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場域的興起1895-1926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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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星 著

圖書標籤:

• 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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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 教育思想
• 民國時期
• 教育發展

齣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9787108058683

版次：1

商品編碼：12184396

品牌：三聯書店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5-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45

字數：185000

編輯推薦

　　“新教育場域”，其實是指“五四運動”時代老師輩和學生輩的兩代人，從書中的三個個案可見，當年大學與中學教育的變化走嚮，取決於清末民初的政治場域和局勢變化。本書通過三個關鍵片段，對新教育在中國産生、早期發展的艱難過程給予深入研討，運用社會史的方法進入中國近代社會，揭示瞭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觀察到的側麵。
　　三個個案分彆為：1895—1913年，科舉被廢除前後，湖南省新式學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紳慣習”的進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努力為北大塑造“科學的精神實質”，試圖建立自外於政治的“學術社會”，書中對此做瞭頗具新意的社會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學校裏培養瞭一大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從中可以看齣，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是嵌入在民國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內容簡介

　　科舉製度的廢除、新式學校的建立，不僅是中國教育製度史上的巨變，而且直接牽動著政與學的關係在中國現代社會的重構。
　　本書通過三個不同類型的個案考察，展示瞭從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間，新教育場域逐漸興起的艱難曆程。

目錄

引論
上 篇
從科場場域到後科場場域
——1895-1913年的湖南
一、導言
二、科場場域與1895年前的社會支配關係再生産
（一）科場場域的成型
（二）科場場域與其它場域的關係
（三）士紳慣習與社會支配關係的再生産
（四）湖南社會的地方性因素對科場場域的影響
三、新的支配關係的確立與科場的衰敗：1895-1905年的湖南社會
（一）新舊文化資本的競爭
（二）“原子式競爭”下的士紳慣習
（三）廢科事件的發生
四、社會支配關係的再生産與後科場場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會
（一）學堂與權力場域的關係
（二）學堂：作為新文化資本的支配結構
（三）學生的反體製衝動：一種特殊的慣習的形成
五、小結
中 篇
北京大學：“學術社會”的興起
——1917-1923年
一．導言
二．蔡元培到任前的學術風氣
（一）清季民初學術風氣的演變
（二）北京大學1917年前的學術風氣
（三）蔡元培的“教育救國”和“學術至上”的理念的確立
三．“兼容並包”與大學作為現代學術中心
（一）兼容並包與“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二）兼容並包與新舊激戰：以林（紓）蔡（元培）之爭為例
（三）從地緣到學緣
（四）嚴限校外兼職，促使“專研學理”
（五）從“學無定業”到“學在大學”
四．“教育獨立”與大學作為學術自治場域
（一）大學與政治乾預
（二）大學與經費保障
（三）大學與宗教束縛
（四）大學與實業活動
五．“休戚相關”與大學作為學術興國基地
（一）大學的高深追求與社會基礎
（二）大學的學術使命與啓濛責任
（三）大學的第一要務與學生運動
六．“養成人格”與大學作為科學話語共同體
（一）“由科學而達至修養”與“以美育代宗教”
（二）分類與會通
（三）同一學科裏的“兩種文化”
（四）科學話語與學術自主
七．小結
下 篇
中等學校與中共革命
——1922—1926年的江西
一．導言
二．“盜火者”、“深耕者”及其“搭橋者”
三．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同心圓式的革命網絡
（一）改造社與世傢齣身的“國民黨係人士”
（二）改造社與廣信府地區
四．南昌一師：網格狀的革命網絡
（一）網格狀的革命網絡
（二）師範學校與網格狀革命網絡
（三）南昌一師與世傢齣身的“國民黨係人士”
（四）南昌一師與鄱陽湖區域、贛江流域
五．小結
結語
徵引文獻

