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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时代背景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中外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中西文化交流正处在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出现急剧的冲突。本书以一两个传教士的穿越整个中国的长途旅行为切入点，反映出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小人物反衬出大时代。本书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中国如何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大潮流和“一体化”机会的历史插曲。相信读者阅后自会有自己的思考。

内容简介

　　16世纪的小小“圣城勒阿弗尔”确实以神奇的方式发展起来了，首先是作为战争港口，然后是作为贸易商港，特别是自1717年的王诰允许与安的列斯群岛进行贸易后更是如此。在鲁瓦河（Roy）故道流域之外，又从中加入了两个锚地，也就是科梅西（Commerce）和拉巴尔河CLaBarre）锚地。它们于1820年开埠，但已不足以满足港口那欣欣向荣的贸易需要了。巨型三桅捕鲸船从奥古斯坦一诺曼底的船坞直接驶出，载客蒸汽轮船连接起了下诺曼底和不列塔尼港口，那里还有驶往南安普敦（Southampton）或利物浦（Liverpool）的定期航线的航船，自1822年起又开始驶往纽约。
　　该城市未随港口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它有2万名居民，尚且不包括携带其箱包和篮筐、布袋和酒桶、珍贵表盒与首饰盒的外来移民和商贾。您想在哪里安置这一大群人呢？他们始终都出于安全考虑，而于预定的登船日期之前数天必须到达该城。
　　按照公证事务所、海事保险公司和外国领事馆的模式，作为当地利益和繁荣的见证物，大量旅店都如同中了魔法一般的开门营业。但人们还可以投宿于当地居民家中，我们的三位遣使会士于前一夜下榻于一位批发商勒格罗（Le Gros）的府邸，此人的府邸在迪瓦尔（Duval）街，处于大码头21号与23号之间，已经是外港区的边缘了。他们非常激动，带有焦虑色彩的兴奋该有多么大啊！他们在巴黎城内修院大墙之间度过数年的封闭和平静的生活之后，突然间却要投身于远东传教区的冒险生涯中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1839年3月5日的这个清晨，额窪理斯塔、安德烈和路易，或者我们按当时习惯而分别称呼他们古伯察先生、普里瓦先生和沃特里兰修士，他们非常自豪地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溜达，以求从中辨认出船坞锚地中的某个人，他们的双桅横帆船——阿代玛号（L'Adhemar）明天即将起锚而驶向澳门。
　　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明天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即他们凭着年轻的热情而选择的新生活。但他们尚不知道，这种生活于将来的某一天，是否会如同随大海中的狂风而飘扬的风帆一样，为维持其基本航向而必须调转船头。

作者简介

雅克玲·泰夫奈，法国的蒙古史学家，长期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工作。曾于1992年搜集了古伯察发自中国（主要是蒙古地区）的8封书简和向法国政府的申诉书，并以《谁还在想着鞑靼地区？》为书名出版。其对古伯察与秦噶哔的环中国大旅行的那段历史比较熟悉。

翻译者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代表作有：《丝绸之路》(译著)、《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译著)、《中国和基督教》(译著)。曾翻译出版过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还发表过有关古伯察的几篇论文。

目录

第一章 从开吕斯到勒阿弗尔
第二章 从勒阿弗尔到澳门
第三章 从澳门到万里长城
第四章 居留蒙古的日子
第五章 从鞑靼地区到西藏
第六章 在拉萨的居住
第七章 返回澳门
第八章 古伯察在华的最后岁月
第九章 恢复活力
第十章 古伯察先生的档案文献
一、古伯察神父被中国驱逐与中法外交交涉档案
二、秦噶哔和古伯察向法国政府提出的申诉状
三、法国领事与古伯察
第十一章 秦噶哔著《1846年的中国形势》
目光敏锐与精力充沛的人
一、巨大的努力与渺小的成果
二、阻止福音在亚洲民族中发展的真正原因
三、传教士之间的争执
四、争论的缘起
五、传教区收获甚微的第二种原因
六、传教区收效甚微的第三种原因
七、论什么人最善于为外国传教事业工作
八、对归化一个民族所需时间的反思
九、对基督教习惯于在一个民族中立足方式的反思
十、讲道与培养土著神职人员
十一、教廷传信部致大主教、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和传教区其他长上们的训令
参考资料
译后记

