態時，如何正視陰陽五行的天人理論，以此來建構係統論宇宙圖式，以當時人普遍認同的世界觀增強其說服作用，也是漢代儒學論述為帝國統治思想的重要課題。
　　漢武帝（140 B. C.—87 B. C. 在位）於建元五年（136 B. C.）立五經博士，經學成為官學，經學取得統治思想地位後，由於學術與非學術的因素，産生分歧發展，不同立場的儒者透過對經學的不同詮釋，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地位，於是有今古文之爭，有師法傢法之傳，拘泥章句，破碎大道，經學趨於煩瑣與經學發展趨於分歧遂不可避免。如此不免削弱經學作為統治思想的功能，降低維護體製的作用。宣帝召開石渠閣會議，“召諸儒講五經同異……上親稱製臨決焉”。東漢章帝（76—88 在位）“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製，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皇權一再介入儒學解釋權，親臨稱製，可以看齣經學趨於煩瑣、雜亂，無法提供帝國思想指導原則，因而必須“共正經義”的迫切性，也可以看齣儒學發展內部的問題。另外，在經學昌盛的情況下，“經以緻用”成為風氣，宣帝以後，儒生以經術論政蔚為風潮，儒生不斷秉持經義，介入宗廟、祭祀等禮製的爭論，透過經學造詣，發展齣一套堂皇正大的論述，一方麵追求經學理想與禮製閤理化的實現，一方麵具體麵對帝國當時存在的財政壓力與人民生計問題。漢代經學與政治互動的微妙關係，本書第七章“西漢郡國廟之興毀—禮製興革與統治秩序維護之關係之一例”，做瞭比較具體的說明。而由有關郡國廟製興毀的論述，大量援引經義，對照叔孫通追求“起朝儀”的正當性，隻需魯地的儒生象徵性的參與、背書，可以看齣經學昌盛前後，儒者對經學義理的不同運用。
　　在中國曆史上，雖然思潮的變遷一直進行著，但對體製的閤理性不斷做齣論述，卻是各個時代主流思想傢共同麵對的問題。在漢代，儒者主要是透過對經學的重新詮釋，使儒學成為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使全民心悅誠服地認同體製。董仲舒以前，儒者努力證明儒學能為帝國提供長治久安之策，爭取儒學的發言權與地位；董仲舒以後，儒學雖逐漸取得獨尊的地位，但麵對不同的曆史情境，儒者仍須不斷用不同的方式論證其閤理性，纔能響應時代要求，繼續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本書藉著對幾個重要思想傢與重要事件的討論，探討思想、統治與權力運作間的關係，希望能勾勒齣漢代儒者將儒學論述為帝國意識形態的過程及其重要論述。
　　二、漢代儒學研究迴顧與本書對漢代儒學采取的立場
　　就先秦儒學的標準而言，兩漢儒學明顯有瞭重大的改變，學者很容易看到漢代儒學與先秦儒學（特彆是孔孟）的差異，諸如：（一）論成德問題時，先秦儒學重視內在心靈的自覺，重視道德主體性，漢儒重視外在的規範秩序；（二）先秦儒由內在心性體證天道，漢儒相信天人感應之說，多雜陰陽五行宇宙圖式的論述架構；（三）由於諸侯爭霸與大帝國的政治結構不同，先秦儒多獨立的知識分子，多遊士，可以“說大人則藐之”，漢儒與當權者的關係更密切，逐步發展成士大夫，但對政治權力依附性更強，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也更密切；（四）先秦儒較具原創性，例如孔子以“仁”賦予禮樂內在根據，禮樂的含義煥然一新，有人稱之為“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漢儒（特彆是董仲舒）則透過比較容易理解的形式，如陰陽五行係統論與儒傢倫理的結閤，如三綱五常的規範與陽尊陰卑的論述。
　　由於漢代儒學與先秦儒學有很大的差異，學者以先秦儒學的尺度衡量漢代儒學時，總覺得格格不入；加上中國思想的發展，由南北朝隋唐的佛學到宋明理學，逐漸轉入隱微的心性之際，熟悉心性學的學者，迴過頭來看漢代儒學，也同樣覺得格格不入。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者也就經常會認為兩漢儒學是遭受歪麯的儒學，陳啓雲曾總結近代學者對漢代思想的二種偏見，其說頗具概括性。他說：
　　近代學者對漢代思想的看法主要受到二種偏見左右。第一種偏見，認為在秦漢大一統帝國統治之下，學術思想發展的自由受到限製，其發展的空間大為縮減而至枯萎；這具體錶現在秦始皇焚書禁學的措施和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尚儒術的政策上；準此，漢儒思想隻是帝王的禦用工具。第二種偏見，源齣於傳統學術上“宋學”和“漢學”的對立。當代治中國哲學者受到“宋學”傳統成見的影響，忽視和衊視瞭漢代文明和漢代思想文化，是難以避免的。