精彩書摘

　　教育獨立是蔡元培辦學的至高理想。要追求這一理想，首先就體現在教育要與政治、與政黨保持距離。因為，在他看來，教育是個性與群體性同樣發達，而政黨為瞭某種特彆的群體性而抹殺個性；教育求遠效，而政黨求近功。因此，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傢，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蔡元培的思想與美國大學教授聯閤會1915年發錶的關於學術自由的宣言是完全一緻的。那些“起草《1915宣言》的教授們把大學視為獨立於勾心鬥角的外部世界的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製的論壇。”《1915宣言》最初主要是保護教授的思想自由的，到後來，大學的自治也被納入其概念範疇。
　　實際上，阻止政黨或其他政治力量的乾預是大學實現學術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就根本無從談起學術共同體的塑造。在蔡元培治校的前期，主要是采用一種特殊的手段——辭職來阻止政治力量對大學的乾預。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有過八次請辭（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1919年12月；1922年8月；1922年10月；1923年1月；1926年7月），前七次均發生在他實際主持北大校務的時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請辭一次。陳獨秀有一次曾經批評蔡元培的辭職之舉隻是抗議政府腐敗的消極做法，但這種說法失之簡單。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後定其舉止。”
　　他的辭職並非輕率之舉，而是在大學與政治的關係上對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審慎考慮。我們從他的辭職中既可以看到大學自治所麵臨的外部限製，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運用辭職來遏止這些限製。他的請辭既是這些外部關係作用於大學的結果，同時又是他用以調整這些關係的基本手段。我們可以對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的辭職事件作一細緻分析。
　　在蔡元培的數次請辭中，1919年5月的這次是最堅決的、也最復雜的一次。他從辭職到最後迴校復職，曆時四個月，中間經曆瞭許多波摺，他個人的辭職事件最後演變成瞭作為“五四運動”續麯的“挽蔡運動”。在此過程中，蔡元培以其全部的個人魅力，藉社會運動之勢，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築起瞭防止政治乾預的學術堡壘。
　　蔡元培此次辭職事件前後可以分為四個迴閤：
　　第一個迴閤從蔡元培5月8日遞交辭呈到5月20日他答應有條件的復職。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積極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被捕學生迴校。第二天，鑒於他本人已經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蔡元培提齣瞭辭職。其實，就在同一天，把持北京政權的安福係已經決定要撤蔡元培的職，以桐城派馬其昶代之。隻是由於教育部長傅增湘拒絕副署而未能發齣此道命令。5月9日，蔡元培離京。臨行前，為瞭避免他動員學生要挾政府的嫌疑，他特地登報聲明：“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他以此錶明，自己是因為苦於應接不暇的煩忙而想辭職休息的。不過，他在10日發錶的《告北大同學諸君函》中卻明確地說自己是“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10日，以北大師生為核心的挽蔡運動拉開瞭序幕，其中對政府壓力最大的就是北京各高校校長一並辭職，北京高校全體罷課。13日，蔡元培在北京《晨報》發錶瞭《在天津車站的談話》。這份談話綜閤瞭他前麵關於自己辭職的兩種說法：他辭職既是為瞭保全學生、保全大學，也是因為不耐雜務。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於14日發齣挽留蔡元培的指令。19日，北大經濟學教授鬍鈞登報聲明安福係將任他為北大校長純屬謠傳。20日，蔡元培給政府發電稱：“政府果麯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這即提齣瞭他復職的條件：對參與運動的學生不予追究。
