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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社会中蚕桑为小民衣食之源，循吏劝课蚕桑备受推崇。鸦片战争后，传统社会历史惯性发生变化，中国历史运动轨迹开始近代转向。海外贸易冲击很大，重商获利理念盛行，地方社会积贫积弱，官员视劝课蚕桑为挽救危局的重要手段。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形式普遍出现，地方治理理念与内容出现新变化，并且杂糅着太平天国战后地方社会修复、教养兼顾、致富济民、实业救国、与西方争利等多重社会经济因素，地方官绅合办的蚕桑局在全国各地逐渐蓬勃兴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丹徒陆献先后两次创设蚕桑局，被视为传统劝课蚕桑向机构化转变的开端。太平天国之后，遭受战争破坏的江苏长江南北两岸零散出现官绅合办蚕桑局，借助杭嘉湖蚕桑技术与本地区以往蚕桑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取得了较好劝课效果与社会影响。光绪时期，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开始不断扩散，全国很多省府州县皆有创设，分布广泛。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之后，实业救国浪潮骤起，各地蚕桑局在数量、规模、经营上都达到了高峰，大型省级蚕桑局普遍出现。清末，蚕桑局的名称、群体、技术、经营都出现近代转型迹象。宣统年间，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并没有消逝，仍然与其他近代新式蚕桑机构并存。民国以来，个别地区蚕桑局依然发挥着劝课蚕桑的作用，传统官员劝课蚕桑理念影响深远。总之，晚清蚕桑局是传统劝课蚕桑理念与近代局务机构形式的结合体，是中国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代蚕桑体系缓慢转型的过渡形态，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近年来，晚清基层社会组织研究不断深入，其典型代表地方局务机构正逐渐得到重视，全面梳理与个体挖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传统蚕桑技术史研究范围不断外延，蚕书序言中的历史信息需要充分挖掘，蚕桑技术与社会经济之间联系值得探讨，这些都成为蚕桑技术史研究的新内容。在理论与路径上，运用历史学方法与多学科相交叉来研究传统蚕桑科技史的手段愈发成熟，成果颇丰。文章选取晚清蚕桑局作为研究主体，以横向、纵向交叉为视角对晚清蚕桑局进行深入剖析。文章系统梳理了晚清蚕桑局的历史变迁、官绅民匠、撰刊劝课蚕书、技术异地实践、经营思想实践等内容，尝试还原晚清蚕桑局的历史本貌。此外，晚清蚕桑局与技术近代化联系密切，晚清局务机构与地方社会治理等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
　　研究晚清蚕桑局需要整体上把握地方局务机构的历史脉络，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创设是研究蚕桑局的必要铺垫。将晚清地方局分为官府机构类局、慈善类局、地方经营类局三类，以便厘清蚕桑局所属范畴。历来与蚕桑相关机构有织造局、保甲局、教织局、蚕局等，必须与蚕桑局进行区分。晚清蚕桑局的时空分布与发展脉络的梳理是研究蚕桑局的关键内容，主要分为道光丹徒蚕桑局出现、同治江苏蚕桑局缘起、光绪各地省府州县蚕桑局发展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多重因素的变化，不同历史阶段晚清蚕桑局在特点、形式、内容上都不同。清末，蚕桑局出现近代转型迹象，新式蚕桑体系逐步确立，蚕桑局与新式机构并存的问题值得深入剖析。运营实态的研究能够整体上把握蚕桑局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充分认识设置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长时段与大跨度的研究方法，必须关注蚕桑局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

作者简介

　　高国金（1983-），河北遵化人。2014年6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主要有农业古籍整理、蚕桑科技史、山东物产史志等。发表农史相关论文20余篇，主持参与省厅级课题10余项。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晚清蚕桑局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晚清地方局务机构的创设
第二节 蚕桑局的时空分布
第三节 近代转型与运营实态

第二章 官绅民匠与蚕桑局创办
第一节 官员的倡率
第二节 绅士的参与
第三节 匠徒与小民

第三章 劝课蚕书的撰刊与流传
第一节 蚕书内容来源
第二节 技术来源地区
第三节 蚕桑局刊刻的蚕书

第四章 蚕桑技术的引进与实践
第一节 蚕桑风土论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节 植桑技术的异地实践
第三节 养蚕缫丝技术的异地实践

