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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
于是，我们更需要中国史学家探求历史的真实，亲切自然地呈现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中国史领域新一代领军学者怀着敬意与温情，重建中国历史进程，呈现了这套中国通史读本。我们这些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的诚意力作】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融会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中国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是“新编中国史”首先追求的目标。
【传统中国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新编中国史”各卷著者均为中国史领域的领军学者。这一批中国历史学人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他们的学术训练扎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吸收了欧美史学的问题意识。传统史学的史料工夫，使他们的研究细密扎实，文字沉静内敛，句句以史为据；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则让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史观，具备世界眼光。二者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套严谨扎实而有新思创见的中国通史。
【用学界共识构建框架，融入学人观点以启发新知】
作为面向大众的通史著作，“新编中国史”建基于学界通识，凸显学术整体走向，尝试为读者提供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同时，各卷著者亦在书中融入相对独立的学术观点和前沿视角，以期与读者一同读史知新。
?《魏晋南北朝史：分裂与融合的时代》梳理动荡纷乱时代的历史，不仅将“乱世”中的角逐一一阐明，还注意到征兵制的变化、依附人口对社会的明显影响。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
【一套面向社会大众、雅俗共赏、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丛书还特别设计了“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等栏目，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两岸合作，历时10年，精心打造21世纪中国史新典范】
“新编中国史”由台湾三民书局组稿，从成稿刊行，到修订编校，直至中信出版社大陆版问世，历时10年有余，凝结两岸学人、出版人心血，代表两岸文化交流成果。两岸面向未来，共同书写历史，竭力打造属于21世纪中国人的国史新典范。
【设计精美，制作考究，典藏之选】
“新编中国史”全套以精装呈现，装帧设计精美考究，各卷封面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象，体现传统中国的美学底蕴，相当适合个人和家庭典藏。
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史：分裂与融合的时代》为“新编中国史”中的一卷。魏晋南北朝上承大一统的秦汉，下启开明开放的隋唐，而这却是分崩动乱的近四百年。皇权衰弱，门阀世家在朝野扩张；南北政权分裂，中国的地理疆域被重新划分；战祸频仍，无数北方人口南渡，塞外之胡族文化和尚武精神，注入华夏衰颓腐朽之躯。那是一个名城被毁、人口锐减“乱世”，也是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陶渊明的诗文，王羲之的书法，云冈、龙门石窟的造像……在粗犷与纤细、入世与隐遁、分裂与融合的影响之下，诞生了*的魏晋风度，其中也孕育着即将到来的隋唐盛世。
《魏晋南北朝史：分裂与融合的时代》全书四篇，讲述了从三国时期至南北朝时期的方方面面。前三篇以时间为线索，分别梳理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兴衰，西晋、东晋与十六国的发展与征战，南北朝政权的兴亡与融合。第四篇则将目光从大局延伸进市井风情、文化风俗，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魏晋南北朝史：分裂与融合的时代》中旁征博引，推敲史料，让这段动荡而丰富的历史历历在目。
作者简介
张鹤泉，1950年出生于山东淄博，祖籍河北省安新县。1985年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2010年卸任。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吉林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及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著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汉明帝研究》等，译著有《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目录
目 录自 序
*篇 三国时期
*章 董卓之乱与东汉末年割据势力的混战
第二章 曹操统一北方
第三章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四章 曹魏政权的建立及其统治
第五章 蜀汉政权的建立及其统治
第六章 吴国的建立及其统治
第二篇 西晋、东晋与十六国
第七章 西晋的统一及其统治
第八章 户调式的实施与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发展
第九章 西晋的衰亡
第十章 东晋建国与偏安江南
第十一章 东晋北伐与淝水之战
第十二章 北方人民的南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十三章 东晋的衰亡
第十四章 五胡十六国在北方的统治
第三篇 南北朝时期
第十五章 南朝政权的更替
第十六章 南朝的政治统治
第十七章 社会等级结构、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
第十八章 南朝的户籍检括与赋役制度
第十九章 北魏建国与统一北方
第二十章 孝文帝迁都洛阳与改制
第二十一章 均田制度与赋役制度
第二十二章 北魏社会经济与寺院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三章 北魏职官的设置与社会等级结构
第二十四章 北魏的分裂与衰亡
第二十五章 北齐、北周的对峙与北周统一北方