　　第二個迴閤是從5月26日他稱病拒絕迴京赴任到6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鬍仁源為北大校長。盡管各方都催促蔡元培復職，但蔡元培在上海和杭州觀察瞭數日，決定托病不齣，靜觀事變。促使他作齣這個決定的緣由，由他最重要的智囊——湯爾和一語道破。湯爾和在給他的信中說：“來而不瞭，有損於公；來而即瞭，更增世忌。”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緊張態勢下，若蔡元培迴京化解不瞭政治危機，會被認為是無能；若他迴京解決瞭問題，又會被視為莫大的政治威脅，因此，宜靜不宜動。蔡元培拒絕北上的決定惹惱瞭安福係，他們遂發布命令，讓鬍仁源取代蔡元培。安福係放棄瞭馬其昶，估計是擔心馬其昶當年積極參加過袁世凱的復闢活動，他若接任校長會招來太多的反對。而鬍仁源曾是蔡元培的學生，也曾在蔡元培掌校前代理北大校長達三年之久，無論是其與蔡的關係，還是其資格，都使其可能順利接任校長。而上海、南京的一些教育傢開始籌劃將新文化的中心南移，必要時甚至準備將北大遷到上海去。
　　第三個迴閤是從6月6日北大發起拒鬍挽蔡運動到7月9日蔡元培迴電教育部應諾在病情好轉的情況下復職。安福係沒有想到任命鬍仁源之舉立刻引起瞭北京學界的強烈反對。而蔡元培於6月15日寫瞭一個“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從他在宣言中一連用瞭三個“絕對不能再作……校長”，我們可以感受到，蔡元培這次的請辭，並不僅僅是抗議的姿態和手段，政治對大學的橫加乾預已經使他實在不願再在夾縫中受纍瞭。在蔡元培看來，這種乾預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行政乾預，另一個方麵是政治乾預。所謂行政乾預，指的是大學校長成為由政府任命的半個官僚，大學與教育部被處理成官僚隸屬關係，因此，大學內部的大小管理事務稍微破例，就必須呈報教育部批準。所謂政治乾預，指的是大學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環境，因此，對北大的教育改革，不僅教育部可以乾涉，而且外交部、國務院、參議院也可以橫加指責。比如，蔡元培為辭退北大不稱職的外籍教員就屢遭外交部質問。
　　蔡元培在文中錶明：隻要這些政治乾預尚在，他就不可能再任那個不自由的校長。由於蔡元培弟弟的勸阻，此文當時沒有公開發錶，而是另由他弟弟代登瞭一則啓事，繼續稱病不齣。在學界的重壓下，教育部於6月17日將尚未上任的北大新校長鬍仁源含糊地“調（教育）部辦事”。6月28日，教育部和北京學界派人專程到浙江請蔡元培復職。7月9日，蔡元培答應等身體康復後復職。錶麵上他仍是在堅持原定的延緩迴京的作法，但實際上，一項日後對北大命運産生重要影響的決策已經在醞釀之中。
　　第四個迴閤是從7月14日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作為他的私人代錶到校辦事到9月12日蔡元培迴到北京。在湯爾和的提議下，蔡元培決定請蔣夢麟代錶他北上代辦北大校務。7月16日蔣夢麟準備啓程赴京。而7月17日，在安福係的操縱下，北大個彆學生和一些社會人員企圖搞“迎鬍（仁源）拒蔡（元培）”，結果遭到許多北大學生的痛擊。7月23日，北大學生召開瞭歡迎蔣夢麟的大會。7月30日，安福係被迫將鬍仁源免職，卻又想鼓動蔡元培在中國教育會時代的老友——蔣智由來任北大校長。9月2日，蔡元培緻信蔣智由，稱蔣若為北大校長，“可為教育前途幸”。6日，蔣智由發錶《入山明誌》，“馳書決謝（提名），必不往就，堅如磐石”。12日，蔡元培迴京。20日到21日，北大學生、教職員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分彆召開歡迎蔡元培復職的大會。至此，北京政府將蔡元培撤職的圖謀完全失敗。
　　從這四個迴閤的鬥爭過程中，我們可以領略蔡元培處理政治問題的高超智慧。可以相信，蔡元培不願為俗務所纍、為官僚所睏的心情是真誠的，但是，如果隻想簡單解脫瞭事而不顧及政治後果，就成瞭意氣用事。蔡元培說“教育事業應該完全交與教育傢”，其實，這句話還不全麵，應該說是：“教育事業應該完全教與有政治智慧的教育傢”。
　　實際上，蔡元培要謀求大學自治，並非是要使大學完全非政治化。相反地，他把大學本身看作是立足根本、著眼長久的政治。在他看來，“現象世界之事為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福為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為宗教，故以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而教育者，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為其達於實體觀念之作用。”“既然在教育界深受政治不良之影響，故有不能不容喙於政治之覺悟，然自身仍從教育進行也。”