第五章 商品化经营思想与实践
第一节 明清蚕桑商品化经营思想
第二节 小农商品化经营思想的传播
第三节 机构商品化经营思想的实践
结语
致谢

精彩书摘

绪论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劝课蚕桑历史悠久，循吏将济世救民视为价值实现方式。晚清官员劝课蚕桑数量达到历史之最，这在农业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劝课过程中撰刊大量蚕桑农书，梳理卷帙浩繁的蚕书，给我们提供了探索其背后劝课内容的资料，大量劝课蚕桑农书与各地劝课蚕桑活动增多相契合，二者密切联系。将蚕桑农书、地方志、《农学报》《申报》等史料细致分析之后，晚清蚕桑局的脉络、分布、数量、规模、经营内容、官民共治等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线索映入眼帘。晚清蚕桑局发展有明显的历史坐标，鸦片战争萌芽于丹徒，太平天国之后逐渐兴起，光绪初期由江苏扩散到全国很多府州县，规模上也由地方府州县逐渐发展为省级蚕桑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帝颁布蚕政上谕后，蚕桑局发展到顶峰。晚清蚕桑局多由于其自身问题，蚕桑局具有阶段性创与废起伏的特点，各地单个蚕桑局存在时间不过几年，并没有长期生存下来，随设随废，被取代、裁汰、荒废是一种常态。清末，各地依然创设蚕桑局，而随着传统社会近代转型趋势越来越明显，劝课蚕桑局在组织形式、人员、技术内容、经营方式等方面出现转型迹象。蚕桑局劝课组织形式并没有随着近代转型而消逝，民国以来，个别地区蚕桑局依然发挥着劝课蚕桑的作用，传统的官员劝课理念影响深远。

随着农业科技史研究范畴的不断交叉，社会史基层组织研究逐渐深入与下移，蚕桑局的研究对于晚清蚕桑技术史、社会群体史、经济史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学术意义。晚清蚕桑局涉及丰富的历史内容。首先，蚕桑局的创设与运营涉及官员、绅士、工匠、小民等多个群体，运用群体分类与群体衍变方法研究更能透析出蚕桑局官民属性与劝课参与群体的近代转型。其次，大量的劝课蚕桑农书本身就是重要的蚕桑历史文化遗产，晚清蚕桑农书撰写与刊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蚕桑农书也是蚕桑技术传播的重要方式，其过程需要深入研究。再次，蚕桑局劝课蚕桑需要技术指导，传统蚕桑技术最为精华的杭嘉湖蚕桑技术不断地外传，杭嘉湖蚕桑技术随着各地蚕桑局劝课而不断地实践，异地引种扩充了农学史的外延，丰富了农学理论。最后，光绪末与宣统年间，晚清蚕桑局功能的逐渐嬗变与裂变为各类近代蚕桑机构，机构功能走向诸如劝业道、农务局等机构之路；教育职能走上蚕桑学堂、试验场等教育之路；经营职能走向蚕桑公司、蚕桑公社等商业经营之路，这充分体现了晚清蚕桑局的近代化变革的历程。总之，晚清蚕桑局在机构、群体、蚕书、技术、经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晚清蚕桑技术、近代蚕桑改良、蚕业教育、蚕业贸易等研究已经硕果累累。除了章楷和日本学者田尻利对江苏蚕桑局兴起发展进行研究之外，还没有学者将蚕桑局研究置于整个晚清社会背景之下系统的全面的分析，而结合着蚕桑局近代转型、参与群体、技术传播、经营实践、区域差异等全方位的分析都没有涉及。此外，局务机构研究也是晚清史研究的弱项，尤其是基层局务组织大跨度长时间段的系统梳理更是少之又少。究于目前掌握的史料，结合学术前沿，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理论对晚清蚕桑局进行研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晚清蚕桑局是传统劝课模式与近代局务机构形式相结合的过渡形式，其代表着中国历代官员传统劝课农桑的终结与近代蚕桑劝课机构化之路的开启。晚清蚕桑局的研究可以梳理晚清蚕桑局发展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传统劝课蚕桑近代转型的全貌。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局务机构研究现状