第四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第二十六章 玄学的发展与佛教、道教的传播
第二十七章 史学、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第二十八章 服饰、饮食、居室与交通工具
第二十九章 节日与娱乐
附 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 释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章董卓之乱与东汉末年割据势力的混战
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面出现的始端。这种混战局面使统一的东汉朝陷入分裂，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但在群雄的混战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大的割据势力，也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割据区域。
*节 东汉末年的变乱和地方势力的发展
东汉一代，地方社会秩序呈现不稳定的趋势。*明显的表现，就是各地方不断出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早在汉安帝时，沿海各郡出现了被称为“海贼”的张伯路起义；在勃海郡、平原郡又出现了刘文河、周文光的起义。此后，《后汉书》中便不断出现“海贼”“盗贼”“妖贼”的记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勃海郡盖登等人自称太上皇帝来号令民众，起义具有一定的规模。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二月，巨鹿郡人张角自称黄天，将其所领导的部众分为三十六方，头戴黄巾，在同一天共同起义。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实际上是太平道教的反抗活动。在起义前，张角曾经在巨鹿郡宣传太平道教，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信教的徒众已达数十万人，多半分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地区。张角不满足单纯的传教，将道徒按军队组织编制起来，设置三十六位将军统领他们，并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向民众宣传东汉的统治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取而代之。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之后，大规模的反抗形势渐趋成熟。终于在光和七年二月，头着黄巾的农民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举行起义。
黄巾起义让东汉朝廷大为震惊，汉灵帝下诏各州郡，命令其组织防卫。东汉王朝首先力图加强首都洛阳的防守力量。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部署守备，并在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又“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对黄巾各部先后发动进攻。各支黄巾军在当年就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了。
黄巾起义失败后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使一些地方势力试图自立的趋势增长。在镇压黄巾起义后不久，由于皇甫嵩立下赫赫战功，信都县令阎忠因而规劝他背离东汉朝廷，选择自立的道路，防止危害自身，但是阎忠的建议遭到皇甫嵩拒绝。这说明东汉官员中已有人认为朝政无法挽救，应该在地方上发展自己的势力。
实际上，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部分地方豪强的私家武装已由隐蔽转向公开，其实力也大大地加强了。一些州郡官吏亦扩充势力，与东汉王朝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特别是，东汉王朝为了防范农民军和加强对州郡的控制，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汉灵帝让宗室刘焉任益州牧，太仆黄琬任豫州牧，宗正刘虞任幽州牧。显然，东汉王朝是选择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室和其他的列卿、尚书充任这些州牧。这样做的结果，正如《后汉书?刘焉传》说：“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权力加重的州牧可以通过才望来稳定地方秩序而忠于东汉王朝。但一旦州牧利用这种权力来发展个人的势力，就会走向与东汉王朝的愿望相反的方向。东汉末年，东汉王朝改设州牧的做法不但没有加强中央的控制，反而使一些拥有武装势力的军事集团按地区集中起来，更便于实行割据，地方割据状态因而开始显露出来。
第二节 董卓之乱
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外戚与宦官斗争又日趋激烈。中平六年（189），汉灵帝病故，其子刘辩即位，称为少帝。外戚何进任大将军，掌握洛阳的军事大权。何进为巩固地位，起用了一批名士，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担任八校尉的袁绍。何进杀掉统率西园八校尉军的宦官蹇硕，并准备实行清除宦官的计划，但遭到何太后反对。何进因而采纳袁绍等人的建议，召各地的猛将率兵进入洛阳，以此威慑宫廷中的宦官，并州牧董卓便因此被何进秘密召入洛阳。但在董卓大军抵达之前，洛阳宫中宦官已杀死何进。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刻率军发动政变。他命令部下焚烧洛阳宫城宫门，攻入宫城，对宫中无胡须者，无论少长全部杀掉。一时洛阳城中大乱，当夜，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逃离宫城。他们逃至洛阳北面的邙山，恰好遇到董卓率领的军队。董卓于是拥少帝与陈留王进入洛阳。
董卓（138—192）是凉州人，陇西豪强。董卓所在的凉州与南匈奴、羌族邻近，因此，东汉王朝派遣了众多的军队在这里驻屯。驻屯的士兵大多数狞猛残忍，骁勇善战。董卓对这些士兵采取怀柔的政策，使他们完全听命于他，形成凶残的凉州军人集团。他凭借这支武装，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经随从皇甫嵩讨伐黄巾军，后与皇甫嵩意见不合，违抗朝廷的命令，纠合部下返回凉州。汉灵帝死前，董卓出任并州牧，驻军河东，静观时局的变化。
