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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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论述涉及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五六十年时代文化的各个层面；
　　受国外学界肯定，已经输出英文版（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和俄文版（俄罗斯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从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不同方面对1949—1966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讨论，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作者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间。作者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这一讨论也使本书进入了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尤其本书的结尾，直接讨论了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危机以及危机的克服问题，从而为进入1980年代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本书既是一部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的一次思想旅程。

作者简介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插队，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目录

目?录
导?论? “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 1
第一章? 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 23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26
二、动员和改造中的“地方” 37
三、脱域、在地和“地方”的保存或者现代性的转换 57
结语 70
第二章? 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 74
一、动员结构 74
二、群众 91
三、干部 100
四、知识分子 117
结语 124
第三章? 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 127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28
二、爱情或者“爱情故事” 145
三、性或者“性的叙述” 160
结语 167
第四章? 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 169
一、“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 170
二、传奇和一个故事的旅行 187
三、“读者”和“市场” 196
四、为何或者怎样重述革命历史 208
结语 220
第五章?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 224
一、《地板》的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 227
二、《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 235
三、《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 248
四、《万紫千红总是春》：女性解放还是性别和解 264
结语 272
第六章? “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275
一、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 275
二、“文化诉苦”与“技术革新” 288
三、反智主义还是反专业主义 302
结语 324
第七章? 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 326
一、物质丰裕和物的焦虑 328
二、“脱离领土”的运动和“重建领土”的努力 337
三、生活小事和国家大事 356
结语：“文学青年”为何再次出现 364
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 368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 369
二、克服危机的努力 380
三、1980年代的知识转型 388
结语 392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记 397

精彩书摘

第一章节选
一、“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
我所要讨论的“风景”，其分析模式借助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之发现”以及霍尔的某些论述。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对象（风景）的描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对自然的模仿行为，恰恰相反，这一所谓对象，只是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所谓叙述也永远只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或者说，客体并不先于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主体叙述之物。而在霍尔所谓的文化构成主义的理论中，物自身并不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叙述、故事（及幻想）之时”，也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这一“我们”或“主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在这里，柄谷行人引入了“装置”这一概念，在柄谷行人看来，主体或主体性同样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这诸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地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因此，所谓对象，也就是主体的叙述之物，总是和叙述者的主体性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一点，柄谷行人通过“风景”阐述了风景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借助对《难忘的人们》的分析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 。而这一所谓“内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性的产物（个体、自我、主体性，等等），因此，“风景”实际之发现，“是在某种制度中出现的” 。柄谷行人着重讨论的，显然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指出：“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
我并不在意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中的“风景”的具体分析，我借助于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只是想说明，我同样不把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风景”看成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想通过对“风景”的分析，来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是如何介入当代文学的“风景”之发现中，以及隐藏其中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阶级政治的进入，所造成的“地方”风景再建的叙述困难和内在的悖论语境。