精彩书摘

1841年2月20日星期六，由古伯察先生租用的帆船刚刚驶出澳门港埠，便扬起棕色大帆，向正北驶去。夜间天气很凉，传教士正在酣睡。手持小灯笼的水手们偷偷地打量着他。他枉然地讲官话，别人也认为他不可能是中国人。这可以看得出来……正如其面庞中央的鼻子所证明的那样。但他已付款，他们必须安然无恙地将他运送到指定港口，也就是广州。尽管在航途中会遇到两大障碍：在小港湾的中途过海关、在珠江口本地接受警方的检查。

帆船行驶得不算太快，当未受任何搜查便越过海关时，夜幕已降临了。在珠江口岸，才对他们做了搜查。为了到达广州，从那里起还要航行70千米的距离。一座用木料堆成的浮桥挡住了去路，因为在夜间禁止任何交易。因此，2月22日天刚蒙蒙亮时，古伯察才真正地进入了“这个向往已久的中华帝国，那里本来禁止任何西洋人进入，甚至以处死相威胁”。

珠江得名于几次尝试饲养产珠牡蛎之史实。它事实上仅仅是灌溉着整个华南的西江三角洲的诸多支流之一，这种灌溉确保了该地区无与伦比的肥沃。直到距广州下游10千米左右的地方，该江才能供大吨位的船舶航行。甚至远远不止如此，它还可以供那些不足2000吨位的船舶以及帆船、舢板和其他无数小船航行，中国南方居民便在其上面来回走动和居住。

广州城建于珠江两岸，它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统治期间开始，便是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港口，秦始皇于公元前 214年在那里首次设郡。广州是与波斯、阿拉伯半岛、整个近东和很快也包括整个西方从事贸易的天然优良港口，在它2000多年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衰落期。一个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和其后的鸦片交易，确保了它的繁荣。根据每日的大米消费量，人们便可以估计出来，在1840年左右，该城共计有120万人口，其中近1／3的人口生活在水面上。秘密入境的古伯察，可以很容易地在那里藏身。这4名旅行家在广州口岸离开了他们那艘漂亮的帆船，乘坐他所能找到的最平庸的出租小船进入了广州城。天已经大亮了，而且阳光充足。他必须匆匆赶往基督徒住院，该住院是他们暂时的藏身地。古伯察写道：“我勇敢地上路了，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摆动身体。任何人对于我的脸面肤色都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为他开门的基督徒，尚未提前获知他们的到达，感到了一阵恐惧，匆匆忙忙地将古伯察藏在一种地窖中。这位传教士在那里度过了他在中国的第一天和第一夜，轮番与蚊子和老鼠为伴，而他的其他教友却正在寻找一艘帆船和采购为继续旅行所必需的食品。出发的时间被定于23日星期二夜幕降临时。

古伯察所看到的该城的很少一点外貌，便是它“狭窄的、弯曲的和形成了螺丝刀形状的”街道，被各种不同大小的灯笼照亮，这足以使他感到喜悦了，因为他只在澳门的安静中度过了很短时间。至少是在这里，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热闹啊!在一条以鹅爪状结束的小巷之尽头，当旅行家们自认为失去了把他们领向小码头的向导时，他们又该是感到多么焦虑不安啊!

这条珠江比广州市还要热闹。古伯察完全有余暇了解这一切：人们让他登上的帆船尚未准备好出发，这次起航被推迟到翌日清晨。因此，他在码头上度过了一夜，他对于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切均感到眼花缭乱：“建造得如同房子一般的”船只，事实上是被用作勾栏院“被欢庆的灯笼簇拥的水上浮动居民”，此外还有漂浮店铺，它们装载着食物、大米、蔬菜不停地来来往往，而且这一切都是在“铜锣和炮仗那不停的噪音下进行的，它们都是中国风俗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这一次，古伯察自我感到被沉浸在一个全新世界的气氛中，他穿越中国的旅行可以开始了。

经过清朝前四位皇帝的盛世年代，特别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间之后，中国的形势，在嘉庆皇帝统治下，特别是自道光皇帝登基以来，却逐渐慢慢地恶化了。公务机构都顺水漂流般地破灭了，虚假票据和赌赂成了官僚队伍中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而不仅导致了国家机器的败坏，而且也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恶化；我们还可以再从中加入一种虽未被公开承认的却又是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人口剧增又引起了失业和贫困；最后是煽动农民暴动的秘密会社的诞生。简而言之，一种危机的氛围预示着该世纪末大动乱的开始。与这种内部衰败同步，中国却始终向外国人自我封闭，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传教士都一概如此。