董卓进京后，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吞并何进兄弟和执金吾丁原的军队，尽揽东汉朝政。为了笼络人心，他还为陈蕃、窦武理冤，恢复他们和被害党人的官爵，任用当时名士周珌、伍琼、郑太、荀爽等人。董卓的做法只是外示宽宏，实际上，他和他的凉州军人集团非常凶残。他居相国显位，命其部下在洛阳城中大肆抢掠，城中贵族、官僚、富豪之家的财物都被抢掠一空，称为“搜牢”。他的军队经过洛阳城郊，适逢二月，正是祭社之时，百姓会于社下，军士将男人全部杀光，取其车牛，把男人的头挂在车辕上，掠夺妇女、财物，唱歌而归。他还派部下抢掠洛阳城中的妇女，将她们全部分给部下做妻妾或奴婢。他和他的部下对宫中的公主和宫女也不放过，将她们抢掠奸淫。董卓的穷凶极恶引起中原士人的恐惧与愤慨。董卓为了使朝廷官员顺从他的意志，将他不满意的官员尽行驱逐，袁绍、曹操等人都被董卓逼走。董卓的专权、洛阳的混乱，使各地的分裂割据活动迅速扩大。州郡牧守招兵买马，各树旗帜，准备讨伐董卓。初平元年（190），渤海太守袁绍联络他的从弟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起兵讨伐董卓。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率军进屯洛阳周围。袁绍军屯河内，孔伷军屯颍川，韩馥军屯邺，袁术军屯南阳，张邈、刘岱、桥瑁军屯酸枣，但这些讨董卓的联军各有各的打算，无法集中力量打击董卓。
董卓觉得在洛阳长期抵御关东的讨伐联军，形势对他不利，为了躲避关东军的兵锋，避免并州黄巾军截断后路的危险，他便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并驱迫洛阳一带百姓西行。在离开洛阳前，董卓军大肆烧掠，使洛阳周围房屋荡尽，一空如洗。对于董卓的逃离，只有曹操率军追击，但为董卓军所败。其他联军毫无斗志，只是试图扩大势力，尔虞我诈，相互吞并，因此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董卓退居关中后，分兵守险。他自任太师，号称尚父，驻郿坞，其高与长安城相同，积财物于其中。董卓又废弃五铢钱，改铸没有花纹图案、没有轮廓的小钱，搞得物价腾贵，钱币不行。此外，董卓还实行严刑峻法，杀人时先断舌凿眼，然后或斩去手足，或用锅镬烹煮。随着董卓西迁的长安官员，在董卓的淫威下，朝不保夕，担心大祸临头，因此迫切想要除掉董卓。司徒王允联络董卓的爱将、义子吕布，杀死董卓。但是，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樊
稠、张济等人怀着强烈的复仇之心，进攻长安。他们杀入长安城中，与吕布军在城中展开巷战，吕布战败，逃出长安城，奔往关东。李傕等人杀死王允，挟持汉献帝。这些凉州将领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又在长安附近相互攻伐，附近居民或死亡或逃散。长安城完全陷于无秩序状态，几乎成为空城。关中地区遭到极大破坏，行旅断绝，人烟稀少。
第三节 割据势力的混战
董卓之乱后，各军事集团在北方相互攻伐、吞并，混乱的战局日甚一日。经过五六年的兼并过程，全国逐渐形成许多割据区域。
袁绍（约154—202）是北方*大的割据势力。他起兵讨伐董卓之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准备抢占冀州。冀州原为韩馥所占，时任冀州牧。袁绍逼迫韩馥出让冀州，韩馥无奈，将冀州印绶交给袁绍。当时人说：“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足见冀州是兵强粮足之地。袁绍以冀州为基础发展其势力，先后占据青州、并州，又与幽州的公孙瓒对抗，*后攻灭公孙瓒，占据北方冀、青、并、幽四州。袁绍占据的北方四州，是具有战略形势的要地。这一地区的北面有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可以为用；南部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袁绍的高祖袁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显然，袁绍是一个家世显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因此袁绍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些优势使袁绍成为北方实力*强的军事割据集团。
公孙瓒是占据幽州的割据势力。他原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杀幽州牧刘虞后，尽有幽州之地。公孙瓒试图在北方扩大其势力，因而与袁绍战事不断，成为袁绍在北方的劲敌。但是公孙瓒治州无方，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5。因此，在与袁绍的军事对抗中，接连失利。建安四年（199），袁绍军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兵败被杀，幽州为袁绍所占。
袁术是袁绍的从弟。当袁绍据有青、冀二州时，袁术也据有户口数百万、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南阳郡。袁术的野心很大，想做皇帝。他对袁绍做盟主很不服气，兄弟之间的关系紧张。袁术远交幽州的公孙瓒，企图颠覆袁绍在河北的统治势力。袁绍也联络荆州的刘表来牵制袁术。初平三年（192），袁术和公孙瓒配合，向曹操和袁绍进攻，被曹操和袁绍击败。于是袁术南奔寿春（今安徽寿县），占据扬州，并于建安二年（197）称帝，不久病死。
刘表据有荆州之地，占地数千里，甲兵十多万。刘表采取对皇帝“ 不失供职”、在地方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自初平元年（190）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民不聊生，荆州却比较安定，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依靠刘表。
徐州先为陶谦所占。陶谦杀曹操父亲曹嵩，曹操为报父仇，连年攻打徐州。以后陶谦病死，刘备代之。后吕布又占据徐州。吕布自关中东奔后，袭据曹操的兖州，后又攻打徐州，占据徐州。但是*后为曹操所灭。
除此之外，公孙度占有辽东；韩遂、马腾占有关右；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续占有巴蜀；孙坚攻刘表败死后，其子孙策逐步占有江东；刘备（161—223）辗转依附于曹操、吕布、袁绍，*后投奔于刘表。
前言/序言
