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泰山遊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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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在阿爾泰山區富蘊縣境內，長達4年多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民族誌報告。全書立足於阿爾泰山哈薩剋遊牧社會，以草原生態變遷為背景，圍繞著“遊牧民、草原、牲畜”係統性地研究瞭“遊牧知識”，主要探討瞭這套“本土知識”體係在生成、發展與變化過程中與草原生態的互動關係。

作者簡介

　　陳祥軍，男，現任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0年就讀於新疆師範大學外語係，獲英語專業文學學士學位；2007年就讀於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獲民族學專業法學碩士學位；2010年就讀於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獲人類學專業法學博士學位。2000年8月至2004年8月任新疆烏魯木齊市第六中學高中英語教師；2010年7月至今任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嚮為生態人類學、牧區社會及影視人類學。

目錄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為何研究遊牧的哈薩剋
第二節遊牧與生態：知識與發展
第三節研究思路與主要內容
第四節走進草原：田野與方法
第二章遊牧環境與部落曆史
第一節多樣性的地貌與草原
第二節遊牧民部落曆史演變
第三節當前牧區的社會生態
小結
第三章遊牧生態-環境知識
第一節動植物知識
第二節氣象物候知識
第三節生態觀與環境行為
小結
第四章季節放牧與草原利用
第一節放牧畜群
第二節季節放牧
第三節草原利用
小結
第五章遊牧的傳統組織管理
第一節組織管理
第二節四季轉場
小結
第六章遊牧知識的傳承機製
第一節傳承載體：遊牧社會組織
第二節傳承核心：阿吾勒
第三節傳承方式：老人權威
小結
第七章遊牧知識體係的瓦解
第一節傳承機製的瓦解
第二節傳統管理的質變
第三節放牧畜群與草原利用的變化
第四節遊牧生態觀與環境行為的變化
小結
第八章遊牧知識、現代化與草原生態
第一節現代化進程中草原生態的失衡
第二節生態失衡源於牲畜超載和氣候變化嗎？
第三節脫離草原和牧區社會的發展邏輯
小結
第九章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主要報道人信息
附錄二哈薩剋社會反映“人、草、畜”關係的諺語
後記

精彩書摘

　　《阿爾泰山遊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
　　鼕天那戶牧民迴來後，不得不在旁邊重新修建羊圈。他想挖開那些灰燼找一些羊糞去鋪墊新的羊圈，結果挖瞭十幾米都是灰。這個事件說明，牧民鼕季的圈都是經過羊群很多年的積攢纔形成的。因此羊圈在遊牧經濟社會中已成為牧民的固定資産。過去，人們把燒毀對方的羊圈認為是一種很嚴重的懲罰方式。至今在鼕牧場，還有一個地方叫“火燒瞭羊圈的地方”。羊圈修整好之後，緊接著給牲畜（主要是駱駝）做“衣服”。鼕季乘車行進在準噶爾盆地中央的216國道上，你經常會發現穿著“棉襖”的駱駝。鼕季準噶爾盆地異常寒冷，這些“棉襖”主要是為瞭給駱駝禦寒。
　　鼕季放牧還要根據下雪情況而不斷調整。初鼕積雪很薄，還沒有完全覆蓋枯草時，讓羊群隨意移動采食。等到再下一場大雪，積雪完全覆蓋瞭小草，此時羊群不能隨意放牧，要把牧場分成若乾塊，有計劃地放牧。一般都是以羊圈為中心，在幾個不同的方嚮劃分放牧區域，輪流放牧。如牧人在羊圈東北方嚮放5天，東南方嚮放5天，然後再去西北、西南、偏北、偏西等方嚮，相當於劃區輪牧。
　　鼕牧場，各牧戶的牧場地形、地貌及草場情況各有不同。剛進入鼕牧場時，先利用高地、陰坡和較遠的地方。這些地方是降雪和結凍較早的地方。等到積雪變厚嚴寒期到來時，把羊群從高地趕到低地，從陰坡趕到陽坡，從遠處趕到近處放牧。“羊圈”附近的牧草地一定要保留到最後，這也是為瞭照顧牧民的坐騎。所以牧民一般以“羊圈”為中心半徑距離在300～400米之內是不會放牧羊群的。這些牧草是留給坐騎采食的地方。
　　……

前言/序言

　　序言遊牧的知識體係與可持續發展
　　麻國慶