　　陳啓雲的說法，涵蓋瞭不少學者對漢儒思想的評價，第一種意見中，有學者認為“罷黜百傢，獨尊儒術”以後，思想界的活潑氣象沒有瞭，那些解釋章句的經師所寫的煩瑣講義已遭曆史淘汰，流傳下來的董仲舒與劉嚮的著作，也隻是“庸中的佼佼者”。另有學者甚至把漢儒爭取來的養士、選士措施，視為“網羅異動者與麻痹‘被治者’階級覺悟的一種惡毒手段”。“從武帝，經過宣帝章帝，以至靈帝，金馬門、石渠閣、白虎觀……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嚴所在，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書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內容，則有過之無不及。”實則很多學者背後預設瞭這一類的見解，有一個現象可以說明此一類見解的普及性：在漢代思想的論述中，王充以反省漢代思想的批判者姿態，得到超過他應有的評價與討論。
　　第二種意見中，當代颱港學者探討漢代儒學時，即經常以“心性論中心”的標準加以檢視，貶低漢代儒學的地位，例如極有成就的哲學史傢勞思光認為：“兩漢期間，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義，而為混閤各種玄虛荒誕因素之宇宙論。等而下之，更有讖緯妖言，流行一時。”“漢代儒者，以言儒學為名，而以倡混雜之思想為實……故心性成德之學大衰。”當代新儒傢的代錶人物牟宗三著作等身，見識卓絕，論述卻幾乎未觸及漢代儒學，他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也完全忽視漢代儒學的存在。這也反映他重視儒傢的心性學，特彆是要求正確理解“心”“性”的態度。但以這樣的態度來解讀漢代儒學，是係統外的批評，自然會忽視漢代儒學某些重要的麵嚮以及在曆史中發揮過的功能。當然，本書也不認為這二類學者對漢儒思想的研究沒有貢獻，即使如陳啓雲所說的“偏見”，因為會引發進一步的思考、對話，仍有助於漢代儒學研究的推進。
　　第一位對漢代儒學研究做齣較全麵研究，且有重大貢獻的是徐復觀，他很早就計劃寫兩漢思想史，並先處理漢代政治結構的大綱維，弄清楚形成兩漢思想的大背景，於一九七二年三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齣版瞭《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後來又陸續齣版《兩漢思想史》捲二、捲三，共三巨冊，加上《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國經學史的基礎》，成果斐然。
　　徐復觀由於有特殊的軍政經曆，對現實政治具有特殊的敏感度，很適閤研究“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漢代思想；而且他早年受學黃侃，古學底子良好，兼具考證能力，又是近代大儒熊十力的入室弟子，此一與新儒傢有特殊淵源的背景，使他能深入、欣賞儒學傳統，發掘漢代儒學在曆史進程中做齣的重大貢獻。他給予兩漢思想（主要是儒學）很重要的評價：
　　韆餘年來，政治社會的局格，皆由兩漢所奠定。所以嚴格地說，不瞭解兩漢，便不能徹底瞭解近代。……一般視為與漢學相對立的宋明理學，也承繼瞭漢儒所完成的陰陽五行的宇宙觀、人生觀；而對天人性命的追求，實亦順承漢儒所追求的方嚮。治中國思想史，若僅著眼到先秦而忽視兩漢，則在“史”的把握上，實係重大的缺憾。何況乾嘉時代的學者們……與漢儒天壤懸隔。卻大張“漢學”之幟，以與宋儒相抗，於是兩漢的學術思想，因乾嘉以來的所謂“漢學”而反為之隱晦。
　　……

前言/序言

　　新版序
　　本書有機會由北京世紀文景公司齣版大陸新版，我特彆高興。儒學不隻要解釋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傳統的話說，它是治國平天下之學，是與現實緊密結閤的學術思想，從此一角度觀之，儒學研究不能完全脫離孕育儒學的故土。過去有一段時間，大陸本土的儒學研究相對沉寂，雖有颱港學者持續努力，但儒學研究脫離瞭大陸本土，終究讓人有花果飄零之感（新儒傢大將唐君毅語）。近二十年來，配閤中國崛起，大陸思想界更有自信，也更能平情看待傳統思想在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學者在儒學研究上投入心力，結齣豐碩的果實是必然的。在大陸儒學研究趨於蓬勃的曆史機緣下，這部探討儒學如何引導世界、改變世界的論述能與內地讀者見麵，創造對話機會，是相當令人興奮的。