自 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从整体局面来看，这个历史时期无疑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之后，开始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出现了南方东晋政权与北方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东晋灭亡后，南方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在北方，于代北崛起的北魏王朝，至北魏太武帝时，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这样，又出现了北魏政权与南朝政权的对立。在北魏统治一百多年后，北方发生了分裂。东部建立东魏、北齐政权，西部则建立了西魏、北周政权。在北方的军事对峙中，北周*后战胜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后来外戚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接着又灭掉南方陈朝政权，结束了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统一。尽管分裂是这个时期的整体特点，但是社会并没有停滞不前，还是表现出发展的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这个时期实行了诸多不同于前代的制度。曹魏建国时，中央政府开始有了尚书台、中书机构和门下机构的设置，并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晋以后，这些机构仍继续完善。东晋、南朝基本上沿袭西晋的制度。北魏政权建立后也模仿晋制和南朝官制，建立了胡汉杂糅的官制。孝文帝改革后，则改行与南朝大体相同的官制。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的中枢机构，正处于从两汉“三公九卿”制过渡到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历史阶段。另外，曹魏时期也开始实行“ 九品中正”制，以确保政府官员的来源。可是，在九品中正制实行时，世家大族的势力也在不断地发展。这些世家大族不仅在任官上具有优先权，还控制了各地方中正官的任职，进而操纵人才的品级和选举，经过西晋至南北朝的发展，逐渐形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不过，随着门阀制度的腐朽，九品中正制暴露的弊病也越来越多，隋朝建立后，终于废止了这种选举制度。
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破坏，魏晋以后，各政府都实行了相应的田制，来保证农业的发展。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面对大量人口流散、死亡，大片土地荒芜的局面，通过推行屯田制，让劳动力和土地能够妥善结合。屯田制的实行，不但解决了军粮的供给问题，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曹魏的屯田制在其统治后期开始废除，东吴的屯田制则在西晋灭吴后才完全消失。西晋时期，国家在原来屯田制的基础上推行占田制，让劳动力与土地能够更有效地结合，对农业生产起到推动的作用。西晋灭亡后，占田制并未立即废止，东晋、南朝以及北方十六国都有实行这种田制的踪迹。北魏时期，国家开始推行均田制。均田制规定了授田的数量和土地的还授方式，保证了自耕农生产的稳定。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依然在实行均田制，只是授田的数量与具体的做法略有改变。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影响了隋唐田制，实际上，隋唐时期推行的均田制，正是发端于北魏的均田制。
汉代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到破坏，开始朝兵农分离的方向发展。曹魏时期，国家开始实行世兵制，为服兵役者单立户籍，形成所谓的兵户。这些兵户称为世兵，社会地位很低，只能世世代代为兵。西晋、东晋、南朝，虽然还有其他的士兵来源，但是世兵制一直存在，还是保证士兵来源的主要方式。北魏建国初期由于实行部落兵制，因此军队主要由拓跋鲜卑人组成。不过，在北魏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兵员的大量需求，依然实行兵户制，并成为士兵的重要来源。在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后，原来的世兵制开始被打破。当时充当府兵者很多是来自均田上的农民，因此府兵制开始与均田制结合，逐渐形成兵民合一。从曹魏时期开始出现的兵民分离制度，至此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阶层是复杂的。在复杂的社会阶层中，有两个阶层对社会有明显的影响：一为世家大族，二为不同类别的依附人口。从世家大族的情况来看，这个社会阶层当是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所具有的特征更为明显化。这些世家大族植根于乡里社会，但是由于他们在仕宦和文化上的优越、特殊地位而成为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家族。在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势力是东晋政权的支持力量。实际上，东晋政权的建立，正是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与江南世家大族联合支持的结果。因此，东晋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达到了顶峰。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门第已经固定化，世、庶之间存在天渊之别，难以逾越。在北方，北魏孝文帝定族姓后，北方的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也日益强大。不过，这些世家大族长期养尊处优，因而也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
不同类别的依附人口也在这个时期对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自东汉以来，依附性的客阶层地位日益卑微化，这是依附关系逐渐发展的重要表现。西晋国家规定品官占田荫客制后，国家实际承认私人荫庇依附民已经合法化。当时国家官员、世家大族、地方豪民都占有数量众多的依附民。至南北朝时，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控制寺院经济的寺院主既是大土地所有者，也是寺院财富的拥有者。这些寺院主将投靠他们的劳动者变为他们的依附民，更使依附人口增多。国家的编户以不同的方式沦为依附民，以及国家与各大势力对依附民的争夺，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是观察中国中古社会特征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与动荡，固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影响，但当时的社会经济并未因此停滞不前，依然有较大的发展，*明显的就是江南经济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众多的北方人口南迁，不仅使江南人口增加，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南方。