　　我對於遊牧社會曆史與現實的研究，興趣源於大學本科。在學考古學的過程中，當時西北大學為我們開設瞭很多民族曆史和世界曆史的課程。碩士論文又迴到內濛古主要研究土默特濛古族從遊牧到農耕的轉變過程。來北京大學讀博士期間，最先的研究就是“草原生態與人文因素”。盡管後來由於齣國，博士論文換瞭題目，但對於遊牧社會的研究興趣一直沒減。我指導的博士和碩士論文，有相當一部分是圍繞著遊牧和生態等展開田野調查和研究的。區域涉及內濛古從東部到西部、四川和西藏以及新疆。陳祥軍的博士論文就是遊牧社會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代錶之作。遊牧社會的人類學研究，是研究中華文明曆史進程和現實關懷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的認識中，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總和，其中有兩條文明主綫一直貫穿著中華文明的整個發展曆程。其一是在農業生態背景下建構發展起來的，以儒傢文化為主體的中原農耕文明，其二則是北方各遊牧民族基於草原生態所形成的遊牧文明。農耕文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意義毋庸多議，但有關遊牧文明的探討則多限於將其理解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邊緣，甚至將其與農耕文明對立。這種觀點有悖於多元一體理論所展現的中華文明多樣性的實質。
　　遊牧文化作為一種依托於草原生態係統所形成的獨特的、適應這一自然生態係統的文化模式，它與中原農耕文化的結構性差異，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農耕文化的視角和觀念去評判其文化優劣和價值。遊牧文化所依托的“生態”和所建構的“人文”，兩者間有其內在的邏輯聯係，需要綜閤二者進行係統考量纔能真正理解遊牧文化。齣於對當前草原生態問題的理解和應對，草原生態保護的熱議也就自然而然瞭。但由於對草原人文生態及其價值的忽視和不理解，在具體的保護實踐中齣現瞭諸多問題，如藉生態保護之名進行的集中化安置、圍封轉移、大規模禁牧等措施對牧業民族的影響，不僅僅是單純的迫於壓力的生計轉型。與傳統牧業生計的脫離和集中化居住（進城）使得他們離開瞭“有根的”草原，進入到一種新的“無根的”社會生態之中。由此引發的一係列文化社會失衡案例，其背後包含著傳統草原人文價值的缺失。失去草原的牧民不僅失去瞭他們的生計傢園，其對草原的認知變遷和人文精神變遷，也昭示著他們對自身精神傢園的遠離。
　　建國後至20世紀末，是草原生態失衡齣現並不斷惡化的40年。我在20多年前調查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生態時就發現，很多自然科學的研究主要關注畜—草矛盾，草原載畜量過大成為草原生態被破壞的主要原因。我經過調查發現，草畜矛盾僅僅是一部分因素，很重要的因素來自政策和人的行為。我在當時的“草原生態與人文因素”論文的結尾，提齣草原生態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要關注“人—畜—草”三者之間的平衡。並結閤費孝通先生的研究，又提齣草原生態的平衡，是建立在自然生態、人文生態、人類心態三態統一的基礎之上的。在今天快速集約化的過程中，牧區在社會各個層麵都顯現齣很多問題，尤其是生態環境問題。因此，重新思考草原人文—生態平衡性原理，重新認知人—畜—草這一傳統生態格局的價值，應當成為我們當前牧區和遊牧文化研究的重點。
　　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必須保持同步。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便是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對遊牧文化價值的認識和肯定則是這一重建的基礎。但在今天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卻麵臨著很大挑戰。
　　一
　　我在我的碩士論文中就討論到遊牧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的一種精巧利用與適應，因此在世界範圍內，處於各種不同緯度、地形與植被環境的遊牧各有其特點。也因此，這種遊牧文化的多樣性是民族學人類學遊牧研究的重點之一。在廣闊的歐亞大草原上，曆史上遊牧一直主導著這一區域在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麵的發展進程。因此，遊牧社會的人類學研究，是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重中之重。
　　生態人類學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法國人類學傢馬塞爾·莫斯對生活在北極地區因紐特人的研究。根據民族誌的調查資料，莫斯認為，因紐特人受環境因素的製約，他們的社會生活可以分為鼕季社會集中期和夏季社會分散期。莫斯指齣，因紐特人的宗教、道德的錶現形式及其需求的不同層次等，與這種分散和集中的社會集團原理相對應。普裏查德在尼羅河流域對努爾人進行研究。他在調查中發現尼羅河流域農牧兼營的努爾人，在雨季時他們分散在一定的區域裏，而到旱季就集中到河流附近，而這樣的活動方式與他們的政治製度、社會結構(宗族組織)有著密切的關係。馬塞爾·莫斯對因紐特人的研究和普理查德對努爾人的研究被視為人類學早期對生態和人類學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典型。
　　20世紀90年代以後，生態人類學呈現兩種理論傾嚮：一是反對極端的文化相對論；二是批判現代主義割裂自然與文化的二分法。生態人類學的發展態勢是由環境嚮文化發展，由主要以生計方式為研究對象嚮綜閤研究發展。
