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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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荣贤著

图书标签:

目录学
中国古代文献
文献编纂
史学
图书学
古籍整理
文化史
学术史
知识管理
版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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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ISBN：978751304883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00669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4

字数：32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史学范式疏淡于理论提炼，学科范式则赋予西方“他者”标准，两者都不能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本书旨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古代目录形式和内容的总和出发，勾勒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古代目录以文献单元的标引（著录、提要）和文献单元关系的揭示（分类、序言）为形式，通过主体介入的导向性话语，确认客体文献的价值论存在，文献背后的文化亦不再具有理智*一性。由此建构的书目是一个兼具检索技术、学术考辨和“申明大道”之精神信仰的统一体系，并构成了与传统文明之间彼此型塑、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本书可供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涉及目录学专业的师生阅读，亦面向广义文史领域的读者。

作者简介

傅荣贤（1966—），江苏省盐城市人，哲学博士。曾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教授，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山东图书馆学刊》编委，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CSSCI论文80余篇，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3项。

精彩书摘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古代目录是一种主体干预式的、对读者的文献接受和理解施以影响的整序方式。例如，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即曾指出，《四库总日》把《西游记》与《搜神记》放在一起，把《红楼梦》与《枫桥杂记》放在一起，把弹词附于小学类等“不清楚的分类”“颇足以迷乱了后来者的心目”。目录是一个书目主体将个体道德与社会和谐有序的理想，通过目录施之于读者的过程。因此，书目主体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胜任形而下的具体目录工作。《礼记·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起步于个体身心和谐的道德养成，不仅具有“成人”、实现人际和谐的目的，还可以“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精进为社会和谐有序。因此，古代书目主体可视为以“仁”为指向的君子，君子也是全部文献活动（包括文献的生产、组织和利用）的人格担当者。这里，“彻底的经验主义导致了彻底的人本精神，本质上反映了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模式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通约和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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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一、概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历史脉络与核心议题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又贯穿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显学，其研究对象涵盖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次、评价以及揭示其内在联系的种种理论与实践。它不仅是图书管理学的前身，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出版史、文献学以及知识传播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探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漫长历程，梳理其演变的轨迹，剖析其核心的理论范式，揭示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知识体系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彼时，简帛竹简的出现，为文字的记录与传播提供了载体，但书籍的有限性以及信息获取的相对困难，催生了对图书进行初步归类的需求。从《尚书·尧典》中关于“官师”掌管“典册”的记载，到《周礼》中对“小史”、“大史”的职责划分，虽未直接触及“目录”二字，但已经孕育了早期图书管理的雏形。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术著作大量涌现，对图书的区分、整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如《庄子·天下篇》中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流派及其代表著作的概述，已显露出对文献体系进行某种程度的梳理和总结的意图。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雏形，则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纸张的普及和书籍数量的增长，为了便于藏书和检索，图书的编目活动开始兴起。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七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系统的一部图书总目，它将当时天下所藏的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史书、数术六大类，并对各类图书的源流、篇卷数、内容大要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一体系化的分类方法，为后世目录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图书分类的走向。汉代之后，目录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条并行且相互促进的路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大量佛经的翻译与流通，催生了专门的佛经目录的编纂，如《出三藏记集》、《古今译经录》等，这些目录不仅记录了佛经的名称、卷数，还包含译者、传入年代、真伪辨析等内容，显示出目录学在宗教文献整理方面的专业性和精细化。隋唐时期，国家机构的完善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对图书的需求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供统治者查阅和参考，但其庞杂的收录和精细的条目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目录学实践，它们通过汇集、分类、摘录，间接展示了当时文献的概貌。同时，私人藏书和学术交流的活跃，也推动了藏书目录的编纂，如唐代李密的《李氏家藏目录》等，都体现了当时学者对书籍珍视与传承的态度。宋代是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高峰。宋太祖即位后，大力倡 ঘনিষ্ঠভাবে 组织编纂大型丛书和类书，如《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这些巨著的编纂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分类实践。更重要的是，宋代官私藏书的规模空前，对图书的辨识、考订、著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府组织编纂的《崇文总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主持编纂的官方文献总录，其严谨的分类、详实的考订、客观的评价，确立了目录学在国家文献管理中的权威地位。私人学者方面，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玉海》等，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目录，但其中大量关于书籍文献的考证和辨析，都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业出版的兴盛，书籍的生产与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录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特点。目录的种类日益丰富，除了传统的总目、藏书目、类书之外，还出现了专题目录、版本目录、书目提要等。例如，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集》中包含大量关于书籍的考辨；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更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它依据“四库”之名，将天下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又细分若干小类，对每一部书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辨伪、评价，其规模之宏大、考证之严谨、论断之精当，至今仍为目录学研究者所称道。