近年晚清保甲局、善后局、厘金局、官书局、制造局、工矿局、农工商总局以及各类慈善堂、所、会等机构的研究越来越成熟，晚清机构研究是很多学者重视的领域，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认为江南不但是明清中国慈善事业最为兴盛的地区，也是最早开始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地区。阐述了义仓、栖流所之类的传统慈善组织发生了明显变化，借钱局、洗心局、迁善局、济良所之类的新型慈善组织也纷纷在江南及其周边地区首先出现，继而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在后世的制度建设中留下了明显痕迹。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7月日本学者田尻利《清代农业商业的研究》对于晚清江苏蚕桑局从其设立和规章，结合蚕书给予深入研究。国内章楷对于蚕桑局资料进行收集工作，但未进行系统研究。其他一些学者对于地方性蚕桑局也给与了丰富研究，但涉及全国范围蚕桑局整体发展及其规律研究并不多见。［日］田尻利：《清代农业商业化の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潘景隆、谭禹的《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研究了吉林山蚕、桑蚕两局，由商办改为官办，试种试放，实力推广，出版蚕书，普及知识，在清亡前不久被撤销，蚕事力量有很大削弱。潘景隆，谭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历史档案》，1985年1期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局”一般指官署或办事机构。在清朝，官署被称为“局”的多为临时性或新设立的机构，如善后局、保甲局、厘金局、缉捕局之类。非官方的办事机构往往也称为“局”。晚清的公局，是清末广东乡村地区实际上的基层权力机构。研究广东的公局，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晚清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以及乡村中各阶级、阶层的关系。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张九洲《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历史作用》认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是在清末，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原因，主要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养教流民和罪犯；解决旗人生计等。工艺局所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其兴起和发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传统救济方式的转变和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拓展，培养科技人才和传播科学技术与工艺，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的手工业和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张九洲：《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历史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晚清蚕桑局研究以局务机构兴起为基础，目前晚清各类局务机构研究内容亟待梳理，进而有助于晚清蚕桑局在时代背景与整体特点上进行把握，并且晚清蚕桑局相关领域研究目前来看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二）晚清蚕桑农书研究现状

晚清涉及蚕桑古籍收录的著作已经不少，最为经典的当属：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张芳、王思明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华德公的《中国蚕桑书录》。从其内容可以展开对晚清蚕桑古籍的搜索与资料的收集。肖克之的《农业古籍版本论丛》“现今存世的100多种蚕桑之作绝大部分是清代之作，尤以晚清为多，撰述者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有高官大吏，有文弱书生、草民布衣；也有乡绅巨贾和府衙官庠。这种现象在中国古籍中是不多见的，其原因本身就是一个课题，需要研究。”“蚕桑之作的分布很不均匀，清代约占96%，而清代本身分布情况也是前少后多，前期只占7��8%，中期占14��2%，而后期占77%。这里固然有年代远近的问题，但只凭这一点是不能解释清楚的，是需要从著作的内容和社会经济中去找原因。”肖克之：《农业古籍版本论丛》，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12月闵宗殿、李三谋《明清农书概述》，“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书。本文的目的是简要分析到底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少农书，以及这些农书对当时的中国农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蚕桑类农书空前增加。蚕桑农书有265 种，占总农书数的19��09%，其中清代的又占绝大多数，这和清代晚期大力提倡种桑养蚕和蚕桑业空前发展有密切关系。”闵宗殿，李三谋：《明清农书概述》，《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冯志杰《晚清农学书刊出版研究》列举了大量蚕书刊刻，推断之所以蚕桑书出版数量较多，可能与自18 世纪达到鼎盛的丝绸业，到近代依然保持兴盛有关。冯志杰：《晚清农学书刊出版研究》，《中国农史》，2006年4期袁宣萍、徐铮《浙江丝绸文化史》“大量浙江学者著述或介绍浙地蚕桑织染技术著作。主要有几个大类：一是汇编性及增补类的著作，如卫杰的《蚕桑萃编》及章震福的《广蚕桑说辑补校订》等；一是对著名丝绸产地的蚕桑丝绸技术的总结，此类书多见于湖州、嘉兴一带，最著名的当属汪日桢的《湖蚕述》和高铨的《吴兴蚕书》等；另一类则是专门针对当地情况引进与推广蚕桑生产的科普作品，如沈秉成的《蚕桑辑要》等。随着19世纪西方近代蚕桑技术的传入，特别是1897年杭州蚕学馆开创后，着重学习西方蚕桑新法，直接翻译或编译了一部分国外的书籍，如蚕学馆1898年印行的法国喝茫勒窝著，郑守箴译的《喝茫蚕书》等。”袁宣萍，徐铮：《浙江丝绸文化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1月陈少华《太湖地区的农书传承与农业发展》提到“《蚕桑合编》一书的传承，可以看出太湖地区的士绅、官员，为了发展蚕桑，时时以蚕桑书籍的刊刻为蚕桑技术传播之利器。事实上太湖地区蚕桑书籍的传承除了本乡本土总结生产实践著述成书外，还采辑外乡先进经验。另外由于太湖地区领先的蚕桑技术，使有些湖人外官，利用吴地蚕桑技术发展外地的蚕桑事业，甚至有些外地人亲自请教学习吴地蚕桑技术，他们撰写蚕桑指导书也留下了一些书籍，这些也是太湖地区蚕桑传承的一个方面。”陈少华：《太湖地区的农书传承与农业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晚清蚕桑农书研究目前已经成果丰硕，涉及领域广泛，而晚清蚕桑农书涉及的技术、内容、流传等领域仍然有待于挖掘。