　　詹姆斯·斯科特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在《國傢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提齣，遊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爾人和貝都因人）、狩獵者和采集者、吉普賽人、流浪漢、無傢可歸者、逃跑的奴隸、農奴往往被國傢看作眼中釘。將這些流動的人口定居下來（定居化）往往成為長期的國傢項目——之所以是長期的，部分原因也在於這些項目很少成功。
　　在生態人類學看來，生態環境的問題，並非某個民族自身的社會文化變遷使然，而是現代全球體係中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曆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錶現。在此背景下，如何討論中國的遊牧社會的人類學問題呢？祥軍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礎上，通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結閤新疆的整體的人類學的調查和研究，來進入自己的學術之路的。
　　二
　　在對新疆的研究方麵，遊牧社會是很重要的內容，但長期以來較為忽視。新疆遊牧社會的研究具有曆史復雜、地理多樣與文化多元的特點。曆史上，新疆草原地處歐亞大陸腹地，是我國很多北方遊牧民族你來我往、我來你去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多樣性的民族文化的交匯之地。從地理上，新疆的遊牧區域呈典型的垂直地貌特徵：雪山、森林、河榖、草原、荒漠、戈壁、沙漠。遊牧民以阿爾泰山為基點，嚮東可以進入濛古高原，嚮西進入哈薩剋大草原可直達裏海，嚮南穿越準噶爾盆地可到達天山山脈，嚮北經過南西伯利亞便是南俄草原。文化上更是多元，曆史上草原上的遊牧民信仰過不同的宗教，至今還留有很多文化遺存。
　　國內有關遊牧的人類學研究起步較晚。如解放初期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所積纍的材料，為後來研究者積纍瞭豐富的民族誌資料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有榖苞、楊廷瑞等一批隨軍進疆的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新疆牧區社會。榖苞先生建國後曆任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長、新疆社會科學院院長，足跡走遍天山南北、塔裏木河兩岸，主持編寫瞭《新疆牧區社會》。楊廷瑞先生（陳祥軍博士編《楊廷瑞“遊牧論”文集》）常年紮根於牧區，每年幾乎都在草原上待半年之久。在今天看來，那一代牧區研究者的調查開創瞭新疆人類學、民族學調查的先河。這些研究是建立在數十年基層深入調查的基礎之上，並為後來研究者留下瞭一批珍貴的資料和豐富的新疆牧區社會研究經驗。尤其是完成於1991年的楊廷瑞《遊牧論》一書更是預見性地迴答瞭：“遊牧經濟為什麼能夠一直延續、保存到現代社會呢？這主要決定於遊牧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當然傳統的遊牧生活習俗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他較早意識到牧民定居、草畜承包將會給牧區社會及草原生態帶來不利後果，呼籲善待遊牧，善待遊牧民。
　　20世紀80年代自中國人類學學科恢復後，有關遊牧社會的研究纔又逐漸開展起來。有關新疆遊牧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尤以阿爾泰山遊牧社會的研究較多，研究對象主要是哈薩剋族。其中有代錶性的是新疆師範大學崔延虎教授持續多年在新疆阿勒泰汗德尕特鄉的研究個案。1992年至1994年，崔延虎還參與瞭由劍橋大學濛古與內亞研究中心凱若琳·漢弗瑞（CarolineHumphery）和戴維·斯尼斯（DavidSneath）組織的“內亞環境與文化保護”的國際閤作研究課題。他長期關注哈薩剋牧區社會的草原生態、本土知識、生計方式、牧區政策及文化變遷等，近年來，他又從政治生態學視角探討在乾旱草原區的外來生計係統（近代工業生計係統和農耕生計係統）對傳統遊牧生計係統的衝擊，試圖用生態擴張主義的概念來解釋遊牧生計與草原生態變化的原因。
　　近年來，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作為曾經草原絲綢之路必經之地的阿爾泰山日益受到國內外人類學學界的關注。曆史上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也曾起到瞭很特殊的作用。由於阿爾泰山自然生態和遊牧生産方式之間天然的相適性，阿爾泰山成為古代歐亞草原大通道的重要一環，也是溝通漠南漠北草原與西域綠洲、中亞草原之間的樞紐。然而，近代以來，牧區社會不斷受到工業化、現代化及城市化的衝擊，遊牧文化與草原生態都在不斷發生巨變。費孝通先生很早就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並率先提齣“邊區開發”思路，同時指齣邊區開發一定要保持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平衡。不能隻盯著自然資源，還要兼顧開發智力資源、地方族群的參與及利潤的迴饋。近年來，崔延虎在對阿爾泰草原地區長期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提齣，無序的自然資源開發對當地牧民、生態環境造成瞭巨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牧區也經曆瞭“高鐵”般的發展速度，但在這高速發展的背後，牧區社會積纍瞭很多亟待解決或不得不麵對的深層次問題，尤其是草原生態環境的變化最為明顯。但關於這一區域的近年生態人類學方麵的民族誌作品，並不多見。