同时，明清时期学者对版本学的重视，催生了许多精细的版本目录，如毛晋的汲古阁刻书目录等。本书将聚焦于上述各个历史时期，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目录学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理论建树、代表性成果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我们将不仅仅局限于对目录本身的罗列，更注重对其产生的历史动因、编纂原则、分类方法、著录体例、评价标准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进行细致的考察。二、核心理论与方法：分类、著录、辨伪与评价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理论与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分类体系的演进与辩证：目录学的首要任务是为海量的文献建立秩序，而分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体系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早期萌芽：先秦时期的早期文献整理，虽无成型的分类法，但已显露出将知识按领域划分的倾向。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六略”，可视为早期较为成熟的分类范式，即经、史、子、集四部（或演变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史书、数术等），这种“经史子集”四分法，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分类的基石。 “经史子集”的定型与发展：汉代《七略》的六分法，以及其后《汉书·艺文志》的四分法，虽然在具体类目名称和划分上有所差异，但已确立了以学术思想和文献性质为核心的分类原则。这种分类法因其简洁明了、易于理解，成为后世目录学，特别是官方文献总录编纂的主流。类书的贡献与局限：隋唐宋时期的类书，如《太平御览》，虽然以“类”为单位进行编排，其目的在于便于查阅，但其对文献的广泛收录和分类整理，实际上是在实践中拓展了目录学的边界，其细致的分类条目，也为后世目录学提供了参考。然而，类书的分类往往服务于类书本身的编纂需求，而非纯粹的文献学意义上的分类。目录学内部的细化与调整：到了明清时期，学者们在继承“经史子集”的基础上，对各类目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和调整，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文献种类。例如，在“史部”下，又细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地理、传记、年谱等；在“子部”，则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不同学科，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这种细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特殊文献的分类：随着佛教、道教的兴盛，以及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目录学也出现了针对这些特殊文献的分类方法，如佛经目录的“经、律、论”三藏体系，以及小说家、小说类目在后世目录中的出现，都反映了目录学在适应新知识形态方面的能力。（二）著录体例的规范与演变：著录，是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在目录中对书籍信息进行记录和描述。规范的著录体例，是保证目录信息准确、完整、易于检索的关键。早期著录：汉代的《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其著录项目相对简单，主要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作者的官职或籍贯，以及对书籍内容的简要介绍。宋代著录的进步：宋代的《崇文总目》在著录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增加了对作者的生卒年、其他著作、以及书籍的真伪考辨等内容，著录的项目更为详实。元明清时期著录的深化：元明清时期，随着版本学的发展，著录的内容更加丰富，开始注重对书籍的版本信息进行记录，如刻本、抄本、校勘情况、题跋、序跋等。尤其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每一部书的著录都十分精炼，既包含了作者、篇卷数、内容概述，又包含了考订、辨伪、评价等内容，堪称目录著录的典范。著录的功用：著录不仅是记录信息，更是对文献进行初步评价和辨识的手段。通过对作者生平、著作来源、版本流传的介绍，读者可以对书籍的价值、可靠性有初步的判断。（三）辨伪存真：目录学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学术界，辨伪存真始终是目录学的一项重要使命。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容易出现增删、抄错、伪造等情况，目录学家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考证功底，以区分真伪，剔除谬误。辨伪的依据：辨伪的依据多种多样，包括作者的生平事迹、其思想风格、作品的时代特征、以及文献本身的逻辑矛盾等。例如，刘向、刘歆父子在编撰《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时，就对一些伪书进行了甄别。辨伪的成果：许多目录学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都包含了大量的辨伪内容。这些辨伪工作，不仅澄清了文献的真伪，也纠正了后世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对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具有重要意义。辨伪的意义：辨伪工作体现了目录学的批判精神，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对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净化的过程，是保护学术遗产、传承正统学术的重要手段。（四）评价与鉴定：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判断目录学并非仅仅是文献的“登记簿”，更重要的是对文献进行学术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评价的维度：评价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书籍的思想内容、学术价值、艺术成就、历史意义、以及其在文献流派中的地位等。评价的依据：评价的标准往往是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想的主流、以及作者个人的学识与见解。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对许多书籍的评价，都带有明显的乾隆皇帝和清朝官方的学术旨趣，这既是其局限，也是其时代特征。评价的作用：评价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书籍的价值，指导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三、目录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贡献中国古代目录学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更在多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识的汇集与传播：目录是汇集和传播知识的载体。通过编纂目录，可以将零散的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使知识更加集中，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历代官方编纂的大型总目和类书，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学术史的记录与梳理：目录学通过对书籍的著录和评价，客观上记录了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学术成就，为后世研究中国学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每一部重要的目录，都是一部时代的学术年鉴。文化传承的保障：目录学在辨伪存真方面的工作，确保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真实地流传。它通过严谨的考证，剔除伪书，纠正谬误，维护了学术的纯洁性，为中华文化的代代相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藏书与教育的促进：目录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藏书家的藏书规划和管理，也为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阅读指南。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互动：目录学与文献学、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文献学为目录学提供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史学和哲学为目录学提供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宏观背景，文学研究则为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目录学研究提供对象。本书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历程、核心理论与方法、以及其社会功能与学术贡献的深入探讨，展现这门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化长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尝试揭示其对当今文献管理、知识组织以及文化传承的启示意义。