　　在風雨如磐的時代裏，要使大學抵製政治的乾預是異常艱難的。隻有蔡元培這樣既懂教育又懂政治、“托政治於學術”（吳稚暉語）的人纔能做到審視度勢，保全北大。無論是蔡元培的一意辭職，還是他的有條件復職，或是他的拖延迴京，其著眼點都不是為瞭他個人的名位，而是為瞭打造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京學界。如果政府可以隨意撤換北大校長，那它們自然可以乾預北大的校內事務，也可以乾預其它任何一所高校的內部事務。這正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職教員聯閤會給鬍仁源的信中所說的：“現在學界公意，認為欲迴復教育原狀，非各校校長一律復職不可，欲各校校長一律復職，尤非北京大學蔡校長真能復職不可。是蔡校長復職與否，為北京學界全體問題，既非北京大學一校問題，尤非蔡元培個人問題。”
　　安福係想推齣的四位北大校長人選馬其昶、鬍鈞、鬍仁源和蔣智由一一落空，這足見以蔡元培為首的北京學界已經隱然成形為較為獨立的場域。
　　更為重要、也更為精彩的是，蔡元培不僅能夠抵製政府對校長人選的隨意安排，而且還為北大校長之位今後掌握在真正的教育傢手中做好瞭充分的鋪墊。我們再迴頭來研究一下事件的整個過程，可以發現，6月中下旬，鬍仁源被“調部辦事”，教育部、北京大專校長團、北京各校教職員聯閤會、學生聯閤會和北大師生均派代錶來杭州請蔡元培迴京。蔡元培此時若迴京已經穩操勝券，他為什麼還不答應立即啓程迴京復職？是他的架子太大嗎？還是他的病真的還沒有好？
　　當然這兩者都不是。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之一就在於他從不擺那些虛飾的“架子”；而有政治權謀或政治智慧者的稱病從來不會僅僅為病稱病。蔡元培之所以拖延迴京，主要是為瞭嚮外界推齣他看中的未來的校長人選——蔣夢麟。
　　不須諱言，蔣夢麟是浙江人，是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的學生，是湯爾和推薦給蔡元培作其代錶的——這些也許會讓人以為蔣夢麟的齣現隻是蔡元培操弄學術派係政治的結果。但如果這樣去看問題，那就是把蔡元培的思想高度降到瞭湯爾和、鬍仁源的層次上。
　　同鄉也好，昔日的學生也好，這些隻是為蔡元培選人提供瞭地理的和曆史的機緣而已。在我看來，蔡元培真正看重蔣夢麟的是這樣三點：
　　其一，蔣夢麟在美國留學長達9年，師從著名教育傢杜威，1917年以關於中國教育原理的研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他迴國後發起並領導瞭新教育改革運動，主持在知識界廣受歡迎的《新教育》期刊。他這樣的經曆，稱為“真正的教育傢”應是當之無愧的。
　　其二，蔣夢麟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很高的認同和較深的理解。蔣夢麟7月23日在北大學生歡迎他的大會上說話得體，並對蔡元培的精神作瞭三點闡發。素來在日記裏不錄溢美之辭的蔡元培破例將其說法記瞭下來，可見他對蔣夢麟說法的欣賞。由蔣夢麟來繼承蔡元培在北大開創的辦學風格，蔡規蔣隨，這應該是有保障的。
　　其三，蔣夢麟辦事謹嚴乾練，在這點上甚至強過蔡元培。我們再對比一下蔡元培以往在北大治校的兩位主要助手——陳獨秀和鬍適。陳獨秀長於開創思想新風，短於治事，且當時已經離職。鬍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思想穩健，熱心教育，但他當時作為新文化派和政治自由主義的首領人物屢受舊派和保守派的攻擊，且鬍適當時處事也不夠老道。
　　蔣夢麟本來是主張在蔡元培不復職的情況下就將北大南移的人。但在蔡元培準備復職後，蔣夢麟作為一個研究教育齣身、認同新思想和新教育卻又未置身在風口浪尖、待人辦事周到老練的人，就被蔡元培視為最好的接班人。
　　事實最後證明瞭蔡元培的深遠眼光。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瞭二十餘年。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長期擔任總務長，三度代理校長，1930年鼕正式擔任北大校長。先後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曆屆校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他為北大在中國教育和學術上所創造的高峰作齣瞭重要的貢獻。而蔣夢麟在北大起步的舞颱，正是由蔡元培所精心搭建起來的。蔡元培選擇在1919年那個鬥爭的緊要關口推齣蔣夢麟是非常有眼光的：因為“代理蔣君到校以後，內之教職員及學生，均錶歡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牘承認，正可以盤根錯節，試其利器”，而校內留任的教授們在此當口“必能濛其鑒諒，而必能與蔣君和衷共濟，以盡力於北大”。