　　祥軍的博士論文《阿爾泰山遊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正是在新疆阿爾泰山牧區近10年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一部遊牧民族誌。祥軍博士從小在新疆一個多民族社區長大，有著豐富的地方經驗知識。他在新疆師範大學跟隨崔延虎教授攻讀民族學專業碩士學位期間（2004至2007年），就在該區域做瞭長時間有關野馬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從跨學科視角探討瞭瀕危物種恢復和保護的問題。這項研究為中國其他瀕危物種的恢復和保護提供瞭個案基礎，揭示瞭其中不可避免地齣現的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相互膠著的事實。他來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又認真接受瞭人類學的學科訓練，並就這一方麵的國際國內的人類學文獻，做瞭很好的梳理。當時，我就希望他能從遊牧的知識體係齣發來討論問題。我對遊牧文化的傳統生態觀的關注，理由有三。第一，一個民族的生態觀直接反映瞭這一民族對於其所處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和理解，並體現其建構和管理人與自然關係格局的方式和內容。第二，它是草原生態變遷的一個重要觀察點。遊牧民族的生態觀受到瞭外在的生態環境變化的影響，一旦生態觀發生變化，也會對外在的生態環境産生影響。研究和觀察遊牧民族生態觀的發展與變化，不但可以瞭解當代的草原生態變遷，也會對現實存在的生態環境變遷産生影響。第三，生態觀的變遷背後除瞭自然生態變遷的因素，還包括瞭社會生態環境的變化和民族間互動關係的影響。
　　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與生態環境有著直接的關係，因而其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與其生存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生存的環境需要造就瞭他們的環境保護意識。與此同時，因為草原公有的特性，使得“約法”成為必要的舉措，這不僅對於牧民生活有利，也對整個遊牧集團的生存有著基礎性的作用。
　　遊牧民族的環境保護意識，體現於在前文討論的遊牧民族生態觀之中。遊牧民族在長期的遊牧生産和生活中，形成瞭符閤遊牧文明的生態環保思想意識，如人與自然協調平衡的發展觀、對動植物有惻隱之心的生態倫理觀、認為自然資源或自然要素是無比珍貴的價值觀。而這些觀念則在其宗教信仰、法律製度、生産生活方式等多方麵體現齣來的，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遊牧文明的重要內容。這些在漫長的生産、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生態環境保護思想和實踐，盡管還不夠係統規範，但足以說明他們並不是北方草原環境惡化的責任者，而是自己祖祖輩輩生存的生態環境的保護者。如何充分藉鑒和利用這些環境保護意識，服務於當前的草原生態保護實踐之中，乃是我們需要進一步關注的課題。
　　對於草原遊牧文化和生態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每一個方麵都不可或缺。因此相關政策措施的製定，都應依托於對遊牧文化本質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纔不至於不斷産生本末倒置或是適得其反的改革效果。
　　祥軍的博士論文，也是在呼應遊牧知識體係的特質和知識的生産過程。現在給讀者呈現的著作，就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又經過後續的調查和文獻的梳理得以完成的。本書立足於新疆阿爾泰山哈薩剋牧區社會，以草原生態和牧區發展為背景，圍繞著“遊牧民、草原、牲畜”係統性地研究瞭遊牧知識，主要探討瞭這套遊牧知識體係在生成、變化過程中與草原生態的互動關係。
　　三
　　當前國內有關哈薩剋族的研究，以人類學長期田野為基礎的個案還比較少，尤其對其遊牧知識進行係統研究的個案就更為鮮見。從“本土知識”的視角研究一個遊牧族群的社會、生態、發展及他們的觀念世界，在這方麵的研究也尚不多見，特彆是在漢語言文獻中，這樣係統而專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在研究方法上，除瞭傳統的人類學方法外，祥軍博士還采取瞭以“本地人訪談本地人”的方法獲取訪談資料。通過這種方法，既能更為準確瞭解把握本地人的真實想法，又可增強論文中材料的可信度。理論上，以哈薩剋遊牧社會為例，把“知識、生態、發展”結閤起來進行研究，為知識的人類學理論提供瞭一個民族誌個案。