用户评价

评分☆☆☆☆☆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本书的视野似乎更加开阔，它没有将目录学局限在一个孤立的文献学分支中，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书中不仅涉及传统的馆阁藏书制度，还触及了私人藏书楼的兴衰、抄本与刻本的流传差异如何反作用于目录的编纂，甚至探讨了印刷技术进步对知识传播格局的深远影响。这种跨学科的整合视角，使得原本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历史纵深感。读完后，感觉对古代士大夫阶层与知识传承的关系有了更立体、更立体的认知，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鲜活的历史图景。

评分☆☆☆☆☆

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在行文风格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人气与学人气的完美融合。一方面，语言精准，术语运用得当，体现了学术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叙述又不失韵味，偶尔穿插的典故和引述，使得原本可能略显枯燥的理论阐述变得生动起来。比如，在阐述某个目录编纂体例的演变时，作者并没有直接罗列枯燥的条文，而是巧妙地嵌入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让读者能够理解为何会出现那样的编排方式。这种叙事技巧，极大地降低了专业知识的理解门槛，对于非专业背景的爱好者来说，也提供了极佳的阅读乐趣，使知识的吸收过程变得愉悦而非煎熬。

评分☆☆☆☆☆

书中对于一些经典文献的考证和梳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关注到其中对某一特定时期目录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逻辑层次分明，论证过程环环相扣，很少出现跳跃性的推断。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对既有结论的重复叙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原始史料，试图构建一个更具原创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于一些流传已久但存疑的记载，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采信或否定，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比较和批判性审视的态度，这种求真务实的学风，在当前的学术风气中尤为可贵。读来让人感到，作者是在与古代的文献进行一场深入而耐心的对话，而非单向度的信息灌输。

评分☆☆☆☆☆

这套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着实令人眼前一亮，纸张的选择非常考究，摸上去有种沉甸甸的质感，油墨的印制清晰细腻，即便是早期的古籍影印部分也保持了相当高的可读性。我特别欣赏出版社在细节上下的功夫，比如书脊的设计，既古典又不失现代感，放在书架上也是一道风景。开本适中，便于携带和日常阅读，不像有些学术著作动辄就是巨大的平装本，捧在手里总觉得有些吃力。从初次翻阅时的视觉体验来看，这套书无疑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打磨的成品，看得出出版方在发行这套书时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不仅仅是内容的堆砌，更注重了阅读体验的完整性和收藏价值的提升。这样的用心，对于一个爱书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加分项。

评分☆☆☆☆☆

如果从一个长期关注古代典籍整理的读者的角度来看，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为细致的“索引地图”。它不是简单地介绍“有哪些书”，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书是如何被记录、分类和流传的”，这对于理解古代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至关重要。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避讳”和“题跋”在目录学中的功能分析部分，这些看似枝微末节的细节，恰恰是洞察古人思维方式和信息管理策略的关键。通过阅读这些分析，我对自己过去阅读古籍时的一些盲区有了豁然开朗的认识，仿佛拿到了一把解锁古代图书馆管理密码的钥匙，大大提升了我今后查阅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