　　大學自治最重要的一點體現在大學校長由誰來任命、根據什麼來任命的問題上。蔡元培憑藉著個人的魅力，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獲得瞭北大校長的校內推選權，並為北大兩代校長的交替做好瞭鋪墊。蔡元培的這次辭職也因此成為成功抵製政治乾預大學的範例。
　　這次辭職事件還促成瞭蔡元培在爭取大學自治的方式上的轉摺點。辭職之所以成為蔡元培抵抗政治乾預大學的重要手段，這主要是因為蔡元培個人極為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個人魅力。盡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員可以對北大指手畫腳，盡管政府要員可以為北大的內部事務來質問校長，但蔡元培作為前清翰林、德國留學生、革命元老和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他的這些文化、政治和曆史光環使他的大學理念和主張難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動。他的辭職本身更會成為還擊對大學妄加乾涉的政治勢力的有力武器。
　　不過，蔡元培從這四個月的拉鋸戰中也發現瞭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把北大甚至整個北京學界的命運係於他一人身上，這實在是很危險的事。為此，蔡元培在治校的後期開始從內外的製度設計上來謀求大學的自治。
　　蔡元培首先在校內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辭職前，蔡元培已經推行瞭校評議會和係教授會製度，前者是給教授代錶和各科學長以校內立法和作齣重大決策的權力（如決定學科廢立，提齣學校預算，製定和審核學校條令，審核教師學銜和學生成績），後者是由教授來推舉係主任、決定教務（如課程設置，選擇教科書，考核學生成績等）。在1919年9月迴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說中，他進一步提齣要組織行政會議，使行政事務也采取閤議製。
　　而後蔡元培又在北大設置瞭教務長和總務長，分管教學和事務，而這二職均以推選的方式在教授中産生。這樣一來，誰來當校長，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削弱，無法任意辦事。這樣，大學的運轉不因校長的人選和去留産生重大影響，也使校長不至於成為眾多野心傢所爭搶的目標。
　　蔡元培而後進一步企望在外部製度上確保大學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獨立議”中提齣瞭一個係統的改革方案，如全國實行法國的大學區製，使各學區的大學來統領教育行政事務；大學校長由大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推選，教育部不得乾涉大學區和大學內部事務；教育總長一職的任命反而必須得到大學校長組成的高等教育會議承認；各區教育經費從本區抽稅充用，等等。
　　1927年6月，在蔡元培的倡議下，教育部改為大學院，地方上實行大學區製，首先在浙江、江蘇兩省試行，然後逐漸嚮全國推廣。蔡元培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但大學院所實行的教育改革方案僅僅是蔡元培《教育獨立議》設想中的一部分，即大學區製。即使是這個模仿法國的學區製，也很快宣告失敗。有學者分析瞭其中的幾個原因：模仿失當，變更太驟；政治不穩，基礎未固；留日派的激烈反對；教育獨立與黨化教育的衝突；經費不足；以及與最初一同倡導大學院製度的老友張靜江、李石曾的失和，等等。
　　其實，這位論者忽略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在黨國一統天下的時候，謀求教育獨立近乎異想天開。大學院製度得以試行，僅僅是特殊曆史時期政治鬥爭的産物而已。因為1927年正是蔣介石政權與國民黨左派控製的武漢政權處於尖銳對立的時候，由於蔡元培等幾位元老支持瞭蔣介石，所以，他們提齣的大學院倡議就得到瞭蔣介石的同意。但這種建立在政治權衡和個人聲望的體製實際上是難以持久的。1929年，大學區停辦，大學院重新改為教育部，隻有中央研究院得以幸存下來。
　　……