（三）晚清官绅参与地方事务相关研究

晚清技术型官员、士绅权力扩张、官绅共治等内容研究丰富，而蚕桑局内容涉及并不多见，尤其是蚕桑局在地方的社会经济作用。张力仁、张明国的《古代外官本地回避制与东西部技术转移》中提到东西部官员的交流，包括岗位的轮换促成了这些农书与知识的沟通。张力仁，张明国：《古代外官本地回避制与东西部技术转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4月肖克之的《农业古籍版本论丛》提及“有的就是一种推广普及著作，有的则是官员推广思想的表述。对于今人来说所利用的价值是不同的，从技术角度讲推广普及著作价值较高，从社会角度则官员的思想有较高研究价值。这类书资料性强是其突出的特点，它不仅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些经济现象，同时也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观念。”肖克之：《农业古籍版本论丛》，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12月刘凤云的《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随着国家政策的重心由全面增加土地垦殖向桑麻并重等多种经营的转移，一些官僚便开始在相对落后的陕西等地，针对当地百姓“既不知耕织，又多安于游惰”的民风陋习，开始全力启动种桑养蚕的副业生产。而在推行这一农政的“技术官僚”中，声名卓著者有陈宏谋。这告诉我们进行综合性研究是史学深化的一个方向，从技术官僚及其经世思想研究中发掘官僚政治的丰富内涵，并对理学与经世在18世纪的影响进行探讨，应成为我们近期的研究目标。刘凤云：《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010年5月第2期王先明的《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应注意“绅”与官、商、学、军的组合时的不同语境；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绅商”一词的演变与内涵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词汇变迁的问题，而实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符号”，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蕴。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中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在单指性意义上，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以至于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2期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各主要群体自身发生了重大转变，造成传统社会内部具有单一流动途径的阶层体系发生裂变，“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伴随社会经济的新变动和国家政策的指向，使传统“四民”结构中的商人群体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王先明《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被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所养育强壮的士绅阶层，作为一个乡土社会地方势力，始终与社区的利益血脉相系地联结在一起，并自觉扮演着民众领袖的角色。封建皇权只能借助于绅权有限地实施自己的统治，而不可能抛开绅权直接渗透于基层社会。王先明：《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邱捷《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从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入手。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邱捷：《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晚清官绅阶层在基层社会领域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广泛重视，结合着传统官员治理理念，尤其是晚清蚕桑局从事劝课蚕桑内容，更加值得去探讨。

（四）蚕桑技术传播与近代蚕业机构设立

晚清蚕桑技术传播与推广领域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晚清地方官员劝课以及地方蚕桑技术推广、蚕业教育机构兴起、近代蚕桑机构设立等领域，而蚕桑局专门研究相关内容尚未出现。闵宗殿《晚清蚕桑推广的成效和问题》载《历史视角中的“三农”》：“据方志、报刊、文集、农书等文献的记载，晚清时期推广蚕桑有记载的州县现查到有142个。这142个州县，推广蚕桑分属于不同的时期，道光10个、咸丰3个，同治23个、光绪105个、宣统1个，光绪时期蚕桑推广的州县占总数的73��9％，可见晚清时期推广蚕桑主要是在光绪这个时期。宾长初《广西近代蚕桑业述论》中广西近代蚕桑业在光绪中期以后发展较快，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究其原因，植桑养蚕业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蚕丝产量不断提高，各类蚕桑学校、蚕业讲习所（传习所）相继兴起。宾长初：《广西近代蚕桑业述论》，《河池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周邦君《地方官与农业科技交流推广——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中地方官是促进区域社会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的必要中介。清代四川相当一部分外省籍地方官对辖区农业着力经营，不失时机地引进、推广新的作物品种，使农业技术更趋精细化，并推动农业科技改良组织的建立与农业科技著作的编撰、刊印和流布。地方官通过科技交流推广以发展农业文明的历史传统，当进一步总结发扬。蚕桑业也具有比较浓厚的商品经济色彩，故很多地方官注意在辖区发展此项生业。周邦君：《地方官与农业科技交流推广——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李富强《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演变研究》表达了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半叶，开始出现专业蚕桑科技传承机构——蚕桑学校，蚕桑科技农业推广模式逐渐代替了劝课农桑传承模式，家庭传承模式开始式微，手工作坊技术传承逐渐过渡成工厂中的车间传承。李富强：《中国蚕桑科技传承模式演变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晚清劝课蚕桑已经引起农业史领域的注意，而异地蚕桑技术传播的内容，目前看来不是很系统。关于晚清蚕桑局的异地植桑技术研究，尤其是蚕桑局植桑技术异地实践内容的挖掘，将丰富蚕桑技术外延。

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对蚕桑业近代转型作了细致的论述，丝绸和贸易领域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同时也提到了晚清各地劝课兴起的特殊现象。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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