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中，通过对《白毛女》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一“生产过程”中的“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性实践”。孟悦所谓的“非政治性实践”可能指的是在“政治话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层面下，还隐藏着某种“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或者说，“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 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地主黄世仁不仅作为阶级政治的敌人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而存在（“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孟悦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歌剧《白毛女》中，“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孟悦的这一解释，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闯入者”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个相当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所谓的“多质性”既存在于延安文艺之中，也相对地存在于1949—1966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之中。
这一叙事上的“多质性”固然有其复杂的构成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中国革命不仅深深地根植在乡村之中，因此对乡土理想常取一种尊重或妥协的姿态，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性质（比如，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尽管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权力诉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诉求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想象。因此，在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中，所谓的“他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是多重的。而在这一“多重的”的“他者”规定下，所建构起来的政治主体，也就势必含有“多质性”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所谓的“多质性”始终处在某种平衡甚至静止的状态，恰恰相反，这一“多质性”所导致的正是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也正是经由这样的斗争，政治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所谓的“改造”或“自我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所致，并且，预伏了“自我否定／不断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多质性”的政治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妥协”姿态，所谓“现代性知识”（政治话语）常常会主动或被动地吸纳某种“地方性知识”（民间伦理），同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叙事资源。当然，这一吸纳的过程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理解中国革命的“多质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简单片面地理解洪子诚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论述 ，而是把所谓的“一体化”视为某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同时，中国革命的这一“多质性”特征，也相应地导致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复杂结构，以及叙事上的多重视角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多样化。比如说，在某种“阶级政治”的视角中，“地方”风景可能难以再现。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写季交恕大革命失败后，乘船到上海，“船越驶近岸，无数高楼和灯火，煞像是默默蹲着的一群巨兽，想要吃人似的闪动着眼光” 。所谓良辰美景，均不再现。显然，在这一政治视角下，所谓“地方”实暗喻旧中国，并成革命之对象，其“风景”自然相应隐匿不见。但是，如果注入其他的革命元素，比如“民族”视角，“地方”风景的叙述就不仅可能，而且在复杂的、多质的政治语境中，往往会出现相异的风景形态。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极其擅长写景，比如《荷花淀》，小说开头就写：“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女人坐在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面前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多一会儿，在她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一类的写景手法，在孙犁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可见到，并为论者称赞。《风云初记》写秋分居所：“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再写春儿：“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 但是，这一优美的“地方”风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在《风云初记》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因为战争，“夜晚，逃难的人们，就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横倒竖卧。河水汹涌地流着，冲刷着河岸，不断有土块坍裂的隆隆的声音。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和在水中抖颤的趴倒的庄稼。远近的村庄，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日本！日本！’在各个村落，从每一个小窗口里，都能听见人们在睡梦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我们看到，孟悦通过《白毛女》而总结出来的“闯入／破坏”的叙事结构，相当普遍地进入了中国的当代小说，并且往往以一种“异己”的形象出现。只是，在孙犁或其他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比如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一“异己”者更多地以民族敌人的形象出现。而在这一叙事结构中，“风景”，尤其是“地方”风景往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所谓“地方”风景的建构，也正有赖于“闯入／破坏”这一“他者”规定下的政治语境。并且，由于“民族话语”的强烈介入，政治话语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地方”（民间伦理，乡土生活理想，等等）不仅不再机械地成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相反，在这一语境中，反而成为需要保卫或捍卫的“家园”。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地方”，在这一语境中，已经悄悄地转喻为“本土”。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建构，仅仅依靠社会契约来进行表征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通过想象来构筑某种“共通的感情”，或者说恢复那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但是，这一“共通的感情”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已经不可能诉诸“血缘”，所以“只好诉诸‘大地’”，并且往往通过“风景”之发现，或对“风景”的赞美来完成民族—国家的表征 。