古伯察在道光二十年开始旅行时，必然会充分考虑到所有这些背景条件。当然，作为一个秘密入境者，他不需要经常与官方打交道。但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了解这部机器的部件，以便懂得避开他们并摆脱任何陷阱或可能的监控。

要想跑遍中国大西南，最谨慎同时也是最方便的方式，便是尽可能地取道水路。江河、运河、湖泊和池塘，如同一片巨大的蜘蛛网，覆盖了全部稻田，以使人最终投身于长江(扬子江，欧洲人称之为“清江”)中下游的水域中。古伯察正是以这种方式，在5至6个星期期间，从广东省到达了江西省。

小船于1841年2月24日清晨，经过在港口度过一个大雾弥漫和风景别致的夜晚之后，终于载着他驶离了广州。小船由三个青年人及其寡母驾驶，他们终于发现了他是一名西洋人。然而，他们也没有给他造成比在澳门更大和更多的麻烦，金钱是不带臭味的，特别是在离开广州城重新过海关时更为如此。

这位传教士得以非常平静地，使自己的双眼饱享广东那令人陶醉的风景。他有时钻进相当高耸的岩壁之间，有时又暴露于稻田和竹园之间。旅行家们要溯北江而上，一直到达梅岭，北江为他们提供一次很舒适的航行。

除了风景之外，最使我们的这位图鲁兹人感到惊讶的，则是他于江岸遥望到的宝塔，它们有时完全建在山顶上；还有几孔石桥，它们使他联想到了巴黎尤其是图鲁兹的那些石桥，它们当然不及后者那样美丽；那里的六和塔，可与西方的钟楼相媲美。据说，这些六和塔表示已经到达城区秀才们参加科举的城市郊区了。但古伯察在沿途所看到的最奇特之处，则是一座神秘的神庙，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中，朝山进香人可以从河中乘吊篮上升到那里去。对于古伯察来说，这该是一种什么机会从其内心中发出抱怨，埋怨他认为的邪恶异教迷信和向撒旦举行的一种崇拜仪轨行为。

一座海拔2000米的高山标志着广东与江西两省的天然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梅岭，必须徒步翻越它。经过12天悠闲自得的航行之后，古伯察即将看到他夸大其辞地称之为“御道”的道路了。这是一种残酷的失望!它们都是一些路况很糟的道路，狭窄而又遍是碎石块，所有人都在那里摇摇摆摆地行走，双肩挑着重担。除了轿子在那里冒险运行之外，再无其他车辆了。法国的道路以及拉菲特(Laffitte)和加雅尔(Gaillard)的公共马车，都已经很遥远了。在这里，当人们不在江河中航行时，就必须安步当车了，始终是步行!古伯察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步行者。但他却在所谓的中国御道上识别出了两大优点：行人在那里可以遇到大量旅馆，当然都很简陋，但已足够了，旅客可以在那里“几乎是无偿”地过夜；厕所也几乎同样多，“这些珍贵的小房间”、“这些无法估量的小厅室”，它们是农民为向过路人征敛一种很利于肥田的“实物税”的巧妙手段。

在江西，一旦再次从山上下到平原，古伯察及其教友们又看到了他们所钟情的江河——赣江及其支流。他们共用了四天的时间，便到达了由白寿(Pierre Peschaud)执掌的一个小传教区，此人是古伯察在初修院中的一位同教老教友，先于他两年而离法赴澳门。他们非常高兴地讲法语，两次做弥撒，参与了他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团的宗教生活。遣使会士们自1838年到达江西，该省和浙江省被合并成唯一的一个宗座代牧区，被置于拉莫(Alexis Rameaux)主教阁下的权杖之下。当时仅仅在江西省，便可以统计到150多个基督教小会口，仅由7名传教士主持管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巡视这些小会口。古伯察非常高兴地聆听白寿的基督徒们唱圣诗：在弥撒期间，这就是早课与晚课，在他离开时为他念玫瑰经。他写道：“我狂热地喜欢以唱诗做祈祷，对唱诗有某种神秘感和神圣感。”