当地农民与南渡的北方农民共同耕耘，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三吴一带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区，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说。襄阳地区也是粮食的重要产地。生产的发展促使了东晋、南朝商业的活跃。由于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番禺等一些大型商业都会。隋唐时期，国家经济重心能够南移，正是以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并未阻碍文化的发展，反而使文化领域出现异常活跃的景象。这个时期玄学开始出现，并影响了一大批士人；佛教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层和下层拥有数量众多的信奉者；道教被改造为适应统治者和世家大族需要的宗教，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史学、文学和艺术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段时期乐舞也有明显的发展，中原地区原来盛行的华夏雅乐逐渐衰落，龟兹乐、西凉乐取代了原来雅乐的地位。与此同时，南方的清商乐舞也传播到北方。当时乐舞因此逐渐形成南北融合的局面，出现了一种具有崭新民族风格特点的乐舞。
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内迁的少数民族贵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行民族压榨和军事掠夺的措施，对汉人进行残酷的屠杀。不过，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也势必让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制度面临不相适应的矛盾，迫使他们或迟或早地走上“变夷从夏”的道路。这种“变夷从夏”的措施让内迁的少数民族与汉人的联系密切起来。这种趋势的出现，也是北魏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开端。北魏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拓跋鲜卑的势力向中原发展后，人口很少的鲜卑人反受人口众多的汉人包围。汉人的先进文化对鲜卑人产生重大的影响。孝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改革，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北方地区民族大融合，固然对国家政权的汉化措施起到推动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生产上的结合，则是民族大融合实现的基础。北魏、北周和北齐都实行均田制，更促进了受田的各族人民在生产上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经过十六国、南北朝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些少数民族已经与汉民族完全融合。因此，到了隋唐时期，就再也找不到这些内迁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了。民族大融合的实现使汉族接受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新鲜成分，所以在经济、文化上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变得更加兴盛，充满活力。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正是强盛的隋唐大帝国出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本书的写作宗旨，既要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也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影响后世的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文化宗教等做扼要的阐述，进而展示这一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内容。然而，要写作一部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有诸多困难的。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本身的纷乱和复杂；另一方面，也受到我本人对这段历史研究视野的限制。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先学们对这段历史做了诸多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参考和吸收诸位先学和同行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本书才得以完成。尽管我力求能够较好地展示出这一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面貌，可是，由于为学术功力所限，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我能够获得诸多的宝贵启示。
2009 年12 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太让人眼前一亮了！封面采用了那种略带做旧感的米黄色纸张，摸上去有一种沉淀下来的历史厚重感。主色调是深邃的墨绿，搭配着烫金的字体，显得既古典又大气。特别是书名下方那个精妙的插画，描绘了一座在乱世中若隐若现的城池剪影，寥寥数笔却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苍凉与坚韧。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有讲究，不是那种反光的铜版纸，而是偏向于亚光的哑粉纸，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不会有明显的疲劳感。装订上采用了线装的工艺，书脊微微有些弧度，翻阅时非常顺手，可以平摊开来，这对于需要频繁查阅和做笔记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细节之处见真章，从拿到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出版方在将这本书打造成一件“艺术品”上的用心良苦，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文物。