显然，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不仅可能转喻为“本土”，同时，通过对“地方”风景的叙述，还得以构筑共同体内部的“共通的感情”。但是，这一诉诸“大地”的民族—国家的表征，却内蕴着某种阶级和解的危险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种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经由民族—国家的表征，极可能导致阶级话语的被颠覆。比如，在围绕“巴黎公社墙”的真伪性上，“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曾复信一位持有疑问的女孩，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亲爱的朋友：您把位于甘必大林荫道街心花园靠拉雪兹神父墓地的那座大型雕塑当成了公社战士墙，该雕塑是莫罗—沃蒂耶的作品，它表现一位忧伤的妇女——法兰西，让公社社员和凡尔赛分子在死亡里和解。本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维护公社英烈的荣耀，故始终拒绝这种把被枪杀的三万巴黎人与枪杀者并列的象征。” 显然，在阶级话语的制约下，需要追问的，始终是“谁的国家”，从而拒绝在“法兰西妇女”这一民族—国家的表征中达成阶级的和解。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安德森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因此，安德森支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倾向不会持续下去。”同时，安德森还以“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为例，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厄内斯特·盖尔纳不无幽默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阶级话语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在者”，并时时监视着民族话语的发展，而一旦这一民族话语偏离阶级话语的监控，阶级话语便会与之进行争斗。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是这一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即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 ，同时这一斗争也始终贯穿在左翼文学内部，比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冲突，即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革命的这一具体实践，使得情形并非如盖尔纳嘲弄的那样，是把送给阶级的信息错误地送到了民族的手里，恰恰相反，“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方” 。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阶级话语同时也参与到“地方”风景的叙述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
严格地说，即使在民族话语的“本土”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当代文学有关“地方”的风景叙述，完全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实际上，将“风景”暗喻为“故国”之思，在古代文学亦已有之。比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就可视为一例。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实际之发现”，乃是依靠下层视角的引入，或者说，叙事者依靠下层（劳动）人民的视角，而重新“发现”了“地方”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景叙述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才获得了某种默契以及高度的统一性。
实际上，在孙犁的《荷花淀》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下层视角的存在，只是因了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或者在其创作时间（1945年）仍然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约，所谓“阶级话语”并未明显突出，在作品中，这一下层视角隐蔽得较深，倒反而成全了小说的艺术性。1949年以后，所谓“阶级话语”开始重新统摄全局，包括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这时候所谓的“地方”风景，就必须以阶级的观点来重新进行辩证。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比如，在孙犁的《风云初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描写：“在村正北有一所大庄基，连场隔院。左边是住宅，前后三进院子，都是这几年……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右边是场院，里边是长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猪圈鸡窝。土墙周围，栽种着白杨、垂柳、桃、杏、香椿，堆垛着麦秸、秫秸、高粱茬子。五六匹大骡子在树阴凉里拴着，三五个青石大碌在场院里滚着。”一边是由“长工屋”等构成的“风景”，另一边则是地主住宅形成的“恶山”。这一区别，显然是因为这所“大庄基”属于地主田大瞎子，而“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伤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雇着四五个长工”。这样的“风景”叙述，显然满足了“阶级话语”的需要，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真正要完成的，则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族敌人”同时必须是“阶级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阶级敌人”势必成为“民族敌人”。因此，一种较为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这类“敌人”往往具有镇压农民或者反共的血腥历史，而在民族战争中，又自然地卖身投靠侵略者。无论是《风云初记》或者其他的相似题材的小说，比如梁斌的《红旗谱》 《播火记》，这一叙述模式都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也因此，在所谓的“抗战题材”的小说中，“侵略者”的描写有时候并不复杂，反而落墨更多的是那些“汉奸”，而一般来说，这些“汉奸”大都具有“民族／阶级”敌人的双重身份。经由这样的“风景”处理，“闯入／破坏”不仅是民族的，也是阶级的。比如《播火记》写千里堤：“庄稼浴着露水，草上披满了露珠，堤岸上开满了红的、白的小花。……牛沿着堤坡，一步一步吃着，一直吃到锁井村东，千里堤拐弯的地方。严萍觉得累了，跑上堤坝，顺着河流向东一看，通红的日头，从水面上钻出来，照得河水通红火亮。天上映出锦缎般的彩云。一时高兴，跑到堤上，跳起脚尖喊：‘春兰，春兰，来！’春兰把牛拴在树上，跑上来说：‘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严萍指指河水，又指指天上，说：‘你看，这有多么好看！’……”但是，这一“风景”却因为李德才的“闯入”而遭到“破坏”。显然，在《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中，冯老兰父子以及帮凶老山头、李德才等人构成的，正如孟悦所说的是一股“反社会的势力”。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民族话语”又同时介入，日本的入侵，开始构成对“风景”的更大的“闯入／破坏”的力量。因此，1930年代，冀中平原上的农民革命，就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阶级革命，同时也是民族革命。它暗喻着，地主阶级已经无法领导民族革命，甚至还将成为民族革命的敌人。这样，“地方”风景的叙述就获得了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支持。
这样，在民族话语的语境中，“地方”风景常常转喻为“本土”，在阶级话语的语境中，这一“风景”又暗指“人民”，在民间伦理秩序中，“风景”还时常意味着某种“乡土理想”。中国革命在其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效地将这三者统一在自己的叙述中，并且形成某种想象的愿景。这一愿景根植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同时形成以“土地”为核心的革命形态。比如，在《红旗谱》中，严志和家的“宝地”曾一度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苍的香味。这是长好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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