一个新的乘船旅行25天的新阶段，使这位传教士的热情达到了巅峰，他越来越感到适应了新环境。水上生活对他没有秘密，他现在学会了怎样扬起或收拢船上的风帆，怎样覆盖芦席船篷，怎样为蔽身而覆盖船板的拱形竹门，怎样操桨摇橹，人们怎样才会从岸上拉纤，或者怎样才能为过夜而平静地搁浅，然后还有怎样油煎鲤鱼和煮菱角，最后是怎样才能在喧闹声中最终得以成功地入睡和祈祷。

1841年4月1日星期四，古伯察到达了吉安，下榻于另一位遣使会士拉里伯(Bernard Laribe)的传教区，此人当时正在外出巡视，仅于4月4日棕枝主日(Dimanche des Rameaux，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才返回其船籍港。当他返回时，拉里伯便将来客带到了那里的两个地点：在“矶头村”共庆复活节，那里有1／3的居民为基督徒。古伯察简直不敢相信其眼睛了：这里有一座真正的小教堂、一座本堂神父住宅、一所孩子们于其中以震耳欲聋的唱诗方式上课的真正学校。在他们之中，有四名青年人将被送往澳门修院。

传教士们都懂得，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教案。但他们仍然以最佳传统举行圣周的日课：神圣星期六的临时祭坛，神圣星期五的洗足礼，尤其是复活节那一天的大弥撒，为代替钟声而以中国方式使用了大量烟花和爆竹。

古伯察此时是否会回忆起了他自离开法国之后曾庆祝过的另外两个复活节呢?其一于1839年在“阿代玛尔”号船上，其二于1840年在澳门。这一切已经是多么遥远了!他现在正作为一个普通的过路客，身处这个喧嚣而又酷热的、葱绿而又肥沃的南中国，传教士们在那里的任务显得很轻松，并充满了安慰。下一年，他将在哪里过复活节呢? “鞑靼地区的冰天雪地”正等待着他，他必须重新登程了，矶头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片绿洲。

他与拉莫主教阁下的一次简短相会，可能是在江西传教区的中心临江举行的；他然后又与第四位教友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会见，为古伯察在中国南部重新寻找遣使会士们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他自广州出发，已经跋涉了500多千米。为了到达北京，他还有近2000千米的路程需要奔驰。

古伯察始终由他的两位护送侍者陪同左右，修院的那位学生留在了拉莫主教阁下身边。古伯察现在进入了湖北省，该省自1838年起便被升级为宗座代牧区，并且委托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主持。这是前往已殉教的遣使会士墓前默哀的绝好机会，殉教人是刘方济(Clet)和董文学(Perboyre)，它们的墓位于省府武昌的城门处。宗座代牧主教里佐拉蒂(Rizzolati)很赞同这项虔诚的计划，指定当地的一名青年基督徒做向导。这次朝圣几乎转变成一场灾难，当正在操练的军人无所顾忌地走到近前，并观察这些闲逛者的时候，发现其中之一非常奇怪地酷似青年时代的董文学，而他们在两年前曾亲眼目睹了处死他的场面。“这是董教长刚刚复活!”其中一名兵勇惊叫了起来。介绍这一事件的拉里伯又补充说：“事实上，你们知道古伯察先生在身材和肤色方面，都酷似董文学先生。”但古伯察很危险地避开了审视的目光，采取了一种非常惊惶失措的姿态，即“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或好奇者那缺乏条理和不拘礼节的样子”。

古伯察在一片辽阔无垠的草原中，在大量低矮的植物和含羞草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同教教友们的坟墓。刘方济于1820年2月18日，董文学于1840年9月11日，都因信仰而在遭到无法形容的拷打后又被绞死。第一位是一名71岁的老翁，将其一生中的30年奉献给了江西、湖北和河南传教区。第二位是一个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中的人物，年方38岁，入华有5年。古伯察在离开澳门时曾穿上了董文学的衣服。他在其墓前采集了几朵鲜花，稍后放进了一封致其长上德旺先生的书简中。

古伯察经过这次令人大动感情的拜谒而返回主教身边时，又谈到了两名殉教人的圣洁名声，它在湖北激起了许多归化。他问道，他们为什么不会于某一日被封圣呢?他不相信会有如此好的预言。

从武昌到北京一段，我们完全失去了古伯察的行踪。完全如同在他的心目中看来，其旅行的这一部分根本不值得介绍一般。但在旅行地图上，我们看到了他所走的道路以及居次要地位的水路。水路经由河南省(黄河以南)而直接到达河北(黄河以北)。这同样也是出自对传教士们取道的陆路运输所有手段的详细描述，我们从这种描述中，便可以窥见传教士们在穿过梅岭时的忧郁心情。他写道：“当然，旱路在人们可以想象出的一切中，是最令人憎恶事物了。”人们或乘独轮车和四轮马车或骑马匹和骡子、毛驴，最终走完这段道路，或者是“为了经济起见，我骑在了自己那很少会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双腿上，只花很少一点钱便可以雇佣”。当大雨将道路变成小溪时，又该如何办呢?