它让我在还没深入内容之前，就已经对即将踏入的那个历史时空充满了敬畏和期待。这种对实体书品质的执着，在如今这个电子书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评分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这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聚焦。魏晋时期，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经历剧烈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去探讨“清谈”的社会功能，以及它如何从一种精神上的超脱，逐渐异化为一种政治上的自保乃至逃避。通过对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后来的玄僧和隐逸之士的个案剖析，我看到了个体如何在时代洪流面前，做出选择——是出仕济世，还是避世明志。书中对他们面对权力倾轧时的那种进退失据、那种在儒家“兼济天下”与道家“独善其身”之间的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使得历史不仅仅是宏大的战争与宫廷权谋，更是关乎个人良知与生存智慧的永恒命题，读来令人深思，甚至会引发对当下社会的反思。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注释和引文系统简直是汗牛充栋，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每一处关键论断的提出，背后都有着大量第一手史料和旁征博引作为支撑。我尝试去核对了几个重要的论点所引用的碑刻拓片和地方志，发现标注得异常精确，甚至连卷数、页码都清晰可考，这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对于那些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专业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金矿，它不仅提供了结论，更展示了得出这些结论的研究路径和基础材料。我个人很欣赏这种“把证据摆在桌面上”的写作方式，它使得原本晦涩的学术讨论变得透明化，让读者可以随时追踪作者的思维逻辑，而不是盲目接受一个既定的历史框架。这种对史料负责的态度，是衡量一部优秀历史著作的试金石。
评分阅读完前几章，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构建历史场景时的那种“身临其境”的叙事功力。他并非仅仅罗列枯燥的年代和帝王更迭，而是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说书人，将冰冷的史料打造成了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比如他对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内部那种暗流涌动、士族间互相倾轧的心理描写，简直是入木三分。我仿佛能听到谢玄在竹林中沉思时的叹息，也能感受到苻坚那种雄心勃勃却又暗藏不安的复杂心绪。作者擅长运用大量的细节来烘托气氛，比如对当时士大夫阶层日常饮食、服饰习惯，乃至谈吐之间的微妙变化都有所着墨，这些看似闲笔的描写，却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立体感，让我不再觉得那些历史人物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体。这种叙事风格，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即便是对那段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被这种故事的张力牢牢吸引，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评分这本书在对“融合”这一核心主题的处理上，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审慎度和广阔的视野。它没有陷入那种简单的“汉化”或“胡化”的二元对立论调，而是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不同族群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乃至民间风俗层面的复杂互动和相互渗透。我尤其欣赏作者对魏晋玄学与佛教融合的研究部分，他清晰地梳理了“格义”的产生背景，解释了为何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超越现世的精神寄托会如此迅速地扎根并开花结果。更难得的是，作者并未将这种融合视为单向度的文化输入，而是展示了士族阶层如何主动吸纳、改造外来思想，使其最终服务于本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合法性构建。这种辩证和立体的分析视角，让我对那个看似混乱的时代，有了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动态的历史理解，打破了我过去对“民族冲突”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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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这套书还是挺不错的，我比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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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国的悠久历史为战略文化的发展和结晶提供了充足条件。此书从战略文化入手，首先总结了战略文化的研究文献，提出战略文化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指出战略文化与大战略倾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此书提出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意义，从“义战”、非暴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略思想总结出中国军事战略的备战模式；再次，剖析明代中国的安全困境和大战略倾向，并对中国的战略文化做出理论总结，得出中国的战略文化奉行文化现实主义的结论；最后，本书探讨了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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