前言/序言

　　【導言】
　　一百年前，中國的文教製度正在經曆從“學堂”到“大學”的艱難轉型，蔡元培洞察趨勢、力挽狂瀾，養成瞭中國大學的浩然正氣。五月四日，是北京大學的校慶日，今年也是蔡元培齣任北京大學校長一百周年，本文選摘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星《新教育場域的興起，1895—1926》一書，有關蔡元培八次請辭北大校長，試圖建立自外於政治的“學術社會”的艱難實踐。在“五四運動”前後，蔡元培以其個人魅力，藉社會運動之勢，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築起瞭防止政治乾預的學術堡壘。

新教育的黎明：一場思想與實踐的革命（1895-1926） 1895年至1926年，這段曆史畫捲承載著一個國傢在劇烈變革中對未來教育的深刻反思與不懈探索。它並非孤立地審視某一個教育機構或某一種教學方法，而是深入肌理，描繪瞭一場席捲整個社會的新教育思想的興起。這場興起，如同一股沛然莫能禦的洪流，衝刷著舊有的藩籬，激蕩著沉睡的靈魂，最終孕育齣瞭一片充滿活力的教育新場域。 時代背景：風雨飄搖中的轉型與覺醒 當我們迴溯這段時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社會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巨變。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瞭古老帝國的沉寂，甲午戰爭的慘敗更是如同一記重錘，敲醒瞭無數仁人誌士。民族危亡的緊迫感，促使人們開始深刻反思傳統的根基，並積極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教育，作為維係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根本，自然而然地被推到瞭風口浪尖。 從晚清的洋務運動開始，對西方科技和製度的學習便已拉開序幕。然而，人們逐漸意識到，僅僅學習器物是遠遠不夠的，真正能夠決定一個民族能否屹立於世界之林的，是其思想的先進性、國民的素質以及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在此背景下，對教育進行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建立一套適應時代發展、培養現代化人纔的新教育體係，成為瞭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共識。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京師陷落，進一步暴露瞭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庚子事變後，朝野上下無不震驚，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尤其是“廢科舉，興學堂”的政策，雖然並非一蹴而就，但卻為新式教育的推廣奠定瞭政策基礎，打破瞭韆年科舉製度對人纔培養模式的壟斷，為各種新思想、新方法的湧入打開瞭通道。 同時，革命思潮的興起，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爆發，更是將“國民教育”的理念推嚮瞭至高點。革命黨人深知，要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繁榮昌盛的國傢，必須依靠全體國民的覺醒和素質的提高。教育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因此，對教育進行全麵的改革，培養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科學素養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新型國民，成為瞭時代賦予教育的使命。 新教育思潮的湧動：舶來與本土的交織 在這場新教育場域的興起過程中，最為顯著的特徵便是新教育思潮的蓬勃發展。這些思潮並非憑空産生，而是源於對西方先進教育理念的積極吸收與對中國本土教育弊端的深刻批判。 1. 反對舊式教育的弊端：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教育以“四書五經”為核心，以道德倫理說教和死記硬背為主要教學手段。這種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培養瞭封建社會的官僚人纔，但其弊端也日益凸顯： 脫離實際，束縛思想： 教學內容多為古代典籍，與社會現實生活格格不入，扼殺瞭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性。 扼殺個性，壓抑興趣： 強調服從與模仿，忽視學生的個性和興趣發展，導緻教育的單調與乏味。 功利性強，重記輕懂： 以考試成績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學生為瞭應付考試而死記硬背，並未真正理解知識的內涵。 滋生腐朽，助長官僚： 培養齣的是一群服務於封建統治的“書呆子”，缺乏社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 新教育的倡導者們，對這些弊端進行瞭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們認為，這種舊式教育已經無法應對現代社會的挑戰，必須予以徹底的顛覆。 2. 藉鑒西方先進教育理念： 西方在近現代教育領域取得瞭顯著成就，其進步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對中國教育界産生瞭深遠影響。一些在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和教育傢，將這些先進的理念引入中國，並結閤中國國情進行本土化實踐。 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 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兒童中心論”等思想，在中國産生瞭廣泛影響。他強調教育應與生活實踐相結閤，鼓勵學生主動探索，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強調經驗、實踐和兒童興趣的教育理念，為中國教育界帶來瞭革命性的啓示。 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 讓-雅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強調“迴歸自然”，主張尊重兒童的天性，讓兒童在自然環境中自由發展。雖然其教育思想在中國傳播的直接性可能不如杜威，但其蘊含的尊重個體、順應天性的思想，與當時對舊式教育壓抑人性的批判形成瞭共鳴。 濛颱梭利和福祿培爾的幼兒教育思想： 瑪麗亞·濛颱梭利（Maria Montessori）和弗裏德裏希·福祿培爾（Friedrich Fröbel）在幼兒教育領域的探索，也為中國學前教育的發展提供瞭寶貴的藉鑒。他們強調感官訓練、自主學習和遊戲在兒童成長中的重要性。 3. 本土教育改革傢的探索與實踐： 在吸收外來思潮的同時，中國的教育傢們也在積極探索符閤國情的教育道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教學做閤一”：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深刻體現瞭將教育與生活、生産勞動緊密結閤的理念。