然而，正如在有关厕所茅房问题上一样，古伯察也欣赏中国人在运输方面的技巧。他们发明了独轮车。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一切，但他还是指出了两楼双轮马车，当以一条长缰绳拉着它的骡子们让它渡过一片可涉水过河的地方时，便可收回其轮子。甚至是帆车，人们也会在独轮车和双轮车上竖起一张帆和一根桅杆，它可以使人行进得更快和更轻松一些。

在此期间，从武昌开始，风景便明显地改变了。继长江流域那充满水的地面之后，便是黄河冲积出的黄土，水稻让位给了小麦，碧蓝的天空变得比较深暗了，而且颜色也更为强烈了。人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再是古伯察过去经常接触的那个船夫和渔夫的民族了，而是北方粗犷的农民，身材高大而体质强壮的人了。他对这一切似乎均未留意，他未做任何风景描述，未对风俗习惯做任何观察，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沿途路况的可怕状态和运输工具的不牢固性。

当这位教士于1841年5月末到达可以遥望到北京的地方时，春雨一直淅淅沥沥地在下。他在京师的周边地区，发现道路修得越来越宽了，但却并未因此而维护得更好，这就迫使徒步行人在路沿上鱼贯而行。

在环绕北京城墙的道路上，则出现了一种极其热闹的场面：“一副雄伟的气派，突出了这个伟大帝国京师的周边环境。”小车与商贾们的队伍、流浪戏子、道路上的步行人和骑马人、驮载商品的毛驴和骆驼。总共有16座“建造得都很漂亮”的城门，可以使人进入城内。但在城内，却又多么令人失望啊!古伯察非常简单地指出：“北京没有宏伟建筑”，仅在“过分泥泞和发出恶臭”的街道两旁有些低矮的房子。这种非常简单和模糊的描述，却出自一位擅长对细节和具体问题进行描述的作家，从而使人联想到，古伯察可能并未进入北京。此外，对于他那样一个秘密进入中国的人来说，他在城内有什么事可做呢?再说，为了到达西湾子，他还要有400多千米的路程需要跋涉。如果相信赴“大北方”的旅行家们之游记的话，那么他穿越中国的这最后一个阶段最难以忍受。他也指出：“尾巴是属于最难剥皮的体位。”

延伸于从北京西北并一直到达中国万里长城的地区，由许多山脉和高原占据，其平均海拔为1500—2000米。在这里，甚至已经谈不到道路了，而仅仅是非常艰难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变得非常危险。古伯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骑在骡子上，不能欣赏所有这一切。某一天，他在连续的8小时内，被一场“带有冰雹的暴风雨”所淋。换言之，这是下了一场冰雹，紧接着是“一场倾盆而降的冰雨”。另一天，他正巧坐在一片泥泞土地上，因为其坐骑摆脱了他。还有另一次，当时他正坐在小篷车上赶路，小车颠覆了，四轮朝天，使他也腹部贴地倒在乱石块上面，其行李压在背上，车辆又压在行李上。但还有更糟的事：刚出北京，在一家客栈中，这位传教士便被当做一个俄罗斯人，这又使他感到恼火和不安。其后，在赶路期间，他又失去了其心爱的烟斗，也就是雷托尔主教阁下在澳门送给他的。

在如此之多的麻烦中，古伯察还能欣赏出现在他眼前那雄伟壮丽的风景以及同样也很雄伟的万里长城吗?长城是保护自己不受北方游牧民入侵，保护自己和抵御游牧民，但古伯察却非常喜欢这些游牧民!他正是被派往这些游牧民中布道的，他正是要前往他们之中。他也正是为了他们，才离开澳门并穿越了整个中国，在帝国的道路上忍受死亡之险。

从来没有过一名旅行家会怀着如此之多的希望和喜悦心情，翻越过万里长城的最后几个台阶。对他来说，越过城墙，便是自由。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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