　　全書以整個草原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為背景展開論述，較為全麵地探討瞭哈薩剋遊牧知識，探討瞭遊牧知識與草原生態的關係。祥軍博士認為，哈薩剋族在長期的生産實踐中，在與草原和牲畜的互動中，形成瞭一套調節三者關係的平衡機製，産生瞭一套放牧牲畜、利用草原、規約和管理遊牧社會的知識，以及對待草原的態度與規範。正是以這種大範圍有規律的移動，牧民纔得以適應“脆弱的”、“多變的”和“不確定的”乾旱區環境。這種適應機製是牧民基於數韆年對草原環境的經驗觀察和積纍。由此，哈薩剋遊牧社會以草原環境為基礎形成瞭一整套文化知識體係，遊牧民對草原生態環境有著高度的依賴性。所以，這套本土知識體係對於維持草原生態係統的平衡起著重要作用。
　　祥軍博士還告訴我們，遊牧並不是漫無目的的遊蕩，它有自己的一套縝密的組織管理知識。遊牧的組織管理知識是以遊牧民對草原和牲畜的認識為基礎，並運用一套規則來進行水草資源的分配、個體勞動的分工以及組織遊牧生産的全過程。整個遊牧過程包括很多復雜煩瑣的工作。遊牧的時空變化特點又要求遊牧的管理者具有靈活性處理各種事件的權力和能力。基於當地乾旱區草原環境的多變性特點，為瞭減少來自外部各種不確定性事件的威脅，能否組織管理好遊牧生産尤為重要。遊牧社會組織擔負瞭此重任並發揮瞭重要作用。遊牧知識正是通過遊牧社會組織進行傳承與創造，維係遊牧社會發展至今。但傳統遊牧知識在強大外力作用下，傳承機製齣現瞭斷裂，而新建立的生産組織及其背後的知識體係或文化與原有的遊牧生態環境是背離的。所以這種脫離瞭當地草原環境、遊牧生産及遊牧知識等實踐基礎的管理理念成為如今引起草原生態和人文生態失衡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書還初步討論瞭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這種追求“開發牧草資源”的經濟發展理念，引起瞭原有牧區社會生態係統中“人—草—畜”關係的分離，同時其在開發過程中忽視瞭當地自然環境特點及其與本土知識的互動關係，而且牧區社會的自然生態和本土知識體係非但沒有接受這種“發展”理念的能力，更失去瞭製衡或約束破壞草原生態行為的力量。
　　本書在遊牧知識研究方麵已達到國內外領先水平，在哈薩剋遊牧民研究方麵取得瞭突破性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祥軍博士的研究最為重要的創新之處在於能夠從一種極為地方性的遊牧知識與生態環境的關係之中尋找到一種解釋，這種解釋為遊牧社會的研究提齣瞭一個新的有待於挖掘的知識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文化不僅是“物”的遺存還是各種知識，人們通過掌握和實踐這些知識纔得以把文化代代傳遞下去。所以，草原生態的本質特徵決定瞭區域文化發展的基點，遊牧生計作為草原環境的最佳適應方式，需要重新挖掘其生態適應價值。在現代條件下輔以必需的技術和製度改良，建構新的草原文化—生態協調發展格局。這實際上迴應瞭一個人類學上的基本概念，就是在我們今天所強調的人、社會、經濟、文化、自然這樣一個復閤體的係統裏，如何來重新思考生態人類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人與環境的關係。今天的牧區社會中的人與環境都發生瞭變化，不管用何種方式來重新協調這種關係，都要建立在本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礎上。
　　然而很多學者在描述環境變化時，常常忽略文化傳統的因素。特彆是對於在公有資源的利用中所齣現的生態問題，如草原退化的問題，常常用“公有地悲劇”理論進行解釋。1968年，美國經濟學傢G.哈丁（G.Hardin）提齣“公有地悲劇”（TheTragedyoftheCommons），即“公用權悲劇”概念，地球資源被看作是公共財産。這裏的公共擁有，實際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權，而隻錶現為公用權，所有社會公民都可以隨意利用它。哈丁把這種公共財産比作公有草地，誰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為瞭從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處，按照費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則，總是力圖增加畜群的數量，但是誰也不進行草地建設的投資。這樣，隨著畜群增加，草原的質量急劇下降，最後草場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這就是草地公用權的悲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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