他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強調教育的實踐性和服務性。他的“教學做閤一”的理念，更是將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統一起來，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新精神。 晏陽初的鄉村教育運動： 晏陽初先生將教育的目光投嚮瞭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體，他倡導“平民教育”，通過“識字”、“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內容，緻力於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技能，為鄉村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為新教育場域注入瞭開放、包容的學術空氣。他鼓勵不同學派、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營造瞭一種鼓勵探索、追求真理的學術氛圍，為培養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奠定瞭基礎。 新教育場域的形成：多維度的變革 新教育思潮的湧動，最終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塑造瞭一個全新的教育場域。這個場域的形成，是多維度、多層麵的變革所共同作用的結果。 1. 教育製度的革新： 學製改革： 晚清以來，中國開始模仿西方學製，逐步建立瞭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學製體係。雖然初期存在藉鑒痕跡明顯、本土化不足的問題，但標誌著中國教育體製的現代化轉型。 義務教育的萌芽： 盡管當時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普及義務教育，但“發展義務教育”的理念已經開始被提齣和倡導，一些地區也開始嘗試推行初等義務教育，為日後義務教育的普及奠定瞭基礎。 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興起：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各類專業人纔的需求日益迫切。各類專門學校，如師範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商科學校等紛紛建立，為國傢建設輸送瞭急需的專業人纔。 2. 教學內容與方法的創新： 科學與人文並重： 新教育強調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的並重，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等學科納入教學體係，力圖培養全麵發展的現代人。 注重學生主體性： 改變瞭過去教師“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更加注重發揮學生的主體性，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獨立思考、閤作探究。 實踐性教學的引入： 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閤，將實驗、實習、社會調查等實踐活動納入教學過程，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啓發式、討論式教學法： 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唯一傳授者，而是引導者和啓發者，通過提問、討論、辯論等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思維活力。 3. 師資隊伍的建設： 師範教育的發展： 為瞭培養閤格的新型教師，師範教育得到瞭大力發展。師範學校不僅教授學科知識，更注重師範生的教育理論、教學方法和教育心理學等方麵的訓練，旨在培養一批具備現代教育理念的閤格教師。 對教師素質的要求提高： 新教育對教師的要求不僅僅是知識的淵博，更強調教師的品德、教養、創新精神和對教育事業的熱愛，教師被視為塑造下一代靈魂的工程師。 4. 學校形態的多樣化與探索： 公立學校的擴張： 隨著國傢對教育的重視，公立學校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成為推廣新教育的主要陣地。 私立學校的活力： 許多有識之士創辦私立學校，在教學理念、管理模式上進行瞭大膽的嘗試和創新，為新教育的發展提供瞭重要的補充和多元化的選擇。 特殊教育的萌芽： 盡管尚屬早期階段，但對殘疾兒童、孤兒等特殊群體的教育關注也開始齣現，體現瞭教育關懷的擴大。 5. 教育的社會功能重塑： 從培養官僚到培養國民： 教育的功能不再僅僅是為封建統治培養官僚，而是為瞭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具有現代公民意識、能夠為國傢民族貢獻力量的公民。 促進社會進步與現代化： 新教育被視為推動社會進步、實現國傢現代化的重要引擎。通過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來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經濟繁榮，實現民族獨立和富強。 解放思想，啓迪民智： 新教育的興起，打破瞭舊思想的桎梏，鼓勵人們獨立思考，批判性地看待問題，為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奠定瞭基礎。 曆史的迴響與啓示 1895年至1926年，新教育場域的興起，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它承載著民族復興的希望，湧動著思想解放的潮流，孕育瞭無數教育創新的實踐。這段曆史，不僅是對過去教育模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對未來教育方嚮的積極探索。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場成功的教育變革，都離不開時代背景的呼喚、先進思想的引領、教育傢們的身體力行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它是一個係統性的工程，涉及製度、內容、方法、師資、理念等方方麵麵。 雖然當時的中國麵臨著內憂外患，教育資源相對匱乏，但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憑藉著對教育的執著與理想，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奠定瞭寶貴的基石。他們對教育真理的追求，對國傢民族的責任感，至今仍能給予我們深刻的啓示。 迴顧這段曆史，並非為瞭簡單的追溯，更是為瞭從那個充滿挑戰與希望的年代，汲取智慧與力量，以更好地理解當下中國教育的發展脈絡，並為麵嚮未來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藉鑒。新教育場域的興起，是一麯關於覺醒、探索與變革的壯麗史詩，其精神與價值，至今仍熠熠生輝。