　　秦曆經百餘載的擴張、兼並，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建立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卻無預警地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此一政權急遽更替的殘酷曆史現實，對漢代士人與統治階層極具震撼力。因此從帝國建立伊始，如何穩定統治，進而尋求長治久安，一直是帝國最核心的關注。漢初“以順守之”的統治方嚮的確立，也就是統治階層體認取天下可以靠暴力，守天下則不能倚賴暴力，須尋求帝國統治的穩定機製，強化意識形態的說服，預示最能達成此一任務的儒學終將成為漢帝國的統治思想，甚至成為爾後二韆餘年帝製中國的統治思想。漢代儒者最大的貢獻，在於改造先秦儒學，使之成為引領帝國路綫，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透過對經藝的重新詮釋，儒學與帝國的統治要求結閤瞭，儒者避免淪為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的拘學之士，有機會勾勒他們的理想與夢想，並尋求在政治現實中實踐的可能性。當然，漢代儒者要將儒學論述為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必然要正視當時的曆史現實，特彆是“漢承秦製”的政治現實；必須消化當時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例如結閤時人信從的陰陽五行的天人理論。而儒學進入體製後，伴隨士大夫階層的確立，由於學術與非學術的因素，不但經學産生分歧發展，儒學論述背後蘊含的權力關係，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瞭儒學的發展。
　　於是，後人看到的漢代儒學是包羅萬象、體係龐雜的思想，我們很容易看到漢代儒者、儒學呈現的異質性與龐雜性，諸如：儒士一麵歡欣鼓舞期待新帝國的降臨，另一麵是“悲士不遇”的普遍感傷；儒者直道而行，對“道”堅持，與儒學為政治服務的抉擇；儒者一麵與現實權力周鏇，一麵苦心孤詣留住些許儒學理想的宏願；“漢承秦製”的法傢製度與儒傢理念的拉扯與融閤互補；陰陽傢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說與儒傢倫理的整閤；儒者獻身儒傢理想（道）與背後隱藏的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間的曖昧關係等。學者若以孔孟的標準來衡量，此一包羅萬象、體係龐大的思想不免偏離瞭先秦儒學，但儒學在爭取扮演帝國意識形態核心的過程中，須與時俱新，它必然會不斷自我轉化。漢代儒學的包羅萬象、體係龐雜，及其所呈現的異質性與龐雜性，是儒學麵對時代呼喚，在不斷自我轉化、自我修補的過程中必然會呈現的，正是這些復雜的內涵，共構形成漢代儒學的樣貌。
　　本書環繞著儒者為漢帝國建立“帝國意識形態”的問題，特彆是儒者如何幫助帝國建立統治思想，建立深層的穩定機製，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環境中麵對自己的處境，做瞭一係列的探討。這些探討呈現齣漢代儒學的一個重要麵嚮，即有關儒傢理念、帝國統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製的關係。透過本書各章的論述，也可以清楚看到，儒學麵對不同的曆史情境，需要不斷用不同的方式論證其有效性與閤理性，而且需要呼應帝國各種重要的問題提齣主張與論述，纔能符閤時代要求，繼續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儒學不斷自我轉化、重新論述，也是後來儒學在兩韆多年的帝製中國能長期扮演統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本書對“意識形態”一詞的使用，非一般學者比較常用的貶義，而是盡量采取非評價性的、描述性的意義，不把它視為以歪麯的形式錶現的錯誤意識。在此一視角下，漢儒具有理想性格的一麵，以及對文化理想與王道理想的追求，自然容易被呈現齣來；漢儒在專製皇權壓力下，對儒學的推展以及對曆史進程所起的正麵作用也會被呈現齣來。當然，漢代以後，儒學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更為密切，儒學論述背後蘊含的權力關係或反映的儒者的個人與集體利益，仍有不可掩者，本書也剖析瞭漢儒論述未明白講齣，也不在作者的意嚮之中，卻隱藏在字裏行間裏、存在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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