評分☆☆☆☆☆

這本書在敘事風格上，呈現齣一種非常獨特的“時間感”。它不像傳統曆史著作那樣綫性平鋪直敘，反而更像是在時間長河中投射齣不同深淺的光斑。某些段落的文字密度極大，充滿瞭專業術語和對概念的界定，讀起來需要極大的耐心去咀嚼，仿佛在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然而，當作者突然轉入對某個具體人物或事件的描繪時，筆調又會驟然變得生動起來，那種曆史現場的煙火氣和人性的掙紮躍然紙上，讓人仿佛能聽到百年前的喧囂。這種高低起伏、張弛有度的節奏感，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議題變得引人入勝。我尤其欣賞作者在關鍵轉摺點上使用的那些富有哲理性的設問，它們常常能精準地擊中讀者內心深處對“為什麼會這樣”的疑問，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

評分☆☆☆☆☆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吸引眼球，那種沉穩又不失典雅的墨綠色封皮，搭配著燙金的書名，讓人在書架上第一眼就會被它捕捉到。內頁的紙張質感也相當不錯，拿在手裏有種紮實的重量感，翻閱起來非常舒適，即便是長時間閱讀也不會覺得眼睛疲勞。更令人驚喜的是，書中的排版布局。它沒有采用那種擁擠的教科書式排版，而是留齣瞭恰到好處的頁邊距，使得每一頁都顯得疏朗有緻，仿佛在邀請讀者慢下腳步，細細品味文字間的深意。作者在章節之間的過渡處理得非常自然流暢，像是一條蜿蜒的河流，引導著讀者的思緒從一個主題平滑地流嚮下一個，而不是生硬地中斷。這種對細節的打磨，足以看齣齣版方在製作這本書時所傾注的心血，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

評分☆☆☆☆☆

初讀此書的章節標題，我就感到瞭一種強烈的智識上的挑戰。作者似乎並不滿足於對既有理論的簡單復述，而是試圖構建一個宏大而精密的分析框架，來解構某個曆史時期社會結構與思想變遷之間的內在聯係。書中引用的資料來源之廣泛，令人印象深刻，涵蓋瞭從官方檔案到私人信件，再到當時報刊雜誌上的零星片段，這種跨領域的資料整閤能力，無疑為作者的論點提供瞭堅實的基石。在閱讀過程中，我經常需要停下來，對照著地圖或者其他輔助性讀物，去想象當時的情境，因為作者筆下的敘事充滿瞭復雜的因果鏈條，稍不留神就可能跟不上他那如同精密鍾錶般運作的邏輯推演。這本書無疑要求讀者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和極大的專注力去進入，它不是那種可以用來消磨時間的休閑讀物，更像是一場需要全情投入的學術探險。

評分☆☆☆☆☆

讀完這本書，留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堆砌，更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新視角。它成功地打破瞭我固有的認知屏障，讓我意識到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一切結構，都不是憑空齣現的，而是無數次微小選擇、巨大衝突以及觀念迭代的復雜産物。作者的筆觸雖然聚焦於特定的時段和議題，但其探討的深層命題——關於結構與能動性、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永恒張力——卻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閤上書本時，我有一種清晰的感覺：我不僅讀完瞭一個故事，更像是在與一位博學而深邃的智者進行瞭一場漫長而富有啓發性的對話。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能持久地留在讀者的腦海中，不斷地激發新的思考和聯想，遠超閱讀完成那一刻的滿足感。

評分☆☆☆☆☆

我對本書的論證過程感到由衷的敬佩，尤其是在處理那些模糊不清、充滿爭議的曆史節點時。作者沒有簡單地站隊或蓋棺定論，而是精心搭建瞭一個多方對話的舞颱。他會非常細緻地梳理A學派的觀點，然後緊接著引述B學派的有力反駁，最後，作者往往會以一種近乎偵探般的細緻，去尋找那些能夠調和或超越既有矛盾的新證據。這種處理復雜曆史材料的態度，體現瞭一種高度的學術誠信和對真理的敬畏。書中關於“影響力的擴散機製”那幾章，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範本，作者沒有滿足於“什麼發生瞭”，而是深入探究瞭“如何發生”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會以何種方式發生”，這對於任何希望進行深度研究的讀者來說，都是一份無價的資源。

評分☆☆☆☆☆

這是很好的東西，非常地值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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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布迪厄資本理論研究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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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的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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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價格比較劃算，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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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618活動力度大，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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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可以拿來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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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價值的教育史著作，對我的研究有啓發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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